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被烧，谁之罪？

目以（n180424）

今天巴黎圣母院的烧毁刷爆了社交网络，大家在纷纷悲叹之余，有好事者竟然扯出历史恩怨来论证这次事件的天理循环性，因而引发了群众嗤之以鼻的对抗式争论。一方指责另一方不负责任的以怨报怨，孰知文化瑰宝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动辄拿出民族仇恨来渲染报复的快感实在不太高明，心胸狭隘，在所不齿，更甚者则将祖先古迹的毁损也推脱到对方身上，阐述力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零和博弈，言明这是很可怕的民粹式野蛮思维。气小力弱的内部理亏派虽然战之不勇，但并非一无可取，个人的价值取向是民胞物与的天赐动能，有理不在声高，要是争鸣一番也并非必输不可，不过与理确实不合，只是纯粹就人类的本性来看似乎有可谅解的原由罢了。但官媒竟然还大开讨伐，旗帜鲜明地为别人家辩护，高举批判民族主义的大棒让后代选择忘记历史的恩怨，怀着同理心宁要以德报怨，其本身的身份敏感性则让问题升级了看待层次，那倒可以从头爬梳一遍事件的发生过程，来缕清大家站队倾向性的源头何在。

1860年，英法联军在悍然进行了四年的战争以后，兵不血刃般驰入了紫禁城。当时的英法联军本来想与清朝订结城下之盟，加大开埠通商的力度，派出使团送了个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因为使团的“傲慢”让咸丰皇帝感觉遭受到了奇耻大辱（数千年未有之夷狄变节），于是全部扣下，关入大牢，天朝的仲裁者们把中华文明灿烂刑罚的精华在他们身上施用毕尽，按下不表。其实对于条约内容的纠缠，双方倒是都没什么太大的分歧，可牵涉到了礼节性的问题，就各怀深忌，触底反弹了。联军代表团团长巴夏礼要求向皇帝陛下亲递国书，公使驻京，清廷代表是皇室成员怡亲王载垣，作为皇家体面的正统维护者，知道这一条咸丰皇帝是万万不会答应的。想当年鸦片战争战败之后，清廷代表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还是一派趾高气扬的措辞，向皇帝奏报只称其为“赐约”。皇家的骄傲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这是一步都无法退求的，必然讲究的，根本不能谈。

其实英国人这么僵化也是其来有自，早先受够了中国官僚们的政治把戏，逮到机会就要出口恶气。

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本来已经作为通商口岸开放了，但是英国人竟然十几年里没有进入过广州城内，最后靠着炮舰的铺陈才完成了占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商人都集体居住在澳门，要发货卖东西必须通过广州的十三洋行代理代办，英国人是不能擅自进入广州城的。《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按照条约规定，十三洋行的垄断特权被废除掉了，英国人可以自由贸易，还可以自由出入广州城。条约上虽然是这么写着的，但是，英国人却始终没有能够进入广州城，原因是广东人拒绝他们入内。

今天广州是一个开放的城市，走在大街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外国人，各色人种都有。去广州市出入境管理局大厅看一眼，排队申请居留签证的外国人比中国人申请境外旅游的都多。可是在当时的广州，英国人想进广州城里溜达一圈，比登天还难。英国人为这事儿三番五次地找两广总督耆英交涉，据理力争，说咱得按照条约上规定的来啊，你们这是什么节奏？每次英国人和耆英说这事儿，耆大人都有百般借口，推三阻四，最后英国人急了，说你们再这样不着调，我们将以武力解决问题。被逼无奈，耆英和英国人定了一个“两年之约”。他答应英国人在两年之后，也就是1849年4月6日，英国人可以进入广州城。

“两年之约”是耆英答应给英国人的，在他做出承诺的这一天开始，他就没睡过一夜好觉，两年期限到了怎么办？让不让英国人进广州城？还是不能让！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一筹莫展。这时候的耆英人品又发作了。他积极运动北京的关系，在皇上面前进言，尽早把他调离广州。地雷他埋下了，想一走了之，至于这地雷在什么时候爆炸，把谁给炸死，他不想操心了。

耆英的银子没有白花，1848年2月，皇上下来一道圣旨，免去了他的两江总督的职务。朝廷任命徐广缙为两江总督和通商大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耆英总算是脱离了广东这个是非之地，但是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他的那个和英国人的“两年之约”肯定会出事儿！

果不其然，徐广缙到广东上任不久，就接到了英国人的外交照会，提醒他有这么一个“两年之约”，到时候一定要践行诺言。徐广缙接到这个外交照会之后，心里挺别扭，合计着这事儿到时候怎么处理，在做出决定之前，他要先做一个民意调查。于是他经常微服私访，体验广东民情，见到广东人就打招呼：“喂，大爷，您幸福吗？您希望英国人进广州城里来吗？”就这么一路问下来，他发现广东人都感觉很幸福，在光荣伟大正确的皇上的领导之下。而且都还不喜欢英国人，无一例外地表示不欢迎英国人进入道广州城里来。

