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99公益日:来自观察/研究者的声音 | 圆桌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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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六届99公益日落下帷幕后,在筹款额等方面明显加剧的“马太效应”引发各方热烈讨论。在此背景下,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简称,爱德传一基金)、方德瑞信、凤凰网公益、公益资本论、易善数据、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在9月17日联合举办了“在数据更深处追问99公益日”线上专题讨论会,邀请实务界代表与专家学者、媒体观察员等共同参与讨论。
本文是专题研讨会圆桌二“反思99公益日——来自观察/研究者的声音”的文字实录。在分享中,发言嘉宾围绕如何看待99公益日的价值、如何看待腾讯公益平台的公共责任、如何看待慈善会“入场”99公益日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主持人:
黄英男,资深公益观察员
嘉宾:
张 媛,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
卢玮静,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
金锦萍,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导,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全文约1.3万字,建议收藏阅读。
反思99公益日——来自观察/研究者的声音
本文由爱德传一基金整理,经各位发言嘉宾审定;如转载,敬请标注来源。
主持人黄英男:
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之前两个环节的内容分享,其中,第一个环节是对今年99公益日筹款数据的说明和解读(99公益日慈善会体系数据第二阶段盘点),第二个环节是一线从业者分享的参与99公益日后的感受(反思99公益日——来自实务界的声音 )。我们这一环节需要从刚才对99公益日的感受中拉回到对99公益日筹款数据本身的解读上。
这一环节邀请了几位专家,专家的身份也代表了其不同的关注角度。第一位嘉宾是卢玮静,卢老师目前是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同时卢老师又是一位公益从业人,是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的主任,特别需要说明的,卢老师对基金会领域有很多年的观察;第二位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张媛,我想了解公益的人可能都很熟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是一个非常资深、非常专业、持续了很多年且影响力很大的公益组织;接下来的金锦萍老师,金老师是北大的法学院教授、博导,是一位非常犀利敏锐的公益领域研究专家。
首先,我想先请张媛秘书长来分享。我刚才的观察是,在从业者分享部分,慈善会的声音稍微弱一些。其实张媛秘书长与慈善会体系有一些交流和沟通,所以我想先请她就与慈善会的交流情况谈一下:你对慈善会较强势地参与99公益日有一些什么感受?你对这次99公益日筹款数据呈现出来的慈善会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下面请张媛老师发言。
张媛:
好的,谢谢英男。首先,我对这次易善做出这样的数据报告感觉特别惊喜。虽然我没有完全在筹款一线,但非常关注99公益日的相关数据,以前在99公益日平台上可以实时看到哪个组织筹款最多,哪个项目筹款最多,甚至会出现有的项目筹款过多而引起舆论争议最终迫于压力被平台撤掉等情况,但是这一次突然发现平台上查不到这些实时数据了。是不是腾讯出于相关考虑作出的改动?
其实,我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对于这种平台数据的公开是强制的,还是可以隐藏的?还是说后续还会整理出来向公众公开?还是可以永远隐藏?幸好存在第三方机构,易善数据这个数据梳理做得非常棒,特别是可看到他们还从多层次对数据进行了分析。
昨天到今天,我还找了其他一些相关数据。今年99公益日筹款第一名是重庆慈善会,易善数据和方德瑞信的报告只有今年的情况,于是我去找了一下重庆慈善会往年相关信息。
重庆慈善会2015年、2016年没有参加99公益日,是从2017年开始参加,当时是携带了18个项目参加,得到了5.8万人次的支持,获得捐款416万元;到了2018年第二次参加的时候,获得筹款3098万元,有62万多人次支持,那个时候筹款总额一下提升到全国第12位;到2019年,重庆慈善会联动了31个区县的慈善会、108个社会组织、192个慈善项目,这次又飞升了一个台阶,筹款达到1.31亿元,为全国的第二名;今年大家好像感觉怎么突然出来一个重庆慈善会,其实去年它就已经是第二了,只不过今年从第二位上升到了第一位;今年,它获得了1186万人次参加,募得善款3.28亿元,不管是募款总额,还是捐款人次都是第一,募捐总额是去年的两倍,募捐人次是去年的三倍,是非常大的发展。
