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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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与偏见由来已久（19世纪初叶之前）

19世纪之前，欧洲人对神秘中国除了长期沿续的倾慕与向往之外，还怀有某种程度的敬畏与恐惧。

13世纪，当蒙古骑兵横扫西伯利亚，席卷欧洲大部时，德国的威廉国王便曾惊呼"黄祸来了"，整个欧洲充满了对所谓"东方野蛮行为"的恐怖。

对东方的丑化有悠远的历史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圣经》中就寓含着把信奉基督教的欧洲视为文明社会，而把外部世界看成野蛮世界的内容。在蒙古游牧民族为期暂短的威胁下，欧洲更加激发起了旧有的关于欧洲具有天然优越性的信念。14世纪的作家拉努夫·希格登重新传播了普林尼关于欧洲气候有利性的观点，塞缪尔·珀切斯则宣称：欧洲主宰着世界，并在事实上成为"艺术与发明"的唯一家园。他写道，"欧洲的质量胜过了她的数量，在数量上她是世界上最小的，在质量上她是世界上最好的。"

在"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眼中，中国形象是野蛮、愚昧、落后的。抱这种错误观念的欧洲人中，也有出于想象的虚构或道听途说得来的印象的，对中国的认识真实与虚构混杂错乱。

在葡萄牙修士达·克鲁斯（？-1570）笔下，中国人"通常相貌丑陋，长着一双小眼睛，面部和鼻子浅平，没有胡须，下颚部只有寥寥几根毛发"。英国作家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中主观地认定"中国人不诚实"。他借鲁宾逊之口宣称："当我回到家，听人们到处谈论中国人的势力、荣耀、辉煌和商业之类的事，我必须承认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迄今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他们几乎是一群不值一顾的人，或者说是一群无知而肮脏的奴隶，从属于仅配统治这种人的政府。"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武断地认为，环境决定了中国人懒散的性格；中国人是"地球上最善于骗人的民族"，"具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贪利之心"，而且法律也"准许欺骗"。"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理查德·沃尔特（1716-1785）认为，中国人是个"自私自利的民族"，极尽"各种诡计、敲诈之能事"：为了增加卖出的鸭子的重量而塞进鸭肚过多的石块砂砾；往猪肉内注水，给猪吃大量的盐刺激其喝大量的水，然后再想办法阻止它们排尿，在此之前将猪卖掉，……中国人伪善、虚假，时刻压抑激情和狂热，性格懦弱、虚伪和不诚实；中国人固执而荒唐地以任意符号代表言语的原始、拙劣的方式，中国作品过于拘泥和刻意雕琢，……

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写道："中国下层百姓的贫困程度远甚于欧洲最穷的国家中的下层百姓。广州城周围地区有一百个（普遍的说法是上千个）家庭在陆地上没有住房，只好栖身于停泊在河面上的渔船上"，"他们的食物少得可怜，因此，非常渴望能打捞出一些欧洲来的轮船上倾倒下来的最最肮脏的垃圾……诸如臭肉、狗或猫尸体等，即便是腐烂得臭不可闻的，他们也很欢迎，就像其他国家的人们得到最有营养的食品时一样兴奋"。

冯·赫尔德（1744-1803）从种族特征的角度描述："（中国人）生来就是小眼睛、短鼻子、平额头、小胡须、大耳朵、鼓肚子的民族"，"他们的思想的形成酷似那油彩和镀金纸，酷似那些方块字和音节的韵律"，"（中国人的）理解力似乎仍停留于幼儿时期。"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勋爵（1737-1806）在他的出使中国日记中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妇女被禁止抛头露面的国度里"，充满着"粗俗的亲近、低劣的玩笑、露骨的引喻"，赌博盛行，"将女人的小脚塞进婴儿的鞋中"，"华夏帝国是一个古老、狂热、产生一流战争狂人的国家"云云。

黑格尔继承了冯·赫尔德的观点，在1807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中，认为中国处于人类意识和精神发展进程开始之前，而且一直处于这一进程；中国是一个极古老的专制国家，在自身的发展道路上陷于困境，把自己同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隔离开来；中国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经过被筛选之后，才能被带入历史进程之中。

狄更斯也在《匹克威克外传》中贬抑中国。爱默生则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历史进程中虚弱的一方，"中国是一个屈服于西方统治的、寂静的、停滞的、一成不变的、女性的国度"。

二、近现代西方对没落中的"天朝大国"--中国的看法："黄祸论"、"东方睡狮"与"东亚病夫"（19世纪初叶--20世纪初叶）

中国自明朝起为防海盗、倭寇而实行"海禁"，清朝基本沿续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中国是世界中心，是"天朝大国"，不屑于与荒蛮远夷交往。而西方在实现向资本主义过渡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线的开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扩张本能的需要，使得西方有必要、有条件也有可能向海外伸延势力，寻找新的丰富的原料产地、广阔的销售市场和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中国这个历史上被定位为富裕、繁荣的东方大国无疑立即成为西人觊觎的鹄的。十九世纪初，英国使团带着大宗礼品以为清朝皇帝祝寿为名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乞求通商，却因其不肯像番邦贡使一样给清朝皇帝磕头而被驱逐。不久之后，这些曾受驱逐的欧洲人携带坚船利炮，气势汹汹地轰开了"天朝大国"的大门，从此彻底结束了欧洲对中国的倾慕、向往历史。

