译/ 小山惠美《跨性别女性主义宣言》

作者 / 小山惠美

翻译 / Cory

校对 / 許顓頊

本文译自日裔美籍活动家小山惠美（Emi Koyama）发表于2001年的《跨性别女性主义宣言》（The Transfeminist Manifesto）以及写于2003年的后记。

二十世纪后半叶，多种多样的女性群体参与了美国的女性主义运动，使其变得前所未有的壮大。当一群以前在主流女性主义运动中被边缘化的女性不再沉默，而是要求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拥有TA们应得的一席之地时，TA们起先被指责用无关紧要的小事来分裂女性主义，但最终被接受并纳为女性主义思想中宝贵的一部分。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多元性是我们的优势而非弱点。任何暂时的分裂或对立，都不会严重到足以抹煞包容性联盟政治（inclusive coalition politics）的根本价值。

每当某个曾被噤声的女性群体开始发声，其他女性主义者就不得不重新思考TA们代表的是谁，以及TA们主张的是什么。虽然这个过程有时会使我们痛苦地觉察到自己身为女性主义者的偏见以及内化了的压迫，但它会拓宽我们的视角，壮大我们的队伍，最终使运动获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宣告跨性别女性公开参与女性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进一步扩大了运动的范围。

“跨（性别）”（trans）常常被用作一个宽泛的术语，囊括了许多违反性别规范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到一个人在出生时被指派（assigned）的生理性别与TA的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性别表达（gender expression）之间的某种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然而，在这份宣言里，“跨性别女性”一词指的是那些或多或少自我认同为女性、自我呈现为女性、或作为女性生活的人，尽管这不符合TA们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同样地，“跨性别男性”被用来描述那些自我认同为男性、自我呈现为男性、或作为男性生活的人，尽管TA们在出生时不被视为男性。虽然这个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将许多不符合男/女二分法的跨性别者或其他的跨性别者排除在外，但我们希望TA们能看到我们共同面对的议题之间有足够多的相似之处，并发现我们的分析对TA们自己的抗争也有一定的帮助。

跨性别女性主义主要是由跨性别女性发起、为跨性别女性服务的运动，TA们认为自己的解放与所有女性（以及更多人）的解放有着内在的联系。跨性别女性主义也包含其他酷儿、间性人（intersex people）、跨性别男性、非跨性别女性、非跨性别男性，以及其他同情跨性别女性的需求、认为自己与跨性别女性的联盟对自身的解放至关重要的人。从历史上看，跨性别男性比跨性别女性对女性主义的贡献更大。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更多的跨性别女性开始与其他人一同参加女性主义运动，以实现我们的解放。

跨性别女性主义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女性主义组织。相反，它通过我们自身的解放以及与所有其他组织的协作来扩展和推进整个女性主义。它支持跨性别女性和非跨性别女性，并呼吁非跨性别女性也去支持跨性别女性。跨性别女性主义体现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相互支持的女性主义联盟政治，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彼此支持，就没有人会这样做。

/ 主要原则 /

跨性别女性主义的主要原则很简单。第一，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定义自己的身份，并期望社会尊重这种身份。这也包括有权表达自己的性别而不必担心遭受歧视或暴力。第二，我们认为，只有我们才有权做出关于我们自己身体的决定，任何政治、医学或宗教权威都不得强行侵犯我们身体的完整性，也不得阻碍我们决定对自己的身体做什么。

然而，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制度化的性别体系（institutionalized gender system）的现有社会文化机制。当我们就自己的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做出任何决定时，我们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是在父权制二元性别体系的背景下做出决定的。尤其是跨性别女性被鼓励、有时甚至被迫接受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传统定义，才能被医学界接受和正名——医学界自认为有权裁断谁是真正的 “女人”而谁不是。跨性别女性往往不得不展示性别刻板印象来“证明”自己的女性身份（womanhood），才有资格接受激素和手术干预，才能被承认为女性。这种做法对跨性别女性和非跨性别女性都是一种压迫，因为它否定了每一位女性的独特性。

