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来揍，老佛爷是怎么做到的？

天朝上国自古以来就讲究“八方来朝”，但慈禧玩脱了线，搞出了一个八方来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90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世界史上出了件大事：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奥匈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意大利王国等世界上最有名最强大的八个国家，组成联军，兵发北京，打得大清满地找牙。转年，清廷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从此，我大清彻底服了。

那时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是慈禧老佛爷，她是怎么做的，竟惹毛了八个国家一起犯我大清？

导火索是中国北方严重的义和团排外烧杀事态，这八个国家不得不发兵捍卫其外交人员、侨民（和某些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六年前，清廷刚被日本打出原形，五年前才签了一个《马关条约》。两年前，慈禧终于恩准光绪帝与维新派推行变法维新，但当涉及权力格局的变动时，她又断然进行干涉，杀了“戊戌六君子”，又将光绪帝软禁于瀛台。西方各国同情光绪帝的处境，并希望中国在他的带领下继续走维新之路。这惹恼了慈禧老佛爷，想废了光绪，并放出风声，说光绪病重。一时流言四起，外国报纸甚至猜测光绪已经被害。为此西方多国军舰云集于大沽口进行演习，英国公使甚至提出“找一位外国医生给皇帝看病”。

有位洋大夫还真的被准许进了宫，发现光绪除了身体虚弱，并无大病。慈禧的谎言被揭穿了，于是恼羞成怒，更加坚定了废立之心。她想立溥儁为“大阿哥”，还预定了禅位典礼的日子，并改年号为“保庆”。这时，列强又不干了，拒绝承认“大阿哥”的地位，只承认光绪。慈禧气得发疯，总想找机会跟洋人摊牌。

巧的是，此时义和团闹了起来，她觉得这是可以依靠的力量。

义和团的起源众说纷纭，有的说来自白莲教，有的说源自大刀会，但普遍认为出自各式各样的民间武术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之类——这样的乡村武术团体我在童年时代还曾经见过。义和团成员极为芜杂，大多数来自下层社会，类似于跳“广-场-舞”的那些人。后来也有不少官军、乡绅乃至王公贵族加入，当然其中也混杂着大量的地痞流氓。

义和团最初称义和拳，从最初的练武健身，很快走上排外之路，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了各地的教会和教堂。他们首先在山东制造了多起烧教堂、杀洋人和“二毛子”（中国教民）的血案，山东巡抚毓贤仇视西方，主张对义和拳以抚为主，并改拳为团，为此义和团获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有的号称“官团”。这种做法遭到西方抗议，慈禧被迫将毓贤免职，并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带着他刚刚在天津小站练成的七千新军前往山东，镇压义和团。

在袁世凯的痛剿下，义和团在山东无法生存，于是向直隶（京津冀）转移，一场塌天大祸不久爆发。

那时在慈禧的身边，都是像毓贤、刚毅、徐桐这样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虽然她对“刀枪不入”、“枪炮不伤”的“神功法术”也是将信将疑，但有病乱投医，希望借助义和团排外之力，增加一个与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她派军机大臣刚毅前往涿州对义和团进行考察，得到的回报是“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于是在慈禧的默许下，义和团举起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开始进入北京和天津城内，一路上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并攻打天津租界。各国公使多次对清廷发出严重照会，要求取缔和平定义和团，但慈禧不与理睬。

义和团进入京津后，烧杀掳掠，不仅杀洋人和“二毛子”，也严重损害各级官员和广大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正阳门外大火连烧了三天三夜。4月，英、美、德、法公使照会清政府，限两月剿除义和团，否则将派军队驰入直、鲁两省，代为剿平。情况在持续恶化，使馆和西什库教堂（中国天主教总堂）都受到围攻，主教樊国梁连拍电报求援，于是列强于1900年5月28日提出派出“使馆卫队”进入北京以保护教堂的要求，慈禧先是拒绝，三天后被迫同意。