在19世纪初叶以降至20世纪初叶这1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的中国形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扭变，并自兹奠定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基本"成见"，构筑了其潜意识、集体意识中中国形象的大致轮廓和深色背景。

在这100多年中，有几件大事从根本上塑就了这个扭变过程。

1.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资本主义的西方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面对与中国巨额的贸易逆差，采取了卑鄙的战术，即向中国倾销鸦片，并阻挠中国政府的禁烟行动。最终由"虎门销烟"直接引致无耻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胜利，强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等，使西方重新看到了一个笨拙、落后、不堪一击的老大帝国。以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不断沦丧，等等，更加深了西方关于中国"老朽没落帝国"的印象，中国完全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西方人通过在中国通商、传教、旅行等，企图用资本主义文明和基督教精神来重塑中国，让中国"归化"，却未能得逞。为了维持对中国的征服与奴役，消除隐患，保障其在华的既得权益，西方急于竭力贬抑、丑化中国和中国人。

2．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加快了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进程。在被奴役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人从未停止过英勇顽强的抗争，其中尤以1898年前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西方侵略者的打击与震动为剧。为了巩固对中国的半殖民统治，西方列强一面逼迫中国政府当局压制中国的排外抗西运动，一面从舆论、意识形态方面加剧丑化中国，妄图从思想和精神上将中国人陷于奴隶地位，愚昧、落后、野蛮、只堪被西人役使。

3．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带给西方人危机感。19世纪时中国人不断被贩往北美等地，因其勤劳、俭朴、坚韧不拔，在各处的移民均能顽强地扎下根来，成长壮大。由此带给当地的西方人强烈的"威胁感"和危机感。西方中心主义者出于恐惧、恐慌心理，企图排斥、驱逐华人，于是变本加厉地丑化中国人，贬损中国形象，乃至于制造出"黄祸论"的巨大声浪。19世纪60-70年代，美国西海岸排华运动猖獗，"黄祸"和"中国威胁"论盛行。为了排华，美国公众竭力煸动种族歧视与仇恨，竭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把中国人描绘成"上帝创造的最低劣的民族"，认为"四千万人的美国文明与四亿人的中国文明接触，会把美国文明降低到中国文明的水平"；英国等西方一些人则大肆散布妖化中国的理论："中国人首先在自己的领土内充分地繁殖人口，然后进行移民扩张"；"像中国人这样伟大的民族，并且拥有这样巨大的自然资源，迟早会溢出他们的世界，扩张到新领土上去，并且把较弱小的种族淹没掉"，"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总有一天会变成有色人种的天下"，云云。

现在回首19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主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这些方面：

（一）、关于中国人的外表形象

在西方的视野里，中国人是未开化的、怪异的、可笑的。1858年，英国的《笨拙》杂志在4月10日号上刊登一幅丑化中国人的漫画和《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缩影式地反映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印象与看法：中国人被描绘成天生的流氓和残酷、顽固的混蛋，"为了人类"，应该用枷锁将其套住，中国人"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鼠、狗、蜗牛与蚰蜓，/炒锅里面玩把戏"，中国人狡猾、撒谎而又胆小，令人作呕。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男人留有辫子，妇女裹小脚，每个人都留长指甲，中国人又穷又脏，表情麻木。德庇士在《中国人》第一卷中写道，中国人"过20后不久青年人那种圆润便逐渐消逝，颧骨向外凸出，使整个容貌显得粗野而狰狞。随着年纪的增长，老年男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变得极其丑陋"，而老年妇女则皱纹密布，如同"印度森林深处一个衰老的猿人"。

不少中国人因吸食鸦片，呈现出一副病态、孱弱的面孔，唐宁在《番鬼在中国》第2卷中写道："他们几乎都是一副令人厌恶的病态像，天朝居民的上层阶级脸上显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女人味，许多陌生人甚至一瞥见他们就会觉得恶心和讨厌。"卫三畏（1812-1884）在《中国总论》序言中指出，在访问过中国的旅行者日记中普遍接受的关于中国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个了无兴趣、不自然和不文明的"猪眼"民族，对他们，你尽可以嘲笑；他们还是"打伞民族"，"长辫子的天朝人"，极度骄傲的、无知的，而且几乎是不长进的民族。这副中国人的画像正与1858年英国《笨拙》杂志刊登的中国人的漫画形象如出一辙，反映出19世纪西方对中国人形象极度的丑化。

德庇士认为，欧洲人是通过肖像画--通常只是在广州买的瓷器上出现的漫画而了解中国人的外表形象的。中国人的外表令西方人一见就忍俊不禁：他们从嗓子里发出嘶哑的呜呜声，带着刺耳的鼻音，含混不清的语调，他们女人一般的打扮，留长辫子，佩戴捻珠和刺绣饰品，手拿扇子，左手的指甲很长。总之，中国人外表可笑、滑稽。

