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不如男性乐善好施？千禧一代不关注慈善？小额捐赠无关紧要？ | 洞见

爱德传一基金 2022-11-2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Author SSIR中文版

- 有思想的行动者在这里相遇 -

美国慈善在漫长的历程里形成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刻板印象，如：女性不如男性乐善好施、移民不捐赠、千禧一代不关注慈善、捐款投资基金占用了慈善资金等等。

刻板印象并非全无依据，因而有着很强的误导性，如果我们想有效行善，显然需要破除刻板印象，对新情况多加研究。

美国慈善的八个刻板印象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10期；

文／礼来家族慈善学院（Lilly Family School of Philanthropy）

罗伯特·佩顿（Robert Payton）和迈克尔·穆迪（Michael Moody）在2008年的著作《慈善的意义和使命》中，将慈善定义为“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自愿行为”。按照这一定义，几乎每个人都曾参与过慈善。然而，关于慈善最大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它仅指富有的捐赠者赠与大笔钱财的行为，而且数额越大越好。某种意义上，这一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大额捐赠能够获得最多的公众注意力。但这也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它忽视了其他各种慈善行为的意义，把个人捐赠者偶像化，也未能认识到集体捐助的重要性，它让我们忽视了社会变革因何发生的重要问题。

例如，西尔斯百货（Sears）的老板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于1917年创立了罗森沃尔德基金，来帮助美国尤其是美国南部非裔学校的发展。该基金支持建立了5000家机构，希望缩小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教育差距。罗森沃尔德被公认为是一位慈善先驱者，但他其实并非唯一一个向吉姆·克劳教育体系进行抗争的人士，甚至在这一斗争中也并非领袖。

如果我们认为只有富人的大笔捐赠才称得上是慈善，那我们不仅无法对像罗森沃尔德这样的慈善家的成就做出公正的评价，也因而忽视了许多人的贡献，这其中包括那些作为慈善受益者的个人和社区的贡献。捧高大额捐赠人，将其偶像化的做法有可能损害的慈善行业发展。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严谨的研究来改善认知、重新审视假设和观点来及时纠正刻板印象，确保有效行善。

我们可以想一想，美国慈善捐赠多年未变的总体数据所产生的简单结论使我们错失了多少筹款的机会。赠予美国（Giving USA）的数据表明，多年来，美国的捐赠金额一直在GDP的2%左右徘徊。关于各个领域捐赠额的图表显示，美国人的慈善捐赠一成不变（见“美国人慈善捐赠额占GDP百分比”）。但是，这一结论有两个错误的前提。首先，它假设为某一项活动进行的捐赠可以和其他任何活动的捐赠互相换算。第二，它假设对年捐赠额的研究不外乎是追踪年平均值。

▲图表1，美国捐赠占GDP比例（来源：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 马克·奥托尼·威廉和帕特里克·鲁尼基于美国施惠基金会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得出）

美国的捐赠自1955年以来一直徘徊在GDP的2%左右，但1995年之后对慈善机构的捐赠增多，而对宗教组织的增长处于徘徊状态。黄线：对宗教组织的捐赠占GDP的比例；红线：对慈善组织的捐赠占GDP的比例；蓝线：所有捐赠占GDP的比例。

美国的慈善捐赠其实每年都在变化。如果将所有的捐赠分为两种，即面向提供基本需求、社会服务、教育、卫生和艺术的慈善组织的捐赠，和面向宗教组织的捐赠，我们会发现，向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占GDP的百分比在上升（见上图，“美国人慈善捐赠额占GDP百分比”图表中的红线和黄线）。同时，向宗教组织进行的捐赠占GDP的百分比在下降，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承认自己信教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了。但向宗教组织捐赠额的下降也可能掩盖了另一个事实，即很多慈善组织其实都有宗教身份。

另一项错误假设就是总是同一批人在年复一年地进行捐赠。这样的推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多数年度调查显示，在任意年份都有大约50%的人口向慈善组织进行捐赠。然而，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同一批人不会一直捐赠。比如，在八年的时间段内，87%的美国人向慈善组织进行捐赠，但这些人中的60%是每隔一年（或更长时间）向某项具体的慈善事业捐赠。虽然年度调查的数据看起来是有一半的人口在持续捐赠，但表面的数据之下实际上有许多变化发生。

