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与云南大学东陆校区（一）
会泽院—至公堂—东号舍—熊庆来、李广田故居—映秋院、泽清堂
2011年春，在昆明有一个会，三四天日程，来去匆匆。
当时正在复旦读博的某友可巧在昆明办事，借了辆车来接。他路也不熟，弯来弯去，终于开到滇池边一个小饭馆。
滇池很像南京的玄武湖，不过要比玄武湖大多了。上大学时同屋有两个昆明同学，经常提到“环滇”。这一回，我们就坐在滇池边上吃清汤火锅。久闻其名的云南小米辣端的厉害，蘸料里放了一丁点就觉得舌头发烧。
吃到半饱，这才顾上说，昆明这个城市我很喜欢：一路上看着车窗外，感觉很有生活气息，像广州。绿化也好，到处是鲜花，小店密麻麻排列，很干净。这家小火锅店的陈列柜里摆着一摞摞普洱茶饼，装修风格既不招摇，也不寒酸，是人人能消受得起的那种情调。西南文化多元而有趣，可惜此行太短，难以尽兴。
第二天晚上，和几位与会同行一起在云南艺术学院剧场看了场《云南映象》。现场到底比录像效果好。据地陪介绍，杨丽萍现在很少在昆明演出，经常率队在外巡演，驻团演出则由杨伍担纲。今晚就是杨伍挑大梁。《云南映象》的舞蹈和民歌都很质朴，颇具“酒神精神”，只是灯光稍差，变化少，或许是这个剧场设施不够好吧。看完出来，某位同行认为编舞一般。应该说，民间舞蹈本身就是这样，以简单取胜；表现力还是足够的。
会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不得已偷空溜出来一下午，主要是想看看云南大学东陆校区。
东陆校区建在原云南贡院旧址上。沿着翠湖向北走，不久就看到校园南门。一进门，迎面一溜青苔斑驳的台阶，足有两、三层楼那么高，此即所谓“龙门道”。《易经》有“九五，龙飞在天”之说，据说这一溜台阶恰是95级，喻意当时的云南省长唐继尧乃“在天”之“飞龙”也。
拾级而上，绿树掩映之中，一幢体量相当大的西式洋楼逐渐显露，这便是会泽院。1922年，唐继尧创办私立东陆大学，在原贡院明远楼旧址上兴建此楼，作为学校主体建筑。大楼次年完工，设计师是曾留学欧洲的老同盟会员、云南人张邦翰。因唐继尧家乡是云南会泽县，故名“会泽院”。据说这座大楼是参考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风格设计的，因当时建校筹备处处长董泽系哥大硕士。大楼正面嵌有八个大字：“会泽百家，至公天下”，显然也与唐继尧有关；“会泽”二字嵌得很巧妙，褒扬“金主”而不落痕迹，十分得体。
要说唐继尧，也并不是“军阀”二字足以概括的：他本是清末秀才，1904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早期同盟会员之一。留日期间，唐继尧自署“东大陆主人”，寓意中国将崛起于欧亚大陆之东，这正是“东陆大学”校名之所由来。
唐继尧学成归国时，已是清朝末年，他回到家乡云南任职，上司便是昔日士官学校的学长蔡锷。辛亥革命时，云南宣布独立，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蔡锷是湖南人，虽威望素著，然人地两生，因此，原本只是一个营级军官（管带）的唐继尧迅速发挥重要作用，得到蔡锷的提拔。此时，邻省贵州政局颇不稳定，唐继尧受蔡锷命开赴贵阳，在错综复杂的乱局下，初步稳定了贵州的局面，被推为贵州都督，并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认可。此时，唐继尧28岁。1913年秋，蔡锷奉命赴北京陆军部任职，举荐唐继尧回乡继任云南都督。这一任命，开启了唐继尧掌控云南军政大权近14年历史的序幕。
唐继尧在近代史上最受好评的作为当属积极参与“反袁护国运动”。1915年秋，蔡锷秘密逃出北京，与唐继尧、李烈钧等联手反袁，直接导致“洪宪帝国”垮台，民国得以保全，此举堪称唐继尧一生之荣誉顶峰。现在谈起护国运动，一般推蔡锷为首功，实则唐继尧起意反袁并不晚于蔡锷，而且绝非被动受命。这一点已有很多材料证实，如蔡锷自己就说过，当抵达云南时，“不图同辈已有惊人之决心与准备”。（1）
说起唐继尧与蔡锷的关系，也非常有趣而微妙。蔡锷长唐继尧仅一岁，但资格却老得多。身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蔡锷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即追随老师东渡日本，协助办报，积极参与各种政治社团活动，允文允武，名气冠于同侪，可谓当时留日学界的一颗“超新星”，属于自带光环的明星级人物。当蔡锷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唐继尧才刚刚从闭塞的云南来到东瀛，日后，蔡锷作为上司，又以协统（旅长）军阶高出唐继尧三级。在最讲究资历、等级的军界，身为学长兼上司的蔡锷各方面都压唐继尧一头，自不待言。因此，在“护国”前后，唐、蔡的关系颇费人思量也就不奇怪了：此时，前上司蔡锷乃一介“孤家寡人”的光杆司令，除了一腔报国热忱和头顶耀眼的光环，手上没有一兵一卒，而唐继尧却是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地利兼人和——一山难有二主，这对师兄弟，谁领导谁呢？
1915年12月19日，取道日本、越南海防间关赴滇的蔡锷，在唐继尧堂弟继虞护送下抵达昆明。此前，为安全起见，唐继尧特派唐继虞亲赴海防，以调查自来水为名头，迎接并保护蔡锷。两天前，另一位“护国”的重要人物、唐继尧士官学校时期的同学李烈钧也已从南洋先期抵达，“护国运动”正式开幕。