我也把它和某家我了解的机构的数据进行了对比,那是一家民间公益组织,从2015年开始参加99公益日,第一次参加的筹款量跟2017年重庆慈善会的筹款量基本相同,大概400多万元,然后在2017年、2018年它的筹款量是逐年上升的,到了2018年比重庆慈善会还要高,可是2019年、2020年,重庆慈善会呈现连连翻倍的趋势,而这家民间慈善组织反而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因为我到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任职之前曾在某官办背景的基金会当过秘书长,所以我知道所谓的官办基金会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也不能一概对所谓的官办基金会持批评的态度。
拿重庆慈善会举例,我翻阅了它过去几年参加99公益日的新闻,他们确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开了多次培训会,以及从上到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动员,但是昨天我也跟一位慈善会的朋友交流,他说,(慈善会)在体制边缘确实有一些优势,他们动用的资源是有门槛的,而这是其他民间组织达不到的。
比如说,重庆慈善会在2018年的一篇总结报告里讲到怎么动员,首先活动要取得成功,要争取到当地“四大班子”领导的支持,除此还需争取到所有部门的支持,特别是教育、医疗等系统的支持,这是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这是在他们体制内分享会上讲到的。同时,重庆慈善会在2018年动员会上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市社会救助基金会、市养老服务协会、市儿童救助基金、市妇女儿童基金会、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参会人员表示愿意与市慈善总会进行多方面的合作,选择合适的项目来参加99公益日的活动。这一定是民间公益组织没有的资源,是官办机构的优势。除此,重庆慈善会的现任会长,我稍微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是前任的一位市领导,虽然是前任的市领导,但是我相信他对于体制的理解和如何能够高效地运用资源是比较熟悉的。
这也是为什么慈善会系统的朋友说他们不会出来分享的原因,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优势,与民间公益机构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但他也提到不要只看到慈善会的资源,其实他们做了很多事情。首先对他们来说做这个活动实际上是“亏钱”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些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与草根组织合作时,可能还要收管理费用,可能收3%或5%,但慈善会是完全不收的,不仅不收管理费,还会匹配给合作的相关公益组织10%的费用。这个可能是我们不了解的,所以,可以想到草根组织与他们合作是更加有积极性的。其次,他们在过去的工作过程中跟当地社区各个层级的社会组织也非常熟悉,所以一旦要开展这样的活动,也是有影响力的。
然后,大家还非常关心的一点,慈善会的钱去哪里了?这个也是慈善会朋友的表述,他讲到,其实慈善会内部审计是非常严格的,不像其他民间公益组织是由会计师事务所等来审计,他们直接由政府区级审计局来审计,区民政局把关,然后纪委入驻,所以他们不会挪用也不敢动这个钱,因为相关的领导相比财富更重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这个钱对于慈善会体系来说并不是一个大数量。
那慈善会为什么还要参加99公益日?他说,其实他们是可以不参加99公益日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9月5日正好是中华慈善日,会举行“举牌”,大家经常在网上看到的企业去举牌,一举就是100万、几千万,可能举牌的这一天,慈善会就收到了6个亿的捐款,但他们辛辛苦苦做一场99公益日可能才2、3个亿或者几千万的捐款,其实不做没有很大的问题;现在慈善会系统开始参加99公益日可能更加追求的是社会影响力,而且是慈善体系之间互相的比较。
他也提到一点,我将其归为99公益日对于慈善会的贡献,那就是99公益日帮助慈善会打开了与社会组织的连接,过去慈善会是封闭的,只要找到自身领域范围内的企业举牌、设立专项基金就行了,但就是因为有了99公益日,倒逼着慈善会跟社会组织进行连接,让他们的项目上自己的平台,然后慈善会提供培训如何成为筹款人、怎么样去打通渠道等,所以99公益日让以前较僵化的慈善会打开了,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
我了解到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谢谢。
主持人黄英男:
谢谢张媛秘书长。其实我原本想要追问一个问题,但已经得到了回答,就是你解释了慈善会资源募集的一些方法以及资金怎么用。
未来也期待更多像易善这样的第三方数据平台提供更多的监测数据。在此处为易善打一个广告,很快易善将推出一个关于此次99公益日基金会的数据分享报告。
提到基金会,下面就请卢老师为大家带来分享,卢老师对基金会一直以来都很关注。
现在,我稍微重温一下慈善会在这次99公益日上的一些数据,给卢老师的发言提供一个背景。根据易善数据的监测,本次慈善会体系参加99公益日共3688个项目,实现与1100家民间组织合作,占到99公益日总项目数量的44%,募捐额占到整体的40.9%。
客观地说,如果只看这个数据还是稍微有一点危机感的,就是说慈善会在整个中国公益筹款市场,至少在99公益日里面“一家独大”,占到了40.9%。那么,卢老师,以你这些年对基金会的观察,结合本次关于慈善会的数据,你对今年哪一个数据感触最大?你对慈善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期待、评价或者预测?
