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何去何从：中美关系冷战后的第三次定义

围绕病毒来源、早期预警和世卫组织作用以及如何解决分歧的外交攻防战，正愈演愈烈。

美国总统特朗普基于正在到来的大选考量，已公开提出对疫情问责。澳大利亚政府力推国际独立调查，也是推波助澜。

在此情况下，追责、追偿及与此相应的国际独立调查要求的“国际化”态势正在形成。

由于疫情的“全球化”并给各国均造成程度不同的灾难，在美国主导及其关键盟友合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加入大合唱，是可以预期的事。

更为严峻的后果是，疫情正在成为中西特别是中美之间对抗和冲突的“新战场”，经此最后一击，可能导致中西关系恶化，中美关系再也无法“复原”、敌意化不可逆转，美国对华次冷战战略全面实施。

这将是除了经济冲击之外的更大“次生灾害”，对今后一个世纪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不是没有人认识到事态的危险性。

一位外交官员近日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提出警告说，如果被极端势力带偏方向，带错节奏，就会葬送（中美）两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确实，中美关系如何演进，是攸关两国尤其是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中美关系在冷战后经历了两次重要调整，两次定义。

第一次，是在冷战结束之初。

取得冷战全面胜利的美国跃居全球首要大国地位，是否还需要中国，在朝野引发辩论，但以克林顿政府为代表的美国主流社会，选择接纳中国，对华推行“建设性接触”的融合政策，帮助中国融入世界，帮助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

美国人的“初心”是“以经促政”，最终使美中道路“同质化”，中国成为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的建设性力量，以便实现康德所述“永久和平”的理想世界。

前总统克林顿在面对国会议员、面对社会公众发表演说时，曾信心满满地作出保证，中国发展唯此一途。

在美国人看来，这无疑最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第二次，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后直至特朗普担任总统。

如何重新定义中美关系，两国政界人士都煞费苦心，先后提出了两个最著名的方案。

其中之一是，美国前贸易代表、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B·佐利克，2005年9月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重要演讲，首次倡议意涵丰富、复杂而微妙的“利益攸关者”概念，但总的思想是要拉住中国，与此同时也暗示了警告之意。

其中之二是中国政府倡议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总的思想是相互尊重，道路各异，合作共赢。

对此，美国方面从未正式接受，这一概念显然不符合克林顿政府设计“建设性接触”对华融合政策的初心，与佐利克的“利益攸关者”概念也存在实质差距。

美中未能通过建设性方式重新设计、定义并规范两国关系，在此之后，两国战略互疑日益加深，分歧的战略性愈益凸显，导致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华盛顿新共识”最终成形，当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明确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对手”。

美中在疫情问题上展开日益激烈的外交攻防战，彼此都不能认同对方的态度、原则和行事方式，难以弥合分歧，寻求建设性解决方向，导致对抗和冲突不断加剧。

这不仅体现出两国战略互疑根深蒂固，而且在美方对华进行“战略对手”定义后，双方关系不仅没有进步，而且呈现出更加恶化的态势。

前述外交官员在接受美媒访问时同时还强调，中美之间的矛盾分歧再大，也大不过两国人民的福祉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他认为，中美完全可以开展合作，美国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两个历史进程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中美完全可以互相成就，实现共同“伟大”。

这段话所蕴含的理想追求无疑是很好的，但从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前后开始，两国围绕重新定义和规范双边关系的诸多努力，都未能成功，导致两国关系滑向全面战略竞争关系，由此说明，根本问题不在于两国并行不悖实现共同“伟大”的目标，而在于双方以什么方式构建关系、开展合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就要回到冷战结束后美中重新定义关系之际的“初心”。很显然，美方全力支持中国融入世界、帮助中国发展的前提，是两国朝着“水乳交融”的方向构建双边关系，而不是“油水分离”。

它们正是美中不能在历史的岔路口重建双边关系、朝着冲突的方向疾驰并可能走向全面敌对的实质原因。

中美亟需在全面战略竞争关系基础上，对双边关系进行冷战后的第三次定义，维系和平、积极和建设性基调，并以此指导两国合作。而疫情正在成为考验和检视两国是否拥有足够视野、理性和前瞻性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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