这种误导性的概括对筹款人的思路产生了负面影响。要理解美国捐赠大数字之下的真相，筹款人至少需要遵循两项指导原则：第一，读慈善研究报告时，始终思考这份报告包括了何种类型的捐赠；第二，以动态的眼光看待美国捐赠。非营利组织的筹款人不但要鼓励人们捐出更多钱，还要鼓励人们提高捐赠频率。这样的转变可使慈善筹款接触到更多不同领域的捐赠者——有些捐赠者类型是之前被忽视或误解的，或是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变化的。

这不是影响了慈善捐赠的唯一一个错误认知。在本文的余下部分，我们会分析对当今美国慈善的八大刻板印象，通过挖掘隐藏在它们背后的细节，我们希望为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筹款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开局，助力其使命实现。

刻板印象1：宗教类捐赠数量在下降

宗教隶属和教会的参与度仍然是评估宗教机构捐赠的两个最合适的指标。礼来家族慈善学院的研究表明，最近几年，随着慈善捐赠的美国家庭数量的下滑，这两项指标均在下降。其中向教会捐赠的美国家庭比例从2000年的46.5%的下降到了2017年的31%。

但是，本文作者之一、雷克信仰和捐赠研究院（Lake Institute on Faith & Giving）负责人大卫·P·金（David P. King）指出，这些数字掩盖了跨信仰传统捐赠的复杂性和宗教机构的多样性。这个数字关注的是影响教会变化的大趋势，而非基于信仰的非营利活动的多样性和各类教会的具体情况，后二者体现的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

在表面下降的大趋势之下，宗教捐赠的变化模式哪怕是在教会内部，也都展示出了各种不同的情形，即并非每一种都在下降。此外，如果将宗教捐赠的定义延伸至教会捐赠之外，就能看到更广泛的多样性和持续增长，证明宗教捐赠持续在下降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首先，满足“宗教捐赠”的条件受定义所限。《赠予美国2018慈善年度报告》对于宗教捐赠采用了流传最广的一种定义，其中包括教会、宗教媒体和传教士组织。然而，这样的分类并未包括全美成千上万的基于宗教信仰来提供教育、社会服务或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如果研究者仅仅把提供宗教服务和宗教类教育的实体认作宗教组织，那么他们对于宗教捐赠的定义就会是非常狭隘而单一的。

另一方面，《美国教会经济活动研究》（National Study on Congregations’ Economic Practices）表明，哪怕是采用较为狭义的定义，如“向教堂、犹太教会堂或清真寺捐赠”，仍有48%的教会在过去三年中报告了预算增长，在这其中，约三分之二报告了年收入至少10%的增长。此外，还有17%的教会报告称其收入在过去三年中持平，只有35%的教会报告收入下降。即使向教会捐赠的家庭变少了，也并非所有的教会都经历了捐赠减少。事实上，有很多教会获得的捐赠在增加。该研究发现向教会捐赠或许并不直接反映宗教隶属和参与度的总体下降。即使它占总体慈善捐赠的百分比下降，它仍然是最大、最活跃的慈善领域之一。

第二，宗教捐赠的趋势很难用一句话描述清楚。教会内部的多样性也不容忽视。比如，《美国教会经济活动研究》发现，在基督教会中，新教教会的捐赠收入增长要高于天主教会。此外，规模较大的教会预算增长要高于规模较小的教会。教众在250人以上的教会，有60%都在过去三年中报告了收入增长。此外，各个教会的捐赠模式不是单一的。宗教传统、规模、成立时间和地区背景都是重要影响因素。同时，教会领袖面对宗教依从性和参与度的转变，也会采取一些创新措施来增加收入，这也可能会激发宗教捐赠的增长。

