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关于慈善，国内学界的研究重点有哪些？ |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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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起，北师大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以下统称，CSWS）启动收集整理各季度发表的国内慈善研究相关文献资讯并做简要述评。

在对2020年第一、二季度文献的述评中，CSWS共选读了发表在北大核心与CSSCI期刊上的17篇文献。2020年1-6月，学界的慈善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力量参与突发应急事件应对、基于互联网的慈善资源筹集、慈善服务及其价值递送以及慈善发展史、发展规律、政社关系等方面；其中，对慈善事业的新发展的研究中，政府“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是一个重点。

在对2020年第三、四季度文献的述评中，CSWS共选读了40余篇文献，并把2020年7-12月学术界对慈善的研究按内容归纳为慈善事业发展、社区慈善、慈善信托、慈善组织公信力、企业慈善捐赠五个方面。其中，述评指出，社区慈善是社会治理与慈善发展在基层的融合，是未来慈善发展的重要方向，对正处起步阶段的社区基金会的研究能为社区慈善发展总结经验并提供理论支持，但是，2020年学界对社区基金会研究多停留在案例中社区基金会的功能、发展困境与解决方法，缺少理论层面的关照，另外，对社区基金会发展的成效以及其在社区场域内的互动研究也较少。

*题图素材来自PIXABAY。

2020年，关于慈善，国内学界的研究重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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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二季度国内慈善研究述评

2020年1-6月，以慈善为主题发表在北大核心与CSSCI期刊上的文献涵盖疫情防控参与、慈善组织发展、企业慈善捐赠等研究，本次共选读文献17篇，从慈善力量参与突发应急事件应对、慈善实践以及慈善制度与理论三个方面对文献进行综述。

01

有关慈善力量

参与突发应急事件应对的研究

慈善行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受到学者们很大关注，主要涉及慈善参与、应急机制慈善捐赠等多方面的研究。总体来说，慈善力量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战胜疫情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帮助资金与物资补充、人力资源补充、专业支撑、关注和支持公共卫生与医药研发，1关注困难群体、资助医护人员、技术支撑等方面发挥了作用。2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短板。微观层面上，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慈善应急机制缺失、社区组织动员相对乏力、社会工作和志愿者等缺乏组织和保障；3中观层面上，行业联动机制未有效构建；宏观层面上，社会倡导和政策创新方面尚无明显行动、政府未能建立协调机制，也未将慈善组织明确纳入应急预案之中等问题。4有学者专门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分析，发现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存在缺乏稳定性和系统性、符合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组织偏少、限额扣除比例低且超额捐赠结转年限短等问题。5

为加快补齐短板，解决上述问题，学者们也提出了慈善组织加强能力建设，构建有效的行业联动机制，建立慈善领域应急机制，对慈善组织在突发公共事件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物资保障等环节进行统筹设计，6以及加强慈善力量参与的法制化、信息化支撑等建议，认为重塑慈善组织公信力还要从法律实施和解决官民二重性等问题入手探究。7此外，对突发事件过程中接收慈善捐赠的受益医疗机构，也需要面对接受捐赠的合法合规性考量。比如医院在接收社会各界慈善捐赠时可能存在公开捐赠主体不合规风险、捐赠物资的廉政风险、捐赠物资的质量风险、捐赠物资的管理风险、接受捐赠的财务风险、社会舆情风险等。对此，医院接收捐赠可以通过主动寻求慈善组织的合作、制定医院接收捐赠的管理制度、签订捐赠协议、制定应急情况下的捐赠流程、注意质量查验、加强物资使用管理、规范财务管理、主动公开捐赠物资流向等措施保证突发事件时能高效运行、合法合规与慈善相关方互动。8

02

有关慈善实践的研究

一般而言，慈善活动的进行主要涵盖资源募集和服务提供两个阶段，慈善资源募集与慈善服务递送共同构成慈善活动的完整过程链条。9利用互联网进行慈善资源筹集是近年国内慈善事业发展的大势，但网络众筹平台管理能力不足、公众对个人求助信息难以鉴别等问题，导致骗捐和诈捐现象时有发生，透支着网民和公众的信任，学者认为主要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以及网络众筹平台内部管理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应在强化源头治理、提升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的同时，引入区块链等可追溯技术、建立全流程项目管理机制、强化行业自律等方面入手，推动网络众筹行业的规范化发展。10除了慈善募捐，慈善服务递送阶段的各方面研究较少，许琳、王扬笛基于“从慈善需要到慈善行为”的文献梳理，建议未来的慈善研究在关注慈善资源募集阶段研究的同时也注重慈善服务递送阶段的各方面研究，同时考虑到慈善主体的异质性以及慈善捐赠的异质性，慈善研究将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丰富与发展。11慈善实践最终离不开从业者的付出，孙国嫄用形意世界的理论视角，以叙事研究的方法了解了80后在社会组织中从业者的价值观与行为，发现青年人进入公益形意世界工作会改变从业者“自我”、增加社会参与行动、增进自我认识等有趣现象。12

