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根据许倬云先生2020年8月6日在高山大学、许倬云说历史（公众号：hsuhistory）、美国厚仁教育集团联合出品的许倬云“十日谈”第一期《疫情当下的人类社会》整理而成，文章仅为课程内容十分之一。
中国历史长久，瘟疫记载相当详细，也很多。
可真要称为大型的瘟疫，第一个记载得比较多的阶段，是在大概二世纪后半段，公元17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220年这半个世纪。这段时期几乎是瘟疫不断，发生瘟疫最大的地区是禹州、青州、徐州，当年的东汉政权，也就是三国政权的核心区域，整个中原地带的东半边。
这一段时期，有医学史上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中国第一个医圣张仲景，他是河南人，200多人的大族，经过瘟疫以后死了三分之二，所以他自己研究瘟疫背景，写本书叫《伤寒论》。
这次连绵半个世纪的灾害，就将整个汉代的统一局面拉垮掉。中国人口减少，四面八方的外族都进入中国来填补这个空缺。除了这一次，另外两次很重要的瘟疫，一次是蒙古，成吉思汗从东北起来进入中国，一路向西打，形成一个世界最强大、地区最广的蒙古大帝国。从上都到欧洲这条路上，蒙古帝国的驿道陆续不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蒙古的海上支配力很远，当时阿拉伯国家和印度，还有中国南部的商人都投入海上的活动，港口之间船只来往不断。这些船只来来往往，使得15世纪的一次大瘟疫变成全球性的瘟疫，从欧洲一直拉到中国。再到明朝末年，中西方海上的来往很多，又使得西方的黑死病被带到中国东南面和华南，尤其华南。黑死病以及其他类似疾病在近世以来造成影响，不仅塑造了欧洲的面貌，也塑造了全球的面貌。这次瘟疫发生的时候，正好中国可能面临着一个情况：不只是疾病进入，欧洲思想，经过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的影响，也被带进了中国。但中国居然没有真正领受、欣赏西方新思想的好处。这种对自己的挑战可以是良好的，但是他们离开后明朝政府就忘了这些思想和知识。明朝自身对外来的冲击没有做出正确的反应，这里面缘故很多。大家知道，明朝独占性跟专制独裁，使他们不主张、不喜欢臣下有挑战国家权威与皇权的批判思想，这使新的思想无法进入，这是缘故之一。那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除了经济因素，疾病究竟还有什么因素和其他影响？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影响就是疾病产生的长时间的恐惧、惊慌、不安宁，使得人们的生活作息受到了影响，很多人离开家逃亡，逃到没有人生病的地方去，或者逃到山里边去。这种不安定，以及连连死亡的消息，满城都是棺椁的那种惨状，使大家对于自己正在建立的世界产生怀疑，觉得应该另外有更好的替代品。梦想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思想方式，或者信仰和安身立命的思想，能在这种大灾难之中，不引发向外寻求的踪迹。需要的是具有信仰的人，真诚的去告诉别人说你相信的事情不够用了，要普及另外一项宗教——佛教。东汉末年瘟疫前后，那是佛教输入中国最旺的时候。蒙古时代输入的是阿拉伯人、回教、伊斯兰教的人口。穆斯林的宗教、观念并不能够在中国扎根，因为穆斯林人有种族限制。但也造成了后来民间的思想里朴素的“再生”观念。所以到后来基督教进来，在北方就很容易被接受。民间宗教的改变之地，蒙古时代对明朝是有重大影响的，最大的后果就是白莲教或者当年的明教在民间扎了根，这种信仰的人为数众多。这次全球性大的瘟疫，美国国内我可以预料，就是在这段时候，宗教活动一定加强，也许是属灵教派有更大的影响，也许是有其他新的宗教传入民间。这都是经济因素以外的信仰层面的情况。当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老百姓如果对政府不信任，就会造成内乱，以及推翻政府的想法，这个后果就是革命和改朝换代。所以瘟疫造成了思想的极大的冲击，而不仅是经济上极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目前正在有大型的瘟疫打击之中。其全球性的广泛传播，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全世界各地对瘟疫控制管束的能力，最令人诧异的，本来应该最有效率的美国表现得最差，几乎到了手忙脚乱的地步。美国拥有的医药资源，卫生条件，不应该造成这么大的灾害。也许这个瘟疫的发生，助长了这个时代已经存在的长期不安。
薛澜：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看，COVID-19对人类社会的教训是什么？对中华民族的教训是什么？