 （二）、中国人的性格

西方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具备了诸如勤劳刻苦、坚韧顽强、隐忍宽容、孝悌仁爱、节俭持家、知足常乐等优良品格，另一方面，或出于误解"误读"，或出于排斥贬损的目的而故意加以丑化，认为中国人身上还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或缺陷，如"死要面子"、漠视时间与精确、拐弯抹角、狡诈无信、守旧僵化、敌视外族、缺乏同情心和公益心、相互猜疑、麻木、胆小懦弱等性格特征。这些认识和印象，虽也不乏切中肯綮、比较可取或善意的批评，但大多是出于丑化或"误读"的用心。比如，中国人一直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天朝上国"（Celestialkingdom），其他民族都是蛮夷之邦，生活在"四方大地"的某个角落或"中央王国"（中国）四周大海的一些小岛上。西方人据此便一直认为中国人自负和傲慢。

西方人一面承认中国人温和、善良、适应能力强、对伤害和侮辱处之泰然、有良好的自控能力、坚忍不拔、不屈不挠，一面又批评中国人迟钝、软弱、怯懦、太讲究礼节，认为中国人是"臭名昭著的撒谎家"，放纵淫荡，因为中国人"普遍的习惯是讲猥亵下流的语言"；"中国人不以撒谎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孔夫子都相信，小孩撒谎只要对父母有利，就值得肯定"；中国人虚伪、无耻、迷信、残暴而麻木不仁，因为中国的父母亲竟能面带炫耀之色观看孩子们肢解昆虫，厨师在杀死一只家禽时非要折磨它一顿，而鞭打、残害甚至杀戮自己的同胞则最让中国人欣喜若狂。

英国经济学家、逻辑学家穆勒（1806-1873）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写道：中国人目光比较短浅，得过且过，相信一切劳碌和不幸都是出于天意的安排。郇和则在《1860年华北战记》中，从清朝守军的怯懦推断出"这个民族的胆小投降精神"；而西方的医生们则根据对中国患者进行外科手术时忍耐力的观察和思考，概括出中国人残忍、对疼痛麻木不仁的特性。

有些西方人在与中国人交往中，因其偶尔的托辞借口，便认定中国人为人不诚实；或是从中国夫妻、父母、子女间相互隐瞒一些事情，证人在官司中表态"我不骗大人"等言行中，便轻率地推断出"诡诈是中国人的第二本性"。中国存在溺死女婴现象被当作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铁证；中国人相互依赖、财产共享的大家庭习俗被看作是必然导致家庭成员相互长期的不满、嫉妒、猜疑和懒惰的源泉。而中国人的教育方式、竖排左行的书写方式、象形文字等，则被认定"从一开始就扼杀了小孩智能的发展"，造就中国人迟钝、天生的保守性、精神麻木不仁等特性。

（三）中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

对于中国的认识、感知、了解与判断、定位、描述等，西方人总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价值观、文化心理等进行取舍、抉择，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些判断与描述必然是适合西方人口味和阅读、审美期待的，也必然体现着当时历史条件下西方人的中国观、东方观及其文化知识体系。

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人眼中中国的人与事，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状况上来说，那些陋习、弊端、问题与症结首先吸引住了西方中心主义者或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目光，引发了其浓厚的兴趣，并为其贬抑、丑化中国及中国人，为其"奴化中国"论调寻找所谓的客观依据。他们沿续了十八世纪时那些关于中国认识上的否定式，把中国看成静止停滞、僵化保守和日益腐朽堕落的国家。而在工业列强全球范围内的对抗中，中国总处于失败的边缘。这些都更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悲观看法和中国缺乏适应能力、缺乏生机与活力的观点，认为，"无论从哲学的还是遗传学的角度讲，中国都是命该被世界历史扬弃在外，而且在先进国家的威压下，中国必将失去其在世界上的生存权力。"这实质上是沿袭了黑格尔的观点，即认为"中国处于人类意识和精神发展进程开始之前，而且一直处于这一进程"，"中国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经过被筛选之后，才能被带入历史进程之中"；或者如卫三畏在1847年出版的《中国总论》中所表达的观点：中国应被视为"中间王国"，"因为中国人在文明和野蛮之间占据中间的位置"。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蒙昧、未开化的，怪异、野蛮、不文明、残忍、狡诈的，完全是作为西方的一种对立面、西方的"他者"出现的。美国史景迁（Spence）教授在北大讲演时指出："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是作为一个"他者"出现的，而它的有用之处或许也正在于此，对那些富于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来说，更是这样，因为他们就是要探寻存在于自己已知的领域之外的东西。"可见，西方人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巩固和加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对中国人民的奴役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目的出发，重新"塑造"中国形象的。这一形象，正如巴拉德在《太阳帝国》中所描绘的：混乱不堪的生活，饥荒、骚乱和死亡。这一形象的基本轮廓和主要内容，大致由以下这些现象或表征构成：