跨性别女性主义认为，任何人都不该为了成为“真正”的女性或“真正”的男性而被迫做出或放弃关于自己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的个人决定。我们还认为，任何人都不该为了成为“真正”的女性主义者而被迫做出或放弃这些个人决定。

作为跨性别女性，我们知道我们的安全往往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冒充”（pass）成“正常”女性；作为跨性别女性主义者，我们必须不断地在我们的女性主义原则与我们对安全与舒适的需求之间作出折衷。跨性别女性主义要求女性（包括跨性别女性）去审视我们如何内化了异性恋至上主义（heterosexist）和父权制的性别律令，以及我们的行为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后果；同时，我们明确提出，女性主义者没有责任去消除自身与父权制所定义的女性气质的一切相似之处。不该指责女性因个人决定而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即使这些决定看似遵循了特定的性别角色。这种纯洁性测试（purity test）对女性是一种褫夺，因为它否定了我们的能动性，而且只会疏远大多数女性（无论是不是跨性别），使其不愿参与女性主义运动。

跨性别女性主义相信，有多少女性就有多少种做女性的方式，我们应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而无需感到愧疚。为此，跨性别女性主义对抗那些阻碍或限制我们个体选择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同时拒绝去指责每位女性做出的个人决定。不必要求女性唯有放弃个人选择的自由才能被看作真正的女性主义者——而且这种要求其实是一种压迫——因为这种观点无非是把刻板的父权制理想女性形象，替换成了一种稍加改造、但同样刻板的女性主义理想女性形象罢了。跨性别女性主义认为，应当营造一种尊重女性个体选择的环境，也应当审视并挑战那些限制女性选择范围的制度。

/ 男性特权的问题 /

一些女性主义者——尤其是激进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radical lesbian feminists）——指责跨性别女性和男性受益于男性特权。TA们认为，男跨女的跨性别者是作为男孩被社会化的，因此被赋予了男性特权；另一方面，女跨男的跨性别者被描绘成抛弃自己的姐妹、可悲地谋求男性特权的叛徒。跨性别女性主义必须对这种批评作出回应，因为这种批评在一些女性主义的圈子里被用来为歧视跨性别女性和男性的行为进行辩护。

面对这样的论点，跨性别女性最初的自然反应是去否认自己在生活中曾拥有过任何男性特权。很容易理解TA们为何会认为生来是男性更像是一种负担而非特权：TA们中的许多人厌恶自己拥有男性的身体，厌恶在成长过程中被当作男孩对待。TA们记得自己被迫表现得强硬、阳刚时感到多么不适。许多跨性别女性经历过其他男孩的霸凌和嘲讽，因为TA们作为男孩举止并不恰当。TA们曾被迫感到羞耻，往往患有抑郁症。即使是成年后，TA们也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这将危及TA们的就业、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和人身安全。

然而，作为跨性别女性主义者，我们必须抵抗这种简单化的反应。虽然男性特权对一些男性的影响确实比其他男性大得多，但很难想象出生时是男性的跨性别女性从未从中受益。大多数跨性别女性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冒充”过男性（尽管是“娘娘腔”的男性），因此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得到过优待，无论TA们喜不喜欢被看作男性。TA们被教导要坚定和自信，而且一些跨性别女性在性别过渡（transitioning）后依然保留了这些“男性化”的特征，这往往对TA们有利。

我们往往把我们作为性别越界者（gender-deviant）所经历的压迫，等同于我们不曾有过男性特权。与其断言自己从未受益于男性至上主义（male supremacy），我们应当主张我们的经历代表了男性特权地位与跨性别弱势地位之间的动态交互。

当一个人的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上的倾向符合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时，TA拥有作为非跨性别者（non-trans）的特权。像其他特权一样，这种特权对拥有它的人来说是不可见的。而且就像其他特权一样，没有这种特权的人可以直观感受到这种特权的缺失为TA们带来了多大的痛苦。一个跨性别女性可能会获得有限的男性特权，这取决于TA多早进行性别过渡，以及TA多大程度上作为女性生活；但与此同时，TA也会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者而承受情感、社会、经济上的巨大劣势。认为跨性别女性天生就比其他女性更有特权，就像声称男同性恋伴侣比异性恋伴侣更有特权——因为男同性恋伴侣双方都拥有男性特权——一样无知。

