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慈善无用论”：一个慈善促进公共价值的案例

* 转载自“益盒Charity Box”，作者为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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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 正文

  - 帕格沃什会议的前世今生

  - 慈善：帕格沃什的后盾

  - 瞄准被忽略的节点、撬动大影响

· 参考资料

引言

我一直想写一写慈善的成功故事。俄乌的战争局势已经持续半个多月，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回顾慈善曾经如何促进世界和平、改变世界。

核安全是贯穿冷战的主题。美国在1945年、苏联在1949年成功试验原子弹，两个超级大国拥有了相互毁灭的能力，导致了冷战的“军备竞赛”。1945年，全球只有2个核弹头，却在十年后的1955年达到2600个，1965年更是增长到3.8万个。

更多的核弹头让全球核风险陡增。美、苏的安全或许需要核武器的保障，但世界和平需要减少核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的《反核子武器扩散条约》、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是三个全球限核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这些条约限制了核武器的研发、生产、扩散，为日后一系列的限核控核举措铺路，搭建了美苏两国的高层对话的桥梁，为世界的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美国和苏联/俄罗斯的核弹头的历史数量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16305/stockpiled-nuclear-warhead-count/

核安全背后有无数人的努力，其中有个鲜为人知的重要机制：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它促进了国际交流、世界和平，并因此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帕格沃什会议背后是慈善的长期支持。在了解慈善的影响力时，帕格沃什会议提供了一个慈善的经典案例。

帕格沃什会议的前世今生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https://www.thinkerslodgehistories.com/bertrand-russell.html

1950年代，英国哲学家、反核人士罗素和爱因斯坦发表联合宣言，反对核武器，号召各国政府放弃核武器。这份宣言获得了大量科学家的签名支持，成为国际反核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居里夫人的丈夫、法国物理学家F·约里奥·居里作为签署者，提出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应该聚在一起，共同应对核武器的威胁。这是帕格沃什会议的开端。

1957年第一次会议时的照片，

左二是来自中国的代表，科学家周培源

https://pugwash.org/about-pugwash/1957_pugwash_group/

帕格沃什会议在1957年成立。会议每年一次，通过组织大会、工作坊、学习小组、咨询、特殊项目，聚集了一批铁幕两侧、全球各国的核安全领域的科学家、外交官、军方高层，讨论如何限制核武器。各国的顶级专家在这里交流对核安全的理解、寻求共识，在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后回到本国为政府高层提供建议，影响各国的核武器政策。在冷战的封闭环境中，这是东西方阵营少有的沟通渠道之一。

赫鲁晓夫会见帕格沃什会议

的资助者伊顿（Cyrus Eaton）

多年来，帕格沃什会议得到了铁幕两侧高层的认可。在苏联，帕格沃什科学家们常年向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苏联最高领导人汇报。赫鲁晓夫非常重视帕格沃什会议，并在60年代派出顶级苏联科学家参会，寻求和美国的后台联系。这引起了美方对帕格沃什的重视，肯尼迪总统为会议发出贺信，帕格沃什会议的论文都会直接分享给白宫和美国国务院。

根据美国科学家的描述，在美苏的一系列核武器条约谈判中，许多帕格沃什科学家们成为两方的谈判代表。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威斯奈尔（Jerome Wiesner）在回忆录中写道，参加1960年的莫斯科·帕格沃什会议让他相信禁止核试验不会威胁美国的安全，并因此建议肯尼迪总统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在1964年的帕格沃什会议上，苏联科学家大多认为发展反弹道导弹（ABM）可以提升本国对于核武器的防御能力，因此有益于核安全。然而，许多美国科学家和个别苏联科学家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继续发展ABM不仅昂贵，而且只会迫使对方开发更具破坏力的攻击武器，这对和平无益。到了1967年会议，在美苏科学家的多年联合倡导下，会议的主流声音转而反对ABM。

帕格沃什立场直接影响了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科学院副主席柯西金。当时，另一位苏科院副主席向柯西金传达了帕格沃什的观点，而柯西金的女儿和女婿恰好曾两次参与帕格沃什会议。综合因素的驱动下，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在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支持下得到签署。