过了没有多久，徐广缙接到了一封英国人的邀请信，邀请他上英国军舰参观。在那个时候这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很多人力劝徐大人千万不要去，这是鸿门宴啊！中国人脑子里的种种阴谋诡计纷纷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但是，徐广缙还是决定走一遭。其实也没什么，在徐广缙参观了英国军舰之后，英国人开门见山，和他说：“两年前，你们承诺，今年的4月6日，允许我们自由出入广州城，今天请你来，就是要把这个日子定下来。”

英国人提起这个“两年之约”，徐广缙心中早有应对的方针策略，他回答英国人：“这个两年之约，是我的前任耆英大人许诺给你们的，当时我尚未到任，并不知情。至今我也没有接到朝廷的任何相关旨谕，这事儿我不能答应你。”英国人说：“这事儿你应该完全可以做主。”徐广缙说：“不行！各国的民俗民风不一样，广州城从来不许外国人进入，这是民意，我身为父母官，得为民做主。”英国人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心想：你在这跟我玩民意？你们独裁专制的国家，有民意吗？

徐广缙看到英国人脸色不对，话锋一转：“不过请你放心，耆英大人既然有言在先，想必不是无缘无故。我回去之后向皇上请旨，圣旨到达之日，广州的城门必然无条件为你们打开。”就这么着，徐广缙把耆英和英国人的“两年之约”当做废话一句，不予理睬，并假托请示朝廷，采取了一个拖字诀。英国人一时也无可奈何。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好像也并不着急进入广州城，那个“两年之约”似乎不再提起。到了1851年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大清朝从上至下，都忙着跟洪秀全作斗争，呼应太平天国作乱的人们曾经有二十万大军进攻广州城，当时在广州主政的叶名琛临危不乱，指挥有方，把这二十万造反的人民群众挡在了广州城外。而英国人认为这是中国内政，不与干涉，作壁上观，瞧热闹。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根据举报，查获了一艘名为“亚罗号”走私船，这船在香港注册，是为英国船只，但是船员都是中国人。广东水师扣押了船员，据说还撕扯掉了英国国旗，具体细节不得而知。反正这起事件成为英国政府派遣的第四任香港总督包令向叶名琛发难的一个借口，英国人自由进入广州城之事再次提起。叶名琛和他的前任一样，坚决拒绝英国人的要求。于是，包令按下了启动战争的按钮，驻港英军开始进攻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包令发动了对广州的武装进攻，企图破广州城门而入，但是遭到了叶名琛的顽强抵抗。包令并没有讨到什么便宜，1857年四月，英国本土派出1500士兵增援驻港英军，到了9月，英法两国达成协议，组织英法联军，形成对清朝的作战联盟。此时的叶名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财政和军事上都已经无法应付英法两国的联合进攻了。2月29日，广州沦陷，叶名琛被俘。

英国人心里确实苦啊，虽然做事太不地道，但俗话说得好，力量相同时，外交就是力量，力量不等的话，力量就是外交。此外在签订南京条约后，清廷对鸦片采取了国内弛禁的政策，默许种植，目的是抵制“外国商品”的倾销，采取进口替代性产业战略遏制白银外流，于是双方贸易逆差再被拉大，中国霸占出超了地位，领先的幅度又开始增大。英国的商品始终打不开中国市场，加之各个通商口岸中官吏的刁难，就连进城这一简单的问题都拖延迁宕了这么多年，要想真正开发商业贸易，其经营环境可见一斑。英国人怀着深刻的愤懑，扛着民族主义的大旗，打着国格不容侵犯的口号，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在广州打响了侵略的第一枪，如上所述。法国人依靠西林教案的抓手，以传教自由的名义破除盲流迁移的辩伪，先礼后兵，配合作战。

再回到开头提到的代表团被抓事件的过程。1860年9月18日，也是一个九一八。这一天还在谈判，英国谈判团的团长巴夏礼跟怡亲王说，公使驻京，亲递国书，这一条我们是不会改的，你们看着办吧。说完后，策马而去。怡亲王看着巴夏礼，卧槽，这么装逼啊，太嚣张了。于是跟僧格林沁说，皇上说了，他们要是太嚣张，谈判搞不定的话就把他们扣了。僧王姿势水平也不高，听从指挥，就把英国谈判团全都逮起来了，一共39个人。

说咸丰的这个决定是屁股做出来的其实不为过，因为大清皇帝加大臣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决定代表了什么。即使不说世界，说中国历朝历代，从来都是两军相争不斩来使，这在千年前就已经是国际法则了，哪怕野蛮的少数民族都是遵守的，这种例子举不胜举。而到了19世纪，人类已经大幅进步到文明社会的时候，竟然还发生这样的事，这让清政府的声誉和形象在西方国家严重下降。