最后，如果我们扩展宗教捐赠的定义，把教会捐赠和包括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美国天主教慈善会（Catholic Charities）、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组织（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和美国伊斯兰教救济基金会（Islamic Relief USA）等基于宗教的非营利组织都包含在内的话，宗教捐赠可以占到所有慈善捐赠的73%。对宗教捐赠更广义的定义显示宗教捐赠远没有下降，反而在增加。捐赠者可能把他们原本捐给教会的钱捐赠给了基于宗教的慈善组织。

事实上，正如大卫·P·金在其最近出版的著作《上帝的国际主义者》（God’s Internationalists）中所指出的，基于宗教的非政府组织现在已经是最大、最专业的人道主义救援提供者。2017年，救世军收到的捐赠额达到了14亿美元，成为全美非营利组织中第二大慈善捐赠接受方。在连续15年的收入持平之后，去年，该组织收到的现金资助上升了5.7%。同年，另一个基于宗教的非政府组织爱心国际（Compassion International）收到的捐赠额排在第九位。在持续17年的现金资助额持平之后，去年它收到了现金资助额猛增了五倍，从2000年的1.3亿美元达到了2017年的近8.2亿美元。

即使是排在美国慈善组织榜单前二十规模的宗教背景非营利组织，也表明情况要比仅向教会捐赠要复杂。从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大组织到草根非营利组织，基于宗教的机构仍然焕发着生机。美国的宗教捐赠趋势很可能在经历变化，不仅是教会之间的转移，更有从教会到各种各样的宗教非营利组织的转移。然而，宗教信仰依然是进行捐赠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无论这一动力的来源是明确的宗教传统还是更广义的精神或道德责任，它都一直在定义美国的大部分捐赠。而广义的宗教非营利机构就是这类捐赠的接受方。

刻板印象2: 女性不如男性乐善好施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在慈善事业中扮演着独特而强大的角色。在过去的40年里，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角色的转型奠定了其在慈善事业中的位置。例如，统计数据显示，如今女性占了美国就业人员的一半，而一代人以前，这个比例还仅有三分之一。今天近三分之二美国家庭中，女性或者是主要经济来源，或者是和男性一起供养家庭。此外，未婚女性数量显著增加：美国今天有40%的25岁以上女性处于未婚状态，2007年出生的儿童中有40%的母亲未婚，这个比例创下了历史新高。

女性的社会经济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慈善捐赠也产生了影响。配偶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或对理财的熟悉程度决定了其对财务决策拥有更强的控制。由于这些因素，出现了更多由女性领导的非营利组织和资助项目，在慈善领域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女性慈善研究院（Women’s Philanthropy Institute）的黛布拉·梅施（Debra Mesch）和安德莉亚·派克（Andrea Pactor）特指出，影响慈善捐赠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收入和个人资产。如果将这三点作为考量因素的话，女性进行捐赠的意愿和捐赠的金额都比男性要高。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捐赠动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些研究发现。总体来说，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参与社会活动，研究者将此归因为女性帮助他人的动机更强烈。

女性拉动更多妇女参与慈善合作的历史由来已久。比如，石油大亨哈罗德森·亨特（H.L. Hunt）的女儿斯瓦内·亨特（Swanee Hunt）和海伦·亨特（Helen LaKelly Hunt）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女性移山(Women Moving Millions)的非营利组织。自2007年成立以来，该组织已经动员全球300多名成员共捐赠了6.5亿美元，用于妇女和女童领域。

此外，女性正在和男性一样给出大笔捐赠。百万以上美元榜单（Million Dollar List）显示，2000年至2016年，女性个人单笔超过100万美元的捐赠共有1686笔，占所有女性个人捐赠的31%。

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荣誉退休馆长阿格尼丝·冈德（Agnes Gund）与福特基金会于2017年合作创立了艺术促进公正基金（Art for Justice Fund），并且把她出售自藏的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作品所得的1亿美元捐给了该基金。黑人娱乐电视台（Black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联合创始人、萨拉曼达酒店度假村创始人兼CEO希拉·约翰逊（Sheila Johnson）自2003年以来共捐赠了1300万美元支援高等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前妻麦肯齐（MacKenzie Bezos）加入了“赠与誓言”（Giving Pledge），承诺将她来自于亚马逊的360亿美元财富的一半用于慈善。在她宣布这一承诺的信中，她写道，“我会一如既往地用心做好慈善。慈善需要时间、行动和细心。但我不会等待，直到用尽我最后一分钱。”

