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译林丨希腊化时代的战争艺术：发展抑或停滞？（下）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第一时间接收最新文章
我们
Lyceum，源自古希腊语Λύκειον，我们译为“蓝色木”。亚里士多德以此命名他的学园，我们也期待在这里与诸位交流学艺，漫议社会、人生。古希腊的Lyceum以漫步论学著称，我们也期望在“蓝色木”中与诸位作知识与美的逍遥游。
The Hellenistic World at War：Stagnation or Development?
希腊化世界的战争：
停滞，抑或发展？（下）
原
著
麦吉尔大学历史与古典学教授
约翰·塞拉蒂（John Serrati）
译注
微博知名历史博主
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本文原刊Brian Campbell&Lawrence A. Tritle主编《The Oxford handbook of 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版.译文仅供教研，请勿作商业用途，著作权归于原作者及出版社所有。原文注释为尾注，为方便排版，统一调整为随文注。
关于本文
骑兵
在征服亚洲的军队中，马其顿骑兵是多兵种军队的主要攻击力量。骑兵通常从小就接受了精良的训练，因此他们的战场机动神速而准确，且往往具有决定性。骑兵不仅保护了步兵方阵的两翼，还创造并利用敌人阵型中的空隙，执行复杂的侧翼机动，就像在高加美拉一样。这支骑兵部队在301年的伊普苏斯战役完成了谢幕表演，此时绝大部分亚历山大时代的老兵要么阵亡要么退伍。在伊普苏斯之后，重装骑兵在希腊化世界的希腊军队中，主要作用是保护方阵的两翼。击败对方骑兵则是一个额外的战略目标，因为这可能会使敌人的步兵暴露在侧翼攻击之下。 但首要任务始终是防御性的，以确保方阵能够不受阻碍地前进。因此骑兵的角色之后很少再具有决定性了。
导致骑兵使用的减少和希腊军队中方阵重要性上升的原因一开始并不是——正如有时候所认为的——指挥官们招募和部署骑兵数量的下降，而主要是由于骑兵质量的下降（参见Spence 1993：157，n.145,177; Sage 1996：206; Sekunda和de Souza 2007：345）。简而言之，希腊化时代的君主们不愿意对精英骑兵进行投资。在腓力和亚历山大的伙友骑兵（图1）中普遍技艺娴熟的骑手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锻炼出来。如果军事马术在贵族中没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如四世纪的马其顿和中世纪的西欧——那么必须为搜罗、训练、供养有能力的骑手，甚至更重要的是马匹，投入巨大的资金。由于继业者们认为这些承诺无法实现，因此骑兵质量的下降便是不可避免的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步兵自然会重获战场上的首要地位，并且随之而来的是对骑兵需求的减少，因此骑兵的招募规模也越来越小。腓力和亚历山大对骑兵的成功使用不应被视为开启了新时代，而只是一个骑兵决定战场胜负的短暂时期；之后，虽然骑兵的规模仍然大于古典时代，但他们在战斗中的作用显然是次要的（参见Gaebel 2002：261-2）。
注释（注释为译者所加，下同）：
1. 伙友骑兵，得名于希腊语Hetairoi，意为“国王身边的人”。其出身不限于贵族和本国人，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也获得过国王阿基劳斯的“伙友”头衔。伙友骑兵是腓力和亚历山大时代的精锐近卫骑兵，与国王关系紧密。
画家Giuseppe Rava笔下的亚历山大与伙友骑兵（来源：Pinterest）
