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种意义上，公益与商业殊途而同归？ | 传一对话05实录

- 有思想的行动者在这里相遇 -

10月22日，由爱德传一慈善文化基金主办的“传一对话”第一季第五期“谈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新文明”通过腾讯会议在线上举办。

活动由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高级编辑章伟升主持，邀请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前执行会长、《人的应当》的作者何道峰，当代集团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七届会长艾路明围绕“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新文明”的主题进行对话，并且特别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康晓光进行评议。

以下为据现场对话所整理的摘要，供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公益同仁思考和探讨。

*题图素材来自金山海报。

企业家应具备四方面的企业家精神

章伟升：第一个问题想问何道峰老师，您的《人的应当》一书中多次点到企业家这个群体，包括对他们的反思。那么，在您的语境当中，您怎么界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既然是反思，您认为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精神？

何道峰：直截了当地说，我个人对企业家的定义是：企业家是一群通过创新商业模式、组合资源以实现商业理想的无中生有的人。

关于企业家的理论，渊源于经济学家熊彼特。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就是一群在市场经济中创新的人。他用“企业家创新”这个概念，来对市场经济对财富增量的创造和这个过程中呈现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进行诠释。企业家通过创新来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击败竞争对手，创造财富增量并引领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企业家也因为对利润追逐的贪婪而群体性推动投资过热，又因对风险的恐惧而群体性规避而引发投资低迷。从而，企业家引领了市场起伏震荡的繁荣与危机。因此, 在资源稀缺的公设前提下，企业家根据对市场潜力的预判和自己创新能力的评估，模仿或创新一种商业模式，并据此推动稀缺资源的组合，来实现财富增量创造的梦想。很多梦想都是无中生有的。

真正的企业家，就是符合上述陈述的一群人。根据这个定义，我以为企业家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企业家精神：

第一，创新。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还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如果去掉创新，就很难被称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创办企业的人都有创新意识与行动。我们只是强调，从理论上讲，企业家应该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这里的所谓创新，就是在同行业或细分市场中釆用别具一格的商业模式，或者是别具一格的技术手段。

第二，取舍。企业家精神就是对资源选择及其组合方式进行取舍从而培育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的精神。当然，每个人在生命中都面临很多的取舍，但企业家面临的取舍则更加复杂和更加挑战，如果取舍不当，其后果会极其严重，不仅可能降低效率降低利润，而且会失去核心竞争力而败给竞争对手，公司彻底崩塌。

第三，管控变化。企业家精神就是睿智地预测变化并管理变化。人的行为和动物行为的最大差别，就是人能够在行动前进行预判。行动前对行动进行预测，根测预测对行动后果进行评估，然后再采取行动，行动之后再进行反思。这和与动物的条件反射式行动模式很不一样。但人的这种行为模式往往基于直觉。企业家精神则是可以运用组织化工具和技术工具来预测变化并管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政治、经济、技术从而行业的趋势变化，在变化的趋势中采取具有提前量的措施拦截未来，管控变化从而驾驭未来。如果企业家缺乏这种精神，即使很大的商业帝国也会轰然倒塌。科达、Sony、摩托罗拉、恒大等等无数的企业，都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因此企业家的成功并不是无限的大，并非大的才是企业家，小的就不是企业家，没有这种定义。

第四点，冒险并坚韧不拔。没有什么人可以100%地弄清楚未来。60%的理性加40%的冒险就能造就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种冒险精神和顽强坚持的精神密不可分，只要不承认失败，跌倒了还可以再爬起来，争取下一次成功，不言放弃，这一次的失败就会是下一次成功的基础。

在我看来，上述四个方面是企业家精神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高度关联的。如果这四方面的精神不能够做到首尾相连，就会“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宴宾客，看着他楼塌了”。

时势造英雄，但任何英雄、任何企业家都是人而不是神，如果把人神化了，骄纵狂妄便是必然结果，楼塌宴散也是必然结局。如果不造神，人便知道自己的有限，懂得取舍与进退。理性取舍与退出，并不是失败，将事业和生命分阶段画句号，反而是另一种成功。

如果没有上述“企业家精神”，尽管你在管理着一个有巨大资源的企业，严格意义上你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

有一次，我曾与一个国营企业老总聊天。我说你不算是一个企业家。他说：为什么我不是企业家？我说：从经济学理论上讲，企业家是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无中生有为公设的，企业家在没有资源的条件下也能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事情来，而你的资源伸手向政府要，未经任何艰难险阻，动辄就百亿千亿的资源在手，几乎可以说是无限供给，没有取舍的艰难，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失败跌倒再爬起来的坚韧训练，企业家精神的四个核心条款你最多能用上“管控变化”一条，那能称得上企业家吗？你只能算是一个国营企业管理者或领导人，但算不上企业家。我这朋友很生气，但又说不过我，后来就下海做了一个民营企业家，从小做起，九死一生，后来走出来了，还避了国企腐败牵连的祸，现在我们持有完全共同的价值观。