12月21日，各路人马齐聚昆明，议定23日上午10时由唐继尧、任可澄分别以云南将军和巡按使的名义联名致电北京，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诛杨度等帝制祸首13人以谢天下，并限24小时内答复。袁皇帝果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到了24日上午10点，未见任何回音，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遂于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成立护国军政府，以唐继尧为军都督，同时启动军事预案：讨袁护国军兵分三路，由蔡锷率最精锐的第一军入川，李烈钧率第二军东出两广，唐继尧以都督名义领第三军镇守云南，伺机挺进黔、湘。护国军计划先抵定四川、贵州及两广，然后会师武汉，以主力挥师北伐。
其后的历史已无需多言。袁世凯派来围剿护国军的各路大小军阀，大多左右观望，虚与委蛇，更有粮饷到手即纷纷倒戈、宣布独立者。帝制之不得人心，可见一斑。内外交困的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捱延至6月6日即一命呜呼。唐、蔡、李“护国三杰”保卫共和之战，彪炳后世，光耀千秋，足以与黄花岗起义和武昌首义相提并论，（2）而唐继尧在此次运动中不仅运筹帷幄、出钱出力，且护国军三路人马大都出自他一手缔造的滇军！日后，护国军第二军统帅李烈钧曾评价说：“护国首功，当然属于唐公。”（3）作为彼时西南中国第一实力派人物，5月8日，唐继尧被委以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军务院抚军长重任——相当于临时国务总理兼陆海军大元帅职——位在岑春煊、蔡锷等人之上。（4）虽然军务院为时仅两月余，并未实际履行多少职能，更多具有的是法律地位，但这个短暂的任职仍足以显示唐继尧在“护国”时期的威望和实力，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当然，此后，关于他与蔡锷谁是“护国”第一功臣的问题，始终争论不休，难以定夺。众所周知，蔡锷正当美誉度达于巅峰时，突于1916年11月8日病逝，年仅34岁，举国震悼之余，获赠“再造共和第一人”称号，也入情入理。唐继尧后来虽心有不怿，努力为自己树碑立传，如在昆明市中心近日公园建“会泽唐公再造共和纪念标”，终究是气短了一截：自我表彰哪里比得上万众一词的褒扬来的熨帖？
“护国”之后，唐继尧长期总揽云南军政大权，除1921年因部下、昔日士官学校同学顾品珍政变而离滇一年外，他始终掌控着云南，是名副其实的“云南王”，西南中国第一实力派。
唐继尧的人生“由顺境转入逆境”的转折点出现在1925年。这一年年初，唐继尧试图联合广东的陈炯明等攻打孙中山于1923年3月在广州建立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也即广东革命政府。此次计划的最终失败，直接导致1927年2月6日云南军政大权易手，唐继尧倒台，史称“二六政变”。（待续）
唐继尧演电影
1926年，唐继尧在张普义导演的故事片《洪宪之战》（又名《再造共和》）中扮演他本人。该片是一部“战争与爱情”为主题的电影，上海朗华公司出品，男主角由马徐维邦扮演。《洪宪之战》于1928年上映时，唐继尧已于前一年5月去世，很可能没有看到他自己在银幕上的形象。这部电影大概也是唐继尧着力塑造自己“再造共和第一人”形象的最后一次的努力吧。
注释：
（1）黄毓成《云南护国起义之经过》，《唐继尧研究文集》第69-7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2）孙中山日后曾评价说：“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郑学溥等《唐继尧传》第94页，香港：陈鸿澄出版1997年。
（3）郑学溥等《唐继尧传》“序言”第2页。
（4）中华民国军务院是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临时军政府性质的机构，目的是协调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反袁护国行动，并筹划善后庶政。军务院推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兼陆海军大元帅，以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并设抚军若干人。军务院直隶大总统，在黎元洪暂留北京不能履职的情况下，代行国务院及陆海军指挥之职。军务院于5月9日通电中外，宣布袁世凯政府为非法。6月6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继任中华民国总统，遵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军务院完成其使命，于7月14日宣布解散，标志着“护国运动”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