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荣誉｜选片札记：借光影之火，窥见世界
“西湖荣誉”评优单元旨在挖掘与表彰“有态度的纪录作者”和“有温度的纪录作品”，促进与鼓励纪录片人在创作成长路上的探索与坚持。
大会采用公开征集形式，面向全球的纪录片制作、发行、播放等机构及独立纪录片作者征集2023年1月1日之后制作完成纪录长片（时长60分钟及以上）、纪录短片（时长60分钟以内）。
本年度“西湖荣誉”评优单元共收到来自 6 大洲 92 个国家及地区，共 613 项报名，其中 596 项为有效报名。其中，中国制作 255 部（包括香港 6 部，澳门 4 部），中外合制 23 部，外国制作 318部；其中，纪录长片 308 部，纪录短片 288 部。
本单元经过初评、复评遴选出入围名单，经由大会学术委员会确认后于大会期间进行终评，最终推选出代表西湖荣誉的纪录片。
本文凝结初审、复审评委的热爱与专注，全文共计8800余字，预计需要15分钟细细阅读。
光影中逐 生命图景初审评委
佟珊
青年学者，策展人。她长期关注华语纪录片、艺术电影、青年影像以及电影节文化。曾于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年来她不仅担任北京国际短片联展（BISFF）华语选片人、策展人，还参与FIRST青年电影展、IM两岸青年影展、Hishorts！厦门短片周等电影节的选片及电影项目的策划与制片工作。
为期十二天密集的线下观影与讨论是一次疲惫又愉快的独特体验。杭州盛夏持续40度的高温中，审片室凉爽昏暗如洞穴。和“柏拉图的洞穴”不同，在这个洞穴的墙壁（银幕）上，我看到了某种世界的图景：墨西哥的越境者，伊朗的女性抗争、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环境污染、冲绳战的历史记忆、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因气候变化全球各地所遭遇的极端天气、全球南方地区的社区建设；当资本与权力以“发展”、“进步”的名义展开行动，纪录影像记录下的是这些行动为地球生态造成的不可逆的破坏、普通人所付出的代价——被迫的迁移、流离失所、分离、疾病、残疾和死亡，以及人们的抗争、合作、反思、悼念与拒绝遗忘。
也第一次观看了许多所谓“没有那么好”的纪录片，以至于越到后面，我越常思考自己对纪录片的评判标准与我自身所处的位置、以及我所积累的有关全球地缘文化政治和影像美学知识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品作为一个样本库，也彰显着全球不同背景的创作者对于纪录影像的理解。纪录片作为一种与西方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关怀密不可分的话语媒介，再次参与到有关“什么议题是要紧的、紧迫的”、“哪些人群、族裔是值得关注和被声援的”问题的定义之中。在此基础上，纪录片大会通过选片和评优进一步参与到对纪录影像的政治、伦理和美学等重要问题的思考之中。
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个人（且经常是第一人称）视角和档案影像的广泛使用。早在三十年前，比尔·尼克尔斯[1]就已颇具洞察力地指出：“传统意义上，纪录片代表着完整、完成、知识与事实，对这个社会、世界及其运转机制的解释。但最近以来，纪录片已经代表不完整、不确定、回忆与印象、个人世界的图景及其主观建构。” 当国内纪录片创作者还普遍执着于以“墙上苍蝇”式的创作方法和观察影像捕捉客观现实时，国际纪录片创作却在个人视角、内心世界和影像实验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一个趋势是，国内外纪录片创作都凸显了个体人物的中心位置。即便是处理宏大议题，从个人视角切入，加入私人影像档案（相片、家庭录像），这种共同的趋势将个体经历和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地缘政治和国族命运结合起来，成为了一种极为常见的主流叙述范式。某种程度上，这一范式的流行呼应着民族志和非虚构写作中“我文本”的兴起。