1．吸食鸦片。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被描画成一个个的大烟鬼。鸦片原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中国财富而采取的一种卑鄙无耻的贸易战略，客观上严重毒害了中国人的肉体与精神。丁韪良在《花甲记忆》一书中称，他在宁波研究吸大烟的后果，竟得出这样振振有词的结论："这种行为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解脱的祸患。"英国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而纵容、鼓励向中国输入鸦片，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身受其害，英国的议员却恬不知耻地宣称：使用这种毒品而引发的罪过被夸大了，如果使用适量，鸦片不至于对人体有多大的危害；想想从鸦片贸易中获取利益比起从酒类物品中得到的税收，人们就不应对它多加指责。1773-1906年，英国人从鸦片贸易中，共从中国等东亚国家攫取了21亿美元的纯收入。而有些英国人竟然还将可耻的鸦片战争归结为"中国人的傲慢自大而又愚昧无知"。

由于吸食鸦片成瘾，不少的中国人身体憔悴萎靡，精神颓废麻木，滑向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懒散、痛苦、堕落的深渊"。不少中国人瘦弱不堪，满脸病容，被诬称为"东亚病夫"。

2．妇女缠足。逼迫妇女裹脚是中国人的一大陋俗，被西方视为从孩童起即已遭受的"残酷虐待"，"对健康的伤害程度有多大难以估计"。而裹脚妇女和小女孩"脸上都没有我们期望的那种痛苦表情"，对此早已麻木不仁，习以为常。在当时的中国，"有7000万双变形的、疼痛的、难看的小脚，这些都是堕落的男人审美观的牺牲品"，就因为在男人们看起来妇女细小畸型的脚富有美感，女孩就得忍受从五岁至七岁三年缠足的残酷岁月，"悲惨"，"没有欢笑"，"九死一生"，而由于裹脚，不少妇女变得"格外脏，格外懒"，"她们在炕上度过一生，从不锻炼，从不呼吸新鲜空气，也不交流相互之间的感情"。

3．弃婴及杀害女婴。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传续香火观念，使得弃婴及溺婴（女婴）现象相当普遍。在西方人看来，弃婴反映着中国人的生命不值钱。黑格尔写道，"自杀……和弃婴，是经常性的，几乎天天发生，显示了他们对自己个人的不尊重，在总体上也是对人类不尊重"。有人据此（--弃婴和溺婴）推断出中国人残暴野蛮和无情的性格特征，缺乏同情力量，"比动物好不了多少"。而事实上，当时"中国的苦力"和一些"劳力移民"都被西方人普遍地看作"畜牲"，美国作家巴亚德·泰勒（1825-1878）甚至声称："中国人是地球上道德品质最恶劣的民族"；"要想公平对待我们自己的民族，就应要求不让他们安居在我们的土地上。"

麦华陀《在遥远的外国人》中写到：多数英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杀害婴儿的民族。那些好奇的观光客带回英国的故事总会涉及耸立在诸城镇边上的"孩儿塔"，池塘和沟渠里那些可疑的小包裹，沿街收拾弃婴尸首的马车，还有横陈在野地里的小棺材等等。还有许多西方人甚至推测，"中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容忍虐杀婴儿的行为"。古伯察在《中华帝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妇女的状况是最惨的，受苦、受难、受歧视，各种苦难和贬抑无情地伴她从摇篮一直走向坟墓。她一降生就被公认为是家庭的耻辱……如果她没有立即被溺死……就被当作一个卑贱的动物，几乎不被看作人……"。

4．人口买卖。弃婴和溺婴有时是因为经济困难无法养活更多的孩子。而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普遍的贫困现象则促进了人口买卖现象的大量涌现。不少家庭为解困窘沦至卖儿卖女的地步。这些现象连同童养媳现象、早婚现象，在西方人眼里，都是中国人残酷、野蛮、无情的表现，是中国人把人视如畜牲、商品，不重视人的价值，缺乏同情心的证明。

5．中国人肮脏，不讲卫生。马戛尔尼在《出使中国》中描写道：他们（中国人）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指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还在脖子里找虱子；没有冲水厕所或固定的方便场所，厕所设施暴露无遗，粪便不断被清走，几乎到处都臭气熏天。卫三畏则在《中国总论》中断言：中国人行为的无耻和语言的肮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的谈话中充斥着极下流的词句，生活充满了不清洁的行为；妓院和嫖客不论在水上还是在陆上都随处可见……

中国大多数乡村随处可见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池、泥坑、下陷的屋顶、倒塌的墙壁、腐烂中的草屋以及散乱的碎石。乡民们用大粪作肥料，居住在篱笆圈成的肮脏的环境中，家里没有桌布、床帷，没有烟囱，墙壁总被熏得漆黑；门窗没有玻璃，只在窗楞上贴白纸来透光。用具破损，落满灰尘和蛛网。在城市，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公共浴室龌龊不洁。旅馆肮脏、恶臭，虱子遍地，没有公共用水，从河里挑来的水浑浊不能饮，中国人一般用装有明矾块并带有小孔的竹筒在水中搅拌几下，使水慢慢澄清。