章伟升：您刚才提到了企业家精神的四个内涵。但我通读了《人的应当》，您在书中还分析了企业家的“应当”。您认为什么是企业家的“应当”？

何道峰：“企业家的应当”是另一个话题了。

首先，企业家“应当”是人。如果企业家因为成功地赚取财富就就成为“人上人”，那对自己和社会都会是很悲惨的。如果企业家还是人，他就有人的“有限性”和“罪性”，就会经不起诱惑，就会骄傲和想成为神，就会滥用权力与资源，就会有生命高潮和低潮的起伏跌宕，因此就需要源于神圣赋权的“人的应当”。从这个意义上讲，你所叩问的“企业家的应当”，便是“人的应当”，并无特别之处。

其次，生命攀上巅峰时便不可一世，以邻为壑而为所欲为，生命落入低谷时便丧失尊严，被社会无情遗弃而人鬼不分，这样的生命意义何在？这样的社群生活是否还值得人过？在一个有灵性的人类社会中，这是一个企业家应当思考的“人的应当”问题。其破解当从“企业家应当”的问题破解开始，而不能仅满足基于“企业家精神”的“人的能够”的成功。因此，企业家同样甚而更需要寻求一个神圣的精神源头，作为其灵魂深处的信仰。

作为一个企业家，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选择去做慈善公益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当时我只是觉得：如果仅仅做一个企业家，没足够的生命意义剌激，或许花一半时间去探索慈善公益会让我的生命意义更为丰满。因此，我便做了去中国扶贫基金会做一个志愿者领导人的艰难决策。今天回头来看，我觉得这是上帝对我灵命成长的神圣关照。每念及此，我的心便充满了感恩。正是这二十多年的生命经历，促成了我对“人的应当”的殷切反思与反省。

创新精神产生于市场的背景之下

章伟升：谢谢何老师。刚才何老师回答了企业家精神的组成部分、企业家的“应当”这两个问题。下面想请问艾路明会长，您对何老师观点有什么看法？我还想问，您对企业家精神的界定、企业家的能力以及企业家的“应当”，又有什么看法？

艾路明：道峰老师已经把关于企业家的平面话题展开了，我是赞成的。从横向的角度来说，道峰老师说的四点都很重要。我想从纵向的角度来谈谈。

从人类文明的历史看，包括道峰老师《人的应当》这本书里面，也是从两河流域到埃及，再到犹太文明，一直到近现代的变化都做了非常透彻的表达。

某种程度而言，企业古已有之。

举个小例子，我们从很多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肥皂这种东西实际上在公元前1500年就有了。而且，从现在埃及的考古挖掘来看，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存在着生产肥皂的工厂。不仅如此，我们也可以在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中看到，它在商业领域里面早已有着非常广泛的运作，以及由这种运作所导致的约束。汉谟拉比法典里也有关于商业交往的规定。道峰老师在谈到犹太文明的时候，包括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关于交易的一些律法，交易需要哪些约束，应该怎么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这就是从古典的意义上来看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其实企业家是一直都存在的。

我们今天为什么讨论这样一个话题？我想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道峰老师刚才所谈到的关于企业家的不同角度。例如，他认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不是企业家。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更广阔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如果存在市场经济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就必然能够产生企业家，从而要求：想成为企业家就必须有企业家精神，否则，你在这个社会上、市场领域中就没有竞争力，因而你也就不能存在下去。

创新精神是在市场的背景之下产生的，企业家也是。中国近来的企业家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赞成道峰老师的观点，如果离开了市场经济的背景，你可能管理着企业，可能是厂长，可能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但确实不一定是企业家，因为它背离了整体的市场经济环境。

不过，今天的环节里，我略有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企业家，因为他也不一定都具备无限的资源调动能力。在同样的背景之下，其实有很多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也面临着市场的压力，也在创新上做出了很多贡献。

所以，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的角度，我赞成道峰老师的观点，但如果是从我们现实的条件来看，只要是具备创新精神，处在市场竞争的背景之下，我就认为他们也是企业家。

但这种竞争处于一种不充分的环境之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掌握着更加充分的资源，因此他们相较于很多民营企业家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进行创新，他们也会进行创新。反过来说，民营企业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他们在某一个领域里面会掌握相对优势的资源，然后他把这种资源不断地复制，从100万到1000万再到1个亿等等。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推断、思考企业家的定义，我觉得不仅仅是创新能力、坚守精神、对未来事物的判断等等，可能最重要的条件是：是否处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背景中。