然而在其他方面，通常被称为“马其顿人”——无论其来源如何——的希腊化时代重骑兵，仍然与腓力和亚历山大时期一样。骑手穿着像伙友骑兵那样大而鲜艳的披风，他们继续佩戴头盔、胸甲以及靴子，因为骑手的腿既需要夹住马匹，也需要控制缰绳的捆缚（参见Kähler1965：图16-19描绘了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在亚历山大时代，骑兵有时称为萨里沙骑兵（sarissophoroi，Arr.Anab.1.14.1,6,4.4.6），一些学者认为他们以步兵的萨里沙长矛作为主要武器进行战斗（参见Bugh 2006：272和Markle 1977：333-8）。然而，大多数史料倾向于将亚历山大以及继业者的马其顿重骑兵称为标枪骑兵（xystophoroi），这表明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投枪（xyston）或长枪，考虑到他们的迅捷，后一种说法更可信（Arr.Anab.1.15.5-8,16.1; Ascl.1.3; Diod.19.27.2,29.2; Plut.Alex.16.11）。
马其顿骑兵在3世纪中期开始配装盾牌，这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套装（Kähler1965：Plates 16-9）。这种创新可能再次始于皮洛士，因为据称他在意大利使用了配装盾牌的骑兵。这可能是因为它代表了对马匹和骑手提供更多保护的趋势，因为它只是在安提奥库斯三世将全覆甲骑兵（kataphraktoi，字面意思是“全副武装”）引入希腊化战场之前不久出现的（Polyb.16.18.6-8；参见Diod 13.109.2,22.8.5，但他的用法似乎不合时宜）。这预兆了一千多年后出现的中世纪骑士，他们是从头到脚穿着链甲或链甲与板甲相结合的骑兵。马匹通常同样受到很好的保护。这种类型的骑兵起源于亚历山大帝国东部的游牧民族，并成为帕提亚军队对抗塞琉古王朝的兵种之一。安提奥库斯最有可能是在他的东方战役（209-204年）期间首次遭遇了全覆甲骑兵并很快引进了他们。与马其顿重骑兵一样，全覆甲骑兵需要专门的训练；为了支撑装甲的额外重量，也需要并且是投入可观的代价来培育更大的战马。因此，与常规的马其顿重骑兵一样，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似乎对使用这种骑兵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们不愿意投入生产优质骑兵所需的资源和时间。因此，全覆甲骑兵并没有在塞琉古王朝之外传播开来，甚至在这支军队中他们的数量也很有限。然而它们显然是很有战斗力的，因为经常被安提奥库斯用来对抗罗马人（Livy 35.48.3,37.40.5,11）。最终他们被米特里达梯六世引进，随后罗马人自己也迎头赶上，全覆甲骑兵是希腊化世界中为数不多的战场进步之一。希腊化世界骑兵的组织单位较亚历山大的时代更大一些，骑兵连队（ile）似乎是由8×8编组的64名骑手组成的。然后将连队分成两个编队（lochoi），这两个编队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小组、每组8人。八个连队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由512名骑兵组成的师团（hipparchia，参见Sage 1996：206，力主编制为128人，Sekunda和de Souza，2007：331，认为是200人）。然而，这些较高和较低的划分似乎主要出于指挥目的，因为在战斗中基本单位几乎可以肯定是64人的连队。骑兵以方形、菱形或楔形阵型发动进攻，创始于腓力二世，它们更容易切入敌军。现存的战术手册表明，尽管希腊化时代骑兵的新角色越来越多地用于防御性任务，但仍继续使用楔形和菱形阵（Ael.Tact.18-20; Ascl.7.2-10）。最后一点说明当时的指挥官思维僵化，他们越来越多地依靠方阵来决定胜负，并将腓力和亚历山大的精锐重骑兵降级为战场上的次要角色。除了皮洛士之外，大多数希腊化时代的指挥官缺乏训练、培养和装备优秀攻击型骑兵的组织才能，因此在战场上对它们的有效使用逐渐消失。波利比乌的名言（3.117.2）“与一支步兵倍于自己而骑兵明显少于自己的敌人交锋，要好于双方步骑兵数量完全相当”是不能成立的。经验表明，在希腊化世界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骑兵的数量，而是其质量。
辅助部队