“贝佐斯女士的慈善观是女性参与慈善捐赠的一个代表，”梅施说，“女性对慈善事业充满激情，责任心强，是忠实的捐赠者。当非营利组织能够有效地调动女性成为捐赠者和志愿者时，这通常意味着能够培养出长期的关系。”

此外，美国75%的家庭和50%的高净收入家庭中，伴侣会一起做出日常捐赠的决定。对于非营利组织从业者来说，这传达出一条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要在家庭募捐的过程中给予女性配偶高度重视。一位银行CEO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故事：他妻子给一家非营利组织捐款，但是这家组织的感谢卡寄给了他。随后每一次他妻子捐款，感谢卡都是寄给他。最终，他妻子决定，不再向这家非营利组织捐款。

刻板印象3: 移民不捐赠

今天，通过合法渠道进入美国的移民获得签证和绿卡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获准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在减少，政府还部署了现役部队来守卫美墨边境。这些举措背后都是基于一种仇外情绪的固定观念，那就是移民只索取不捐赠。但本文作者之一、梅斯家族多种慈善研究院（Mays Family Institute on Diverse Philanthropy）副院长乌娜·奥斯礼（Una Osili）最近的研究表明，进入美国的移民以多种方式回馈社会，规模并不亚于美国本土出生的家庭。

收入动态小组研究（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简称PSID）所属的慈善小组的研究数据显示，在加入固定收入、受教育程度、储蓄状况等控制变量后，移民身份并未对捐赠意愿和捐赠金额产生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此外，在美居留时间与移民的慈善捐赠参与度成正比。随着时间推移，移民的慈善捐赠参与水平和模式会愈发显示出美国本土公民的特征，移民家庭接受政府和非政府来源的援助也越来越少。统计数据表明，移民及其子女较少成为美国机构的负担。

截至2016年，41%的美国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国家。拉丁裔移民在2015年共向他们的母国汇出了680多亿美元，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移民族群。拉丁裔移民也向所属的教会和“互助组织”捐款，这些组织为移民社区和拉美裔社区提供互助。凯洛格基金会（W.K. Kellogg Foundation）的报告显示，有63%的拉美裔家庭向慈善组织捐赠，而全美家庭的总体比例只略高于50%。礼来家族慈善学院的博士生吉米·古德温（Jamie Goodwin）的研究发现，即使移民们不向慈善组织捐款，他们也会以各种方式支持慈善事业，进行回馈。例如，古德温观察到，移民们共享食物，帮助彼此找到顺路车，寻找工作，照顾孩子和病人等等。其他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

这些数据和事例强调了不同族裔有不同的慈善捐赠模式，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慈善机构服务组织（Philanthropic Service for Institutions）负责人莉莉娅·瓦格纳（lilya Wagner）认为，研究移民捐赠的发展前景会有助于多文化交流，管理和筹资，找到之前被忽视的资源。美国人口普查局预测，到2044年，美国会成为少数族裔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因此非营利组织应该学会适应这一趋势，让更多移民社区参与到慈善筹资中。

刻板印象4:

非裔美国人是一股新兴的捐赠力量

慈善主题的会议和媒体报道中，经常将非裔美国人描述为捐赠圈中的“新力量”。它的隐含意思是，作为美国人口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黑人过去没有涉足慈善捐赠，然而现在却突然开始了捐赠行为。