许倬云：全球几乎同步发生，这次瘟疫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前常常是甲地已经死了几十万人，乙地还不知道，没有感觉到死亡疾病的威胁。这次，全球几乎立刻被告知有大的瘟疫正在进行。而且中国武汉地区史无前例的封城，1000多万人口封闭在里面，以此隔绝瘟疫、减少损害，进而控制灾区内部，设法治疗。大规模治疗过去就有，而几乎马上就进行大规模治疗，中国是创造了历史。若非中国多少年来积累的上亿人口治理经验，很难立刻就对一个大城市进行封城，这是史无前例的。
武汉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立刻投入力量，支援他们，增加医院。增加医院在美欧历史上都发生过，把军队的野战医院移过来应对瘟疫，中国也曾把军方医院调动出来，但从没有如此空前规模。美国是世界第一富有的国家，有充沛的资源，有世界最多的医院、医生比例和研究单位，但疫情发生之后，仍然反应迟缓，呈现近乎失控的情形。
美国完全可以做到很好的控制疫情。他们有充足的医学专家，美国最好的传染病专家福奇也已经进驻白宫做参谋。但特朗普总统不相信科学，只相信自己的谎言。他不断地撒谎、不断地误导大家，若清查他的公众发言，不知道里头有多少误解、多少荒谬、多少谎言。
医院、医生以及正规管道传出的消息被总统一句话就否定掉。
这样一来，美国全国各州防治疾病、治疗疾病的步骤不一致，老百姓得到的讯息很多是对冲的。今天美国没办法整体控制住瘟疫，甚至连全国性的数据都不能及时统计。过去这种大规模事件，一小时内全国的统计单位都会介入；这次，很多统计单位无法介入，所以不知道哪个数据可以相信。这使得美国整体的防治工作失控，灾害不断地在加剧；按人口比例，美国的病例数以及治疗情形等指标在各国当中都是很差的。对比两个国家的处理方式，正好配合下一讲（《中美“战争”中的世界格局》）讨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敌视，特朗普一定要给中国找麻烦，否定中国做的事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组织、能管理的国家，如德国，很快进入防疫状态，掌握了怎么治疗、怎么防止疾病扩散的方法。
相比之下，英国、西班牙、法国差很远。俄国内部疫情不知道。北韩控制很严格，内部情况也不知道。台湾经过SARS一役损失惨重，但也使它这次疫情能及时控制，马上动员了全台湾的医疗人员、医疗单位去做这个事情。通过这几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管理方式、管理规模、管理经验都对一个国家防治大型灾害有极大的影响。余新忠：纵观人类的瘟疫史，严重瘟疫流行对不同地区和民族产生了非常不一样的后果。
比如，欧洲的黑死病在给欧洲人口造成结构性的打击同时，促成了科学和理性的兴起；
美洲的天花，在带走近三分之一的美洲土著人口的同时，导致了印第安文明的最终衰微。
而在中国，一方面瘟疫的损伤要小得多，另一方面似乎也没有对中国历史造成趋向性的影响。
您觉得这之间的差异是怎样造成的？
许倬云：假如我们选两个极端：欧洲和中国做对比的话，是有差别的，但是中间型很多。中东地区、印度地区以及后来的大西洋、印度洋地区，都是远途过路的客人、商贩，尤其过路的大部落进军作战，造成迅速而大规模的扩散。欧洲一端跟亚洲、中国这一端，没有中间那些过路客带来的灾害那么严重。欧洲损失了人口；中国不单是一次损失人口，后果也一般会延续很久，第二次灾害到来，就算换了种疾病也一样是灾难。比如，赤壁之战前后的那次大灾疫，造成的后果是在淮河到汉水这条线上（吴国、蜀国和曹操对抗的战场），那条线两边的人口几乎轮换过。本来的人口被瘟疫赶走了或者死掉了，作战部队调到那里去填空，空转的土地变成了曹操作战的最大的粮食供应地和军队训练地。这种情况在欧洲历史上很少见到。
整个中国人口因为中原东端的大瘟疫引发了人口大规模的移动，北方从草原两端进入中原，南方从江南平原向海岸线和西南角进展。
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都有。假如没有大瘟疫造成人口的损害、损伤，把地空出来，很难有那么大规模的空地去接纳新的人口。灾害要从历史本身的情况来做判断，冷静、长远地判断，它对中国的影响极为庞大。欧洲没有那么大批的人口来补充它的人口损失，所以刺激了由于劳力不足而造成的近代工业化，这是影响的另外一方面。疫病造成的人口减少的情况很严重，印第安人从几千万人变成今天的很小一部分。加勒比海、印度洋那边过路商队的船只及海军带去的天花，不仅极大损害了美洲的土著，而且让印度洋许多小岛屿都变成空城。中国则没有这个问题。天花进来后，很快就自己发展了防治天花的种种办法。这一点很奇怪，中国发生了从来没有过的免疫现象，别处没做到。