如果你想成为企业家，如果你希望完整地发挥你作为企业家的能力，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处在一个完整的市场环境中。其实达到这一点对市场有很多要求，比如，希望市场放开，谁都可以进入。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有约束的地方，法律的约束、道德的约束，甚至于对于敬畏精神的保有，我相信这些都是成为企业家背后的一些原因。

创立商业新文明，

需要真正走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道路

章伟升：谢谢艾会长。艾会长和何老师其实有一个共同观点，那就是，现在企业家精神的发育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都提到了市场竞争制度。我们知道，任何制度都建立在一定的文明与文化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问题——商业新文明。请问道峰老师，您眼中的商业新文明是什么样的？可以从何处追寻？您的书中提到了英国三大制度体系，那是您理想的方向吗？

何道峰：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市场经济制度的设计是以现代经济学的价值原则作为出发点和标准的。遵循这一整套市场经济制度构建的价值准则，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现代商业文明。

这些价值准则没有什么“新旧”和“东西”之间的差别。其内核是人有一种天赋平等的自由权，包括人作为主体性的自由权，思想、言论、结社、发明、创新、肖像的自由权，也包括主体性自由引发的客体性自由权，如知识产权、自治组织权、知识产权、物权、财产权等等。

这种平等自由权必然导致对财产权模糊化的公有制的排斥，因为私人财产权便是对个人自由的责任约束，而财产公有的非对称支配则逃避了这种责任约束，导致有权者慷人之慨。

经济学的公设就是人是自利的，通过竞争制度的设计迫使人以自己的主体自由和客体自由来加入博弈，达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责任约制。只有当人用自己的私人财产参与市场竞争博弈时，人的自由才能和责任紧紧地绑定在一起。

如果不是私人财产制度的设计，市场参与者的责任就和自由分离了。而当责任和自由分离时，竞争压力就会落空，消费者即产品或服务购买者就会要为这种失去责任约制的垄断企业支付高昂的代价，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就丧失了。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出低效、浪费、寻租、腐败等大问题。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

有人会说可以对公有制企业进行考核呀。但那就像保姆当家，找另一个保姆来考核她，再找一个保姆来监督那个负责考核的保姆，再找一个保姆来监督那个负责监督的保姆，制度越设计越复杂，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也越来越高，同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丧失殆尽。

当然，并不是所有国企领导人都不创新，褚时健就很创新，但从发生概率来讲，在自由与责任分离的制度设计中，企业领导人创新精神的发生概率肯定下降。这也是市场经济的铁律。

刚刚去世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他那著名的《短缺经济学》绕来绕去其实就表述了一句话：公有制企业对其领导人的约束是非刚性的软约束。什么是软约束呢？其实就是财产公有模糊导致的“责任与自由权行使的分离”，即财产管理人不为无主的财产负责任。

因此，所谓的商业新文明，我认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两条：

第一条，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是否为你自己的财产负责？你是拿你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投资冒险，还是拿别人的投资去冒险？

第二条，是否存在一个完全平等竞争的市场制度约束？因为如果大量的资源和财产都由政府的国有企业支配，很多民营企业家一定不会忙着去搞创新赢得竞争，而是先搞关系“寻租”。因为搞关系寻租赚钱肯定比搞创新赚钱容易得多。因此,政府在市场中的垄断是最大的恶。它不仅扼杀创新，鼓励寻租，而且导致腐败，最终善恶是非混淆，说不清楚，人心混乱，道德滑坡。

所以，我以为要创立一个新商业文明，不是企业家单方面能够完成的，也需要有政府做真正公平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真正走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道路。

企业家只有在财产责任的约制中行使自由权，才会在完全竞争的压力下经历真正的粹炼。不是头上写个企业家的招牌就是企业家了，真正的企业家是在市场竞争的刀尖上跳舞跳出来的。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年注册100个企业，10年以后可能就剩下10家了，而再过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可能只有1家存活下来。我们常常只讲那些成功的企业家，而忘掉了那些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死掉”的企业家，不仅没有传媒关注，而且也鲜有经济学家去做那些失败企业家的案例研究，因此对企业家生态环境完全没有全景图画，更缺乏对制度结构功能的深入探究与反思。经济学家们都醉心于在庙堂之上研究宏观经济数据，给领导人做所谓顶层设计的教师爷，给成功企业做首席经济学家，给中产阶层煲理财经济学的心灵鸡汤，风光无限而风险全无，根本不触碰微观经济学的本质和企业家的生存状态与溯因研究，悲莫大焉。

我不太同意将有历史以来所有商人都视为“企业家”的定义，因为这很容易混淆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农耕文明时代“商业行业体系”之间的差别。