腓力和亚历山大军队的威力在于他们使用多兵种部队来协助方阵和重骑兵。希腊化时代的军队继续利用这些不同的单位。波利比乌对217年托勒密王朝在拉菲亚大战塞琉古王朝（5.79）和166年安提奥库斯四世在达弗尼（Daphne）的阅兵式（30.25.2-11）的记载，也许提供了一个除方阵与重骑兵之外的希腊化时代军队构成的最佳记录。在步兵领域，我们发现了弓箭兵、投石兵、轻盾兵、标枪兵和剑士。与古典时代一样，这些士兵参与小规模战斗、伏击、侦察、巡逻以及作为营地和辎重车队的守卫。他们的武器和盔甲都比较轻便，通常包括亚麻胸甲、头盔和小盾，虽然有些人可能根本不穿护甲。突袭兵通常配备长矛或标枪，尽管有一些部队雇用了高卢人，他们使用传统的长剑和椭圆形盾牌进行战斗。他们的服役预示了3世纪初之后希腊化世界中辅助部队种族构成的变化。虽然这些士兵中的许多人继续出自希腊——克里特弓箭兵在整个希腊化时期及之后仍然受到高度重视——但越来越多的辅助部队开始从各王国内的当地人和地中海地区的雇佣兵中招募。轻盾兵不再只限于色雷斯地区的标枪兵，现在他们来自地中海东岸的各个地方，且经常使用短矛而不是投掷武器。由于希腊化世界的趋势是青睐装备轻便、更加快捷、机动性更好的战士，特别是塞琉古王朝对这一类型的轻盾兵的使用，导致他们的数量不断增长，到了2世纪，一支军队中轻盾兵的数量往往达数千人（App.Syr.32; Livy 37.40.13-14）。
希腊化时代的军队也使用了多种辅助骑兵，他们像步兵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多样化。无论来自何地的轻骑兵，如果他们使用标枪，便被称为“塔兰托骑兵（Tarentines）”，若是使用短枪或长矛，则被定义为“前哨骑兵（prodromoi，意为‘跑在前方’）”。虽然前哨骑兵出现在4世纪的希腊，并组成了征服亚洲的马其顿军队中的一个独立编队，但我们只有一份提及他们的晚期史料，即犹太学者约瑟夫斯（12.372）。但很难因此怀疑在希腊化世界不存在一种轻型的、不使用投枪的骑兵。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1.3）将他们与塔兰托骑兵区别开来，直接称其为轻骑兵（elaphroi）。从3世纪中期开始，除了小规模战斗之外，重骑兵和轻骑兵在战场上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因为二者都负责守护方阵的侧翼。此外，“马其顿”重骑兵现在和他们的轻骑兵同行一样，越来越多地来自马其顿以外的地方。由于这些原因，二者之间的区别可能已逐渐消失。因此，虽然很可能在希腊化时期继续使用与敌人接战的轻型持矛骑兵，但其名称的转变很可能暗示着传统马其顿重骑兵作用的削弱。在希腊化时代的战场上作为真正重型骑兵的全覆甲骑兵的出现支持了这一结论。随着全覆甲骑兵的加入，以及部队的轻装化、快速化趋势，加之时间的推移，马其顿重骑兵有可能削减一些盔甲，所以他们即使在外观上看也像是经常与之对抗的前哨骑兵，后者往往仅佩戴头盔，或至多加上皮革胸甲的防护。然而，前哨骑兵继续扮演着独特的骑兵角色：侦察、搜索和守卫职责，同时还作为突击部队和主要战斗部队进入战场。
尽管全覆甲骑兵可能象征着马其顿重骑兵的作用减弱，但没有什么比大象和战车各自引入或重新引入希腊化时代的战争更能说明马其顿重骑兵质量的下降。在这两种武器中，我们看到了希腊化时代君主们孤注一掷的尝试，他们试图填补能够决定战场胜负的精锐部队——例如亚历山大的伙友骑兵——的空白。人们希望大象能够粉碎敌军的一队方阵兵，或者驱逐保护步兵侧翼区域的骑兵。然而，从一开始，大象就被证明是不敷实用的，它们只在三场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301年的伊普苏斯，塞琉古用大象打败德米特里乌斯的骑兵；而在280年的赫拉克雷亚（Heraclea），皮洛士雇佣的象兵击溃了罗马骑兵；最后，在275年著名的“战象大捷”中，安提柯·戈纳塔斯（Antigonus Gonatas）的16头大象吓退了数量占优的高卢人（伊普苏斯：Plut.Demetr.29.4-5;赫拉克雷亚：Dion.Hal.Ant.Rom.19.9-12; Plut.Pyrrh.16-18；战象大捷：Lucian Zeux.8-11）。然而众所周知，大象的情绪反复无常，它们踩踏本方军队并造成大规模混乱的例子并不鲜见（App.Syr.35; Livy 37.43.9; Plut.Pyrrh.25.2-5; Polyb.5.84.6-7）。正如罗马人在扎马（Zama，202年）所展示的那样，人和马匹可以通过训练以有效地对付大象（Livy 30.33.14-16; Polyb.15.12.3-7）。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捕获、训练和喂养大象并非容易或廉价的任务。因此，它们的使用主要局限于塞琉古王朝，后者垄断了印度象的市场；以及托勒密王朝和迦太基（图2），他们从非洲获得自己的大象。