当跨性别女性试图进入“女性空间”时，往往会引起矛盾，因为这些空间被认为是父权制的避风港。这些“女性空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的早期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其成员主要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她们将性别歧视看作最根本的社会不平等，而基本忽略了自己正在参与种族主义、阶级主义等其他压迫的延续。她们假定性别歧视远比任何其他社会因素对女性生活的影响更大，并由此认为她们经历的性别歧视对所有女性——指的是所有的非跨性别女性——来说都是普遍的，无论属于哪个族裔、阶级等。晚近对19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的批判指出，她们对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轻易忽视，实际上使她们作为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享有特权。

理解了这一点后，跨性别女性主义者不该以否认的态度来回应男性特权的指控。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跨性别女性可能曾经从男性特权中获益——当然，有些人比另一些人获益更多——正如我们中的白人应当直面白人特权带给我们的利益。跨性别女性主义相信，尊重我们之间的差异与共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女性来自各式各样的背景。跨性别女性主义者正视我们自己的特权，并期望非跨性别女性也能承认自己作为非跨性别者的特权。

通过承认和直面我们的特权，跨性别女性期望与其他女性群体结成联盟，这些女性群体历来被白人中产阶级的女性标准所忽视，并被看作“不淑女”（unladylike）的人。当我们仅仅因为做自己就被称为离经叛道、遭到攻击时，回避特权问题也无济于事。

/ 解构逆向本质主义 

(Reverse Essentialism) /

第二波女性主义普及了一个观点：一个人的社会性别不同于其生理性别，而且是由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然而它基本上依然没有去质疑“存在真正的生理（生物）性别这种东西”的信念。把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区分开来，是一种用来打破强制性性别角色的有力修辞，但这种区分导致女性主义者只问到了问题的一半，而回避了男女性别本质的自然性（the naturalness of essential female and male sexes）这一问题。

跨性别女性主义认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都是社会构建的；此外，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是为了方便而人为划定的。尽管事实证明，作为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概念是一种有力的工具，可以用来拆解对女性能力的成见，但这一概念给人们留出了空间去为某些歧视性的政策或结构辩护，宣称这些政策或结构具有生物学上的基础。这一概念也无法处理跨性别者的现实经历，这些人觉得生理性别比TA们内在的自我感觉更不自然，也更能被改变。

生理性别的社会建构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观察，而是许多间性人所经历的生理现实。由于社会没有准备好去接受那些在解剖学特征上不完全符合男性或女性的人，这些人通常会被医疗专家截去某些身体部位（mutilated），并被引导按照TA们（往往是在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而生活。间性人通常没有机会自行决定想要怎样生活，以及是否需要手术或激素来进行“矫正”。令许多间性人深感恐惧的是，TA们对如此重大的人生决定没有发言权，无论TA们的性别认同是否恰好符合自己被指派的生理性别。我们相信，对间性儿童进行生殖器切割在根本上是一种虐待，因为这种做法未经适当的同意，便不必要地侵犯了TA们身体的完整性。问题甚至不在于一个人被指派的生理性别是否符合TA的性别认同，而在于间性人能否真正选择自己的身体要遭遇什么。

跨性别者不满那些根据简单化的医学标准、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指派给TA们的生理性别（sex）。跨性别者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自我认同为医疗权威（无论是否通过医疗手段）指派给TA们的生理性别之外的另一种性别，并作为其中一员生活；另一些人并不自我认同为两性之中的一种，又或者同时自我认同为两种性别。跨性别的解放，就是要从医学、宗教和政治权威的手中夺回自我定义的权利。跨性别女性主义认为任何指派性别的方式都是社会和政治建构的，并倡导一种社会安排，让人们可以自由地指派自己的性别（或无性别）。