03

有关慈善制度与理论研究

在关注现代慈善实践经验的同时，学者还在慈善发展史、发展规律、政社关系等方面发力。中国慈善史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古代荒政，但作为专门性学术研究，则起步于近代时期。目前中国慈善史研究，无论在理论体系、具体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上均存在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13对1998—2017 年我国公益慈善研究领域的7909 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文本计量分析，探寻近20年来我国公益慈善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重点和演进规律，发现公益慈善研究还存在研究力量分布不均衡、机构间横向合作较少、单个作者发文量集中度低、期刊影响力权威性不足等问题，未来研究中公益慈善事业的新趋势和新发展、地方政府公益慈善政策等三个方向值得重点关注。14其中研究慈善事业的新发展就不可忽视政府“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趋势，第三次分配界定为丰裕社会的财富流向如何适应个体精神追求并达成人民美好生活的命题。15目前，政府利用好慈善第三次分配的力量，一方面强化行政吸纳社会的“限制”策略，另一方面借鉴新公共管理完善“利用”策略，并发展出对慈善组织的“分层控制”策略，16其实最终都是期望能处理好与慈善组织的关系，两者协同进化才是慈善事业发展稳定的方向，17是慈善组织公信力法律重塑的核心。18

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支持最终会表现到慈善相关支持体系上，琼斯教授的《慈善法史1532-1827》一书讲述了对英国立法近三百年的演进过程供后人参考，其中传递了一个重要启示是慈善法应更强调赋权而非监督。19对此的研究认为，立法时应注意将专家主张的形式理性的慈善概念完整地传递到具有决策权的立法者中，解除信息约束才能更好促使形式理性与习俗的有机结合。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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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子青.从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看慈善参与短板和未来发展[J].社会保障评论,2020,4(0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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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孙国嫄.公益“形意世界”中的“自我”转变——“80后”社会组织青年从业者价值观及行为研究[J].青年研究,2020(02):1-12+94.

[13]周秋光.中国慈善史研究再出发[J].安徽史学,2020(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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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苏曦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一种不同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中国叙事[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4(02):15-21.

[18]章高荣.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J].社会,2020,40(01):187-212.

[19]吕鑫.慈善法之滥觞——《慈善法史1532-1827》评介[J].政法论坛,2020,38(02):143-154.

[20]章高荣.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J].社会,2020,40(01):187-212.

2020年第三、四季度国内慈善研究述评

2020年7-12月，学术界对“慈善”的研究可按内容大致归纳为慈善事业发展研究、社区慈善研究、慈善信托研究、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企业慈善捐赠研究五个方面。鉴于文献较多，笔者选取了40余篇文献阅读，并按照上述分类进行文献综述。

01

有关慈善事业发展

在《慈善法》实施四周年的执法检查、决胜脱贫攻坚、新冠疫情防控等背景下，慈善事业发展的研究成为2020年下半年的研究热点。该主题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视角，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成效、问题与对策及发展方向进行论述。

（一）慈善事业发展的成效

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公民参与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我国《慈善法》自2016年颁布实施以来，相关制度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法律意义上的慈善组织与慈善活动开始走向规范，公民慈善意识明显增强，慈善领域的创新不断涌现，慈善资源动员能力也得到了提升。1

在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我国慈善事业不断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同心圆体系，融入党和国家核心工作，深度参与国家和全球治理，通过优化网上网下融合获取巨大增量，在地位、目标、空间以及获取增量方面展现出大格局。2

（二）慈善事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在肯定慈善事业发展并取得相应成效的同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分析了现阶段慈善事业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并给出建议。

从总体上看，我国慈善事业总体发展滞后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滞后性集中表现在依法认定和新增慈善组织发展缓慢，慈善资源动员能力有限，慈善应急能力不足，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些表明慈善事业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较为有限，慈善组织尚未成熟，究其原因主要是配套政策支持不到位，行政部门缺乏协调且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并存等。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对慈善事业的定位，完善慈善法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慈善组织健康发展并营造有利的社会氛围。1