1972年，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

帕格沃什的影响力在80年代达到一个新高峰。戈尔巴乔夫反对核武器，并将反核观点归功于"美苏两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这指的就是帕格沃什会议。他的两位外国政策顾问都曾是帕格沃什会议的参与者。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曾说，"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为政治家们提供了这个时代最刁钻、复杂之谜的解法"。后来，苏联的帕格沃什科学家们又成功说服戈尔巴乔夫裁减军队，从东欧撤出1万辆坦克。

1995年，在纪念广岛长崎50年、罗素-爱因斯坦宣言40年之际，帕格沃什会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帕格沃什在限制核武器方面的成绩。帕格沃什会议是冷战中东西方少有的高层沟通渠道，促进了国家间的理解、信任和知识的交流。

我们当然不能把冷战的核安全归功于帕格沃什会议。帕格沃什会议为冷战中的核武器谈判打开了局面，但它主要的成绩来自50年代和60年代。过去70年的核和平是几代人、多家组织、无数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帕格沃什会议的贡献仍然毋庸置疑。

帕格沃什会议和负责人罗布拉特教授

共同获得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

https://pugwash.org/history/1995_oslo/

慈善：帕格沃什的后盾

如果没有慈善，帕格沃什会议很可能不会发生。

在帕格沃什的历史上其实时刻面临着严峻的资金挑战，尤其在最初的十年。如果不是慈善家解囊相助，人类很可能错过这样一个避免核扩张、促进和平的机会。1956年，会议的组织者"向多个国家的富人寻求资金支持"，加拿大-美国商人伊顿同意资助会议，承担了第一届会议的全部成本，会议在伊顿的老家帕格沃什举办。

然而，当时的美国面临着麦卡锡主义下的"红色恐怖"，国内局势对任何和苏联有关的议题都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警惕。伊顿在1960年获得了列宁和平奖，这是苏联国内表彰外国人士促进和平的最高奖项。伊顿和苏联高层、尤其是领导人赫鲁晓夫亲近的关系（以及他对在大会上发言的坚持）引起了西方科学家们的警惕和反感，并逐渐停止接受伊顿的资金。

Cyrus Eaton

https://www.thinkerslodgehistories.com/cyrus-eaton.html

停止接受伊顿的资助让帕格沃什会议更加艰难。在60年代中，西奥多-克尔纳基金会、苏联科学院、福特基金会、新希望基金会、威廉施瓦茨基金会和一些小额个人帮助维持着会议的运营。每年的会议都需要单独筹款。1961年，在美国的帕格沃什会议主要依靠福特基金会提供的10万美元才得以召开。1962年的欧洲·帕格沃什会议则靠着各种公开和私下募捐的1.1万英镑。

随着会议逐渐成熟，资金的压力有所缓解。帕格沃什会议的参会者包括来自全球各国的代表团，日后的北大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也曾派代表中国参加会议。办会国和参会国的科学协会开始承担主要成本。有时，大学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提供了会务方面的资助。举例来讲，1962年，美国的帕格沃什代表团得到了来自：

    克里斯托弗-雷诺兹基金会的$2000；

    丹佛斯基金会的$5000；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2500；

    埃德加-斯特恩基金的$3000；

    原子科学家基金会的$2000；

    塞卢斯-伊顿的$2000。

从1966年之后，美国帕格沃什代表团的资金情况明朗了起来。美国国家科学院、福特基金会、威廉施瓦茨基金会、阿德莱-斯蒂文森基金会成为了主要的捐赠者，支持着美国科学家参与会议。但在国际层面上，帕格沃什会议的伦敦总部长期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英国物理学家罗布拉特（Rotblat）和他的秘书两人承担了全部的总部工作。随着帕格沃什会议变得更加成熟，短缺的情况直到70年代之后才有显著改善。