当跨性别者开始在政治上进行组织，很容易采取一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认同观。大众媒体所普及的陈词滥调是，跨性别者是“被困在男性身体里的女性”或“被困在女性身体里的男性”。这种策略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我们能让大众相信我们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无力改变的生物学差错，那么TA们就更有可能支持我们。这也往往与我们的自我感觉相吻合，而这种感觉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深刻而根本的。然而，作为跨性别女性主义者，我们要抵抗这种诱惑，因为我们警惕其隐含的意义。

跨性别者经常被描述为那些生理性别不符合其心灵或灵魂性别的人。这种解释在直觉上可能有道理，但对跨性别女性主义来说却很有问题。如果说一个人拥有女性的心灵或灵魂，那就意味着存在男性的心灵和女性的心灵，二者可以被辨识为两种不同的东西。这种看法又可能被用来为歧视女性辩护。声称性别认同是本质性的，可能与诉诸生物学本质主义（biological essentialism）一样危险。

跨性别女性主义相信，我们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限制下生活与社交，在其中感受到什么对我们来说是真切、舒适、真诚的，据此构建自己的性别认同。无论是那些性别认同符合其出生时生理性别的人还是跨性别者，都是如此。承认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要求得到认可与尊重。跨性别女性主义不以逆向的本质主义来为我们的存在辩护，而是要拆解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自然”吻合的预设。

/ 作为女性主义议题的身体形象/意识 /

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想要声称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舒服、自信和强大。不幸的是，包括跨性别女性在内的许多女性并没有这种感受。对许多跨性别女性主义者来说，我们对舒适和安全的需求与我们的女性主义政治，在身体形象的问题上直接发生了碰撞。我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的外表感到极为不适、羞耻，以至于选择躲在柜子里，或者去忍受电解脱毛、激素治疗、手术干预来改造我们的身体，使其符合我们作为女性的身份认同。这些程序昂贵、痛苦、耗时，可能导致永久丧失生育能力，而且伴有其他严重的并发症，比如增加患癌风险。

为什么会有人选择这种似乎惨无人道的做法？尽管我们或许愿意相信，使我们的身体符合我们的性别认同，是一种发自内心或必不可少的需求，但坦白地说，我们不能忽略促成我们做出个人决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是社会在强制推行二元的性别角色。由于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在我们生来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建构的，可以说一个人的性别认同和生理性别之间的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问题，只因社会正在积极维系着二元的性别体系。如果一个人的性别在社会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那么跨性别者改造自己的身体以适应性别二分法的需要很可能会大大减少，尽管未必会完全消失。

然而，这个道理不该被用来阻止跨性别者做出关于自己身体的决定。跨性别女性极易遭受暴力、虐待和歧视，不该让TA们因为追求安全与舒适（而做出改造身体的决定）感到愧疚。跨性别女性主义要求我们去思考社会和政治因素如何影响我们的决定，但最终要求社会尊重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和性别表达做出的任何决定。

反对在制度上强制推行刻板的性别角色，同时也提倡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以便感到安全和舒适，二者并不矛盾。互相支持以便建立健康自信的心态，同时接受个体选择改造自己身体的决定，这也并不矛盾。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挑战社会对于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武断预设，而不陷入教条主义。我们不该被期待去同时拒绝自己生活中每一种压迫性的因素；这会把我们累垮、逼疯。我们微小的反叛加在一起，将动摇我们已知的规范性的性别体系。各种形式的女性主义、酷儿行动主义、跨性别女性主义以及其他进步运动，都在攻击同一个目标——异性恋至上的父权制（heterosexist patriarchy）——的不同部分。

/ 对女性的暴力 /

19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者指出，针对女性的暴力不仅仅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而是父权制长期压制所有女性的系统性效应。跨性别女性主义呼吁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与其他遭受多重压迫的女性群体一样，跨性别女性比享有非跨性别特权的女性更容易遭受暴力。

