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帮助远方的人？|《饥饿、富裕与道德》读书沙龙纪要

- 有思想的行动者在这里相遇 -

本文根据微信公众号三辉图书（ID:sanhuibooks）的沙龙实录整理而成,整理者赵钰婷。

2021年10月，三辉图书以“如何像帮助邻人一样帮助远方的人”为主题，邀请了三位来自发展和公益领域的嘉宾——Diinsider草根创变者创始人李博伦，共同未来秘书处协调人黄威，以及公益盒子创始人何流，参与《饥饿、富裕与道德》的新书沙龙。

《饥饿、富裕与道德》成书于1972年，在当时文章中的观念被认为是激进和超前的。而在人类生活经验被疫情深刻改变的当下，远方的苦难、同类的痛苦、关心与救助的义务这些概念或许对每个人都有了新的印迹和意义。

该书的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彼得·辛格，他获得2021年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其获奖词为：“在今天这个被社会、技术、政治、文化和经济变革急遽且深刻改变的世界，他帮助我们找到前行的方向和应具备的智慧，促进我们对自身的认知。”

本文根据沙龙的活动回顾整理而成，包含了三位嘉宾从自身经历出发与彼得·辛格的隔空对话，推荐一读。

*题图素材来自PIXABAY。

时代背景、思想实验与一种眼光

“我觉得人一生总是会读到一些东西，看到一些事儿，这些事儿你一旦看见，你就没有办法再忽略。我觉得辛格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存在。我花了大学三年的时间，再加上大学之前那一年批判辛格，但我最终还是走上了他倡导的这条路。”

——何流

这本书给李博伦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彼得·辛格所阐释的开展公益行动的动机。与扶贫专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在1970年代放弃教职，发起为孟加拉乡村女性提供小额信贷的行动类似，他们参与扶贫和慈善是出于个人的社会责任，他们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够更多地为大众所接受并被行动化。

李博伦认为如果从国家发展史，尤其是所谓西方国家的国际发展史的角度去看，辛格的解决方案有很多的理念都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挑战和批判。后人在从事相关工作时，将这些理念汇聚在学术研究与发展实践里，并不断完善。后人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发展的。

另一方面，从李博伦的个人角度来看，帮助别人不仅是辛格所说的利他主义的诉求，更是从业者和学者们向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学习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得以开阔视野，获得提升。

黄威与李博伦在这些思考上均比较有共鸣。

第一，他认为辛格作为一个行动者的存在，其伦理观点并没有停留在纸面上。他举了辛格转变成为素食主义者的例子，说明了辛格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是触动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辛格在本书中创设了一些很巧妙的思想实验，他使用这些思想实验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现实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而是他认为一个思想实验能在直觉上指出，我们面临的一些伦理问题症结所在。

第三，黄威指出在书中辛格做了很多计算，比如说达成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需要花多少钱。在全球范围内，人类现在积累下的财富其实可以相当充分解决现实中碰到的贫困等问题。虽然辛格在书中并没有过多展开关于“如何拥有一个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机制”的议题，但是黄威仍认为辛格提供了有效论证——面对问题时，人们必须采取行动，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机构。

“我觉得人一生总是会读到一些东西，看到一些事儿，这些事儿你一旦看见，你就没有办法再忽略。我觉得辛格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何流如此描述他阅读完辛格的书籍的感受。

何流与辛格的《饥饿、富裕与道德》结缘于他的本科面试，这篇论文是他在牛津的面试题目。何流觉得辛格的推理往往会从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开始，每一步的推导都看起来那么的无辜和正确，但最终会给你带来一个结论，你应该贡献出自己的金钱和生命，来帮助远方的人。何流回忆起大学期间都是批判辛格的，“远方的人和近处的人道德价值就是不同的，所以应该关心周围，对远方有其它的责任。”