各国列强先派出400多人进京，后来联军又派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带领2000人前往北京。

北京已经乱成一锅粥，义和团养虎成患、尾大不掉，而西方列强的军队又走在了进京路上，此时的慈禧始觉骑虎难下，不好收场了。于是，从6月20日起，她连续四天召开御前会议，与大臣商议对策。

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人主张自主镇压义和团，而与列强讲和，请求他们不要派兵入京。多数封疆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虽未与会，但也发来电报支持这种主张；“列席”会议的光绪也表示支持。

而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等顽固派王公大臣，则认为义和团不易剿灭，不如借用他们的“法术”把列强赶跑。最终，慈禧老佛爷采纳了顽固派的意见，因为她对义和团的“法术”还抱有一定期待，更重要的是此时传来一个消息，说列强提出了照会，要求她将权力归还给光绪皇帝。如此干涉“内政”，是可忍孰不可忍，老佛爷怒了。

6月21日，慈禧发出了一个“宣战”诏书：

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这份诏书其实向内部发出的，并未向列强提出正式照会。慈禧希望依靠几十万“义兵”，同列强“一决雌雄”。

当然，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联军轻松攻陷天津大沽口，7月中旬又进陷天津，解救了被义和团围困的紫竹林租界。清军只有聂士成部在天津城南进行了坚决抵抗。在八里台战役中，聂士成身中7弹，腹破肠流，但仍坚持战斗，直至血尽而死。聂士成的失败更多“归功于”义和团的背后偷袭，因为他认定义和团是拳匪，只会祸国殃民。

8月中旬，联军2万多人由天津进攻北京。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1万6千人。日军8千人，俄军4千8百人，英军（主要由印度人组成，还包括一些香港及威海的华人）3千人，美军2千1百人，法军8百人（主要由越南人组成），奥军50人，意军53人。

8月13日北京外城由英军率先破城，14日全城失陷。慈禧老佛爷携光绪仓惶出逃。联军入城后，立即解除了义和团对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十几万义和团民逃出北京。

在流亡西安的途中，慈禧终于把一切都想明白了，一方面指定李鸿章向列强议和求饶，一方面下令清军彻底剿灭义和团。

在联军到达北京前夕，她杀了几位主和的大臣；议和后，她又下令杀了142名主战的大臣。这时也没放过义和团。总之，错的都是别人，她永远是对的。

联军占领天津和北京后，实施军管，分区占领。二战后美英法苏四国对柏林的占领，大概就是效仿了这个先例。

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又率兵3万来京，并打到河北的保定和张家口，而法德联军一度打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井陉、娘子关一带。随即收兵。

在这场浩劫中，与大清有着“数百年友谊”的俄国，则继续实施趁火打劫和闷声发大财的战略，兵分五路，老实不客气地鲸吞了整个东北，兵锋直达东北与河北交界的秦皇岛、山海关。（后话：几年后，东北被日本收复。）

列强仅仅靠2万多人就打到了北京，后到的3万人，只是锦上添花，并未发挥实际作用。在这场不对称的战争中，清军兵勇、义和团民、普通民众伤亡多达数十万，而联军只战死700余人，伤300多人。为何清军和义和团如此不堪一击？是兵力不够，还是装备不好？

都不是。

说到兵力，不提那数十万“义兵”，在京津冀的清朝正规军就多达五、六万，其中包括聂士成的淮军、宋庆的毅军和董福祥的甘军、庆亲王奕劻的神机营、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以及直属九门提督、步兵统领的御林军。这还没提到袁世凯在山东的新式陆军。