6．中国人吃古怪的食物。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除了无休止地吸食鸦片外，在日常食物中还吃小狗、小猫、老鼠，自死、"不洁"的动物，腐败的动物尸体、腐肉等。"一日三餐：鼠、狗、蜗牛与蚰蜒，/炒锅里面玩把戏"，如同"令人作呕的给养员"。中国人把吐完丝的蚕蛹，干不动活的马、驴、骡、骆驼，自然死亡的牛、猪都作为食物，还把外国人抛弃的家禽的头、爪和内脏收拾干净后吃掉，猪皮、传播传染病的狗、老鼠和猫都被当作食物。西方人相信，中国主要的食物是诸如燕窝、狗肉火腿，老鼠、猫和狗被当成广泛的消费食品，则是中国人的民族习俗。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古怪的食物，"中国人吃老鼠"这类的传闻，一方面印证了中国的贫穷，另一方面则更增强了其关于中国人肮脏、不讲卫生的成见。

7．"与抽大烟一样，赌博也是中国最具破坏性的恶习。""中国人借赌博来寻求刺激和快乐，休闲娱乐与偷懒"。尽管政府是禁止这种行为的，但在西方人看来，中国自下而上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是赌棍。赌博是中国人的一大弊病。

8．认为中国盛行多妻制，中国男人都是妻妾成群，这是西方人的又一大"误读"。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存在着普遍的强迫和包办婚姻，普遍的早婚和纳妾现象；中国的法律允许纳妾。卫三畏写道，中国有五分之二的家庭都存在一夫多妻现象。纳妾这一备受西方人指责的现象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传续后嗣香火观念有关。"男人出于自己的考虑，娶了许多小妾，生了许多子女"；"实际上，所有20岁的女青年除了妓女都出嫁了"，而"几乎所有的妇女的生育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中国"这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如此轻率地繁殖"，导致中国大众陷入极端贫困，"总是处于为生存而不断斗争之中"。中国人口的过度膨胀，还被西方人视为灾祸的根源，并由此制造出"黄祸论"、严禁华人移民的巨大喧嚣。

9．祭祖、迷信和偶像崇拜。中国人祭祀祖先和祖先崇拜，是缘于儒家的教化等。而受佛家、道家思想影响，中国人还讲究风水、迷信，并对一些偶像顶礼膜拜。这些纯粹而朴素的信仰在西方基督教教徒看来，全都是怪异的、未开化的表现，中国是"一个上帝的光芒没有照到的国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基督教把中国人看作是"一个阴险的、不可思议的民族，而且由于他们信奉异教加上皮肤的色素沉淀的浓重，因而必须被当作低等民族"；美国传教士卫三畏（韦尔斯·威廉斯）则把中国民众描绘成"一个种类上和程度上的道德堕落，这种堕落怎么说也不过分，也很难得出适当的概念"。可见，西方人的这种"误读"明显地打上了种族和宗教歧视的烙印。

10．中国官员索贿受贿成风；军纪不严明，军队软弱涣散；中国实行保守的专制强权统治，语言、文艺古老僵化；社会效率低下，劳动者技术、素质水平低劣。因此造成中国普遍贫困、蒙昧与落后，中国人思想迟钝停滞，创造力泯灭，西方人由此推断"中国是一个不能实现自己诺言的国度"，中国文化低劣，早晚是要被取代的，中国人只有在西方的裹胁之下才能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云云。

（四）华人移民及西方"黄祸论"的炮制出台

十九世纪初中叶，中国劳力被大量贩运到美国西海岸。淘金、开矿山、修铁路……，凭借自己的耐力、勤劳和辛苦劳动，中国人在美国顽强地生存下来，定居下来，并发展、壮大成为美国社会一支不容忽视的经济、政治力量。戴着种族歧视眼镜的许多美国人、西方人，为了达到"排华"目的，恶毒贬抑华人，炮制、出台了"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其主要内容荒唐可笑：中国在蓄意过度繁衍人口，作为廉价劳力大量向外输出，进行移民扩张，最终淹没美国（西方）及美国（西方）文明，使之退化、衰落。他们恶意惊呼："黄色带子将侵占地球"，"谁也不敢想象中国死气沉沉的巨大力量有朝一日被组织起来，变得活泼，并从事军事侵略。最可怕的是，中国人恰恰有这种素质、潜力与可能。"可见，在"黄祸论"的背后，掩藏着的正是对中国这一东方睡狮一旦醒来巨大的恐惧与不安，正是西方列强长期坚持限制遏抑中国、阻挠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在这些西方人眼中，美国的"中国城"（唐人街）里遍地是乱伦和猖妓，中国是极度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在"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之际，1884年美国通过可耻的法律，广泛禁止中国人移居美国。近一百多年来，这些可怕而卑鄙的论调多次沉渣泛起，为中西关系蒙上层层阴霾。