罗布拉特教授和他的秘书在帕格沃什会议上。

抱歉，我实在没有找到秘书的名字

瞄准被忽略的节点、撬动大影响

我觉得帕格沃什会议有两个启示。

第一，慈善可以很有影响力。

很多人不理解慈善的价值。

我常常会听到一种说法，“慈善不就是捐钱吗”？这种说法通常有两层含义。第一，把慈善当成施舍。大家都听过“授人以渔”的故事。给别人一条鱼，不如教她如何钓鱼。我们不应该短视地解决眼前的“症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根除“病原”。

第二，认为慈善资金量小、“不可持续”。如果一位身患重病的病人急需抢救，慈善救助可以帮她度过难关。但是，持这种视角的人认为，社会难道总能依靠慈善救济去解决难题吗？

我把这些观点统称为“捐钱无用论”。上述视角是“捐钱没用论”的特殊形态，且都带着对慈善深深的误解。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观点不仅存在于对慈善一知半解的业外人士，公益圈内部也有类似的自我贬低。近年来圈内热炒“社会企业”概念，得到许多人的支持，认为会赚钱的公益项目才是好项目，这很大程度上便是受“捐钱无用论”的驱使。

帕格沃什会议反驳了“捐钱无用论”。

慈善并不是施舍。帕格沃什会议值得支持是因为它能发挥价值。依靠捐款，帕格沃什会议用相对政治中立的方式，将资金专注在搭建桥梁、追求和平，这让帕格沃什可以忠于使命地实现影响力。这是一种组织形式的创新，活动成本主要是机票、酒店、场地，在社会角度来看，成本可谓微乎其微，但却意义重大。花费几十万、几百万美元避免核战争、维护和平，这是功德无量的一笔社会投资。它用公共价值导向的方式，搭建了独特的平台，实现着政府、商业、学术都无法独立完成的使命。帕格沃什的成功自然离不开政治高层的支持，但如果会议由官方主办，则成了"一轨外交"，将受到冷战时代官方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影响而损失它的灵活、非正式、高效。正是基于慈善，才让帕格沃什得以成功。

今天的公益圈弥漫着一种对商业迷信般的崇拜。要是用今天中国公益圈的主流话语，帕格沃什模式缺乏"造血能力"、"不可持续"，其实就是不赚钱的意思。对商业的盲目崇拜是危险的。如果会议采用商业模式（比如邀请科学家为企业做咨询，或者让科学家们自行买单参会），会面临牺牲公共价值追求的危险。慈善是一项价值事业，应该忠于社会影响力。类似帕格沃什会议这样富有公共价值的公益组织，应该得到慈善的大胆支持，而不是本末倒置地要求他们"可持续"、学会赚钱。

1962年，罗素和苏联科学家们

https://www.gettyimages.ie/detail/news-photo/meeting-of-scientists-of-the-pugwash-movement-earl-bertrand-news-photo/508729076?adppopup=true

第二，有效的慈善应该在被忽略且重要的社会节点上发力。

"慈善+国际交流"的模式是帕格沃什会议的立命之本。帕格沃什会议存在于冷战大时代的和平主题上，精准地识别到世界所需要的共识构建机制，寻找到需要影响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被忽略领域的解决方案，因此成为了20世纪最关键的国际维和机制之一。

从资金量来讲，慈善相比于政府预算可谓是“芝麻比大象”。盖茨基金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公益基金会，一年的预算还不到加州的教育预算。我国GDP是114万亿元，财政20万亿元，而慈善捐赠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亿，统计还掺杂水分，乍一看确实不像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资金量。但相比政府预算，慈善资金更加灵活，且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这有益于发现创新的着力点，开辟通往未来的阳关大道。

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余音尤在。各国官方立场之间的对抗日益激烈，社会舆论都有严重的排外情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帕格沃什会议是什么？慈善将如何发挥影响力，让世界变得更好？这需要我们共同思考。作为思考的第一步，我们应当停止“慈善无用论”，意识到慈善巨大的社会价值。看懂慈善的价值，才能用好慈善。

参考资料及链接

[1]Robinson, P., 2019, Pugwash Literature Review, Urban Institute, https://www.urban.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6/27/pugwash_literature_review.pdf

撰文：何流

编辑：Cindy、李治霖、Zoe

排版：陈思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