注释（注释为译者所加，下同）：
2.德米特里乌斯，即“攻城者”德米特里乌斯·波略塞特斯（Demetrius Poliorcetes，“the Besieger”），“独眼”安提柯之子，马其顿国王（294-288年在位）。因其在攻城器械上的创新（特别是305年对罗得岛发动的大规模攻城战）而获得了“攻城者”的绰号（见下文）。301年安提柯在伊普苏斯兵败身亡后，德米特里乌斯退据以弗所，他利用继业者之间的矛盾得以东山再起。294年他谋杀了卡桑德之子亚历山大五世，自己登上了马其顿王位。但他的统治并不牢固，在皮洛士、利西马科斯和塞琉古的煽动下，马其顿当地贵族也反对他。286年他在叙利亚的远征以失败告终，本人也被塞琉古俘虏，其子安提柯二世·戈纳塔斯试图赎回他未果。经过3年的监禁，德米特里乌斯于283年去世。
3.托勒密埃及与迦太基军队使用的大象并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象——当今地球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而是一种今日已经灭绝的北非丛林象，它们的体型小于塞琉古军队中服役的印度象（亚洲象的一种）。
罗马军队对决迦太基战象艺术绘画（来源：www.historynet.com/carthaginian-war-elephant）
在战斗中，大象披挂盔甲，背上承载的塔楼容纳有驯象师和四名携带各种投掷武器的士兵。驯象师还备有一枚长钉，如果大象调转方向踩踏友军，他就会将其钉进大象的头骨。然而，大象作为一种移动的投射平台和冲入敌阵制造可利用的弱点区域是它的次要功能，它的首要角色是一种心理武器，恐吓敌人及其马匹。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任务中，大象几乎一直都难言成功，最近有人指出，即使是大象确实发挥关键作用的少数案例本身也被夸大了（Sabin和de Souza 2007：421;见Scullard 1974，唯一详细的研究）。随着大举扩张的罗马人已经完善了在战场上击败大象所需的手段（Livy 37.42.5简要描述了罗马反制大象的战术），从2世纪初开始，大象在战场上的使用减少了。
另一个试图弥补骑兵质量下降并寻找一种打破方阵的新手段的尝试是战车，通常在车軎上配有镰刃，它在四世纪后期再次出现在希腊战场上。根据希罗多德（7.40.4）和色诺芬（Cyr.8.3.15-18）的判断，镰刃战车（scythed chariots，图3）一直是波斯人的常备武装。在亚历山大之后，他们基本上都在塞琉古王朝的军队中服役。像大象一样，它载有一名驭者和一名持投射武器的士兵，被用来粉碎敌人的阵线，在阵型中造成空隙并通过镰刃杀伤敌人。同样地，他们在这些任务中也难言成功，并且饱受许多相同的缺陷困扰：庞大、笨重、缺乏隐蔽性。结果，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远程武器的活靶子，特别是战车与塔兰托骑兵或骑箭手无法相提并论。即使战车确实成功地创造了理想的阵型空隙，车辆也需要一段冲锋起速的距离，他们因此不得不远远冲在友方步兵的前面，因此战车获得的任何优势都可能被证明难以持续。对他们防御战术也类似于对付大象，因为步兵可以通过训练，在阵型中闪开一个空隙，让战车扑个空。然后关闭空隙，步兵将利用战车绕圈转弯的阶段向马匹和车上人员射击。190年，战车在马格尼西亚战役中被证明完全是灾难性的，欧迈尼斯迫使战车原路撤回，就此摧毁了安提奥库斯的左翼。在此之后，他们在战争中极少登场，到了公元前1世纪，战车被视为一个笑话：当86年米特里达梯六世在喀罗尼亚（Chaeronea）重新祭出战车时，他们受到了苏拉（Sulla）军团的嘲笑，后者轻松将战车击溃（马格尼西亚：Livy 37.41.6-42.4，其中包括对希腊化时代战车的最佳描述；喀罗尼亚：Plut.Sull.18.1-3）。
敦大本钟下的雕塑，驾驭镰刃战车的凯尔特女王布狄卡（Boadicea），关于中国先秦时代的镰刃战车，参见孙机《有刃车軎与多戈戟》一文