说带装备，清军多数部队都采用了西式先进武器，并配备速射机枪和各式大炮，与联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不仅没有“时代差”，甚至还略胜一筹。在天津战役时，曾经“整整五个小时联军都被中国人的炮火压在泥里动弹不得”。只有53人的意军，在天津缴获了一座无人看守的清军武器库，里面装备之先进，物资之充足，让这些来自意大利的“土老帽”都傻了眼。领队的海军中将西蒙写信给英国公使：“（缴获的武器包括）最新式的曼利彻式卡宾枪的型号，比联军中的奥匈部队列装的卡宾枪更为先进，似为刚出厂的新品；而克虏伯大炮比德军现役的所有大炮口径更大、瞄准更精、射程更远、更为新式”。后来，他还给联军指挥部开列了一份长长的清单，其中包括87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36门，7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60门，劳登菲尔德速射机关炮各种口径、型号126门，其他型号、口径的克虏伯大炮、机关炮156门、挺。这些武器，都是当时最先进的重武器，甚至是簇新的，多数未来得及拆封组装。还有3万枝贴有最新出厂商标的曼利彻牌毛瑟枪和来复枪，3万把枪刺，加上堆积如山、品种繁多的其它军用物资，粗略估算，价值约250万英镑。西蒙以戏谑、调侃的口吻写道：“战斗伊始就意外缴获清军这么多先进武器，等于给联军1万6千名军人配备全副武装还有富余，只可惜我们的士兵一人只有两只手。”

显然，兵力和装备都不是问题，原因仅仅是清军毫无战斗力，政府和军队都太腐败了，他们吓唬吓唬老百姓还行，只是不能真的打仗。清军官兵大都软弱无能，贪生怕死，防守北京城的官兵大都未开一枪，便弃城而逃。像聂士成那样敢打仗、会打仗的将军太少了。当他率军顽强抵抗时，西方的随军记者甚至认为“这场战争已经无法取得胜利”。可惜，这样的将领寥寥无几。

在真正的战场上不行，事实上在围攻教堂和使馆的战斗中也不行。不是慈禧故意放水，而是清军和义和团没那个能力。

当时，北京东交民巷各国使馆筑起了防御工事，使馆区内被围困了3千人，其中2千人是寻求保护的“二毛子”，外国平民有600多人：其中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军人只有409人，此外只有3支机关枪和4门小火炮。而被围困在西什库教堂的都是平民，也以中国教民居多，枪只有几十枝。但就是这样的防御力量，竟然成功抵御了十几万义和团民和一两万清朝正规军数月的连番进攻，直至联军抵达。

当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是董福祥的部队，装备的是新式后膛枪，士兵身上挂满了子弹。可是尽管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因为士兵们连怎么瞄准都不大会。

事实上，京津两地的老百姓既不同情清廷，也极端恐惧和厌恶义和团的掳掠，因此把联军当成了真正的“王师”，很多人做了“带路党”。

还是梁启超看得清楚：“别国之民，且尊且贵过于王侯将相；而我国之民，且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为奴为其主斗也。驱奴隶以斗贵人，焉得不败？”

1900年12月，列强（除出兵八国外，还有比利时王国、荷兰王国和西班牙帝国）向清廷提出了《议和大纲》，没给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条约被称为《辛丑条约》，共有12条正文和19个附件。其实哪一条都很严重，我们单说这一条：清廷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用意是让每个中国人交纳1两的“罚金”。这一天文数字的赔款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列强担心清廷赔不起，让中国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担保，且这些税需由列强来收。

此约一签，中国成了“洋人的朝廷”，清廷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列强打工并维护秩序。

这就是慈禧老佛爷惹的那场“八方来揍”的大祸。

好在，她心也宽，毕竟江山还在手里。洋人还是好打发，要的只不过是银子，最后还不是乖乖的退了兵。老百姓才是真正的敌人，他们憋着要推翻朝廷。通过庚子之变，老佛爷算是彻底看清了这一点，以后倒也安心了，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庚子时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花絮：联军在对北京和天津的占领期间，最见不得满大街的随地大小便，于是明令禁止。有些中国人开始还不习惯，被联军就地“正法”了几个，没多久，随地大小便就在京津城里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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