首先，跨性别女性之所以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是因为我们作为女性生活。在这个厌女的社会里做女人是危险的，但有一些因素使我们更容易受到伤害，成为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施害目标。例如，当一个男性侵犯一个跨性别女性——尤其是当他试图强奸TA时——他可能会发现受害者有或曾经有“男性”的身体结构。这一发现往往导致更暴力的侵犯，恐同、恐跨心理为此火上浇油。跨性别女性在暴露自己是跨性别时经常遭到男性的侵犯。杀害跨性别女性，就像杀害性工作者一样，很少受到媒体和当局的重视，尤其是当受害者是从事性工作的跨性别女性。

跨性别女性也更容易遭到伴侣的情感和语言虐待，因为TA们往往缺乏自信，而且对自己的身体形象抱有负面态度。施虐者很容易让跨性别女性自感丑陋、羞耻、无用、疯狂，因为这些都是整个社会经年累月向跨性别女性传递的信息。施虐者通过剥夺女性定义自己身份与经验的能力（这些经验本来就很可能是跨性别女性的痛点所在），使自己无需为家暴承担后果。跨性别女性想离开施虐者难上加难，因为TA们更难找到工作；离婚时如果关系到孩子，施虐的伴侣几乎肯定能赢得孩子的监护权。

此外，跨性别女性因为是酷儿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恐同者在仇恨犯罪时往往不会区分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但跨性别者远比同性恋者更容易遭到攻击，因为往往比后者更显眼。恐同的恐怖分子在外面猎杀同性恋时不会查看卧室，而是会在猎物身上寻找与TA看上去的生理性别不相符的那些性别化的线索（gendered cues），有效地把目标锁定为那些显而易见的性别越界者。每当有一个被杀害的同性恋者登上全国头条新闻，全国范围内就有多得多的跨性别者被杀，尽管“出柜”的同性恋者远远多过“出柜”的跨性别者。

跨性别男性也一直活在被发现的恐惧中，因为TA们所处的社会迫害着那些僭越了自身既定社会角色的男性。对跨性别男性实施犯罪的既有陌生人，也有亲近的“朋友”；犯罪动机无疑是恐跨和厌女的结合，表现为对违反性别规范的惩罚，以使犯规者回到“女人的位置”。

由于我们生活在危险之中，跨性别女性主义认为对跨性别者的暴力是我们必须努力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仅限女性参加的活动把我们拒之门外而感到受伤和失望，但针对我们的暴力太久以来真的杀害了我们或迫使我们自杀。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行动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与传统的家庭暴力庇护所、强奸危机处理中心、预防仇恨犯罪项目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一些庇护所已经决定像接纳其他女性一样接纳跨性别女性，而其他庇护所则出于各种原因犹豫不决。我们必须发起组织，使现有的机构了解为什么跨性别女性（如果TA们的家庭状况使其有必要的话）应该得到社会服务机构的帮助。我们必须强调，针对跨性别女性的暴力的运作机制，与对非跨性别女性的暴力十分相似，只是我们往往更加脆弱。我们还应该倡导为跨性别男性提供服务。

作为跨性别女性主义者，我们不该仅仅要求现有的组织向我们提供服务，而是应该加入它们。我们应该自愿协助这些组织开发有效的筛查方法，使其在扩张时有安全保障。我们应该为其他有需要的跨性别女性担当起危机咨询师和个案管理者的角色。我们也应该资助这些组织为员工举办跨性别专题的工作坊。我们应该为跨性别女性开设防身课程，这些课程以女性主义的女子防身项目为蓝本，但要额外关注我们的独特经历。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从零开始建立我们自己的庇护所，但我们可以致力于消除对跨性别者的暴力，作为努力消除对女性和性少数暴力的更大联盟的一部分。

我们还必须面对经济暴力的议题。跨性别女性往往很贫困，因为作为女性我们的收入比男性少，也因为对跨性别者的就业歧视明目张胆、十分猖獗，还因为性别过渡的价格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这也意味着对跨性别女性施虐的伴侣有更多的筹码来控制我们，把我们困在虐待性的关系中。跨性别女性主义认为，应该在经济领域以及社会和政治领域同时反抗恐跨和性别歧视。