瘟疫对中国还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辽金元三代，契丹、女真、蒙古进入中原，这三代的转换，从靖康之乱一直到忽必烈登基统治中国（蒙古大帝国群里面的中国的部分）。这几十年中间不仅是有胡人进来慢慢落户生根，还有汉人胡化。胡人变汉，汉人变胡，两边变来变去。最近100年来，假如从鸦片战争算起几乎是200年，我们的服装已经胡化了，大学学问里面80%是胡人的，我们的思想形态都是胡人的。大的战争灾难最终带来的不仅是人种的混杂，也有文化的交流混杂，到后来分不清谁是他谁是我。这就要求学者自己要谨慎。民族和文化是两个事情，个人选择是另外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说谁如何谁就是崇洋媚外，谁如何谁就是汉奸，不能这么说。大的时代的影响，历史长流里面，惊涛骇浪，哪些被洪水洗掉，哪些在浪端翻花，哪些冲上岸去，前浪死在沙滩上，多得很。所以，对历史的判断我们要存一分原谅之心，很多事情是人不能控制的。梁冬：现在中美两国人民都可以观察到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情结，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这样的对抗对于两国人民可能都会带来很大的不利，但我们作为普通人又无能为力。
请问，在这样的一种对抗中，一个普通中国人应该如何自处呢？
许倬云：中美的冲突与瘟疫的关系很小。我最近常常讲到，霸权不允许挑战者。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第二号的挑战者常常是第一号忍受不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出兵救援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再次出兵救援英国。两次出兵造成了军事上的、政治上的霸权。更重要的是，一百年来，经济的霸权更可观。美国用经济手段在1980年左右把日本兴起的新经济活活掐死掉了，造成日本30年的不景气。这是很显著的例子，美国的经济霸权比政治霸权更重要。美国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第二个挑战者去掉，这个挑战者不是战场上的，而是经济场合上的挑战者。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性的市场，并且让十几亿人口里四分之三的人口脱贫，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而且中国的经济起来得太快了，这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心里不服。特朗普的歪曲心理就是“America First”（“美国至上”）、“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强大”）。这些我们理解，但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二三十年来打了十六七次战争，主要是与中东的战争，但是一无所获。几万台军用飞机停在沙漠里，出了厂就停在这里；几千条船停在港里，造好了，没有配上武装；更不用说几千枚、上万枚核弹，以及上万枚抛核弹的飞弹。美国对外贸易是顺差变成逆差，特朗普就把这笔账挂在中国头上，说“你在剥削我们”。公道一点讲，他忘了西方剥削全世界四百年。但他不会算这笔账，他非要把中国搞垮不可。但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中国今天已经是很大的经济体了，而且还是全世界市场。美国想退出WHO、联合国等，也就意味着，美国两三百年的成就在这样的时候一笔勾销，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个人也盼望，中国人在急剧上升的阶段要理解到，最近20年来，中国急剧大规模的上升是付了本钱的。付出了一去不复返的资源。种粮食的土地转变成马路和水门汀，大规模的水源用掉了，中国的劳工比别处的劳工相对来说报酬少。政府要算连环债、三角债来的话，没法算。这笔账不能以自豪跟骄傲来抵充。我最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优秀”。中国光辉灿烂上升的背后付出的是多少百姓预付的代价。王高飞：科技公司一直是在社会背后的工具性力量，随着互联网普及和科技普及，互联网社区出现了，这些社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跨越国家的，例如Facebook、Youtube、TikTok。