卢玮静:
好,谢谢黄老师。我的博士论文恰好做的是官办慈善组织的转型,分别涉及到的是官办基金会和慈善会。
其实刚才张媛老师已经讲了很多慈善会的运作特点,其中一个典型特点其是在民政体系内借助于民政的行政体系来开展运作。慈善会的整个组织架构是嵌入到民政系统里的,领导往往也是从省市退下来的,完全可通过“举牌”来开展项目活动,没有动力参加99公益日。全国慈善会系统,除了在99公益日上看到的这几家,实际上是有一个全国—省—市—县的网络体系。
我认为99公益日实现的一个价值就是促进慈善会的转型,这个转型可以把它界定为“市场化”,从原先行政动员,到现在主动链接行政之外的社会资源而促进转型,从慈善会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进步。但是在讲慈善会转型的时候,如果只看到第一步——“去行政化”是不够的,后面还有两个环节,分别是去追寻公益组织的两个顾客——“资源方”和“受益方”。
如何去解读这次慈善会在99公益日的表现?在99公益日之前就有一些文章提到慈善会借助行政动员的力量在99公益日捞取大量的资源,甚至来“圈钱”,这个可能就是说慈善会转型只是到了获取资源和进入资源市场的环节,并没有真正进入到面向受益对象的这个环节;相当于第一个环节就是慈善会一只脚踏入到市场资本体系里面,同时另外一只脚还是在借助于行政动员的红头文件或者是短信等让大家捐款的方式,或是说借助行政权力在体系内进行动员。这个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慈善会跟基金会很大的区别在于更容易下沉到县域,甚至更底下的一层,可以嵌入到原先的政府框架内以获得一线的社会需求和更广泛的真正的社会动员。这种格局之下,就能够看到慈善会既可以借助于政府的行政优势,同时也能够发现如果它开始关注社会需求,关注草根社会组织并与其对接,开始更深度的问题对接,甚至有可能会实现更深层次的变革。这时候慈善会的转型进入到广泛且真正地对接资源和受益人的格局中,在这个体系之下,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社会化”
我其实很关注慈善会最后的筹款到底是进入到行政体系内,还是进入到社会体系内。刚才叶盈分享的两张PPT非常有价值。
第一张是筹了这么多钱交给谁来花。在PPT中我重点看的是政府,到底政府体系花了多少,数据显示是22%,如果再加上是慈善会系统内部的7%,也就是说可能是30%,我个人觉得这个数据目前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刚开始不可能说所有的慈善会筹到的钱都进入到包括民间公益组织或者是其他执行机构的体系内,相对来说,大概不到1/3的比例在政府体系内是我认为当前可以接受的,但不能一成不变。如果要具体地去看某一家慈善会的社会化程度,除了看其筹多少钱,还要看这些钱花在什么地方。我们观察每一家慈善会的钱到底政府执行的比例是多少,就能够一定程度上看到这家慈善会的社会化程度。
第二张PPT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执行机构分别筹到了多少。从中能够看到政府筹款在8%左右,并不是特别高,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数据的具体来源情况,如果只有8%是通过政府动员的,在这个格局内还是不错的。当然数据能不能解读出这个维度还要看具体数据如何界定的,还有待讨论。
从中可以看到,实际上慈善会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分化的。之前有提到一方面可以通过钱谁来花去看慈善会的社会化程度。另外一个维度就是看合作伙伴,刚才很多的机构都提到了山东慈善会,它的典型特点就是通过自己的平台使得民间公益组织和更多的社会力量获得合法性和更多的参与机会。一家慈善会是不是进行社会化转型的第二步,要看它是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最后钱又进入到政府体系,还是说给NGO等更多的社会力量,包括志愿者、愿意参与公益的企业等,搭平台,与他们一起做社会公益。
现在,我们至少能够看到进场的慈善会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愿意去承担额外的责任。原先在政府体系内的追责机制不需要它承担公开透明以及更多的这方面的责任,现在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走出的第一步是不错的,再走第二步的话,就要看资源是不是进入到社会化体系。