但最终何流还是走上了辛格所倡导的这条路。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去评估分析公益项目的有效性，去寻找最能改善生命的这些公益捐赠。“我们应该牺牲多少自己的金钱、时间、资源来帮助远方的人？我为什么要捐出90%的财富去帮助不认识的远方的人？”这是彼得·辛格的争议。

而对何流而言，辛格是一个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让他重新看待每一件事情。“到底应该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出多少限度的牺牲？”这是辛格带给他的思考。与此同时，在何流自身的公益实践过程中，他有了更多的反思，他认为可以将之想象成一次机会而不是成本，如果看作成本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一定的态度，去帮助别人是一种牺牲和消耗，但实际上是一种价值，一个新的实现。

何流总结辛格所倡导的一切为"能帮就帮"，非常简单的四个字，但是一说到远方的人我们也要能帮就帮，甚至说到不同的物种，非人类的动物，我们也能帮就帮，那最后要推导出来的后果会非常复杂多样，何流觉得这是辛格为他打开的新世界。

全职公益：主动性的旅程

“我觉得如果换做我在国内，在街上碰到一个外国人被警察围着，我可能第一反应不会是说我要去站出来。所以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也包括让我想要去尝试一下做这方面的工作。”

——黄威

李博伦觉得他不会将自己定义成公益从业者，他认为他从事的更多与发展实践相关。在学校读书会阅读的《百年孤独》使他对拉美产生兴趣，继而追问非洲、东南亚是什么样的。大学期间的阅读也给了他很大触动，他当时觉得自己即使以后从事中国本土的工作，也想要去广阔的世界走一走。后来也的确通过各种机会去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最开始李博伦的想法是去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最后又进行了很多反思，出于个性和想要尝试和解决问题的心，觉得自己应该去做一些新的东西。

在这个领域中逐渐深入，李博伦个人的关注点也更多的是从微观角度关注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这些创新者、基层的从业者、社区的工作者，他们怎样能够获得一些支持，怎样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创意，以及怎样更好地与政府部门、企业投资和国际合作接轨。

谈起自己与公益结缘的故事，黄威回忆起大学期间去塔吉克斯坦做国际义工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中亚有五个斯坦，但是其实并不清楚这些国家，甚至区分不了他们的名字。”塔吉克斯坦有一些前苏联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存在政治上的不稳定和腐败等问题。他在塔吉克斯坦的一个月间，每周都会两至三次被当地警察拦住查签证护照并且索贿，因为当地基层的警察薪水较低。有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被路过的塔吉克斯坦大叔出手相助，那位大叔选择了帮助他这个来自远方的人，一个人与六七个警察争执，帮他要回了护照。这个事情给了黄威很大触动，也促使他尝试这方面的工作。

另外一个契机就是黄威本想做战地记者，在媒体实习后，转而希望做更实际的工作。“不是说我选择了公益，可能也是机会使然。”黄威如此解释自己从事公益行业的缘由。

“做公益很多时候是基于对远方的理解，然后再去做事儿。”何流认为这个框架似乎可以套在自己身上，“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基于一种不满，所以才想做现在的事情”。何流与公益结缘也是在上学。因为当时的女友每周都参与当地敬老院的活动，为了表现自己的善心，能够更多地接触这个女孩，何流也参与了敬老院活动。后来还成为了该社团的负责人，而当毕业换届他将社团交至下一届手里时，他不禁想“这两年花了这么多精力，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使人家的生活变得更好？”慢慢地，公益对何流而言，从一个满足善心变成了一个有点对自己的思维挑战——“我到底怎么能把这事做得更好。”

在本科期间，何流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他在网上看到Givewell（辛格在书中也提到了美国的这个组织），它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析往哪儿捐钱社会回报最高，最能够改善生命。这给了何流以启迪，公益可以系统化，可以客观地去分析问题和解决方案以及成本效益。