“企业家”这个定义之所以始于熊彼特的经济创新与周期理论，是基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对“企业家”这个群体的行为研究，是以现代宪法、民法、民商法、反垄断法等一系列现代法律为基础的。农耕文明时代的“商人”不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中生存，面对的激励和竞争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农耕文明时代的“商人”是以“家庭”作为组织载体而运行的，而商人在“家庭组织载体”中的经营是要负无限责任的，父债子还，不可能逃脱掉，也很少有可能作资本性退出，因此其“商业”常常是代际家族传承的。但我们现在讲的“企业家”则是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组织载体的。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只以所投入的“注册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即使公司倒闭了，债务追索也只到公司而不到家庭财产，何况现代簿记制度可将公司估值在资本市场上市或退出，这样就给企业家超乎寻常的刺激，从而也为“企业家投机”性经营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如果这样的定义清楚了，就可以客观理性地分析制度构建与企业家行为之间的博弈经济学。我个人认为不存在那种情绪化夸张的什么“商业新文明”。

保守主义

对创立新商业文明有重要价值

章伟升：刚才何道峰老师说了他眼中商业新文明的样子，他的方向更偏向英国。我想请问一下艾会长，何道峰老师刚才说的观点，您与他有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一致的？同时，我也想知道，您眼中的商业新文明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要去寻找商业新文明，目光应该看向哪里？

艾路明：道峰老师刚才讲到了一些关于企业家和制度设计背后的要求，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回溯商业文明会发现，（市场经济制度的真正形成）其实是不能着急的。这是我一个基本的看法。

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看，商业文明起源于16世纪甚至更早一点，新教的出现，对上帝的敬拜的观念的变化。过去我们对上帝敬拜的唯一要求是放弃所有的一切，一心敬拜上帝；新教出现以后，提出了对事功的认可，无论你是做教师、做医生、做工匠，只要你将本职工作做好，同样是对上帝的敬拜。

新教对于事功的重新重视，在商业上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就是把企业家能够做好的事情做好，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敬拜。从这个时候开始，商业文明也就开始兴起。在北欧，德国以北，包括法国的一部分，无论是路德的新教还是加尔文的新教，都开始从这个方向推动对商业文明的新思考和行为。

在荷兰首先出现了一种新的商业制度，然后逐步在英国出现。英国当时也是以新教为主流的一个国家。他们在面对人与神关系的重新界定的背景之下，产生了现在这样一种商业文明背后的制度设计。无论是洛克，还是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学派的学者，也都开始从制度的角度重新思考，人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如何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这样才有了现代公司的设计，也就是刚才道峰老师说的有限责任。

由此，现代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设计才开始成型，也因此才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企业。但这个过程并不是很快就完成的，而是经过了百年时间才一步一步地完善和推行起来。这是一个逐步把问题找到，然后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形成今天全球我们比较熟悉的总体背景和环境的过程。

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找现代商业文明整体的思想根源，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够不够呢，其实还是不够，也还需要有一些理论化的说明以及在方法论上的论证。所以，才开始出现一大批思想家。他们在推动着整个企业变革、企业进展、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背后更广阔的变化空间。

实际上，我们在英国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非常有趣的。英国的“光荣革命”没有把国王推翻掉。它采取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所谓保守主义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对于今天全球所存在的企业文明、商业文明，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也是我们在看企业家制度的变化过程所需要了解到的，那就是，不要急于求成，想着立刻变成一个最好状态的市场经济。

我们正在经历着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在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条件下。这个过程需要非常耐心、理性地处理、面对市场的变化、经济制度的变化。我们可以抱着一个更加乐观、耐心的态度，一起通过实践，通过企业的运营，通过我们不断的思考来接受、创造今天我们中国企业家所需要的环境。道峰老师刚才也说了，企业家要有一种坚守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就是说，企业家自身具备的一些条件，同时也在创造一个新的商业文明。

我认为从全球看，中国的商业文明在很多地方是比较成熟了，但我们还需要共同经历一个过程，并且坚守下来。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坚守，随着我们企业不断对变化的理解，企业能够生存下去、发展起来。民营企业持续的推动、持续的发展，也会逐步让市场制度更加成熟。

另外，我前面说企业家背后是有约束的，有市场制度、市场环境的约束。反过来说，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中，你的努力，哪怕是一点点，也会改进市场环境，使得市场环境逐步向大家共存遵守一些约束、规则，共同能够使得创新能力得到发挥的环境转变。

我相信当年亚当·斯密、休谟、洛克他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从人的本性的角度来思考，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思考，但是这个过程完全离不开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的企业家们的不断努力。他们的每一步工作都使得英国的制度越来越趋向于合理，越来越趋向于完整的市场制度所应该呈现出的样子。

在当代中国如何建立新商业文明？

章伟升：刚才，何道峰老师和艾会长对商业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和外延、理论和现实都做了细致分享，跨度很大，从东方到西方，从历史到现在。他们也都表达了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进程的关注。接下来，我们请康晓光老师进行评议，看看他同意哪些、不同意哪些。