具体而言，学者们还着力研究了慈善领域的法律法规与政社关系。

1.在法律法规方面，研究认为还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慈善法》落实不到位。慈善组织认定很少与新增慈善组织数量逐年递减的现实，表明促进社会各界举办慈善事业这一立法意图还有待进一步落实。第二，配套政策支持措施不到位。我国涉及慈善行业的法律法规已有一定数量，但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法规体系，真正有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法治环境远未形成。3第三，慈善促进政策力度还不够大。第四，法规可操作性差，存在人为歧视和门槛，部分规定相互冲突，减、免税规定不合理。

学者们普遍认为有必要加快完善相关法制与政策支持体系。在法律制度上，要进一步完善慈善监管的法律规制，增加对网络慈善、社区慈善、枢纽型慈善组织发展和慈善应急机制的法律规制，进一步明确对“慈善信托”的法律规制，强化对慈善组织的财产保护，进一步细化信息公开规制，进一步完善对“慈善服务”的规制，强化对慈善领域的欺诈行为的法律责任。在政策措施上，要坚持监管适度；要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并提供便捷的税收减免服务；要明确政府购买服务优先面向慈善组织，以此助力慈善组织发展，并引导社会成员通过慈善组织捐赠，以促使慈善资源的有效配置；要抓紧制定促进慈善行业人才激励政策。1

部分学者专门聚焦于慈善相关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关系研究，比如关信平认为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政策是两套共存并行的行动体系，它们具有总体相同的目标和不同的体制机制，应该在二者之间建立双赢的机制和相互之间的制度与功能衔接。4

2.在政社关系方面，谢琼、谷玉莹基于慈善领域的政社合作基本现况，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对民生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道路选择、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对慈善业态的影响三个因素后，指出目前慈善领域的政社关系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慈善事业的要求，并提出未来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以满足民生需求为目标，政府主导的，尊重慈善基本发展规律的，有活力、有秩序的新型政社关系。5周秋光则将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置于一起梳理，得出民办官助是政府在慈善公益领域的合理定位的结论，认为政府主要是发挥政策引导、法律规范、舆论宣传、支持和监督等功能，并做大、分好社会保障的蛋糕，在发展的同时特别加大改善民生力度，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6陈东利还强调了充分发挥政府对慈善组织及慈善活动的引领作用，明确规范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关系对促进慈善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7

（三）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对慈善事业发展高度重视，先后在多个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理论与实践价值集中体现于六个重要的维度：坚持慈善为民、依法行善的基础，坚持精准扶贫、扶危济困的重点，坚持社会参与、履行责任的原则，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策略，坚持弘扬风尚、传承文化的价值，坚持慈善交往、国际合作的方向，6这些论述对慈善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郑功成认为促使我国慈善事业获得大发展，必须将尊重现代慈善事业的客观发展规律、尊重中国的国情有机地融合起来，再在此基础上寻求适合国情的慈善事业发展之路。首先，要明确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合理定位，即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要明确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方向，即是加快完善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再次，要高度重视社区慈善、网络慈善和以慈善信托为代表的家族慈善等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发展。8

02

有关社区慈善的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社区慈善得到快速发展，其与基层政权建设和群众自治组织的有机结合，不仅符合中华邻里互助的传统与现行体制，而且畅通了社会成员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增进了社会团结，进而为国家治理奠定稳定的根基。发展社区慈善充分体现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特色，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8

关于社区慈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社区基金会的研究。社区基金会最初诞生于美国，并逐渐向全球扩展，在全球扩展的过程中呈现出银行模式和聚集模式两种典型模式。中国社区基金会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面向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需要，逐渐形成社区服务与社区培育并举的项目运作体系，但总体来看，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9学者们对社区基金会的实践进行研究，分析了社区基金会的功能、发展困境与解决方法。黄政基于对深圳、上海和北京9家社区基金会的案例研究发现，资源链接和服务供给构成社区基金会的主要功能，10黄家亮、马颖更进一步指出社区基金会并不只是社区慈善资源平台，更是嵌入于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治理主体。

在实践中，社区基金会还面临着“无资可筹”“无血可输”的境地和专业性人才匮乏、回应问题能力弱化、主体参与不足等问题。10施从美、帅凯基于回应性监管理论从政府、行业及组织、第三方等三个不同的视角分析，认为社区基金会存在政府监管乏力、内部治理结构低效、外部监管力量薄弱等问题。11翁士洪围绕公益市场化的核心运行逻辑和公益组织的成长空间，认为社区基金会正试图解决政府未能实现的公共需求，致力于回应公共议题，但同时仍然处于资源依赖和政府控制的双重夹击之中。12学者们也给出了解决社区基金会发展困境的建议，包括提出从组织架构、项目实施、资源筹集、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加以改革，10以及集政府、行业及组织、第三方于一体的社区基金会综合监管策略。11

