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 | 年度慈善文化事件04：水滴筹再起负面舆情
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简称，爱德传一基金）以“共建慈善文化平台，共享慈善文化价值”为使命，致力于筑造中国慈善文化的洞察、交流与传播平台，推动慈善文化深入社会各界的思考视野与行动系统，并逐步构建起横接中国与世界、纵连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本土慈善文化体系。
作为追求前述使命的努力之一，爱德传一基金微信公众号在岁末特别策划“年度慈善文化事件”栏目，期待以文化视野回顾年度中国公益慈善事件的同时，以约稿的形式激发并鼓励读者深入事件背后去做更多维度、更深层次的追问和思考，以有新意、有深度的思想洞见，促进社会各界对公益慈善的关注、认知和探索。
2019“年度慈善文化事件”栏目将分为5期，每期将回顾1件发生在2019年的中国慈善文化事件，并围绕该事件提出若干相关问题作为引子，面向公益慈善界同仁（包括但不限于公益慈善实践者、研究者与观察者）进行征稿。
今天是第4期——慈善文化视角：水滴筹再起负面舆情。
年度慈善文化事件04
慈善文化视角：水滴筹再起负面舆情
2019年11月底，一段名为《卧底水滴筹：医院扫楼，筹款每单提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使水滴公司旗下的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水滴筹再次卷入负面舆情旋涡。事发之后，水滴筹相对及时地发表了官方声明，并全面暂停线下服务团队的业务；随后，水滴公司创始人兼CEO也公开致歉，承认在水滴筹的管理上存在问题，提出了全面排查、严肃整顿、加强纪律培训、提升服务规范等一系列回应与改进措施，并表示“欢迎大众的监督”。但是，公众的舆论和质疑并没有因此迅速平息。
不到两周后，水滴公司宣布重启水滴筹线下服务的“试运行”，理由是“自11月30日暂停线下团队服务期间，许多患者微信或电话水滴筹寻求帮助。”其创始人兼CEO强调，重启线下服务的水滴筹以虚假筹款为第一高压线，将严厉打击涉嫌发起虚构筹款的求助人、相关服务人员等，如涉嫌违法犯罪，也将上报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追责到底。尽管有着一系列坚决表态，社会各界对水滴筹的管理和信任疑虑仍一时难以消除。
这是水滴筹继5月德云社演员百万众筹受质疑后，在2019年遭遇的第二次“热搜”级负面舆情。所不同的是，11月底的这次负面舆情更加深入，不仅涉及水滴筹审核不严格、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还直指水滴筹的性质与模式——水滴筹究竟是公益还是生意？在它的模式中，究竟商业是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手段，还是慈善是其收割商业流量的廉价工具？在相关的诈捐骗捐事件中，它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吗？面对社会期望和资本诉求混合的复杂性，它改进和优化的出路在哪里？在有效规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重启业务的水滴筹如何避免类似负面事件重新上演？
围绕水滴筹新一轮负面舆情引发的争议，众多公益慈善界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纷纷发表评议。其中，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连续发表两篇文章——《金锦萍评议水滴筹事件：模糊的边界，糊涂的爱》《金锦萍再评水滴筹事件：为什么个人求助信息平台更应该选择非营利机制？》——引发了尤为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前一篇文章中，在厘清营利与非营利组织边界的基础上，金锦萍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水滴公司是否从水滴筹的业务中获利，而在于它是否如实向公众告知了相关信息，以及是否存在误导公众之嫌。由之，她提出，正本清源，本色示人，即事先明确告诉求助者与捐款人自身的商业属性、商业模式以及利益归属，是水滴筹等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出路。
后一篇文章中，金锦萍重申个人大病求助信息平台的兴起得益于慈善立法留下的自由空间，水滴公司可以选择商业组织的模式开展相关信息服务。但考虑到不同组织形式所适用的法律规则和运行逻辑有所区别，她还是认为，水滴筹更应该选择非营利组织的机制开展个人大病求助信息服务，唯有如此才能更加确保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初心得以坚守；否则，在人性弱点难以克服而又缺乏强制性约束的情况下，它将难以不屈从于来自工具理性的投资者和从业者的压力，发生价值偏移，导致负面事件的一再重演。
不同于部分强烈感到善意被利用的社会大众，公益慈善界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讨论整体呈现出更具建设性的态度和立场。无论是提出水滴筹应做出结构性转变，还是建议水滴筹全面落实整顿措施、弥补管理漏洞，或呼吁个人大病求助信息平台之间的良性竞争，以及政府部门明确监管主体、完善监管机制，这些讨论总体上还是肯定水滴筹等个人大病求助信息平台的创新性和社会价值，认为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能够托底、商业保险并未普及和普惠等现实条件下，它们确实能为陷入困境的大病患者家庭提供紧急求助的渠道，为他们带去希望。
但是，在目前公益慈善界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讨论中，慈善文化的视角还可以更丰富一些。慈善文化视角的不足会限制公益慈善行业思考和讨论的深广度，也一定程度上会把公益慈善行业置于一个主观上的“局外人”的情境——被商业公司的负面舆情殃及的无辜与无奈都是其情感表现。而如果把视角更多地聚焦到慈善文化之维，可能会涌现出一些新的问题意识与责任关切，例如：