康晓光：今天的话题是“谈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新文明”。这个话题包含了三个关键词：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新商业文明。这三者密切相关，企业家是商业领域中最重要的行动主体，企业家精神是商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三个词，实际上，共享同一个大背景，即资本主义文明，更确切的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有许多书和文章谈论这三个词以及相关的东西。大学里的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学等院系也在讲授相关课程。还有一场接一场或高端或低端的培训。还有呼风唤雨的咨询公司。它们都在传播有关商业的知识和技能。但以上这些都是商业之术，而不是商业之道，尽管它们常常被美其名曰“商道”。

在这些商业之术之上的是商业哲学。资本主义世界里，亚当·斯密被奉为“市场的先知”，洛克被奉为“宪政的先知”，但是，讲资本主义商道则首推马克斯·韦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讲商道的名著。

韦伯还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何谓“志业”？志业即天职，即神的召唤，即天赋的使命。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志于道”。这个“道”是天之道，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从富兰克林的畅销书中归纳出资本主义精神，包括勤奋、节俭、理性经营、永无止境地追求财富等等。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新教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要求企业家以经商为志业，从事商业是为了荣耀上帝，商业上的成功是蒙受上帝恩典的证明。资本主义精神、企业家精神，根植于新教的经济伦理之中，而这种宗教经济伦理是宗教改革的成就之一。新教带来了基督教的入世转向，肯定世俗生活，肯定事功的价值，为世俗生活和事功努力赋予神圣的意义。

此可见，资本主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信仰的孩子，而不仅仅是人之利己本能的产物，更不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欲壑难填、贪得无厌的产物。

这就是韦伯心目中的商业之道。《人的应当》这本书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思考的。所以，我也在这个层面上展开讨论。在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要有辽阔的视野，不要拘泥于一时一地。此时此地的东西，不要看得太重，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都是过眼云烟，不足挂齿。以大时间尺度、大空间尺度观察事物，这样才能论道，否则就会陷入鸡零狗碎的泥潭之中。

什么叫“企业家”？说得俗一点，什么叫“商人”？顾名思义，商人就是从事商业的人。商人也是人，首先要遵从、奉行人道。所以，在道的层面上，商道不能违背人道。甚至可以说，商道就是人道，人道之外无商道。

我认为，一位好的企业家，就是奉行为人之道，运用商业之术，从事商业的人。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道峰以全球视野考察这一问题。我站在中华文明立场考察这一问题。什么是中华文明的商道？

儒家以“义利之辩”回应这一议题。儒家承认并尊重合理的私利，尤其是承认并尊重市场，承认并尊重私有产权；推崇服务于“大我”的公利，追求公利就是所谓的“义”；反对以私利害公利，反对损公肥私，反对见利忘义；赞许为公利牺牲私利，赞许公而忘私。这就是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基本主张。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小我”和“大我”之间的关系？这是“仁”的要求。仁是人的天赋之性。忠恕之道是行仁之方。既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就不能为了自己而损害他人，更不能以私利害公利；既然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那就应当造福他人，造福天下，这就是追求公利，追求大义。

中华文明之道，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仁”。以生解仁，生生之谓仁，“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以爱解仁，爱人之谓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中华文明是三代文明的结晶。周公制礼作乐，孔子编纂经典并提炼出一个“仁”字。如果说周公的贡献是“画龙”，那么孔子的贡献就是“点睛”。中华文明之道就蕴藏于孔子编纂的五经之中。何为“经”？经者常也，经为常道。何为“经学”？传经之学，载道之学。经学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安身立命，治国安邦，非经莫属。

在当代中国，如何建立企业家精神？如何建立新商业文明？答案是：返本开新！返本，回到中华文明的源头，重拾根本；开新，海纳百川，吸收新的文明成果；以此建立企业家精神、新商业文明。

广而言之，复兴中华文明也是如此。21世纪中国的崛起，不应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的崛起，而应是一个拥有伟大传统的文明的重新崛起。中国崛起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崛起，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历经凤凰涅槃之后的新生。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史，面临的每一次重大冲击，无一不是依靠对经典的回归与再诠释而成功化解。中华文化复兴的根本策略就是“返本开新”。“返本”就是回归经典；“开新”就是与时更化，吸收新知，永葆经典经世致用的功能。

把中国和西方关于商业文明的思考

结合起来

章伟升：谢谢康老师。康老师用“道”的层面评议了《人的应当》这本书，他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阐述马克斯·韦伯和中华文明对商业文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说到这儿，我想请问艾总和何老师，你们对康老师的评议有什么回应，有没有“子弹”要再射回去？