与公益人刘毅强的结识更加深了这种缘分。“我本来就很热爱创业，又想做对世界有价值的事情，知道了原来这还可以当一个职业来做之后，慢慢就有了公益盒子。我相信在未来我一定还会遇到一个瓶颈，可能又需要某种新的突破，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公益盒子使我的最新的突破。”

未来型的公益组织：工作方法与成长之路

“我们自开会的时候，可能就能听到所罗门群岛的丛林和海风的声音。通过这些工作，我们是尝试通过更多的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从一些很感性的角度去想，也是很有意义的。”

——李博伦

在《饥饿、富裕与道德》这本书当中，安德鲁·库珀（Andrew Kuper, LeapFrog Investments创始人）在针对辛格《饥饿、富裕与道德》一文中所写的一篇相对持批判态度的文章中提到：“采取何种方式解决贫困问题是一个关乎判断的问题：理解社会系统或情境的相关特征；以及最后，依据行动的情境进程做出判定。”

谈及自己所处组织致力于解决何种问题时，李博伦回应“我们组织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在成立之初所定义解决的问题时新兴国家当地的一些基层创新组织的赋能。”潘基文在任联合国秘书长时创设了联合国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邀请很多年轻人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咨询。当时李博伦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是否有一些方法可以使更多的去和这些有想法的青年人产生直接的交流合作？”

在组织成立后，最早的一些实验和合作都是在东南亚国家完成的。当时的想法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否可以帮助他们去做更多的媒体倡导和宣传；第二，是否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捐赠。随后，李博伦所在的组织也展开了多种尝试与实践，获得了一些不错反响。

与此同时，李博伦也在尝试培训各个国家的年轻人，让他们对在自己的社区创业感兴趣并开展一些传播倡导。基于TOT（training of trainers），即为培训者去做培训的理念，当时李博伦及其组织做了一个叫全球通讯员的项目，去各个国家培养对发展领域感兴趣，又可以用创意或写作的方式做传播的人。“我们自开会的时候，可能就能听到所罗门群岛的丛林和海风的声音。通过这些工作，我们是尝试通过更多的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从一些很感性的角度去想，也是很有意义的。”李博伦如此解释其组织定位的发心。

黄威认为共同未来在在地形这一点上与李博伦的Diinsider是一致的。库珀反对辛格的点在于在号召大家捐赠的时候，辛格可能没有意识到公众在捐赠的时候，需要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区之间，是怎样复杂互动的。

同时，在真正展开援助工作时，会碰到很多的阻碍，比如说受助人的不理解，文化差异等。那要如何使人们产生行为上的改变？很多这样的细节问题是需要不断的发现和解决的。

黄威提到共同未来最早时想要关注难民——受到暴力冲突影响被迫迁徙的人群，尤其是其中的儿童和女性。最开始，共同未来会派遣国家志愿者在寒暑假前往前线提供服务，但是在很多的国家发展和国家义工领域，大家会讨论志愿者是否只是在享受这个过程而没有真正帮到服务对象。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共同未来有了两点改进。第一，将短期项目变成长期项目；第二，在服务难民儿童时，他们发现一方面战争的创伤对儿童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对其照料着也有影响。比如说儿童的母亲也有巨大的生存和经济压力。基于此，共同未来开展了前线项目，一方面围绕对于儿童的语言教育，另一方面围绕女性的帮助，使她们能够自得其所，获得收入。在每个阶段，黄威和共同未来都在不断地发现问题，思考如何调整方法去更好地帮助服务对象。

何流谈及安德鲁·库珀的引言，他认为不应该把辛格想象成他要代替全世界所有的社会科学家。库珀的批评并没有和辛格发生原则上的碰撞。用另一种理解方式更为妥切，“辛格讲我们有责任帮助穷人，那安德鲁·库珀讲我们应该寻找最好的技术方案，寻找有效的方法，不能全靠热情，全靠对于道德的理解，还是要冷静一点分配资源。”