 三、对东方醒狮的恐惧不安和"遏制中国"的叫嚣（二十世纪初叶以降）

20世纪是以西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揭开中西关系序幕的，在维持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和在中国的特权的同时，西方一面继续丑化中国形象，一面也不断加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二、三十年代，当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时，西方大有灾难临头之感，一时之间还出现过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情形。林语堂、辜鸿铭等人的著述译作竟因此而在西方世界备受推崇与重视。

综观二十世纪初叶以降，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西方人中国观的主要事件及因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这些方面：

（一）、中国发生的历史性事件

1．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给西方人留下关于中国的印象是"混乱不堪的生活，饥荒，骚乱和死亡"，中国没有希望没有出路，是睡着了的东方雄狮，也是孱弱的"东亚病夫"。以至于有英国人竟在上海租界内公园门口打出"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如此种族歧视、践踏中华民族尊严的牌子。

2．"八年抗战"。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中国始，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以血肉筑就长城，开展了长达八年之久、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抗争，付出伤亡数千万人、损失不计其数的代价，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在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面前重塑起英勇、顽强、勇于牺牲、坚忍果毅的民族形象，赢得了各国人民普遍的同情、支持和尊敬。

3．解放战争及共产党夺取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人民民主专政，一贯公开反帝、反侵略、反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与压迫。因此共产党政权长期以来都被顽执"冷战思维"的西方当局视为敌手或对手也就在所必然。而出于对"黄变红"、共产主义的无名恐惧，处在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无形威胁之下。而中国1949-1972年与西方世界基本上的"隔绝"，被迫"闭关锁国"，客观上使得西方社会只能依据和借鉴历史上有关中国的史料，加上自己的想象与杜撰，勾勒出一幅漫画式、妖魔化的中国形象。

4．抗美援朝。1951年中国与美国的这场对抗与较量并以美国的被迫接受停战协定告终，让西方对中国的强大感到莫大的隐忧。这种状况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再度重现。西方担忧社会主义的中国将向外扩张，威胁资本主义在西方的统治。

5．十年"文革"。"文革"中的反右斗争、红卫兵运动等，曾在英、法、日等国引发类似的游行、骚动，从而导致了西方极大的恐慌。"文革"争斗本身则被目为恐怖斗争。

6．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壮大，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和平中崛起，引起西方犹抱"冷战"思维的一些人莫大的恐慌，从而重抛"中国威胁论"，并披上"文明冲突论"外衣，叫嚣"遏制中国"，威胁和恫吓中国。

7．中国科技、军事、体育、文艺等的飞速发展，为中国形象的重新塑造增色添彩。胰岛素、对撞机、杂交水稻、原子弹、人造卫星、载人航天等一大批科技成果，体育竞赛中不断摘金夺银、屡破记录，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醒来的东方雄狮"形象，赢得了众多西方人的刮目相看与敬重。

（二）中西交流

1．贸易。输入西方各国的中国货物，从玩具、纺织品、日用百货，到冰箱、彩电、电脑等，这些贴着"MadeinChina"（中国制造）标识的货物给了西方人普遍的质优价廉的感受，也使西方感性地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与中国密不可分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培植和影响着他们的"中国观"。而随着身边中国商品的增多，有些抱有成见的西方人则敏感到所谓"中国威胁"的恐惧和不安。

2．文化交流。中国以成龙、李连杰等为代表的功夫片，李安导演的武侠片在西方蹿红，客观上重塑了中国人的勇武形象。而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中国杂技、舞蹈、歌唱、钢琴、小提琴、小说、报告文学等在西方的频频出镜或获奖，在赢得西方观众/读者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传播了中国文化，重塑了中国人形象。而随着中西人员交流的不断增加，译介文化产品的逐渐丰富，西方人对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也开始有了比较丰富和全面的认识。

3．军事、科教体卫、外交、民间等方面的交流。譬如，亚运会、世界妇女大会，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世界园艺博览会、领导人互访、非政府组织（NGO）之间的交往等，都有助于增进中西相互了解和理解。

4．移民、留学生及中国游客出国带去了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华人群体，如留学生、"唐人街"等，以及日见增多的富足起来而出国旅游的中国游客，都是中国人和中国的缩影。他们的言行举止、精神风貌代表着中华民族在西方人面前的形象。据香港《亚洲周刊》2002年5月19日报导：据统计，2001年中国出国者逾1200万人次。大量的出境观光者，原可以与其他地区的民众由相互直接接触而增进了解和友谊，但中国大陆游客出境旅游，除了"将自己国家的繁荣景象遍洒世界的同时，也有人把生活陋习带往世界各地，令中国的文明形象受损。衣冠不整、随地吐痰、乘车不排队等坏习惯，一些在国内属"生活小节"的动作，大大影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以至于有人慨叹，这些人"真是把脸丢到家门外去了"。概括起来，中国游客在海外显露出来的"丑陋"，有脏、吵、抢、粗、俗、窘、泼等"七宗罪"。