纪录片对于社会政治历史的讲述、呈现愈加趋于个人化、视角化和碎片化，当大叙事被打破、一种完全的真相变得不可得和不可信。当自媒体、社交网络和大数据推送颠覆了传统传播环境和接受方式，纪录影像的功能、美学与政治、它和真实/真相的关系、个人视角与公共性之间关系等也必须被重新思考。或许还包括，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通过纪录影像的观看和讨论来形塑某种“公众”？我都没有答案，但乐见IDF在一年又一年的选片、展映、讨论中不断激活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1] Bill Nichols,Blurred Boundaries:Questions of Meaning in Contemporary Cultur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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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潇
影像艺术工作者。作品《窗台日志》《欢墟》《榴莲榴莲》《动物园》曾在克莱蒙费朗、坦佩雷、釜山、夏威夷、汉堡、科隆、台北、杭州、北京等国际影展或当代艺术空间中展出。另外，他还曾为《路边野餐》《南⽅车站的聚会》等电影担任过分镜师与执行导演，在《秋田》《历历如画》等影片中担任剪辑指导。
连续两年来到美院参与IDF的审片工作，今年换到了一间影院规格的教室，我和组员们通常会坐到第一排，让银幕包裹眼球，看片、讨论，再看片、再讨论，算是把影院重塑成了一个让身体与思想获得充分交流的空间。这个体验回想起来还颇有苏格拉底的理想色彩。不过，由于审片是分组进行的，从样本上并不足以让我对整体样貌作出判断，因此在这只作一些随想的梳理。
国立政治大学的民族学教授蓝美华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人类学电影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是“自己拍自己”。也就是说，庶民拿起摄影机言说自身，不再被外部的视角所代言，将是理想的发展趋势，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途中，“共同创作”的潮流应运而生。在纪录片领域，最早期的代表当属让·鲁什(Jean Rouch)，他与拍摄对象协作完成了一系列被称为“共享人类学(shared anthropology)”的实验电影。进入数位时代，社区影像、村民影像、参与式影像等去中心的实践相继涌现。在这个脉络的发展过程中，艺术家的实验性逐渐让位给了业余主义的自治性，后者抗拒精英艺术场域的反噬。这一变迁可以看作是对再现危机与身份政治的持续反思，并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伦理共识：身处内部的被拍摄者才掌握对真实的诠释权，而外部的拍摄者夺走了这项权利。
这似乎很有说服力，但真的是铁律吗?像新加坡艺术家何子彦(Ho Hzu Nyen)则认为，重要的或许并不是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的对立，而是究竟由怎样的话语权力在定义那个外部性。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 (HomiK. Bhabha)也提出，文化和身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混杂且变动的。比如在殖民互动过程中，殖民地精英会模仿殖民者，而殖民者会因为看到自己被蹩脚地模仿而感到权威的脆弱。模仿(mimicry)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了颠覆性，而非单纯地顺从意味。这种交织状态或许才是殖民地的真实机理。共创强调的正是经验的交织，这往往又会指向某种虚构，因为虚构才能通约集体的经验，例如史诗、歌谣与传说等虚构文本，它们塑造了共同体的语言与意识，同时又暗示了真实本身包含着无尽的虚构。
在这次审片过程中，我们惊喜地看到了几部兼具艺术探索与社群立场的共享人类学电影。真实与虚构、内部与外部、拍摄者与被拍摄者，这些对立在这些作品中被团结在一起。作品的纯熟与真切程度令人惊讶，不禁让人进一步怀疑那个看似铁律的共识。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是，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将电影视作“移动测绘装置”来处理自己的议题。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性带来了对世界本质的转变，人类不再与世界共存，而是将世界视为一个可以被测量与展示的“图像”，因此他提出了“世界的图像化(Die Verweltlichung als Bild)”这个重要概念。这正是当今我们所身处的现实:一个被图像组成和统治的世界。这背后的关键正是基于摄影术的发明。摄影术凭借其捕捉现实世界精准图像数据的特性，再结合卫星定位(GPS)、地理信息管理(GIS)、激光雷达(Lidar)等技术，被广泛运用到了各种现代社会场景中，如工业、农业、军事、医疗、航天等领域。通过工业相机，生产误差得以降低；通过无人机，代理战争可以精确摧毁目标；通过卫星与闭路电视，强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精确监控。影像因此成为帝国建构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