何道峰：我认识晓光教授已经很多年了，特别在我进入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后，就一直聘请他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做行业调查和行业研究，可以说他一直是我做公益慈善的最重要的“外脑”。因为我下海时给自己定下过一条纪律，“光做不说，光做不写”，所以在过去二十多年，我跟康晓光教授并李小云、邓国胜诸教授是生态互补的，他们是“大脑”管调研思考，我是“手脚肢体”管运行推动。现在我退休了，告别了“行者”生涯，尝试着回来做一个学者。以这种方式与晓光教授还有下一场的李小云教授对话，心中充满了忐忑，生怕自己写的东西太粗糙太肤浅而被贻笑于大方。

晓光教授的发言是极为深刻而严谨的，我非常赞同晓光教授的观点。

这是一个浮光掠影的时代，人们只注重短期的因果与利益，不管什么人，都能随口说出“活在当下”这句模棱两可的“禅语”。但从更长的时空视角来看，眼所能看到的这一切现象世界终将要消失，不值一提。在易变的现象世界背后的值得关注和拥抱的“不变性”是什么”？那就是“恒道”。

为了接近和拥抱“恒道”，我们就需要研究深藏在事物表面现象背后的共相，并在这些“共相”中分类定义，规纳推理，条分缕析，寻找真理。最终如果找到籍着这些相对真理通向“恒道”的路径，使生命中对现实的不堪之心得到疗愈，使饥渴慕义的心得到“恒道”之灵的充满，则善莫大焉，“朝闻道，夕死可矣”。当然这也回应了艾路明会长所谈到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泥泞中，我们要耐心。心灵被“道”充满，耐心就成自然，而不是一句安慰语了。

我完全同意晓光教授所阐述的，每一个文明在前行的过程都会碰到挑战，都会面临危机。而认识这种危机及解决危机的办法，都是重新研究和阐释经典，赋予经典新的涵义，从而凝聚人心、化解危机、走向未来。

中华文明的一个最強能力，就是基于超级实用主义哲学的兼收并蓄能力。

例如东汉之后，取得统治地位的儒家造神哲学失败，迎来了三国时代、魏、晋、南北朝的大崩塌大苦难时代。中华文化实用主义哲学引入了一个完全外来的佛教信仰，并充分吸收了佛教信仰的价值观生命观，通过“众生平等”的生命观解放了久遭压抑的人的个性，通过“因果报应”与“生命轮回”的宗教哲学扩展人的生命张力，让人的个性得到了张扬，从而创造了农耕时代中华文明的巅峰文明即盛唐文明。

宋朝以后，被边缘化的儒家哲学卷土重来，通过韩退之发起的古文运动和张载、程颐、朱熹的儒学革新，与赵氏家族的政治诉求相结合，从而形成皇帝与文官联合造神的儒教化运动，儒教官僚皆可成神，儒教戒律数以万计并且深度政教合一。从此，佛教和道教被逐入深山与僻壤，中华文化中从前兼收并蓄的开放土壤千年板结，其影响至深且远，直至今日。

所以，谈及孔孟哲学，我赞成晓光教授的意见，但谈及宋朝之后的儒教化，我可能跟他的想法会有些差异。但这样的学术观点差异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在尝试寻找不同的路径来阐释我们所面临的危机，重新解释经典，从而完全张开怀抱，去寻求真理并拥抱未来。

现在有很多有权、有名、有钱、有地位的人，当然也包括很多企业家，都以为自己是特别的“人上人”，不承认自己是“普通意义”上的人。而这就是传统儒教文化中的顽强基因。带着这种顽強基因，怎么在今天这个历史关头，建成一种平等自由的“现代性”社群生活？我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我们要去权衡我们自己的经典。哪种经典具有足够的张力去吸化并涵育人的“现代性”，从而去决定坚守、引进、吸化、改造的边际空间与协同度？这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人，来做恒久的理性的深入细致的工作。

但事实上当今西方也碰到了严重的问题，他们的“企业家应当”也正在远离马克斯•韦伯的精神。主流媒体与社会传媒都正在不遗余力地宣扬一种不负责任的为所欲为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所以，我个人忧心如焚地看到，东西方两大实用主义哲学正在合流。相信吧，明天会更糟，或许正如霍金临终前所说，AI或许将终结人类自身。

艾路明：晓光老师把企业家精神的解读已经说得非常透彻了，特别是谈到中华文明背景下的现代中国企业家的一些思考。这是值得我们重新认识的一个角度。过去我们可能经常关注西方文明的进展，特别是随着企业家化的社会的进展所带来的全球文明的变化。但我们站在中国的背景下如何来思考这个问题？晓光老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考通道。