历史上首次科技型的公司在跨越国家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有什么意义？同时，快节奏的科技企业和历史的长时段有什么样的关联？
现在Facebook和TikTok这种互联网企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人说像中世纪的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您怎么看？
许倬云：科技，尤其今天的科技企业，渗透在长时段和短时段的个人，科技无所不影响，我们每个人都被改造了。今天在Zoom上面几十人来自不同地方，但我们能聚会在网上这么谈话，在以前是没可能的。政治每天会改变，但政治制度可以长期存在。政客改变政治，选举众人，多少选举权，多少意见发挥的权利，多少选举中间被支配了不知道，这是短期的。更长期的是经济交换，每天人生活怎么样，生活资源是怎么来的，如何改善资源，人类才能生存长久一点。更重要的是文化，中和在一块，潜移默化，整个世界的文化正在迅速地改变。文化和文化之间的桥梁正在建构，但文化与文化之间几千年、上万年的隔阂跟取向不一样，造成了选择方向不一样。但是不同的文化在今天被逼迫着要互相接触，要走向交换，走向理解，走向融合。这条路最难走，但是依旧要走顺畅。这条路走不顺畅，就会起摩擦，你死我活；走顺畅，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然，可以是仇人，可以是爱人。随着经济的世界化，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间隔确实也在逐渐减少。一个正在变动的世界，没有权威存在的。你刚才讲的教会、支配者，没有一个支配者愿意放弃支配的权利。但是今天讯息这么普及，经济力量如此强大，任何支配者都没有办法说“我的支配力量永远在我手里”。因为人脑子是活的。人的脑子是活的，但同时也是死的。每个人接受的讯息、接受的意见不一样，消化程度也不一样。怎么样把差异和分歧综合起来，去找更多的共同的理想？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理想很难找到。过去我们把空间叫做场、人，第一空间是点，第二空间是线，第三空间是立体性。假如没有拓扑结构，基因的结构图就画不出来；假如没有复杂的空间想法，多维空间、N次空间的安排没有办法处理。宇宙怎么去理解？空间与空间怎么折叠，怎么卷缩，又怎么扭曲？不同空间相碰的时候，扭曲、纠缠到没有办法用简单的几何学可以去解决，必须要从多样变化的空间的角度去想。多样变化空间，其复杂的程度可以追寻到无限大。知识越丰富，我们其实应该越谦卑。大多数人包括特朗普不会这么想。今天，对知识有尊敬，但我们理解知识有限度。知识里面一大半是经常不断改变的，最多的是历史知识的改变，每一次反省昨天的时候，意义都不太一样。文厨：您在《万古江河》里写到，“黄河是黄色的，是艰苦的；长江是绿色的，是快乐的”。
我最近做了叫“问长江”的一些公益的事情，现在国家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进行长江大保护，您对环保方面有什么建议？
许倬云：对长江，我是非常熟悉的。我生在厦门，祖籍是江南，抗战期间一直在湖北、四川打转，尤其是武汉到宜昌，洞庭湖和长江相逢的一段。长江三峡我走过七八次，不是自愿走的，是日本人一打过来我们就撤。三峡上面两边把住长江的是大巴山跟秦岭，尤其在秦岭这边有很多石灰岩。秦岭跟大巴山中间有很长的汉中盆地，有非常狭窄的古道。在贵州、湖北、湖南那一带，也是石灰岩。石灰岩可以透天洞，就是溶化之后，洞里边大得可以摆个村落。
这种地形，两条岸边夹着石灰岩，长江在里面走的话，藏着很长的一条平行的斜线，坡度大概可以到70-80度，甚至是120度。这就带来问题，本来不在长江水流所达的地方，石灰岩很结实，而由于水坝的存在，水流到达了原本没能达到的地方，长江两岸的石灰岩溶化出一条条的缝。可能很快，也可能一百万年，但早晚会溶化。
石灰岩缝打穿以后，长江里的水就溢出去了，不是从大坝，而是从两边出去。就会造成长江左右两边的影响。再看看长江水坝，造得再好，还是没有办法阻挡流沙沉淀在水库里面，堵塞到发电机里边。2002年我去到黄河三门峡大坝，看到上游确实是清的，泥沙沉到了坝里去，但坝里面本来的8个发电机组，只剩下一半可用，另外一半都堵死了。埃及的阿斯旺大坝也一样，不但废掉了，下游本来肥沃的尼罗河平原也变得没有用处了。而尼罗河灌溉，曾支撑了古代埃及的发展。
“现在，西方原本最接近理性的美国政治体制，居然沦入如此困境！中国将来的途径应是如何？我愿意在检讨美国历史之时，向台海两岸的中国人，一抒个人的感想。”2020年8-10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许倬云先生将在高山大学作“十日谈”，将他一生积累的广博阅历、炉火纯青的智慧与融会贯通的知识提炼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