然而，对于个体，尤其是影像艺术家来说，利用影像进行测绘(mapping)则是一项自治权力。每个人都可以用影像勾勒地图，这个地图可以是主观的、记忆的、批判的或揭示权力节点的。凭借这些地图，人们得以获得透视统治关系的知识，从而抵抗那个愈加坚固的帝国。比如往返于国境线疏散难民的面包车，或横跨沙漠完成经济活动的掘金者，又或是拒绝戴头巾的伊朗女导演将自己卷入传统穆斯林家族的目光中。移动的影像可以划定疆界，也可以划开疆界。
关于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散文电影近年常活跃于各大双年展与当代艺术机构，在这次审片过程中也表现亮眼，算是纪录片当代转向里的代表力量。无论是水坝、电力系统、购物中心、援藏铁路还是云上贵州，基础设施的组织与配置调动起了区域内的资源、人口与领土，艺术家对其进行视觉批判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揭开该区域的空间政治逻辑。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往往也具有诗学的面向，因为它的外观总会透露出权力的美学，携带着意识形态的讯息，承载着社会理想，并形塑着人群的文化认同。
最后稍微谈两句中国纪录片。今年我们观到了大量官方扶持的非遗纪录片，数量是去年的好几倍。十天下来，我们几乎把各省的传统技艺看了个遍。因为容易申请经费，今年各大高校正在争先恐后地开设非遗专业，各地方也在举力发展文化旅游。并行不悖的是，民间社会的记忆及传统也在加速异化，而相关的纪录片几乎踪影全无，这个变迁就是关于这个时代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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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开
制片人。她致力于将原创性强且突破传统的亚洲故事带给世界观众。她最新的剧情短片《在水一方》入围2024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荣获欧莱雅女性电影人奖。纪录长片《午夜出走》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并荣获特别提及，由国际流媒体平台MUBI在2024年上线，发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巴西、土耳其、印度等二十余个国家。剧情长片《空房间里的女人》荣获2024柏林电影节奇遇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及2024翠贝卡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最佳表演、最佳摄影两项大奖。
审片的时光里，杭州每天都是接近43度的高温。从蒸笼般的室外走进冰凉的黑暗放映室，这一冷一热的极端切换彷佛对照了我在看片时的感受。比如，上一秒看到伊拉克十月革命中被父亲烧掉护照的女孩偷偷逃出家的牢笼，下一秒就是她和女友在巴格达街头的闲散夜晚，谈论觉得自己像哪座城市——这些在动荡中的美好脆弱时分，让当下的我觉得前所未有地触动。有的时候连续看到好几个很沉重的片子，情绪非常压抑，走出门，空气也是闷热到无法呼吸。现在回到北京已经在入秋的凉爽感中，竟对那样极端的炎热夏季产生一丝怀念。我想是因为这次初审让我更接近和体验到了不同形式的真实，虽然大多片子仍停留在单纯记录的阶段，但当诸如上述影片出现时，我还是会为之雀跃。
老实说，因为是做剧情片出身，之前看剧情片远远多于纪录片，这次的观影体验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自我教育和学习体验。也让我发现了国内外创作者对于纪录片的处理方式和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国内的纪录片大多还是纯观察式纪录片，更强调一种无保留无过滤的原生态和生猛性，但伴随而来的问题也是视听上的过度粗糙。作为制片人，我下意识地会更关注影片可以获得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华语作品里往往有很多特别好、特别难得的人物和素材，但可能因为缺乏更成熟的制作手段，导致片子没能去往更好的影展和平台。