位列我们兵种清单中带有异域风采的是骑射手和骆驼骑兵。与全覆甲骑兵、大象以及战车一样，骑射手和骆驼骑兵起源于近东，因此在希腊化世界中最常使用他们的是塞琉古人。虽然广泛用于战略后勤，但骆驼在战场中是罕见的，只出现在马格尼西亚。我们的战术手册作家没有提及骆驼骑兵，而韦格提乌斯（Vegetius，Mil.3.23）认为他们不适合战斗。骆驼骑兵很可能来自阿拉伯半岛，只是塞琉古军队中的另一支地方特遣队。骑射手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来自帕提亚及其周边地区。事实上，这些士兵虽然可以证明是一种有效而致命的武器，但却很少有记载，因此不太可能在希腊化时代的战争中起到很大的作用（Bar-Kochva 1976：108-9,248 n.15，主张他们在塞琉古军队中规模不小）。骑射手所需的训练非常广泛，由于很少有近东人熟习这一技艺，因此他们在雇佣兵市场上并不容易获得。帕提亚王国的崛起（247年之后）垄断了他们的服役，使得雇佣他们变得不太可能。最后，可以通过轻骑兵、塔兰托骑兵甚至是技艺娴熟的重骑兵在战场上迫使骑射手进入近身肉搏，这样就限制了他们的作用。
注释（注释为译者所加，下同）：
4.韦格提乌斯，约活动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的罗马作家，生平不详。他论述古罗马军事体制的专著，四卷本《Epitoma rei militaris（论军事）》，以及鲜为人知的《Digesta Artis Mulomedicinae（兽医学指南）》均流传至今。《论军事》一书在中世纪已备受重视。
由于希腊化世界的特点是战争的大规模化，越来越多地使用外国和异域武器并不令人惊讶。腓力和亚历山大已经向继业者灌输了多兵种的使用，后者本身也不断寻求在军事上相互超越的手段。其中一些手段——大象和战车——的寿命相对较短，而其他的，如全覆甲骑兵和越来越多的轻装部队的使用，他们的战场生命远远超出希腊化时代。最重要的是，这些辅助部队现在被视为任何军队的必备和不可分割的部分，从此之后几乎所有古代的名将都部署了他们。这种军队的多样化、专业化和积累过程不仅仅是一种与军队在复杂战场上进行战斗的能力有关的现象，无论如何，类似的过程发生在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军事活动领域——围城战。
围城战
毫无疑问，腓力和亚历山大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就是他们能够攻破坚固的据点。 面对躲在城镇围墙之下敌人束手无策，或许是希腊战争的显著特征，这也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431-404年）迁延甚久，并且长期无法决出胜负的主要原因之一（另见Seaman，642-56），直到投石机的发明和399年狄奥尼修斯（Dionysius）统治下的叙拉古（Syracuse）引进了近东的攻城车。虽然狄奥尼修斯提供了攻城手段，但腓力才是真正改变战争面貌的人，他不仅吸引工程师到他的宫廷建造新的先进机械，而且建立了一支足够规模的军队来执行漫长的围城（Sabin和de Souza 2007：451-3; Serrati 2007：462-3）。
注释（注释为译者所加，下同）：
5.狄奥尼修斯一世（约432-367年），或称“老狄奥尼修斯”，是西西里岛叙拉古的僭主。他当政期间征服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城市，与迦太基发生激烈对抗，确立了叙拉古在西地中海的霸权。他在攻城器械和海军舰船上均有创新（见下文）。他也是古人眼中最糟糕的暴君形象。