本文作者之一特龙·弗里曼（Tyrone Freeman）指出，非裔美国人参与慈善捐赠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历史上知名的非裔慈善家包括詹姆斯·福顿、约翰·麦克基上校、C·J·沃克夫人、安妮·马隆等。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托米·拉封（Thomy Lafon）是出生于1810年的有色自由人，支助了美国反对奴隶制团体，地铁建设和当地的慈善机构。据福布斯的数据，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雷（Oprah Winfrey）已经向南非捐赠了4000万美元建设一所女童学校，她向教育事业捐赠的款项总共达4亿美元。此外，很多国立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的最高额捐赠保持者都是非裔美国人，包括温弗雷、罗伯特·F·史密斯、肯尼斯和凯瑟琳·钱纳特夫妇、富兰克林·莱茵斯和丹妮丝·格兰特夫妇。

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中，非裔美国家庭财富中的慈善支出比例比其他种族的家庭都要多。非裔美国人的捐赠大部分捐给了黑人基督教会。黑人教会一直是教导人们了解慈善捐赠意义的一个首要途径，也一直把非裔美国人作为捐赠者来对待和尊重。非裔美国以教会为基础建立了捐赠机制，支持宗教生活和呼吁自由和平等的社区行动。唯一“新兴”的现象是最近大型非营利组织对有色种族捐赠者的兴趣变高了。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确实想要认真发展多元种族社区，它们必须集全体之力促进多样化和包容性，投入时间、资源和精力来挖掘、征集和引导黑人捐赠者，尊重他们的意志，将非裔美国人更广泛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作为制定战略的重要因素。

刻板印象5：千禧一代不关注慈善

包括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和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等全国性调查都反映出参与慈善捐赠、志愿服务、投票选举、宗教性质社会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和公民活动的年轻人在减少。本文作者之一帕特里夏·赫尔佐格（Patricia Snell Herzog）的研究就显示出，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群中，不进行捐献的比例远高于40岁以上人群中的比例。

▲图表2:各年龄段非捐赠人口的比例（来源：根据慷慨程度的民意调查结果计算），20多岁和30多岁的美国人比较年长的美国人捐赠欲低。

然而，如斯内尔·赫尔佐格指出，随着时间推移，年龄组别之间的差别逐渐变得复杂。审视年龄组别的变化，需要注意两个重要社会特征的互相影响：代际和生命阶段。代际群体包括千禧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等群体，他们的特征受到出生年份中发生的重要社会事件影响。比如，婴儿潮一代成长于越南战争时期，而千禧一代成长于9·11事件之后。

但很多此类研究关注的不仅是代际群体。在比较同个时间点出生的年龄群体时，生命阶段也是年龄类别的重要特征。这包括研究中所涉及人群是处于成年晚期、成年早期还是成年初显期，后者的定义是结婚和买房等成年期传统标志的延迟出现。

在调查参与率随时间推移如何变化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发现，存在“追赶效应”，即较年轻的代际群体在成年晚期的参与率达到甚至超过了更年长的代际群体。比如，社会科学学者康斯坦斯·福莱纳根（Constance Flanagan）和彼得·莱文（Peter Levine）发现，每个较年轻的代际群体刚开始的时候参与投票的比例都比较低，但是到具有投票资格（即进入更年长的生命阶段）之后的第八次选举，投票率就差不多有70%了。换言之，参与率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缩小。

很多关于年轻人参与的标准调查都关注其对非营利组织的捐赠，但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特征变得不再那么有意义。比如，综合社会调查询问受访者在上一个自然年中“是否通过一家非营利组织提供过任何志愿服务”，其使用的社会资本指数包含14个项目，其中有4项是与慈善组织明确挂钩的，其他多个项目的内容也与参与组织的程度相关（例如“过去一年中参加了多少俱乐部活动”和“成为了多少群体的会员”）。

“成年初显期”这一提法出现后，千禧一代是与之对应的，向成年过渡的第一代人。这些成年人及其后辈参与慈善的动力较少来自对某个具体组织的持续承诺，而更多来自对于某项事业或某个社会问题的情境性参与。年轻人中的这种趋势并非仅限于美国。比如，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University of Quebec）的研究者安·奎纳特（Anne Quéniart）发现，所有作为研究对象的年轻人都认为某项事业、社会问题本身比从属于某个具体组织更重要。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的研究者理查德·谢特斯丹（Richard Settersten）以及传播和政策专家芭芭拉·雷（Barbara Ray）发现，年轻人正在新媒体上展现出一种新的活动模式，这种模式会带来更迅速、更分散式的参与。