刚才晓光老师说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环境、制度等等。最近我正好读到美国学者麦克洛斯基写的《企业家的尊严》。他谈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说，过去从德文到英文，后来英文到中文，都存在一个翻译上的问题。他认为，不应该叫“资本主义的社会”，应该叫“企业家化的社会”。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来思考现在的商业文明背后的一种逻辑。

我认为，最后无论是中国的“道”还是西方文明的“神”，或者是其他，在最终的层面上，我们都面对同样的对象，他使我们产生敬畏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局限、人的局限，所以，把中国和西方的思考结合起来，对于我们重新确立中国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调动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重要的是

提供什么产品、什么机会、什么方式

观众提问：我想问的是，怎么调动企业家参加公益慈善？

艾路明：我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做了三年的会长，去年底已经卸任了。我在做会长的过程中，和非常多的企业家打交道。我认为，有很多的企业家，并不需要调动，而是需要找到一个适合他们参与公益的方式。我所接触的绝大多数企业家都具有关心社会、愿意做公益、做慈善的情怀。所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我们看到，像腾讯做的99公益日，能让很多人通过很方便的方式来选择，哪些事情他是感兴趣的，哪些事情是他可以参与的。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些年也是这样。我们最早成立阿拉善SEE也是想通过荒漠化治理，特别是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荒漠化治理来让企业家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公益中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特别值得关注的环境保护问题。而开展一些在地的环保项目，能让很多企业家能够方便地参与到环境保护中。这样他就不仅仅是捐钱，而且能够深入到环境保护的公益活动中间去，比如在长江流域对江豚的保护。在深圳的红树林公益保护也是这样，深圳的企业家不可能每年去内蒙古，但是他身边就有海边的红树林需要保护。

我想，对于企业家而言，当他把基本的企业问题，就相当于人把吃饭的问题解决完以后，他一定要考虑吃饭、生存问题以外更高层面的问题。所以，对于企业家来说，参与公益、参与慈善，我认为是他先天就具备的一种素质和情怀，问题是我们提供一种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方式。

企业家在历史性公共选择中的角色

杨鹏：听了大家发言，收获很大。

西方企业家兴起于历史，有一个精神动能，那就是新教改革和新教伦理。我想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家在历史上，没有能形成自己的信仰和价值传统？

商业自古皆有，但成规模的独立商人的出现，在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从商人代表看，从春秋道商范蠡到儒商子贡，再到战国杂家吕不韦，他们都是从朝廷的官文化传统来寻找精神资源。今天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就是中国社会全面的企业化以及企业家阶层的兴起。绝大多数的人在企业中工作，靠企业谋生，在企业中自我实现，企业是经济发展、就业保障和政府财政的基础，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已经企业化了，而企业的领导人是企业家阶层。

但到今天，中国企业家依然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信仰和价值传统。这是中国企业家精神弱势的重要原因。刚才康晓光老师倡导儒家，儒家当然有宝贵的地方，其中有些内容可为企业家所用。但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儒家是士文化是官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朝廷统治文化的一部分，并不起源于有利于商业的信仰和价值传统。而在近现代西方历史上，企业家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者，是就业和税收的供应者，而且是社会的信仰-价值的代表者，是社会主流精神的承载者。比如说像华盛顿、富兰克林这些人，他们都是企业家，但他们同时又都是新教徒，代表着当时社会主流的信仰-价值，代表当时社会最高的精神能量。

这么来看，中国企业家的责任，不应当仅仅是利润、就业、税收和国家经济实力，也应该是新信仰-价值-精神发育的主体和承载主体，不然企业家只是经济的高人和信仰-价值的矮人，而这样的阶层特征，承担不起中国社会企业化转型所需要的完整的历史的重任。

何道峰兄这本书我最近读了几遍。这是一个企业家追溯自己生存意义的精神历程，走向价值追问，走要向解决“人的应当”，为此上下几千年的思想分析和取舍。今天艾路明艾总参加评议，艾总早就不断在价值追问，发现了价值真相，走到了绝对价值的前面，从而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公益事业。我觉得艾总和何道峰兄有一定代表性，他们是企业家精神觉醒、要走出自己路的一种象征。

从我接触看，今天不是出于工作-生存需要，而是出于兴趣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大问题，愿意进行探讨的，想把问题弄清楚，想发现生命真相的，反而是企业家群体。新的精神运动正在这个群体中诞生，这与中国社会的企业化进程，与企业家灵魂要跟上脚步的历史进程有关。经济与信仰的双重探寻找，会结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力量，这个进程正在进行。

企业家是企业化社会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如果太低，只有裤带下的力量，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裤带下的社会，而这个天花板高，高到终极关怀、高到绝对价值，这就会是一个心智富有创造力和公正性的自由社会。