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Vitruvius，10.13.3）告诉我们，腓力的新机械采用了扭力技术，以紧密扭曲的绳索作为动力，这是对早期张力驱动机器的巨大改进。在希腊化时代，这些机械的尺寸、功率和精度都得到了提升，从被称为“蝎弩（lithoboloi）”的致命而精准的小型弩箭射击器到大型投石机（lithoboloi），后者可以将重达近八十公斤的弹丸扔出超过三百米远（特别是Marsden 1969-71：1.86-98，仍然是希腊化时代攻城器械的代表作）。腓力和亚历山大对这些机械的运用和围城战中的成功为希腊化世界奠定了基础，从这一时刻开始，技术在所有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催生了“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波略塞特斯（Demetrius Poliorcetes）的一套工程武器库，其中包括大量双臂扭力投石机和弩砲、各种遮棚、撞城槌和攻城塔（helepolis，图4）——一座四十米高的覆甲塔楼，上面满载投射机械。据说，一看到德米特里乌斯的这些武器，西库翁（Sicyon）的守城方便不战而降。
德米特里乌斯的杰作：巨型攻城塔“破城者”（图片来源：John Warry《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希腊化时代的战场以外来的攻城武器而闻名。除了汉尼拔在184年的海战（Frontin.Str.4.7.10-1）中向敌舰投射毒蛇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属于伟大的叙拉古科学家和军事工程师阿基米德。在罗马围攻他的故乡（213-211年）期间，波利比乌（8.6.1-4,7.1-4）描述了他针对罗马人部署的“铁爪”（图5）：装置从城墙向外摆动，抓住个体、遮棚或海面上的整艘船，将他们抬到半空，在这个过程中被抓住的敌人惊恐不已，只需要松开机械手就足以使人或物体粉身碎骨。狄奥多鲁斯（26.18）和佐纳拉斯（Zonaras，9.4）记载的另一个装置使用镜子引导太阳光线以焚烧敌舰。然而，我们的史料来源者都没有亲眼目睹上述任何一个场景。虽然这些故事令人怀疑，但并非全无可能，因为阿基米德用相对传统的机械确实挫败了早期罗马人袭击城市的企图。作为一个古怪而又天才的科学家，他设计的怪异、奇特而巨大的机械，仅仅在他去世后两代人的时间内便失传了。同样不能说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Alexandria）发明的连发投石机（3世纪）是讹传，工程师菲隆（Philon）声称自己亲眼看见它是自动运转的。然而，他评论说，虽然它可以快速连续发射几块石弹，但装置精度不足、射程有限（Ph.Bel.76; Marsden 1969-71：2.6-9）。希腊化时代的攻城战以运用异国武器为特色：这些机械充其量多不切实际或过于复杂而无法使用；在最遭的情况下，它们可能纯粹是神话般的臆想（对攻城武器的进一步探讨，见Chaniotis，438-56）。
阿基米德“铁爪”的想象复原图（来源：www.math.nyu.edu）
海军
希腊化时代的强国继续优先考虑陆军，但海洋也成为战斗的竞技场。随着海战变得越来越普遍，它不仅需要雇用工程师来设计、建造和装备新舰，而且还为地中海的许多军事专家提供了岗位。他们将为没有经验的国王和海军将领提供海上战术建议。他们大多是罗得岛人，因为罗德岛是当时除了西方的迦太基之外，唯一重视海军胜于陆军的国家。这些专家是紧俏的，因为与陆军一样，海军现在规模扩大，单个船只的构造变得更加复杂，携带的人员和武器更多。因此，需要适应这种新环境的战术。
由狄奥尼修斯一世在四世纪初发明四层桨座战舰（quadriremes）和五层桨座战舰（quinquereme），分别在船舷设置了四排和五排船桨（其中最顶层一排船桨在甲板上——译注），是希腊化时代最常见的战船。对战舰甲板尺寸、高度和稳定性的提升是必要的，这是由于砲具现在被引入作为舰载武器。船只不仅装备弩砲和投石机——它们用来摧毁敌舰的甲板而不是将其击沉——而且还使用遮棚来保护船员免遭敌舰火力伤害，并容纳更多的舰载士兵。三列桨座战舰仍继续服役，正如波利比乌（16.2.5-7.5）对希俄斯之战——腓力五世与希腊联合舰队的对决——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海军可以通过轻型、快速的船只获得成功。一般来说，与体积、火力和发动接舷战的能力相比，速度和机动性现在不那么受重视。海军虽然仍在练习撞击，却更倾向于接舷战（参见Morrison and Coates 1996：263-5,316-7;参见de Souza，369-94）。