了解这些行为趋势后，想要吸引年轻人的慈善组织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在互联网上的宣传方式，给组织的视觉效果和文字进行一次“整形手术”，以便给年轻人提供直接的参与感，吸引访问者更深入了解它们的网站和使命。

刻板印象6：小笔捐赠无关紧要

今天，慈善领域的专家们都在宣传大额长期捐赠对规模化革新的重要性，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小笔捐赠无关紧要。

然而，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领域，规模化的改变意味着更加迅捷地应对整个城市和整个州的最紧迫需求，把小笔捐赠汇聚成拯救生命、阻止灾难和修缮基础设施的生命线。此外，向非营利组织进行小笔捐赠也是捐赠者了解一个组织的一种方式。小笔捐赠可以建立起长久的纽带关系，比如可以通过月捐建立系统性支持。

2017年飓风“哈维”袭击了德克萨斯州墨西哥湾海岸后，大约有100多万人向美国红十字会进行了单笔100美元以下的捐赠，这笔总额高达3500万美元的款项支持了紧急住房需求，食物，救济物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精神卫生服务。这些捐赠还使红十字会能够为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并致力于长期的灾后重建。

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使9000人丧生，22000人无家可归。而在地震发生的三周之后，人道主义救援和发展机构美国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 US）就从42000名个人捐赠者手中筹集了720多万美元，平均每人捐款171美元。这些钱用于重建住宅、学校、医院和民用基础设施，还用于负担临时安置所、临时学校和医疗设施的费用。“这些小笔捐赠汇集成了重要而灵活的资金，使我们能够及时应对幸存者的紧迫需求，”美国世界展望会主管基金和紧急援助的高管德鲁·克拉克（Drew Clark）说。他当时在尼泊尔负责救灾行动。

美国世界展望会、美国红十字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都发现，捐赠者对社会事业的资助通常从小笔捐赠开始，逐渐扩大数额。比如美国世界展望会的长期支持者戴维·多恩西夫（Dave Dornsife）和达娜·多恩西夫（Dana Dornsife）第一次向该机构捐款是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参与支助儿童的月捐计划，当时每月捐赠了20美元。戴维之后和美国世界展望会一起去了非洲，亲眼看到了捐款在这里产生的效果。从2011年至2015年，多恩西夫夫妇总共向该组织提供了3500万美元配捐，以改善10个非洲国家的清洁饮用水、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条件。这些资助催生了2.56亿美元的总捐款，使860万人从中受益。2018财年，美国世界展望会共筹集了2.43亿美元的此类捐款，占该组织用于帮助贫困社区改善卫生、教育和经济状况的现金支出的60%。

刻板印象7：

捐款投资基金占用了慈善资金

新近开始执行的2017年美国联邦预算法案，要求资产超过每名全日制学生50万美元的高等院校对捐款投资基金的年收益缴纳1.4%的消费税。虽然只有35所高校超过了这一门槛，但新法打开了一扇门，以后联邦政府也可能通过设置新的免税门槛，来向其他非营利组织征税。

这项提案激起了慈善部门的广泛抗议，反对意见列举了捐款投资基金在支助长期固定投资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包括研究、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信息技术和财务系统、薪资、奖学金、补贴或为有需要人群获取社会服务所提供的补助金等等。问题的核心是，捐款投资基金是否占用了本可以用来使非营利组织更好地实现长期计划、推动其使命发展的资金。

有些意见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多大规模的捐款投资基金算“太多”？一些捐款投资基金的规模的确很大，例如哈佛大学的捐款投资基金超过了390亿美元，而美国排名前50的基金会总共有8900亿美元的资产，对此有理由质疑，慈善项目相关的支出是否能赶上基金增长的速度。其他批评者则指向了一些用途奇特且具有歧视性的专用资金，比如以著名巧克力制造商密尔顿·赫希名字命名的密尔顿·赫尔希学校有一项信托条款，规定该学校只为“贫困且健康的白人男性孤儿”提供宿舍。该条款直到1970年才被废除。