而国外的纪录片，虽然优秀的也是少数，但能看出对形式、虚构/非虚构以及各种新媒体结合的大胆探索，对于故事片叙事手段及重新演绎有一种更深的信任。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总体而言，今年纪录片的多样性和勇猛程度让我惊喜。从伊朗女性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奋力挣脱父权到跨国移民爱情故事到尝试和解的中国父子家庭私影像，这些鲜活真实的生命体验，在某一天，让我看到并产生了共振。这是我极其珍视也觉得非常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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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宇
独立导演，UCL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纪录片专业，栗电17期，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教师。导演《行星B602》《元年》《九化迪士尼》《白鲸》《洛希极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BABA》等作品多次在FIRST青年影展、北京短片联展等国内外电影节中获奖、展映。
万年前，人类学会用火，巫师在篝火前讲述远方森林的故事，和超越现实的想象，人们听得入迷，世界不再只是脚能跑到的那么大，脑子的想象体验感比白天狩猎惬意。
审片时，投影仪的光像篝火，光映在脸上，像万年前映在古人脸上。十余天，百部影片，导演们在篝火前讲述起远方的故事，独特有趣的美感，难以名状的感受，和分外真诚的表达。这种体验很难得，在篝火前大脑安心温暖。
总体看下来，有以下几点感受。
首先，外语片普遍视听水准要高于华语片。当然华语影片中也不乏少数在国际上也具竞争力的佳作，这个感受是从比例来讲。制作水平主要体现在摄影、调色、声音设计和剪辑上。并且从成片效果上来看，外语片在纪录片的摄影上普遍比较考究，让人感受到拍摄前期就做了很多针对画面呈现的设计工作，比如选择什么机身，什么镜头，可以更好地实现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感受。
而华语片存在着大量相对来说粗糙的拍摄，这种粗糙不是说装备不好就一定粗糙，而是一种拧巴，在观感上一些片子明显是想要精致，但却没有做好准备，导致有种恐怖谷的质感。或许和中国独立纪录片前辈的巨大影响有关，但我们要思考的是，当年的DV风潮在当时是一件很新潮的事，但如今同样新潮的轻量化微单才更像是当年的DV，如今轻量化的设备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提供更多可能性的效果，没有必要去以一种崇古的心态，去实现如今看来“粗糙”的DV带来的质感，多在影像上做几个决定可能也不会过于影响拍摄纪录片的执行力。
在调色方面，可以感受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报名的外语片有大量胶片质感的色彩倾向，有的是使用胶片拍摄，有的是通过后期模拟，几乎成为一种风潮。这种崇古我并不是十分理解，但确实在观感上会更舒服一些，可能是能给离生活很近的纪录片一种间离感。
声音设计和剪辑可以引出另外一个感受，即除了视听水准外还有对于纪录片观念的理解问题。华语片几乎都是观察式（observational）的形式，追求纪录片的客观真实。这也和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有关，早期的优秀作品太深入人心，人们觉得优秀的纪录片就该是这个样子。这导致很多片子以客观为准绳不去通过声音设计和更自由的剪辑更加精准地表达创作者的感受，有些束手束脚。纪录片不是只有观察式（observational）这一种呈现方式，还有论文电影（essay film）、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等其他形式，纪录片不只是客观，还需要有表达。因为从本质上说，一颗镜头的录制与结束录制，剪辑时镜头去与留，就已经有了表达，客观只是纪录片创作中的一种表达特质，并非困住手脚的绳子。外语片中，则各种形式都有，在表达手法上更加灵活，自由。
其次，是感受到了影像的自由。近年国际上有一种纪录片的创作倾向，即打破剧情与非虚构创作的边界。在这次审片过程中，看到了很多这样打破边界的影片。在这种纪录片中，体验到了一种很独特的观影体验，是一种有趣的自由，真的在感受影像的边界。我一直觉得纪录片的创作要更加自由，剧情片的创作离不开基本的故事框架，但在纪录片尤其是论文电影（essay film）的形式上这种天马行空十分自由，摆脱了剧情叙事框架的魔咒。而这些很新的、向着影像体验边界进发的纪录片进一步地为这种自由写下新的注解。