5．外国人来华旅游或观看比赛等。随着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不少西方人可以亲临中国，设身处地地感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状况。

6．外商投资及与华人交往。西方商人在华投资，开店设厂，如肯德基、麦当劳、家乐福、摩托罗拉等，西方人在从中国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熟悉了与中国人打交道，扭转了其关于中国人欺诈无信的成见。

7．媒介交流。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导、宣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西方大众的"中国观"。那些别有用心的歪曲与诬蔑也培植了不少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敌意或成见。随着信息全球化进程的拓进，互联网将成为西方人认识、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和媒介，定将对其"中国观"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一些理论家、作家、政客等的鼓噪，极大地左右着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比如，美国人亨廷顿抛出的"文明冲突论"。

 （四）中国对待西方的态度

中国国内某些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少数人的片面仇外排外心理及与西方的对抗和敌意也会反作用于西方人的中国观，促成或增强西方将中国视为敌人和对手的成见。比如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即被美国分析家看作是中国长期以来仇外、总抱有防范心理、封闭、易怒、注重意识形态、把美国视为道义上与文化上的危险和现实中国发展的障碍等态度及观念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少数中国人对于西方采取奴颜婢膝、崇洋媚外或全盘西化的态度，固然会博得西人之好奇或好感，终究却还是要被西人所看低看贱，认为中国人缺乏个性，适于被人奴役，要由西方人引导才能被带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

英国人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一书中比较客观地分析、解剖了1958年前后西方对于中国的看法。他这样写道：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信息来源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在西方报刊上出现的大部分消息最终是靠在香港的美国人提供的对中国大陆报刊的翻译材料。这些翻译材料如果不是显得冷漠无情的话，它们就不能出现和加以利用，……最后，由于版面篇幅的原因，并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只有那些最耸人听闻和荒唐可笑的叙述才会登载在大众化的报刊上……

许多关于现代中国的评论文章完全缺乏历史意识……

还有一点是，中国与富有的西方国家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不可避免地在双方之间形成了强烈缺乏同情心的状态……

美国对中国仇恨的一个明显而直接的原因在于美国军事力量在朝鲜战争中直接卷入了一场令人灰心丧气的同中国人的冲突，另外还在于美国人现在要为他们继续留在远东找借口，因而把中国人往最坏的方面去想……

……大部分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对亚洲产生了一种和善地、普遍地平等相待的兴趣，……政治上美国人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庇护人和保护者……

可以理解，中国的拒绝导致了美国人的强烈失望和义愤。

同时……保守的世界观--以及他们（指美国人--笔者）享受到的优裕生活--意味着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更害怕革命……"。

道森的这些观点，对于了解和把握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微妙的"中国观"不无启发和帮助。考察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大致可以概括出以下三大特征：

（一）对"红色中国"的敌意、恐惧和妖魔化

"二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长期的对立与隔绝，中国被西方划入"铁幕"后的红色国家，对地主、资产阶级等实行严厉的大规模压制。出于"冷战"及"后冷战"思维的惯性，出于对异样意识形态国家长期以来的忧心忡忡和无名恐惧与不安，西方人总是有意识地丑化中国形象，将中国描绘成"魔鬼"统治下的国度。

这种"妖魔化"中国的习惯思维，迄今还时常在西方一些人的头脑及言论中鬼影重现。

（二）对待觉醒的东方雄狮心理复杂，"黄祸论"死灰复燃

1972年，是尼克松首先向中国伸出了友好之手。20年后，又是他第一个提出震惊世人的"中国威胁论"。他引述2个世纪之前、从未到过中国的拿破仑的话说："中国，这头雄狮，让它沉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将会震动整个世界。"而现在，这头东方雄狮醒来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经济强国"，美国不应低估中国在全世界破坏美国利益的能力，因为"凭借巨大的自然和人口资源，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下个世纪成为一个经济和军事的超级大国。"

1997年前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在其所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中耸人听闻地指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上力量最强的国家美国已经成了全球对手，这两个国家关系紧张，利益冲突，今后会出现更严峻、更危险的时期"；"不出几年，中国就会向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国，它的目标是支配亚洲"；中国领导人继续维持着"独裁专制"，利用人民的仇外情绪和爱国心，将会为以前西方加诸中国长期的屈辱历史而报复西方；中国将变成世界的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而追溯这一切的根由，他们的结论竟是："中美两国由于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对外政策不同而长期存在冲突。因此，事实将证明，彻底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的。"

在这些专业政客眼中，始终是把社会主义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与对手的；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看作最大的对手，重弹"黄祸论"老调，再抛"中国威胁论"，叫嚣要"遏制中国"（ContainingChina），其实质与用意是遏制直至扼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逼使中国人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对外政策等方面作出主动的妥协，从而达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久独占世界霸权的目的。

（三）丑化及"妖魔化"中国

正如H. Issacs在Scratches On Our Mind：American Images of ChinaandIndia（《我们思想的扫描：美国人关于中国和印度的印象》）里所指出的，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中国和印度具有"共同的一种遥远性，都显得生疏、怪异、奇特、陌生，而且直到最近都与生活中显然重要的事情毫无联系"；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既是静止的，又是不停在骚动的，中国人既聪明又蒙昧，既强又弱，既诚实又狡诈","中文是一种图画式的文字"，"中国的帝王傲慢"，……