何流认为公益盒子的工作其实也是这样，在中国怎样实现社会价值的方法最好，或者哪些公益组织的成本效益最好。与此同时，何流觉得公益盒子与辛格一方面是传承关系，以这样有效利他、讲求证据和有效性分析的这种流派去做公益；另一方面又是挑战，在辛格看来中国不是“怎么能把钱捐好”的最优先的地方，但实际上中国还存在很多可以低成本高效率解决的民生问题。在全球视角来看，也应该多关注中国本土，这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项目评估：重要而困难

“一个严谨的评估是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的，当我把这样的一个评估放到一个小规模实验的时候，它是否可行，那问题就是说我把一个什么样的评估方法和工具嵌套到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中，其实是很需要评估者和设计者的判断与智慧的，所以我蛮赞同何流讲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估方法，这个是很难做的事情，但我想应该去把一个最适合的工具放在一个最适合的项目的目标的评价中。”

——李博伦

何流认为公益项目评估其实就是公益盒子在做的事情。做评估需要有基线，有比较才能说创造了改变，很多公益项目是缺少的。何流认为“评估需要在第一天就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做的方法是先看哪些干预措施有效。”不同的公益项目就是不同干预措施的实施，无论是捐手术、捐书包、发放助学金，这些都是对干预措施的实施。公益盒子会在全世界的学术文件里发掘哪些干预措施真的有用，然后再进行筛选。

九月初，公益盒子做出了第一个公益项目推荐，是上海的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他们做的事眼病防控的项目，公益盒子计算出来它的成本效益大概是每3000人民币帮助一位盲人复明。而在这个数背后，实际上有很多的过程。简单来讲，是几十个小时的访谈，研究了很多的文件，再做数据模型，最后算出的成本效益。

当谈及如何对待成本效益数字时，何流认为不应该太直接地对待，它更多地应该是一个指向性的东西。这种估算总是有误差，但至少公益盒子尝试做了，并且会持续地寻找这些能够超过成本效益的公益项目并且对排名做更新。

Diinsider的运作模式也是有很多项目，李博伦提到一些项目之间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看某一个具体的项目，它的目标是什么，需要多大程度解决这个问题。“作为项目的设计者，我们需要确定一个相对合理又能够达到的目标，再去不断地评估我们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

与此同时，李博伦还提到了再发展领域常用的评估方法——监测与评估，简称ME。它的评估方式包含多种，有先验的，有后验的。有时与合作伙伴一起执行项目，也会关注合作伙伴的目标一起去完善。所以评估方式很多时候是根据具体的项目目标来看的。

另外，李博伦还补充了个人对于评估工具和方法的理解，他认为需要考虑工具的使用和项目本身评估的适用性。“一个严谨的评估是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的，当我把这样的一个评估放到一个小规模实验的时候，它是否可行，那问题就是说我把一个什么样的评估方法和工具嵌套到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中，其实是很需要评估者和设计者的判断与智慧的，所以我蛮赞同何流讲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估方法，这个是很难做的事情，但我想应该去把一个最适合的工具放在一个最适合的项目的目标的评价中。”这是他在实践中所得的经验。

黄威谈到共同未来作为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组织，其评估层面还是在经历一个探索的过程。比如说做一个随机对照试验，一方面需要考虑成本问题；另一方面，还要确保不会给服务对象增加额外的报告负担，这些都是需要考虑进评估的因素。

在共同未来的项目中，一方面试图通过语言教育的方式帮助孩子在发展上得到更好的机会，另一方面，在社会心理层面，希望服务对象获得对自己生活更好的掌控感。黄威提到，对于共同未来而言，这很难通过某一个指标明确地看出，更多的时候是一些定性。

但是即使这些东西不容易在项目评估的结果里体现出来，但是它们又确实是存在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时候，一个是说怎么在一个投入产出有效的框架之下达到我们项目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是如何更准确或者更有效的让捐赠人看到，我们的项目给服务对象带来的改变。“黄威如此总结共同未来在不断探索的方面。