第二方面,我简单分享下在这个背景下怎么去看待99公益日。因为现在能够看到慈善会和基金会还有很多草根组织都有参与平台活动,刚才谈到的这个体系里并没有讲项目的专业性,这是为什么?因为实际上99公益日这个平台是目前20家平台里面参与门槛最低、社会组织卷入程度最高的平台。在看待99公益日平台的时候,有两种基调,一种是在乐观的主格调上去看可能会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另外一种是悲观下的抱怨跟吐槽。
我觉得,腾讯99公益日大概在这5、6年来整体的进步是很明显的,包括卷入的资金、人群。腾讯拿出真金白银这么多钱为大家建构准公共的平台的价值是不可忽略的,在这个价值之上,我们再来讨论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尤其是像慈善会这种有人说是“坦克”、有人说是带着行政力量的“庞然大物”型组织入场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在平台的定位上我们要认识到,平台不是政府。不能觉得它投入的资金以及带来的公众流量是理所当然的。腾讯毕竟是一家企业,它进入到公益领域搭建了互联网募捐平台,但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完全的公共资源来考虑。如果只是一家企业,比如说一家企业基金会给某一家机构捐赠,假设其就给重庆慈善会捐了4个亿,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广泛社会互动过程,其实大家不会产生抱怨和不满的,因为这是一个互动双方的理性选择,那为什么在腾讯99公益日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很多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是大家对平台的认识有偏差,将其等同于政府体系来看待,进而将无限的责任赋予了平台,甚至产生“理所当然”的心理,同时让自身无法理性地进行是否进入平台的决策。
其次看腾讯平台的贡献。这几年腾讯一直在积极促进公益的“破圈”,包括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在一个准公共领域让大家参与制定规则上的贡献。刚才一位老师也讲到,实际上,腾讯99公益日是大家第一次在公共层面上进行参与碰撞,包括今天的分享会,实际上是在公共层面去探讨在公共空间里如何进行参与以及最终形成规则。
当然很多人也说到,我没怎么参与腾讯99公益日的规则制定,但是实际上这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在互动中,包括腾讯公益也组织大家共同就规则进行完善,99公益日活动的出现是慈善公益行业第一次大规模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事件。腾讯公益主要的贡献包括资源贡献、社会动员贡献(包括动员和力图让公益破圈)和规则贡献。此外,我们认为其在规则方面让人们能够进入到一个公共空间进行参与和治理的贡献完全不亚于前两者。
在此基础上,前面的几个老师也聊到了,99公益日里出现哄抢、作假,也有马太效应,更麻烦的是存在不公正感。我也说到,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基金会捐赠某家机构可能不会引起太大的不满,但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分配就会产生许多不满情绪。之前我们团体内部讨论的时候,陶老师用了一个模型,“最后通牒博弈模型”。在这过程之中有两个会让大家产生不公平感的因素,一个就是从2015年到现在,大部分机构获得配捐的比例在逐渐减少,以前这个比例为1:1,现在可能为1:0.2,这种配比的减少不能满足大家的期待值;第二个产生社会不公正感的因素就是马太效应,大部分资源集中在少数机构,这个过程就会带来不公正感。
面对这种社会不公正感,我认为应该同时反思公益组织和腾讯平台的问题。公益组织与腾讯平台之间的期待不匹配,产生了相应的责任与距离,同时也没有可能一蹴而就就形成一套相对完美的互动机制。能不能有更好的规则?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规则一直在变化,腾讯公益也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不可能达到绝对公平。那在其中如何去权衡各个利益方的平衡点?需要进行协商或者矛盾化解机制,包括大家对腾讯平台的期待和认为腾讯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将这个讨论清楚,或者说把大家的认识进行沟通将是有益的。包括前面孙建涛老师提到的,借助于腾讯平台更多的是做自己的社会化动员和自己机构的发展,这样的参与实际上是比较良性的一种参与。