但是，很多捐款投资基金能为草根组织的运作确保长期稳定性和灵活性。福特基金会聘用布里吉斯潘集团（Bridegspan Group）评估其资助项目时，发现福特基金会的一多半资助对象都处于频繁或长期的财务赤字中，40%的受助机构在银行内仅有不到三个月的现金储蓄。这使得他们依赖于福特基金会每年的项目资助，而这类资助条款限制了受助机构为留住高素质员工、保持高质量项目的基础设施而进行投资。为改善这种情况，福特出台了一个称为“建设机构和网络行动”的财务稳定资助项目：该项目用10亿美元支助300个社会公正组织的长期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礼来捐赠基金（Lilly Endowment）也发现，有必要通过建立捐款投资基金来提供大笔捐赠，保持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稳定和抗风险能力。比如，2017年，当地的一家饥饿救助机构“第二帮助”（Second Helpings）收到了来自礼来基金会的750万美元捐赠。2015年以来，礼来基金会共向49个组织捐赠了3.28亿美元，这是其中一笔。“第二帮助”用其中的680万美元建立了专款专用基金，并将其余的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包括升级车队、技术和设备。“这笔捐赠专门用于维护机构的可持续性……确保可以为社区提供资源，” “第二帮助”的CEO詹妮弗·维格兰（Jennifer Vigran）在谈到礼来基金会的捐赠时说道。

捐款投资基金所产生的收入可以帮助非营利组织安然度过政策变化期和周期性的补助波动，也可以支助一些并不耀眼但却至关重要的机构能力，比如财务和人力资源。

刻板印象8：

乐善好施的人都是利他主义者

非营利组织总是在想方设法激发人们的捐赠热情，时常使用诸如一张瘦弱的狗狗、生病儿童的照片，亦或者发送定制邮件来唤起善意帮助。但事实上，个人进行捐赠并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慷慨，还有其他一些利己性和/或社会性动机，比如为了税收优惠进行捐赠，或者某一个组织是捐赠者崇拜的某个社会企业家所领导的。还有一些人进行捐赠是为了提升社会地位，比如通过在大楼上镌刻名字来使自己永垂不朽——这在医院、高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建筑物中蔚然成风。

本文作者之一莎拉·康拉特（Sara Konrath）一直在收集数据，研究自我意识强的人如何捐款，为什么更有志于捐款。最近有很多受自恋情绪驱动而进行捐赠的例子。比如，2014年夏天，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研究筹款的冰桶挑战。大约1700万名参与者在脸书上发布了冰桶挑战的视频，获得了4.4亿人的一千多万次点击，筹得捐款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了35倍，达到了1.15亿美元。

康拉特和她的学生对9000名美国人做了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参与冰桶挑战的情况。该项研究请受访者给自己的自恋倾向打分，分数为1-7分，7分最高。34%的受访者给自己打了4分以上。这其中包括44%的千禧一代，他们在所有受访代际群体中拥有最高的“自恋分数”。

此外，研究还表明，具有自恋倾向的人在参与这项行动时，虽然有可能提高了意识，但不一定就因此促进了筹款。自恋评分较高的人更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参与冰桶挑战的视频，但后续捐款的可能性更小。同时，较不自恋的人更可能捐款，但却不太可能发布视频来秀出自己的行为。

这些发现可以给正在寻求公众支持的非营利组织一些启示。例如利用自恋倾向人群的动机作为倡导策略的一部分，在社交媒体上构建机构形象的同时，提升人们对一项慈善事业的意识。同样，非营利组织的从业者可能需要有策略地提供志愿服务机会，通过建立参与渠道联结起自恋动机人群，既满足非营利组织自身需要，也为志愿者带来重要的职业人脉、社交媒体关注或其他的社会利益。

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慈善捐赠方式。筹款人可以定期在捐款人中做调查，了解他们的动机，以此为基础制定从大笔筹款到小笔捐赠的各种策略，采取能够吸引各种动机人群的方式来实现慈善目标。

走出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