慈善能否/如何成为日常？

“平常也会有人问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什么。首先，我觉得普通人的话语就是错的，你觉得你是普通人，但其实你一点都不普通。在中国，月薪两万款钱就是收入前0.05%，在全世界，都不知道你排前0.0%几。想想上过的学，还有多少人上不了网，这已经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儿。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穷，都觉得还有别人比自己更好，我觉得有的时候普通人的出发点就是错的，甚至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法。······你其实不是普通人，有很多事可以做，你有学识、收入、社会关系，又面临各种各样的机会——倡导的机会，影响周围人的机会，周围人也不普通，我觉得首先要改变这个普通人的话语。”

——何流

谈及人们日常中应该如何积累对于慈善的认识，如何开展利他主义，李博伦觉得应该看具体的角度进行讨论，如果站在不同的额利益相关方，会得到不一样的回答。

李博伦个人的观察事这些年在中国和很多国家大众对于公益行业的兴趣其实是变强了。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是“如何给大家更多的方法和工具，如何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背后的来龙去脉，如何规范行业的一些不良现象，去培养大家的信心。”

另外，李博伦谈到了个人层面，如果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或者公众机构，就会很明确地感知到与大众的沟通需要专业的方法，需要时间与技巧。他需要自己的工作能够经得起大家的质疑和检验，也需要能够更多地将大家的支持和认可转变为真实且可以衡量的好结果。李博伦认为年轻人从事公益慈善行业或许是因为有热情，即使短时间内没有获得外界的认可。

“虽然说我的主要工作目标不是鼓励大众从事公益慈善行业，但如果通过跟大家的交流，能够让大家对这个领域有更多的信心，有更多直接的感知，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事情。”李博伦如此总结。

与李博伦感受相同，黄威也觉得几年来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公益当中。“如何像帮助邻人一样帮助远方的人？”黄威反问自己，“我们对于邻人的关注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中，是不是还有很多可能是透明，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会被社会视而不见的，不管是人群还是问题也好，我们真的对于我们的邻人有足够的帮助或关注吗？”

黄威提到《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有一个富人，他对于概念性的事情有很多崇高的想法，但是对于身边的人却丝毫不关注。黄威觉得最基本的点是“从关心身边的人开始，在遵守公益伦理的前提下，尝试做一些服务工作。”这种人与人的接触，建立关系的过程对一个人的影响和改变是不可小觑的。

另一方面，黄威认为关心社会议题是身处每一个社会位置上的人都可以做的事情。甚至最简单的比如说多关心自己平常不曾关心的领域，保持好奇心，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改变。首先去理解发生了什么，其次去想一想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这个过程需要很多人共同的努力。

而何流认为在如何参与公益事业这个话题中，首先应该改变“普通人”的话语。“你有学识、收入、社会关系，又面临各种各样倡导的机会，影响周围人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不普通的，“普通”不应该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

其次才是如何做事情。何流认为主要分两半，先研究再行动。先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再去实践。研究的话，读东西，看东西，跟别人聊。何流提到“其实大家现在的朋友圈都是媒体，你发一个朋友圈，很多人或许会因为你多说一句话而产生思想的改变，而他们再去影响周围的人，这是可行的。”行动的话，可以倡导、捐钱、做事。可以加入一个有效的公益组织，把项目做得更好，让更多人受益。

同时何流有不同于黄威“公益从身边做起”的观点，他认为世界上的问题是在远方的往往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在被忽略的角落里，有很多我们意识不到的问题。“这样的地方怎样去发挥作用，肯定不是靠感情。”

诚如辛格在书中所写，在进化的过程中，人们是习惯对附近有感知，产生连接。何流认为，现在所谓的数字化和科技就是让远方成为近处，人们得以有机会帮助远方的身处苦难的人。而这种帮助并不是依赖情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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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富裕与道德》沙龙实录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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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 / 赵钰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