同时,我们也不能对腾讯平台有更高的期待,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专业性为主的PK平台,当然其他的平台会有其他的特点,腾讯平台实际上就是共同参与的平台,没办法要求说只要你的项目是最优秀的就一定能够拿到最多的资源,它的分配规则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只要项目合格,不管是基础慈善还是社会治理等层面的公益项目,更多是进行互动和参与。
作为公益组织来说,可能要从一种相对来说不那么理性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更理性的状态,同时承担更多自己的责任,然后去理性看待腾讯平台能够给自身创造的价值,同时在整个平台里更有契约精神,回归到理性的状态里面,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是我从每年数据变化中的一些思考。谢谢大家。
主持人黄英男:
谢谢卢老师,卢老师的分析点评非常全面,从资金流向到资金背后的意义,到腾讯平台在公益领域里的意义和对它的期待。
其实刚才我也看了很多今天参与者的留言,有些留言是非常冷静的,讲到更多的是要看自己的专业性和在整个公益领域里面的作用和影响。我觉得在今年的99公益日中慈善会之所以成为一个话题和热点,并不是说大家警惕慈善会本身,而反映的是大家对公权力介入公益领域的警惕和抗拒,因为公益的本质一定是志愿精神,任何合理合法合规的社会组织和资源介入公益,整个社会都是乐见其成的。所以,可能我们关注的不是慈善会本身,而是不同形式的公益组织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是不是在真正地解决社会问题。
我想追问卢老师一个问题,刚才你也说到其实关注慈善会更多的要看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情况,在数据报告中,有一页展示了今年慈善会的筹款排名,大概依次是重庆、河南、湖南、陕西,还有一个是NGO发展比较强的省份排名,比如广东、山东这两个地方都很强,它会强过其他慈善会的募款情况。这两组数据对比的话,我会产生一点疑惑,慈善会募款很多的省份有可能NGO发展是比较弱的,再看资源流向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联想,即该省获得了比较多的资源,但在全省内很难找到一些非常好的公益组织去支持,对于这些筹款量非常高的省份,资金如何使用才能够催生更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扶持到真正的民间机构的发展?
卢玮静:
假设一些中部或西部的省份当地的民间公益组织不太发达,传统的公益资源的流向还是会通过慈善会系统进入到传统的扶贫助老助残这些领域,因为慈善会本身是民政系统的格局,如果没有社会渠道就需要通过慈善会的或者是说我们称为系统慈善的毛细血管进入到社会基层。这时候就需要借助于政府系统的力量,至少能让资源下沉下去。
我个人觉得,如果想要对慈善会进行改革可以借助下沉的过程去扶持地方社会公益力量的兴起。今天没有提到湖北慈善总会,他们跟公益宝做了很好的尝试,把很多的村、镇、社区联动起来,也包括联动从村、镇、社区走出去的能人,这就是借助慈善会系统一手抓基层社会需求,另一手链接更多的资源,然后通过毛细血管网络进行对接。
如果中西部的慈善会在转型过程中有这种想法和意识,是可以走得不错的。山东慈善会一定程度上也走了这条路,通过借助山东的生态格局,包括一些枢纽和第三方机构共同建构了一个让慈善会跟民间组织能够合作对接的模式,这种模式对国内很多机构来说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这几种方式都是我们当前能够看到的比较不错的模式。
主持人黄英男:
谢谢卢老师。下面有请金老师。金老师你对99公益日可以说是历年来都有很多观察,在此想听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在你过去这些年的观察下以及看到今年慈善会的数据情况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发现?