03

有关慈善信托的研究

慈善信托已成为广大爱心人士及机构参与慈善事业的重要载体，承载了推动慈善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但我国慈善信托仍然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局面，13慈善信托还存在信托财产类型单一、信托涉及领域与期限结构有待调整、14税收优惠与反避税监管体系为健全、15受托人制度局限、13财产信托登记生效主义严苛和财产范围含糊16等一些问题。

秦洪军、刘可帆和邢成建议不断丰富信托财产类型、调整期限结构、加强受托人监管、充实运作模式、完善税收优惠，以促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慈善信托作用更好发挥。14周乾建议完善慈善信托受托人制度，具体包括：通过细化谨慎义务来提高慈善效能；通过加强信息公开来提振慈善信心；通过明示尊重委托人意愿来激发慈善热情；通过约束近似原则来实现慈善目的；通过引入有限责任信托为受托人提供适当保护。13张阳关注财产信托登记，建议以财产信托登记为轴心，辅以信托产品及受益权登记，进行双线差异化的推进，并借助“中信登”的中心化系统加强统合规制。16徐琨建议建立健全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法律体系；完善准入条件，将符合条件的慈善信托捐赠纳入可享受税前扣除的范围；借鉴“信托导管原则”，避免重复纳税；建立非货币性捐赠的评估机制和税收优惠细则；建立适当的反避税监管体系等。15

04

有关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研究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生存发展之基，关乎整个慈善事业的兴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多起慈善负面事件见诸报端，导致慈善组织陷入公信力危机。从开放系统组织理论视角分析疫情应对中慈善组织公信力流失的形成机理，发现慈善组织公信力获取在于组织与规制环境、资源环境的信息交互，本质是一个行为输出、信息转化及形象生成的过程，17韩兆柱、赵洁基于网络化治理理论，认为在慈善组织公信力管理上还存在着非政府主体参与混乱、政府内部协调乏力、监管碎片化、信息公开不足等问题。研究普遍认为，造成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的原因主要在法治体系、社会生态环境、组织内部治理与个体行为观念陈旧等方面。

许多学者给出了解决建议，一是应加强慈善组织道德建设，18不断提高组织能力、完善信息公开、自觉接受监督、加强社会互动，推动慈善组织的专业化、透明化、法治化与社会化。17二是从优化网络化治理的生态环境、促进多元参与主体优势互补、完善慈善组织信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四个角度提出优化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的网络化治理路径。19三是应当从完善非货币捐赠的管理、规范慈善信息公开制度、鼓励和发展民间慈善组织以及健全慈善监管体系等多个方面着手。20四是在慈善资金支出中引入专业独立的第三方绩效评价，提升慈善资金使用效率和社会公信力。21五是扶植区块链技术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缓解公众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不足引发的信任危机。22

05

有关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

关于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慈善捐赠动机与积极作用、影响因素两个方面，且研究方法上多为定量分析。

（一）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与积极作用

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目的包括获得政治资源和公众认可。杨义东、程宏伟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够为其带来税收、融资等政治资源相关收益，以此印证了政治资源驱动企业精准扶贫的观点，认为政治资源动机使企业精准扶贫调和了慈善公益支出与资本逐利本性的矛盾，有利于形成企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存局面。23而廖福崇在对6144家民营企业数据的统计分析后认为，民营企业愿意参与“光彩事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慈善捐款支持地方事业发展，进一步建立与地方主政官员的网络联系。24徐晗叶等人对环境违规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等外部社会责任活动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认为企业参与慈善捐赠响应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号召，获得资源持有者的信任和公众的认可，以提升企业组织合法性，获得其所需的资源。25

另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还能够提升企业的价值、提升员工敬业度、26降低员工离职率、27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28和创新质量的提高。29

（二）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主要因素

1.政策制度因素。研究认为国家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以及企业内部制度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重要影响。第一，国家税收政策对社会资本慈善捐赠具有激励作用。30捐赠抵税政策激励了企业的捐赠参与度，促进了企业捐赠水平的提高，且税收优惠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果更明显，非国有企业对宏观税收变革的战略反应更强。朱金凤、黄丹丹和张坦建议政府要加强制度环境建设，进一步促进税收优惠政策的完善，特别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灾害发生时，应建立捐赠税收应急机制。建议企业捐赠决策要立足于宏观制度环境，关注外部政策尤其是政府财税政策的变化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31第二，企业内部制度也会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比未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有更高的捐赠水平，相较于其他行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慈善捐赠的正向作用在企业社会责任敏感型行业中更显著。32