但是大清本来就是无视国际规则的，大清眼里也是没有国际的，所以咸丰还很开心，逮了人家的使者，觉得扬眉吐气了一回。僧格林沁抓着巴夏礼很高兴，妈的打仗你有火炮你牛，现在看你还怎么办。僧格林沁强行按着巴夏礼的头，让他磕了几个响头：你们洋人不是不愿意磕头吗，让你一次磕个够。

咸丰一看，擒贼先擒王，现在王已经擒了，咱们现在好好教训一下洋人那些小兵。于是在通州八里桥，3万9千清朝骑兵出发，冲向2万5千英法联军。天真的大清准备趁着英法联军群龙无首，一举击溃敌人。过程我们不细说了，只说下结果：英法联军5死46伤，清方几乎全军覆没。这是一场16世纪vs 19世纪的战斗，画面太惨。

联军进了北京，马上就去解救那39个人。巴夏礼和秘书关在刑部大牢里，其他37人关在圆明园。联军在圆明园把这些人解救出来后，发现只剩下了19人，有20个已经被整死了。而且有些人的尸体被大卸八块，砍掉胳膊的，砍掉腿的，惨不忍睹。

后来有个幸存者回忆说：被逮的人里面有个叫的鲍尔比的《泰晤士报》记者，被抓起来后第四天就被整死了，尸体被扔到野地里喂野狗，吃光了。还有个安德森中尉，手脚被重度捆绑生了蛆，蛆一直蔓延到全身，精神错乱狂叫三天，死了。还有一个法国人，身上也生了蛆，蛆爬的他嘴巴、耳朵、鼻子里全都是，痛苦而死。这个幸存者还说，他在狱中数蛆，每天能繁殖1000只。

看到了这些场景，联军怒不可遏，对大清的野蛮忍无可忍。联军的总司令额尔金表示，必须要给清朝一个惨痛的教训。什么教训呢？这些俘虏是在圆明园内被虐待而死的，那就烧了这个园子。

当时，法国有个将军叫孟托班，他建议烧紫禁城。孟托班说，圆明园不设防，不算交战区，烧这里不好，要让清政府好好记住这个教训，那就烧皇宫，让他们更疼，才能记住。

但额尔金不同意。额尔金说：烧皇城，相当于烧北京，北京百姓又没惹咱们，何苦跟人家百姓过不去呢？圆明园是个私人园林，还是虐待我们俘虏的地方，就烧这里吧。

于是，圆明园就这么被烧了。

而到了百年后，当年清朝皇帝本人的屈辱被我们当成了人民的屈辱，国家的屈辱，民族的屈辱，这是个不太好笑的笑话。皇帝为了自己不受屈辱，引来了一场战争，再因为自己的野蛮无知付出了圆明园被烧的代价，可以说这场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无聊的一场战争。如果大清能早点放低姿态，开眼看世界，像日本那样虚心学习，什么事都不会有。虽然这是不可能的。

看完圆明园起火这个曲折的历程，是不是觉得很无厘头，但大清高层死守着祖制，即使遇见灭顶之灾也没有一丝一毫要放弃的意思。清末新政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提交了一份奏折---《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定使例，就是规划外交使节与对方元首进行外事活动的原则，还是有关亲见递书的万国通例。但依然激起了满洲亲贵们无比的愤慨，认为这一条简直是亵渎至极，不堪忍辱。要知道当时之所以推行变法新政就是因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已经几不可续，沦落为了“洋人的朝廷”，却还是端着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子，神圣不可容止。自己死要面子，让黎民百姓跟着倒霉受罪，顺带连累着摧残了多少文化古迹。时人不愿自省，而今人哀之，今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今人也。

介绍完了历史的吊诡，今日的厄运降落到了无辜文物的身上，确实莫可名状。对于新闻媒体批评大众不合理的行为固然有其职业伦理性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权责该是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府与勇敢诚实地揭露社会真相。希望官媒们更要在这方面树立一个优秀的榜样，眼睛不要只是盯着国外，也要回头看看国内的敲钟人们。个人可以追求新闻国以上的猎奇快感，因为离得太远，不会有切肤之虞，但媒体如果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热衷讨论大众兴奋的外国议题，还喜欢摆出一副意见领袖的样子，就显得不合时宜，有点操心过头而位置偏差了。

百年垂眸，不堪回首。希望我们的国家不要再重走曾经的历史沧桑，那一段血泪交织的艰难史诗是国人心头永远的殷鉴镜照。也保佑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宝库不再蒙受巴黎夫人的伤痕，尽管悲伤总是难免的，但美好的事物不会消逝，它将长久存留在人民的心头，镌刻下最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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