另外是纪录片的真诚。无论是拍摄关于社会化议题的纪录片，还是拍摄更加个人化的纪录片，优秀纪录片总是能感受到导演的真诚，这种真诚源自于导演对这个题材的兴趣，兴趣生发出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关注的视角。这种真诚会给观众带来共鸣。比如今年有众多关于俄乌战争题材的片子，千里外的战火，我们看到的是导演们从自我感受生发出的有趣的经过思考的视角和想要表达的议题。反观有些并没入选的影片，如国内外都有很多偏介绍性、偏报道性的纪录片，尤其是华语短片中有着大量非遗类型的纪录片，他们受到太多早期电视台或者早期网播平台的影响，导致影片脸谱化，程式化。航拍、B-Roll、采访、对着镜头笑、僵硬的口号以及意义不明的镜头运动。并没有感受到导演真的对于这个题材感兴趣。检验创作真诚有个很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剪完这个片子，导演会不会独自翻出来一遍一遍的看，去欣赏自己的片子，对自己的片子感兴趣。那些枯燥的、未经思考的非遗片，我相信导演自己都不会感兴趣的翻看。
最后一点，影像的神韵。纪录片也是电影的一种，电影本体的美好和导演意识可以说是电影的灵魂。这种灵魂，能把观众拽进电影所营造场域的黑洞里。优秀纪录片拍得看似是一件事，但是影像所呈现的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总结的、混合复杂的体验。看似拍得是我们眼前能看到的相，而真正拍得是眼后那片无相，思维的宇宙。这恰恰是电影该去表达的，如果文字能替代，那看田野调查也可以。最后进入初选名单的影片，都具有着这样的纪录片灵魂。
能在审片室中烤一烤影像的隽永篝火，我很幸运。
还好有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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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星河 寻思想岸复审评委
王久良
独立纪录片导演、制作人。2007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2008-2011年创作完成纪实摄影作品《垃圾围城》及同名纪录片；2012-2016年创作完成纪录长片《塑料王国》；2019年受ART FOR THE WORLD邀请参与“相互依存”主题电影创作；2019-2023年创作完成最新纪录长片《海鸥》；2022年至今，纪录长片项目《荒漠》创作进行中。
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伴随前线青壮年生命的被拦截与终结，还有后方老幼妇孺的颠沛流离。世界范围内的地缘冲突此起彼伏，正在发生的让人恐惧和绝望，即便暂时结束的留给后人的也是满目的疮痍和无尽的悲伤。非洲和欧洲之间的移民博弈还在持续，而巴西丛林的原住民为保全生存空间的抵抗也依然在坚持。从伊朗女性权利的持久争取到日本Metoo运动的余波，从中国东北的凋敝到俄罗斯远东的没落，从碳基生命对于精神故乡的追寻到人工智能未来可能的异化，从桃花源里人性的幽暗到卡拉扬大佛废墟前的生命之光……纪录片依然是这个世界的镜子，其中映射的依然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为重大和重要的事情，以及世人最为普遍的关心。
古涛
2007年毕业于加拿大Mel Hoppenheim电影学院电影制作系。他的电影创作始于实验电影，实验电影《去大海的路上》2011年入围美国圣丹斯影展、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全球四十多个影展并获得多个奖项，并在2014年于美国迈阿密Perez Art美术馆展出。纪录长片作品《驯马》2017年荣获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影展RIDM最佳加拿大纪录长片奖、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金气球奖，于2018年获中国独立影像展评委会大奖、华盛顿华语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片奖。2021年他受邀担任第五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终审评委。古涛以剪辑师身份参与工作的多个纪录片项目也入围国际纪录片影展。