五世纪的雅典舰队依靠在本地和海外招募的桨手和船员，希腊化时代的海军也是如此。所有主要国家都在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招募海军，那里有大量的熟练海员。大叙利亚（Coele-Syria）地区的人才储备也很充足，垄断该地区的人力资源是托勒密王朝与塞琉古王朝频繁为控制该地区而爆发战争的原因之一。然而，与古典时代相比，现在几乎所有的船员都是由雇佣兵组成的，他们为出价最高的人效劳。虽然事实上这可能是组建庞大舰队的唯一可行手段，但这仍然标志了希腊化时期海军和军队组成的显著转变。
注释（注释为译者所加，下同）：
6.大叙利亚，古代地理区域名称，其具体范围存在争议，诸史家的用法亦各有不同。狭义上讲，只包括贝卡谷地与幼发拉底河之间沿阿拉伯沙漠边缘的狭长走廊；广义上讲，则包括今日叙利亚、黎巴嫩的全部和雅法（一说加沙）以北的巴勒斯坦地区。文中采用的是广义概念。
毫无疑问，在希腊，雇佣兵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但只有在希腊化世界中，他们才开始在一国军队中占据这么大的比例，有时甚至是绝对多数。亚历山大去世之初，公民士兵和地方征兵继续补充大部分军队的兵员，但到了三世纪末，越来越多的部队由雇佣军组成（Chaniotis 2005：82; Serrati 2007：474-6）。佣兵队长（xenologos）成为国王的司令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他们非常吃香，由于三世纪部队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对职业军人、船员和工程师服务的激烈竞争。对托勒密王朝服役雇佣兵的调查清楚地表明，在希腊化时代早期，地方招募再也无法提供足额的兵员，也无法满足皇家军队所要求的专业化水准。虽然希腊继续提供了最多的雇佣军，特别是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泰纳鲁姆（Taenarum：Diod.18.9.1-3,19.60.1; Isoc.8.44;见Chaniotis 2005：81-2; Bugh 2006：276），然而非希腊人在希腊化时代的军队中也越来越常见，许多士兵来自犹地亚、卡里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色雷斯（另见Trundle，336-40）。
与任何时代一样，四世纪末至一世纪间呈现出的延续性与它发生的改变不分轩轾。腓力和亚历山大在许多方面都代表着过去，尽管没有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汇集他们时代的创新。虽然如此，这对父子创造的高效军事机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异常现象，因为后来的君主们不能或不会在训练中投入资金来复制它。尽管某些事物，如方阵的首要地位，已经恢复到早期的形式，但更多的事情发生了改变。战争现在是专业人士的事业，因此军队逐渐变得更专业化，军事技术被推到了前台。权力向少数国家的集中意味着每个大国所掌握的财富对于雅典和波斯以外的古典时代希腊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以数量弥补质量的尝试中，现在每个大国都能够部署大量的野战部队。最终，这个时代造就的军人基本不能达到亚历山大和皮洛士的军队水准，二者能够将数量、专业性和技术统一起来，创造真正强大的战争机器。但这不应该抹杀在当时战场上出现了许多崭新和进步事物的事实，并且民兵-重装步兵的时代已经在希腊世界的东部谢幕了。最后，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在这个专业人才的时代，职业士兵组成了大规模军队的核心，与技术专家一道为以战争教科书为指导的国王们服役，而希腊化世界将被一个由公民和士兵组成的国家——罗马所征服。
- End -
参考文献
Archibald, Z. H., J. K. Davies, V. Gabrielsen, and G. J. Oliver (eds.). 2001. Hellenistic economies. London.
Austin, M. M. 1986. “Hellenistic kings, war, and the economy.” CQ, ns 36: 450–66.
