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未知：承诺的力量（Part.1）

Controlling the Unpredictable—The Power of Promising

史密德（Lewis Benedictus Smedes ）(1921 - 2002) 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改革宗基督教作家、伦理学家、神学家，曾在富勒神学院任教25年之久。他出版了15本著作，包括大众熟知的《原谅与忘却：医治我们不当有的伤痛》。

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是在提摩太凯勒的书《婚姻的意义》（上海三联书店 ）中。其中有一段引用自史密德的话：

“‘首先，他认为，我们身份的根基正在于承诺的力量：有些人问自己是谁，指望感觉告诉他们，但感觉是捉摸不定的火焰，一旦刺激消失，感觉就会消退。有些人问自己是谁，指望成就告诉他们，但我们所成就的事，总是不能揭示我们内在的品格。有些人问自己是谁，指望理想本身的远见告诉他们，但我们的远见只能告诉我们想要成为谁，而非我们是谁。’我们是谁？史密德说，我们做出明智的承诺并持守这些承诺，由此成为我们所是。”

我对这段话深以为然。过往的经历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坚守承诺、履行承诺，并愿意为实践承诺付出代价时，我们最知道自己自己是谁。而当我们放弃重要承诺的时候，我们最为失望和迷茫。重要的承诺时常如同灵魂的锚，使我们在无尽的漂泊和求索里知道曾走过的路和将要去往的方向。履行承诺也帮助我们成就真正的信心，不使我们成为那看到自己本来面貌后，转身就走的人。信守承诺也使我们建立真实的自我形象。毕竟，当我们不断对自己食言的时候，很难谈的上真正的人格了。

《驾驭未知：承诺的力量》这篇文章原刊于Christianity Today(Jan. 21, 1983)。塔城将于近期翻译并推送，期待与大家交流关于承诺的话题。

在某个地方，一位父亲对自己说：“我真希望她（女儿）直接带上行李离家出走，从此再也别回来。上帝知道她快把我逼疯了。” 但是，他记起了女儿受洗时他曾做出的承诺，在受伤的情绪里，他并没有离开女儿。

在某个地方，一位女士对自己说：“我想逃离婚姻，重新和某个真爱我的人开始。上帝知道，是我嫁的这个白痴自己给了我踢他出局的理由。” 但是，她回忆起当她嫁给他时许下的诺言，于是她怀抱希望，并未放弃。

在某个地方，一位牧师对自己说：“我要扔了这份工作，找个收入好些的职位。上帝知道我的会众多么令我精疲力尽。”但是他想起自己被按立时立下的承诺，于是他以牧养的爱，仍旧与他们在一起。

一些人还在许下诺言，并坚守着这些诺言。当他们作出承诺，他们便使得周遭的生活稳定的充满着作为人的感情。当人们难以靠着彼此去记忆和实践自己的话，信守承诺成了一个强大的恩典管道。

一些人还未抛弃他们的船，即使它像是要沉没；

一些人还未丢开他们的初衷，即使它像是要迷失；

一些人还爱着他们不能原谅的人，即使这如扼喉之痛。

为什么？究竟为什么要作出承诺？就算承诺了，为什么一定要坚守？为什么不适应变化，将你的感觉最大化？为什么要为曾经的一句话、一个记忆而烦恼呢？信守承诺大概是傻瓜的游戏：作茧自缚。承诺能确保你成为输家。当你可以通往快乐和利益的高峰之时，为什么不斩断牵绊，随便让谁去收拾残局呢？为什么要作出承诺，为什么要信守诺言？

关于承诺，种种烦人的“为什么”有一个答案，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U. of Chicago, 1958)说：克服未来的不可预测，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承诺之力。如果原谅是医治过往痛苦的唯一解药，那么承诺就是对抗未知未来的唯一盾牌。

人类的承诺，其现实性超乎想象。当一个女人作出承诺，她是将手探入了明天的未知境遇中，并在其中创造出一个小小的领域，属于已知的真实。当一个男人作出承诺的时候，他在波涛汹涌的不安海洋中创造出了一个安定的小岛。人类力所能及的，除了原谅，还有比承诺更为神圣的吗？

人类的承诺在我眼中呈现出三重愿景：人类的命运全然取决于一个承诺；人类的自由来自于一个承诺；人类的救赎来自于承诺与信守承诺。从这三个观点出发，也许我们能够重新发现关于承诺——这一非同凡响的人类活动——的几重含义。

一, 人类的命运系于承诺（Human Destiny Rests On A Promise）

承诺如同一根承载着人类家庭未来的脆弱细丝，它确保了世界不会在攀登顶峰的艰难历程中，将自己丢进散发恶臭的垃圾堆。仅有一样东西能够赋予人类史诗一个圆满的结局，以至于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个被救赎的家庭将遍满全地，居于公义和平安之中。这根挂满了丰富事物的细丝就是我们口中未被忘记的承诺。

一个普通的，名叫亚伯拉罕的迦勒底人斩断了身后的桥索，大步走向他不可预料的未来，他在某个承诺的可靠性上冒了一次险，并且这个承诺的发出者是他过去鲜少觉察到的“存在”。从此，整个人类历史展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当摩西试图更加信靠这一“存在” 、“看不见的至高者”、“无法称名者”的身份时，人类历史又一次驶向前方。摩西大胆询问：“你叫什么名字？”，回答是：“我是自有永有者。”（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这是他的名字。这是摩西需要知道的全部，可能也是他所能够明白的全部。“我是自由永有者，尽管放心。”

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计这个民族将要经历的波澜壮阔的起起伏伏，他们由蕴含在上帝之名中的承诺所创造。未知的境遇伴随着促使民族灭亡的不可控外力，使得他们的未来始终处于疑惑和不确定之中。只有承诺之力将他们聚在一起。名为“自有永有”的那一位始终转向他们。

后来，在一个无可怀疑的情况中，来自加利利的那个人向他的朋友们谈起了系于他血液之中的古老承诺，隔天，他的血流在了上帝的土地上，他们叫那座小山丘“各各他”。“自有永有者”与我们同在。他受死，升高，与我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

地球上无人能够凭借有力的数据，预测这个星球上居民的未来。未来难道是星际里的垃圾堆？或者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公义最终掌权？彼得说，并非废墟，而是新天新地。你怎么知道？通过一个水晶球？还是根据一些指标，还是什么内部证据？既没有水晶球，也没有内部证据，而是“我们照他的应许”（We wait according to his promise. 彼得后书3:13）。又一次，所有的一切系于一个承诺。

我们环境中所能搜集到的证据，无论自然证据还是人文证据，最多算得上模棱两可。James Gustafson有关伦理学的重要作品，Ethics in a Theocentric Perspective，出版第一卷历经30年的准备工作。这本书中叙述了Gustafson对人类历史的悲观判断，自然界没有什么能够证实：自然环境本质上对人类这一物种是温和友好的。而人类历史中，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类正在通往上帝之城的路上。我们都持有一种主观偏颇，认为宇宙的天秤必定向着人类倾斜。然而，根本没有能够支持人类中心偏见的证据。

真的没有吗？是的，完全没有。除了一件事：那一位名为“自有永有者”所做出的一个承诺。

人类的命运寄于一个自主的承诺，并且这一承诺被牢牢的铭记着。承诺不仅是相信希望的基础，而且意味着，当你我作出并信守诺言时，我们比其他时候更接近效法上帝的样式。当你向一个人说你将与她同在时，你只比天使微小一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