真实的在场和隐退
剧情思维在纪录片表现形式上的植入，让纪录片的边界呈现更为模糊的状态。创作者的预设立场面临的拷问是：当“真实”让位于表现形式及表意逻辑，创作者内心对“真相”的诚实成为其个人的创作道德，这关乎作品是否成为一种光滑的“文艺的印象”。“真实”的隐退意味着纪录片力量的溶解。
电影的观看
观影是一种心灵的运作机制，在可见（具象）与不可见（抽象）之间，它试图在一片广阔的领域生长出一种思想和诗情，并提供理解真实的途径。
良知与苦难
电影在国家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角色？是良知。它展现于被电影构置的心灵景观，并呼唤一种“电影目光”，一种吸引力，以目光触及世界，产生连接。
脸
一张良善的脸意味着一切。在电影中尤如是。
运动-影像
将静帧照片“翻译”成电影，潜藏一种危险。TRANSFOMATION才构成电影“内在的运动”。
厌倦与虚无
空洞与乏味也是一种情绪。当电影的手法与此达成一种同构，双重的“厌倦”也是一种真相。如果能进入虚无的层面，那种灰暗便有了意味。纪录片并不止步于真相。
手法与立场
电影手法的运用在本质上是一种立场的选择。立场在先，手法在后。内省与理性犹如微拨指针，以确定客观审视的距离。在内在世界显化的主观表达中，抒情即是灾难。
身体性
纪录可以成为一种在场的幻觉仪式。让身体成为剧场，成为经历的道场，与土地建立一种更微妙的连接。这是更深层的回归，也造就特殊的美学。
权利与暴力
权力与暴力相生。让一个人看见自己的暴力是否可以唤醒他的良善？即兴表演成为一场类似哲学情境的实验，将人推至恶的边缘，让个体经历与集体记忆在电影中发生关系。艺术要素间的内在运动，成为观看的唤醒者与调动者，它在内部重构了一种“观看的方式”，切断了庸常的表意逻辑，并由此建立观看与真实的镜像关系。它直指一个残酷的真相：任何人一旦身置一种权利的结构，他/她便具备了暴力的危险，并处于人性滑向恶的变异中。深度的智慧和谦虚的道德莫过于推人及己。艺术是一种抵抗，不屈从。
光斑图
偶尔看到一幅从大气层之上拍摄的地球在经历黑暗时的景象。不同的光斑从不同的点汇集、交融，形成一个网状的光斑图。在黑暗中，会有一种看见地球神经脉络的幻觉，也让人联想到纪录片电影在全世界的流动和演变，也是一种类似的光能效应，它展现的是跨越国家和文化，融合当代语境的个人化叙事的辐射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录片电影正是对这个时代的精神透视和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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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弋枢
导演，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导演作品有：纪录片《浩然是谁》《路上》；剧情片《一个夏天》《之子于归》《内沙》；出版学术专著《电影中的电影：元电影研究》；译著《电影作为艺术》。
近年因为评审或选片缘故，有机会看相当数量的最新世界各国电影，但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连续十天、每天十几小时专注看片的经历却绝无仅有，这样密集且连续看片的方式就像是眼睛代替身体进行了一次世界环行，的确带来特别的观影感受，这些在各自背景下产生的纪录片不再仅是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单个作品，这些关于期待、追寻、承受或抗争的故事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发生，常常产生奇妙呼应，人类的苦痛和命运如此相关，也迫使我向自己提问，我们身处的当下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以及如何面对它。
在今年的纪录片中，多部作品呈现了勇气与力量，其中最打动我的有两类，一是以内在于自身历史的、笃定的、在地的感知方式，探寻自身的文化之根，在传统中接上内在的精神源泉，艺术、民族历史以日常当下的、和生命紧密相连的状态，连接着社区和部落的人们；打动我的另一种行动同样是日常的，在某部影片中关于头巾的抗议，女主角在自己的家庭内部，在亲属的聚会中微笑但坚持，行动也体现于是日常生活的变革，日常在这里就是一个政治的现场。当然，那些向远方出发，颠覆这个世界的规则和系统性宰制的人，同样让我们感受到行动的力量，同样有影片展现着女性在路上的行动。
“西湖荣誉”评优单元入围片单即将公布，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