金锦萍: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坚持到现在还在听会的各位嘉宾和观众。
一、一线机构的发声令人欣慰
我首先讲讲我的感受。从刚才听会的效果来讲,反而是来自一线机构的发声让我感到很欣慰。无论他们是否继续参与99公益日,都有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这个其实比我看到的前几年99公益日的那些基层的民间NGO、草根组织或社会组织更为理性,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要为刚才第一部分圆桌的发言人点赞,无论是参与者还是不参与者都是很棒的,而且很理性地去看待慈善会的入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很欣慰。
二、“99公益日”是公益嘉年华
其次,我想谈谈应该如何看待99公益日。这个问题其实在我早先的文章里面已经写过,我是把99公益日当成一个“公益嘉年华”来看待的。但是,整个公益生态不能仅有“狂欢节”,还要有更日常的公益项目和公益活动。从这意义上来看,如果你把它看做是公益嘉年华,就会发现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样一种狂欢节形式让更多的公众关注公益、关注慈善,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让全社会包括媒体的眼光,包括很多大流量的自媒体都能够来关注这个话题,这是整个公益领域面向社会、面向公众的集体亮相和展示。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一定不要把99公益日仅当作是个“筹款节”,或者说只考虑怎么去抢腾讯的配捐。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随着公众募捐额的增大,腾讯的配捐比例在下降。比如说,今年公众募捐额已经达到20多亿了,和配捐加在一起总共是32个亿,比去年总共增加了5个亿,增加的部分全部是公众募捐部分,腾讯的配捐和企业的配捐实际上都没有增加,这增加的5个亿都来源于公众。所以,单笔捐款的配捐额在下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整个基数在增大。可以看出今年的99公益日在撬动公众募捐这一块是超过往年的。
三、如何看待“慈善会入场”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数据里选了慈善会全面入场这一视角,其实我在首日观察的文章中就讲过这个问题,从去年以来慈善会已经开始表现抢眼了,不是今年才抢眼的,应对疫情的时候慈善会系统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从整个数据出发,也是易善提供的数据,在疫情应对中,募集资金的绝大部分也是由慈善会系统募集的,从这意义上来看的话,99公益日只不过把这个现象又重复了一遍。所以,慈善会不是突如其来或者说刚刚进场,其实一直在那里,只不过没有通过99公益日这个平台表现出来而已。
那我们到底如何去看待慈善会?很多人把它看成是官办机构,我不太认同。其实一直想问大家,到底什么是官办慈善?如何去判断官办慈善?基金会里也有许多官办慈善。这就涉及到对官办慈善的界定问题。
慈善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国的慈善会在地方层面其实有些已经改革了,有些地方可能还是固步自封,不能笼统讲慈善会的相关数据就体现出对民间资源的挤压,这个判断是不能简单做出来的。
在数据中如果单单把慈善会体系的数据拿出来,要去看慈善会到底是不是在当地扮演了联合劝募机构的角色。从这个问题出发,如果再对数据进行细分,会看到募款较多的这些慈善会体系,实际上底下挂了大量的公益项目,这些公益项目是其他的慈善组织或者公益组织及一些草根民间组织与慈善会合作的结果。
此外,还要关注慈善会后续以什么方法来执行捐款,可能不是简单地把资金发放下去,而是也需要找到执行伙伴;而在执行伙伴中,依然要去观察这些社会组织到底能不能够成为慈善会很好的合作伙伴。
四、慈善会有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基金会
其实多年来我一直担心什么呢?是县级以下的社会组织到底有没有真正培育起来,即多少社会组织可以在这个层面真正做社区化的服务,惠及到民众?这其实是要反思整个社会组织领域。
中国这么大,其实一定要建构起以社区服务为目的的社会组织。这里讲到的社区不是空间的概念,更多的是一个价值共同体的概念,可大可小,有可能小至一个住宅小区,大到一个省都可以包括。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资源的社区化呢?实际上,这意味着大量的本土化问题需要通过募集本土化的资源、以本土化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是慈善得以可持续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不是说通过虚拟网络、或者讲故事的能力募得资金。这恰恰是跟我原先的判断是吻合的。