2.当地政府因素。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则越可能向辖区内民营企业“劝募”，辖区内民营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概率与金额越大；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33

3.企业性质因素。企业性质不仅影响慈善捐赠行为，还影响慈善捐赠的效果。在影响慈善捐赠行为方面，学者将中央企业与非中央企业对比，发现中央企业在面对自然灾害、疫情等突发事件时积极作为，参与捐赠的企业比例高、捐赠金额大、捐赠响应及时；且中央企业的行政级别越高、政治使命越重，捐赠的积极性越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水平越高，捐赠也会越积极。34朱丽娜、高皓通过对比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发现，由家族所控制的企业会更加积极地投入于慈善捐赠。35在影响慈善捐赠效果方面，相较于国企，公益捐赠对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在非国企中更加显著。29朱永明、韦梦利发现员工的离职率在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员工离职率的中介效应不存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员工离职率的中介效应依然存在。27

4.领导者因素。张楠、林志刚和王名基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民营企业基金会及民营企业家基金会的基础数据和调研，总体上分析了民营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由传统模式向战略慈善创新模式转变的思想及行为表现、战略慈善的具体特征，表现在以丰厚资产和创新模式从事慈善、用管理企业的方法做公益、关注领域出现代际分化（老一辈民营企业家关注传统慈善领域，年轻二代企业家多投身新公益领域）、从事慈善的专业性日益提高。36

企业领导者的任职情况、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特质与经历也会影响企业捐赠。第一，纵向兼任高管对慈善捐赠有负面影响。如果董事长担任纵向兼任高管时，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更低，这种负向影响在大股东控制能力较弱的公司更为显著。37第二，部分研究发现企业家个人特质影响着企业慈善捐赠，比如民营企业家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其个人慈善捐赠行为以及慈善捐赠额度也有显著积极的影响，民营企业家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越倾向于通过与政府或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来进行慈善捐赠。在国有企业中，自恋型董事长会为了出风头和个人私利承担过多的慈善责任和员工责任。38、39在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中，高管过度自信还会减弱慈善捐赠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28第三，企业家个人经历，比如有从军经历的企业家慈善捐赠更多，从军经历战争环境和企业所在地区捐赠年份自然灾害的受灾程度对上述正相关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40管理层自利行为也会增加企业慈善捐赠，特别在国有企业管理层自利行为会显著增加企业慈善捐赠。41

5.与其他组织关系因素。王新成、李垣发现企业为获得和维持合法性，会追随合作者和竞争者的捐赠行为，这一关系依赖于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和地理距离。42徐莉萍、刘亦姝和张淑霞实证检验了校企关联和企业地域位置在企业捐赠与创新绩效之间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43

6.媒体曝光因素。媒体曝光度对慈善捐赠有正向影响，34慈善捐赠的媒体曝光又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特别是来自政府媒体的关注对于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44但是，童泽林、冯竞丹等人从中庸文化视角研究企业家慈善高曝光度与消费者企业评价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家慈善曝光度并不是越高越好，消费者的中庸信念越高，企业家慈善曝光度对消费者企业评价的影响越负面。45

06

研究述评

综上，2020下半年学界主要关注慈善事业发展、社区慈善、慈善信托、慈善组织公信力和企业慈善捐赠主题的研究。主要贡献有四点：第一，在《慈善法》执法检查等背景下，多位学者从宏观层面上梳理了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建议，有助于推动政策完善，也能帮助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清晰的整体认识。第二，社区慈善是社会治理与慈善发展在基层的融合，是未来慈善发展的重要方向，对正处起步阶段的社区基金会的研究能为社区慈善发展总结经验并提供理论支持。第三，对2020年新冠疫情下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问题的研究，对政府、慈善组织、个人都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第四，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能为慈善组织募款提供参考。

现有研究在高度关注以上议题的同时，仍存在两点值得进一步探索：第一，对社区基金会研究多停留在案例中社区基金会的功能、发展困境与解决方法，缺少理论层面的关照，需要吸取西方社区基金会发展经验以及总结国内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并上升至理论层面，以期用先进理论指导实践；另外，对社区基金会发展的成效以及其在社区场域内的互动研究较少。第二，研究对企业慈善服务的关注不足。调动企业专业人才参与慈善服务既有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又利于提升慈善服务专业化，是值得去研究和实践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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