1.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与博弈，是个人大病求助信息平台与公益慈善组织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冲突与博弈中，如果要确保价值理性的坚持，强制性的约束和锁定，就是最佳的途径吗？如果是，如何平衡强制性与对创造性的鼓励？如果不是，更佳的途径是什么？商业组织的运营和管理模式有趋向工具理性的风险，但随着商业文明的发展，是不是也可以挖掘或生长出一些可以用来促进价值理性的能量？2019年腾讯的“科技向善”改革，以及美国181位知名企业CEO签署《公司宗旨宣言书》等事件，其实都能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2.科技发展能够带来工具的革新，商业范式的转变，资本的汇聚，极大地提高解决社会问题的效率，但显然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效率并非就是现代公益的追求，因为它并不承诺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和不衍生出新的甚至更为复杂难缠的社会问题。以“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工具”为核心本质的水滴筹在高效满足大病困境家庭求助需求的同时，带来不容小觑的社会信任风险，以及触发社会救助的“马太效应”——条件越优越者获得越多的社会救助，而条件越困窘者获得越少的社会救助——就是一个现实的案例。
既然如此，慈善文化能否为之提供内在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引领呢？如果能，怎么做才能够真实地使慈善文化进入科技与商业创新的视野并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呢？这实际上是慈善文化如何“出圈”、与科技力量、商业精神进行融合的问题，既是实践的，也是理论的。
3.应该把个人大病求助信息平台的兴起作为中国本土慈善实践的重大案例进行理论研究。其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是，个人大病求助信息平台的兴起得益于慈善法留下的自由空间，也有巨大社会需求的驱动，但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动力恐怕还是要追溯到个人求助与个人施助的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基因，那么问题来了：在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的现实中，我们通过“水滴筹现象”看到的传统慈善文化，还是原来的传统慈善文化吗？如果不是，其中多了什么，少了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其是如何体现在社会公众的慈善行为中的？其中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参考资料：
1.金锦萍：《金锦萍评议水滴筹事件：模糊的边界，糊涂的爱》，南都观察家，2019年12月6日
2.金锦萍：《金锦萍再评水滴筹事件：为什么个人求助信息平台更应该选择非营利机制？》，南都观察家，2019年12月16日
3.人民舆情：《公益还是生意？水滴筹再次遭遇舆论危机》，人民网舆情频道，2019年12月2日
4.水滴筹：《水滴创始人兼CEO沈鹏公开信：水滴筹欢迎大众的监督，希望重新赢得信任》，水滴筹官网，2019年12月5日
约 稿
关于“水滴筹现象”，爱德传一基金欢迎公益慈善同仁从慈善文化视角，分享更多观察、思考、研究和洞见。投稿的主题可结合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大病患者及其家人在个人求助信息平台上发起筹款与否的文化与心理因素；
传统慈善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激活与转化；
慈善文化与商业精神、科技力量的融合与相互支持；
互联网公益众筹文化的东西方比较。
投稿须知
本轮约稿起止时间：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0月30日。
文章可是但不限于思想研究、模式研究、机构研究、政策研究、创新研究。
文章不必是严格的学术文章，但必须为原创，如有引用他人观点、数据、研究成果等，均须明确体现或标注。
文章以不少于3000字、不超过8000字为宜；如果是学术文章，字数上限可放宽至1.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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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传一基金邮箱Amitycy@163.com是唯一投稿渠道。
投稿2个月内，如未收到修改意见或发布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文章。
文章以原创性、洞察性、创新性为标准，一经采用，即奉稿酬。
年度慈善文化事件05
将于12月27日周五推出，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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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爱德传一基金2019年度慈善文化事件03《从黑箱走向公共：性骚扰为案由的首例胜诉》，因其中所涉及的“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刘猛被以性骚扰为案由上诉”一案，刘猛在一审判决其存在性骚扰行为后向法院提出了上诉，而目前终审结果仍未公布，所以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性骚扰为案由的首例胜诉”。鉴于该案及其他相关案件尚处于法院审理之中，故已对原稿做删除处理，拟待相关案件审理完全结束后再做讨论。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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