如果按照目前的方法来发展将会看到什么现象?大量的慈善会会入场,甚至市县的慈善会被纳入到各省的慈善总会体系里面,在99公益日会出现什么?可能就会出现慈善总会为主力军的各地“诸侯争霸”的局面,即将各地的慈善会打造成各地联合劝募体,甚至会要迫使慈善会不得不按照慈善法的相关规定,按照腾讯公益所确定的规则去活动,包括信息公开,以及跟很多社会组织合作时候也要符合目前慈善法及配套制度的规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会发现什么呢?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强调慈善会改革,呼吁了很久,许多学者也呼吁、也做政策倡导,但是成效非常小。今天我们会发现,当慈善会进入99公益日之后,它按照市场的机制去竞争,成为本地大量社会组织的联合劝募平台,通过这个方法其实是在迫使慈善会变成社区基金会的雏形。
那么,我们会发现什么问题?99公益日实际上会促进各地社群社区的构建,从这儿出发,我倒是觉得我们应该把心态放宽、放平和一点,面对慈善会的改革,可能通过这样的竞争方法真的会带来一些变化,这是我在接下来会继续观察的部分。以后慈善会如果真的按这个方法去发展的话会达成什么效果呢?或许会发现在劝募主体里的一些市区县的慈善会将被吸纳到各省慈善会的系统内,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还有一方面,比如说,我发现很多跟公募基金会合作的社会组织(自身没有公开募捐资格)在99公益日中会转向了与慈善会合作,这就值得我们反问:那些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当慈善会有自有资金可配资并能为大量民间组织提供募捐渠道的时候,那些仅仅以提供公开募捐渠道为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公募基金会将面临重新洗牌的可能。这些基金会是要反思的:你怎么去吸引这种战略合作者?如果配捐能力真的不如慈善会,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核心竞争力能使得自己与合作伙伴粘性增强?
也看到很多留言,很认同的就是不仅要关注资金的入口,更要关注资金的去处。去处是什么意思呢?意味着在目前30多亿资金几乎尘埃落地的情况下,要看资金通过劝募主体将流向哪里。这不光是领域的问题,更重要是,这些执行机构的主体是什么?我不太愿意用这种体制内外的方法去甄别,更愿意看到的是,首先在社会议题上的选择方面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第二要看到真实的公益项目研发能力和执行能力。由此看出,下一步这个领域要做的工作很多。大家不妨用专业的眼光去看待资金的去向问题。
还是回到我一直关心的问题上:我们如何去看待中国当下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我认为慈善会本来就处在政府和民间中间,不能把它简单看成是官方,因为从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慈善会无论在人事方面,还是在资金来源、办公地点等很多方面,其实跟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没有什么关系,很多慈善会的领导的确是从各地民政部门退下来的官员,但是他进入慈善会之后主要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的,按照现在组织部门的规定,他是不能从慈善会获得任何报酬的,其实他们也是抱着志愿服务精神来的。
由此看,慈善会就是处于官和民之间的一个桥梁,至于说离官更近一点,还是离民更近一点,取决于怎么去跟它合作,如果更多的社会组织能够跟慈善会合作,讲解社会组织的规范、对专业化的理解、专业化的运作,促使慈善会按照民间公益项目运转模式去做,促使他们做得更专业也更符合社会需要,可能就会离民更近一些。这样的桥梁是不能够轻易丢弃的。
五、“99公益日”是慈善组织展现自我的机会
因此,我不太同意慈善会入场就引起一片哀嚎。我觉得,应该是提供公开募捐渠道的基金会该多思考。
无意外的话,明年腾讯还会办99公益日,像刚才有机构已经选择放弃继续参与,不参与的原因包括他们已经建立起很好的月捐制度。为什么月捐制度会比99公益日表现得更有优势呢?因为前者构建了持久稳定的支持群体,是一种价值观的共享,跟通过嘉年华、运动式的募捐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运动式的募捐有时候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月捐制度受到客观因素影响很小,它能够使得一个组织非常有底气地去做长期的发展战略。因此,我觉得有些组织已经选择这样更好的方法去获得可持续发展资源,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当然,也不要放弃99公益日。大家如果放平心态,重新打量99公益日,就把它看成是一年一度的公益节,在这个节日里所有的慈善组织把自己最抢眼的项目拿出来展示,在展示过程中去赢得固定支持群体之外的其他新的支持者,这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