/ 健康与生育选择 /

一般没有生育能力的跨性别女性居然会对女性的生育权运动感兴趣，这似乎很讽刺，但跨性别女性主义认为跨性别女性的解放与女性的选择权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

首先，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部分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生殖器官乱来。非生殖器的整形手术比性别重置手术（sex reassignment surgeries）常见得多，却不需要长达数月的强制心理治疗。整形的人也不会每天在全国播出的垃圾脱口秀节目里受到嘲笑和鄙视。这种对跨性别者个人选择的谈虎色变，部分原因在于社会对我们生殖器官自决权的禁忌：就像想堕胎的女性一样，我们的身体已经成为一片开放的领土、一座战场。

此外，许多跨性别女性服用的激素，与非跨性别女性为节育、紧急避孕、激素替代疗法所服用的药物，在来源和化学成分上都很相似。作为跨性别女性，我们和她们一样关心这些与雌激素相关的药品安不安全，贵不贵，能不能买到。跨性别女性和非跨性别女性需要团结起来，反抗那些有意使我们自控身体的手段和信息无处可求、甚至将其非法化的右翼战术。

当然，生育选择不仅仅是指获得堕胎或节育的机会，也指抵制对弱势女性的强制绝育或堕胎。同样地，跨性别女性主义也努力争取拒绝手术和激素干预的权利，包括那些强加给间性人的干预。

在1980年代，女同性恋者被清除出某些生育选择组织，因为她们被认为与生育选择权的斗争事业无关。但是，选择权不完全是一个异性恋议题或非跨性别议题，因为它在根本上关系到女性有权决定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跨性别女性主义者应该加入生育选择组织，为选择权举行示威。一个不尊重女性对于怀孕的决定权的社会，也不太可能尊重我们决定是否通过医疗手段使我们的身体符合性别认同的权利。如果我们害怕不得不从地下渠道获得激素或出国做性别重置手术，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认同那些害怕回到不安全的地下堕胎手术的女性。

此外，跨性别女性主义需要向女性健康运动（women’s health movement）学习。关于女性特别感兴趣的健康议题（如乳腺癌）的研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正是通过活跃的行动主义和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这些问题才得到了重视。跨性别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医学界在历史上未能充分正视女性的健康问题，不能指望掌权者重视跨性别女性的健康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参与并扩展女性健康运动的原因。

与女性健康运动的类比，也解决了性别认同的病理化（the pathologization of gender identity）在策略上的两难。多年来，跨性别群体内部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要求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的去病理化——性别认同障碍是目前某些医疗的先决条件。这一直是一个分歧很大的议题，因为性别认同障碍的病理化使我们中的一些人能够接受医疗干预，尽管它同时也对我们进行了污名化，否定了我们的能动性。对现代医学的女性主义批判出现之前，女性的身体被医疗机构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标准（androcentric standard）认为是“不正常”的，导致了月经、怀孕、更年期等如此普通的女性经验被病理化；女性健康运动则迫使医学界承认这些事件是普通的人类经验的一部分。跨性别女性主义坚持认为，跨性别不是一种疾病或障碍，而是像怀孕一样是普通人类经验的巨大光谱的一部分。因此，要求跨性别医疗进一步开放，同时将“性别认同障碍”去病理化，二者并不矛盾。

/ 行动号召 /

虽然我们在女性主义社群内外屡屡遭拒，但那些始终是我们最佳盟友的人，也是女性主义者、女同性恋者和其他酷儿。跨性别女性主义认为，在智识上争论谁属于、谁不属于“女性”范畴是徒劳的；我们必须立刻行动，建立联盟。

每一天，我们都会受到骚扰、歧视、侵犯与虐待。无论我们如何学着去“冒充”，当所有女性都会遭到攻击时，跨性别者在社会中的不可见性并不能保护我们。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遵守社会关于女性应该如何行事的规则而取得胜利；我们和非跨性别女性一样需要女性主义，甚至可能比她们更需要。跨性别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先驱者留下的传统感到骄傲，并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延续TA们的斗争。