美国公众的看法代表了西方较为普遍的"中国观"。西方人的看法总是强调中国文化及习俗等方面的种种新奇事物，而且将历史与现实混淆在一起。比如认为中国"男人有辫子，妇女裹小脚，每个人留长指甲，吸食鸦片"，"中国人吃老鼠"，用筷子吃饭；还有如强调"中国风格化"，"在中国一切全是相反的"，"男人穿长袍，女人穿裤子，他们由上往下从右往左地读书。汤在最后上，穿孝的人戴白，新娘戴红，姓在名前，罗盘指着南方，左边是上座，……"再有，认为中国人麻木、懦弱，"又穷又脏"等等。西方人沿袭的是十九世纪以来丑化中国的成见，把不信奉基督教的中国视为"魔鬼"掌握中的国度，妖魔化或异化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

一位去过瑞士的中国游客王永治，根据他对瑞士的考察，推断出一个普通瑞士人通过各种媒介（书籍、媒体、华人写作）了解到的中国的模样：

"第一，中国人都有神秘的中国功夫，说不上几句话就要动手。第二，中国古代美人喜欢哭，现代美人喜欢跟老外干那事儿。第三，中国人都有民族狂热，胜利之后就要上大街。第四，中国人不自由，还有点恐怖。第五，中国人都想往国外跑，死也不怕。第六，中国人会变着花样地吃。"由于西方各国"有限的文化传播和有选择的新闻，塑造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异样的中国，虽非妖魔化，但也不太开化，有些原始的味道。"

清华大学博士生相德宝对2005年《泰晤士报》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对该报有关文章的分析，相德宝得出了英国媒介对中国比较普遍的看法和观点：一是经济上美化：逐渐崛起的超级大国。《泰晤士报》对中国经济的报道饱含热情和信心。"增长(Growth)"和"经济强国(Superpower)"成为定义中国经济的两个主要的中心词，常用的修饰词是"最大的"(largest;biggest)。二是社会上丑化：混乱、脏乱的中国。《泰晤士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中离婚、公共厕所、出生率、社会不安和污染问题等，聚焦中国负面的社会现象。《脏乱的中国》、《贪婪的中国》、《扩张的中国》显赫地出现在《泰晤士报》对中国报道的标题当中。"脏乱"(dirty)"贪婪的(voracious)"和"扩张的(expanding)"，这样一些修饰词在标题中直接给中国定性，投射了一个落后、混乱、脏乱的中国形象。在环境方面，《泰晤士报》尤其夸大中国的威胁。例1、中国吃掉世界，中国龙将非常饥饿，继续对能量和原材料的贪婪需求。例2、两位著名的环境科学家称，中国持续增长的环境脚印很快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挑战之一。在对社会人群的刻画中，2005年《泰晤士报》主要集中在煤矿工人、乞讨者、搬运工和监狱犯人的形象。5月14日，发表特稿《中国抛弃乞讨者》，对乞讨者的生活进行了聚焦。11月14日，《泰晤士报》发表了特稿《地狱中的苦难--给中国加油的矿工》，描写了中国矿工的悲苦生活。通过单纯报道穷人和贫苦人的生活，《泰晤士报》投射了一个落后的中国的形象。四是文化上神秘化：神秘、醉人的文化。从一种异域的视角，中国文化都成为英国媒介吸引读者的一种软力量。神秘(Mystery)、谜(puzzle)、故事(story)是用来定性中国文化的暗语，而激动人心的(Exciting)、令人惊奇的(fantastic)、吸引人的(fascinating)这些形容词则被用来形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体验或期待。

《泰晤士报》的报道代表了西方每体对中国形象比较普遍的描绘和叙述，极大地影响着西方公众对于中国的印象、认识和看法。换言之，《泰晤士报》的观点是目前西方中国观的一个缩影。

王宁在《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一文中指出，西方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关于中国的印象，大多分别来自他们所读到的书本和接触到的媒体，他们对于中国的曲解和偏见在所难免。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已衰落的国家，各方面都不如西方；中国这头睡狮一旦醒来将极大地威胁世界；中国人既神秘、令人向往、具有东方美德，又愚昧、懒惰，远未达到文明的程度；等等。王宁在文章的最后强调：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看法乃至偏见也将随着中国本身的日益强大而逐渐消失。应该说，王宁的这一意见是符合实际的，随着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科技、教育、文化等全面进步，国民素质普遍提高，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必定会随之改变和改善，而随着现代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的推广与普及，西方的中国观势必会渐趋客观，逼近真实中国。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大可不必太在意西人之看法，而应"走自己的路，让他人说去"，潜心发展自己，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和民族素质。惟有自己尊重自己，才能让他人尊重你；惟有自己形象完美起来，才能逐渐消除别人的曲解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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