以此来看,我倒觉得有月捐制度的公益组织不妨用更轻松的状态来参与99公益日,不必要花很多精力去研究怎么套捐,仅当成是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而所有的公益组织在展现自我的时候,首先,可以不只是展现自己有多美,而是告诉社会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第二,我发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第三,你们认不认同这个方法?认同我的话请加入我们,无论是捐款还是做志愿者,甚至只是一个关注都很欢迎。
如果可达成这样的公益文化,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人人可公益吗?因此,就将99公益日当成行业内的所有公益组织的集体亮相,向公众来展现,平时缺少这样的机会,借助公益节并放平心态,最重要的是在游戏规则中倡导自己最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
对公益组织来讲,我们更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呢?在竞争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雅,保持对规则的遵循,保持契约精神,这样的精神如果能够展示出来,对公众的撼动会更好;而不是像现在有些组织那样,不择手段地去套取资金,在我看来,这种手段和目的是完全相背的,你一旦选择这种路径的话,对不起,你已经和公益无关了。
六、腾讯的担当与公共平台的公共责任
最后做一个小结:我们怎么看待腾讯?
其实腾讯这些年来很不容易,顶着这么多挑剔的眼光和责难还在继续前行,不断增加资金。众所周知,腾讯只是一个互联网公司,一个商业公司能做到这程度很不容易,甚至腾讯在99公益日这3天把所有商业团队的后台都拿出来支持了,这对一个商业企业来讲的确已经尽力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有权利去批评?逻辑在于,一个商业平台、互联网平台,即便是私人企业搭建的,一旦具有公共性,所做的事具有影响力,包括从中撬动公共资源,制定游戏规则,就已经不仅仅是一对一的合同关系了,它在行使的是国家之外的另外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已经超过了私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公众和政府对它的要求都会比较高。这就是互联网平台的公共责任问题。因此要么不做,一旦搭建的平台成为公共平台,这种公共性已经卷入了将近半个亿的人群在三天一起狂欢,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不能再以商业企业来辩护。
所以,对于腾讯提供的平台该褒奖褒奖,该赞美赞美,该感谢感谢,但还是要有所期待。这种期待恰恰是大家意识到互联网平台本身的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唯有以公共责任予以应对和回应。所有个体,无论是捐赠者还是劝募机构,或者只是点了在看的旁观者,都受到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共同制定规则,这种规则能不能在三天的游戏规则里体现出来并不重要,但是我们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的期待和批评。今天的会议之所以有意义也在于此。
我觉得有些内容可以沉下心来再继续去研究。要感谢易善数据和方德瑞信团队所做的数据分析,尽管数据分析中好多数据我觉得还可以再仔细进行甄别,甚至我也的确比较反对直接用一种身份上的差异来得出一些武断的结论,因为社会本身的复杂程度、多元程度远远超过了二元对立思维所能够解释的问题,而我们又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目前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公益领域也不例外。
大家可以抱着理想主义色彩去批评,但是我们更应当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去改变。
好,谢谢大家,我就讲这些。
主持人黄英男:
谢谢金老师,你的时间卡得非常好,正好也到了讨论会结束的时间。金老师为今天的论坛做了很好的总结。
我认为无论任何资源,只要是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是合理合法自愿地进入公益领域,那么我们都非常乐见其成;无论是99公益日还是其他公益活动都乐见很多资源和参与方进来,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期待各个参与方,包括执行方提供更多透明数据和透明资讯,便于所有参与者和围观者真正了解资源背后的流向。说到底,专业性的提高,能够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是我们最终希望看到的结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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