何道峰：我觉得杨鹏这个思考很好，提出了企业家的苦恼和责任。中国长久以来都把问道的责任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则将重点放在争夺对皇帝的话语权之上，因此形成了皇帝与知识分子联盟的儒教化土壤的千年板结。今天是否到了企业家甚至大众都参与精神信仰的问道的时机，的确值得高度关注。

五四运动时，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外来冲击措手不及，进行了一次大反思，反思的主调子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中学”到底是什么？大家默认为是儒教文明。可是，五四运动对儒教的批判很彻底，几乎到了全抛弃的地步；但同时对西方文明的认知很浮浅，认为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殊不知“德先生”和“赛先生”犹如两根树枝，它们赖于生发的基督教信仰才是根本。这样一种自我断根的抛弃与外视浮浅，导致了后来的盲目引进与无度拉升，最终反而使儒法借着光鲜的乌托邦词藻借尸还魂，渲染出另一幅外西学内法儒的大历史图景。这实在使人唏嘘与扼腕。

刚才晓光教授谈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了新教信仰精神才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可是，新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新教信仰的核心依然是希伯来-基督信仰四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信仰传承与革新，二者可以辨析但无法割裂。

经过几十年各种尝试之后，小平同志顺历史之势而为，将中国推入东亚现代化之惯常轨道，即政治集权而经济开放，搞了个半市场经济，实现了真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到了今天，随处可见“厚黑学”，韩非子文化阴魂蔽日，我们又面临一个大的历史性的公共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选择对？企业家能否在这场历史性的公共选择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无法回答。

我只想说，的确如晓光教授所说，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中国文化的基因，儒教最強，老庄和墨子次之，也有佛教禅宗，都值得思考挖掘，但基督信仰是世界性的，不曾拒绝天下任何一族任何一人，也很值得我们研究与比较。

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想提醒诸君，信仰乃是个人内心的皈依与自由选择，与家国情怀和国家重任没有关系，它只关乎你的内心，只关乎你的价值观相连接的同伴。我们一个弱小有限的个体，不要去担那些没有可能性担负的乌托邦责任，这或许是对杨鵬所提出这个宏大问题的一个应答。

艾路明：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越来越深入了。中国企业家所面对的形势，要不仅仅从如何经营、如何创新来思考，还应该从如何完善一个市场制度的角度来考虑。作为企业家来说，更重要的是需要知道敬畏的源头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敬畏，要知道自己的局限，而且还需要从某种程度上去践行。

何道峰：一个企业家对“人的应当”的叩问，其实就是对企业家自己需不需要一种信仰的叩问。

如果他要选择信仰，那么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这个信仰的神圣源头到底来自哪里？为何这个源头是神圣的？这种神圣源头真正能提供给一种思想的源泉，成为信心的来源吗？能够提供一种行为的指导和准则，从而让你在那些没有动力的时刻获得力量的源泉，在充满各种诱惑的时空中进行选择而行止有度，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命运击打时获得内在的坚定与持守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便是值得皈依的信仰之道。

我以为这个问题在当下和未来，对中国的企业家都是重要的，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出了到底拿多少钱来做慈善公益，因为这能够为慈善公益的行为定向制准。“美国慈善之父”卡耐基把他的财富在有生之年基本上都在公益慈善上处置干净了，可他留给我们的名言是：赚钱很难，但捐钱更难，把捐出的钱做对了事行对了善就更难。相对于那些“江湖大佬”，我只是一个小企业家，但我也存在类似的生命处置问题。

康晓光：我最后说一下大家都在关心的商业和公益的话题。

从表面来看，商业是营利性的，公益是非营利的；背后人性的基础也不一样，一个是基于人利己的本性，一个是在人的恻隐之心、同情心基础之上的利他的本性。然而，尽管两者的基础不一样，现实中的运行逻辑也不一样，但毕竟都是人的行为。那么，在我们之上主宰我们的那股力量，无论是叫神，还是叫天，还是叫道，都应该共同来指引商业和公益。也就是说，商业和公益确实不一样，但是商业和公益都要遵循一个共同的大道，在这个意义上两者又没有区别。

章伟升：今天，三位老师的发言都提到了传统文化对商业文明的作用，大家看法不太一样，大家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的看法也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对发育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制度、环境，都有共识。今天的对话，扩展了未来继续对话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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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一对话”

传一对话由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简称，爱德传一基金）发起，旨在筑造一个融专注倾听与真诚对话、问题探讨与生命思索为一体的思想交流平台， 以追求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的公益行动者为主要受众，致力于服务他们的高层次精神文化追求。

第一季传一对话以中国扶贫基金会前执行会长何道峰先生新书《人的应当：三千年人类思想简史》的出版为契机，策划一系列共 6 期的线上对话，并从 8 月20日起每两周举办一期（国庆假期延一期），每期邀请不同嘉宾进行主持、对谈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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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 / 韩会敏

值班编辑 / 韩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