跨性别女性主义认为，一个尊重跨性别身份认同的社会是一个公平对待所有性别的人群的社会，因为只有在刻板的性别等级秩序下，我们的存在才会被当成问题。为了我们的生存和尊严，我们必须在女性主义中有一席之地，不是以威胁或入侵的方式，而是以友好与协作的方式。一些现有的女性主义机构最初的怀疑和拒绝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因为它们曾一次又一次被自诩“支持女权”的男性所背叛；通过坚持不懈、投身行动，跨性别女性主义才能使女性主义的世界观更有包容性。

/ 后记 /

我在2000年夏天写了《跨性别女性主义宣言》，当时我刚刚搬到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几个月，在那里发现了跨性别社群，并开始探索女性主义与跨性别经验的交叉。大概是我当时太天真了，但当我发现在一些女性主义者中存在着反对跨性别的情绪、在一些跨性别者中也存在着反女性主义的情绪时，我最初感到很惊讶，因为我遇到过的跨性别者是我所尊敬的那种既是女性主义者又是跨性别活动家的人。我写这篇宣言是为了阐明一种坚决支持跨性别的女性主义理论，以及一种根植于女性主义的跨性别修辞。我认为我成功了。

不过，这篇宣言也存在问题。在过去两年间的几次修改中，我修正了一些小问题，但更大的问题却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为不重写整篇文章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我认为需要去讨论这些问题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在这篇宣言里不期然地流露出来。下面我将讨论其中两个较大的问题。

• 过于强调男跨女的跨性别者，而忽略了女跨男以及其他自我认同为跨性别或性别酷儿（genderqueer）的人。这篇宣言高度聚焦于男跨女的跨性别者所面对的议题，而忽视了女跨男以及其他跨性别者、性别酷儿者的特殊困境，我对此负全责。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把女性主义的焦点限定在“女性”上，因为我担心扩大焦点会让非跨性别的男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女性主义，就像一些所谓的男性权利组织那样。虽然我仍然觉得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我现在意识到，优先处理跨性别女性的议题而忽略其他跨性别者和性别酷儿者是一个错误。

• 交叉性分析（intersectional analysis）不足。这篇宣言主要聚焦于性别歧视与跨性别者所受压迫的交叉，但它未能讨论这些问题如何与其他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相互交叉。例如，这篇宣言提到有色女性对女性主义运动中白人女性的种族主义作出了批判，但却没有谈到跨性别女性怎样成为有色女性的盟友。像前面提到的，我在写这篇宣言时不愿让焦点偏离性别歧视，因为我担心其他（非跨性别的）女性主义者的批评。现在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任何未能解释在女性中存在的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健全主义（ableism）等的女性主义理论都是不完整的。我承认这篇宣言是不完整的。

虽然我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批判，但这篇宣言的问题都来自同一个源头：认为女性主义者应该主要——有时是仅仅——关注所有女性遭遇的压迫。根据这种世界观，对种族主义、阶级主义等议题的讨论，只有在有助于推动反父权的斗争时——比如讨论白人男性对有色女性的种族歧视——才能出现，但当这些议题会暴露女性运动内部的潜在分歧时，就不该讨论。这篇宣言大体遵循了这种思路，而未能挑战其种族主义、阶级主义以及其他隐含的意义。我现在意识到，当我写这篇宣言时，对多议题组织（multi-issue organizing）的信念还不够坚定，担心自己会因为淡化女性主义而受到批评，因此屈从于这种恐惧。唯有通过与其他果敢的有色女性、工人阶级女性、残障女性并肩而战，我才能免于这种恐惧。

我考虑过写一篇新的宣言，以我现在拥有的信心与清醒，讨论我从2000年以来获得的上述和更多其他的见解，但我暂时要把这个任务留给别人。如果你写了，请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