Badian, E., and D. van Berchem (eds.). 1976. Alexandre le grand: image etréalité, Entretiens du Foundation Hardt, 22. Geneva.
Bagnall, R. S., and P. Derow (eds.). 2004. The Hellenistic period: 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 Oxford.
Baker, P. 2003. “Warfare,” in A. Erskine (ed.), 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Oxford, 373–88.
Bar-Kochva, B. 1976. The Seleucid army: Organization and tactics in great campaigns. Cambridge.
Bernand, A. 1999. Guerre et violence dans la Grèce antique. Paris.
Beston, P. 2000. “Hellenistic military leadership,” in van Wees 2000: 315–35.
Billows, R. A. 1990. Antigonos the one-eyed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Hellenistic state. Berkeley.
———. 1995. Kings and colonists: Aspects of Macedonian imperialism. Leiden.
———. 2000.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GRW 1: 303–24.
Bosworth, A. B. 2002. The legacy of Alexander: Politics, warfare, and propaganda under the successors. Oxford.
Bothmer, D. von. 1961. Ancient art from New York private collections: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held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December 17, 1959–February 28, 1960. New York.
Bugh, G. R. 2006. “Hellenistic military developments,” in G. R. Bugh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Cambridge, 265–94.
Capdetrey, L. 2007. Le pouvoir séleucide Territoire, administration, finances d’un royaume hellénistique (312–129 avant J.C.). Rennes.
Chaniotis, A. 2005. War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xford.
Cohen, G. M. 1978. The Seleucid colonies: Studies in founding, 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 Wiesbaden.
Couvenhes, J.-C. 2004. “Les cités grecques d’Asie Mineure et le mercenariat à l’époque hellénistique,” in J.-C. Couvenhes and H. L. Fernoux (eds.), Les cités grecques et la guerre en Asie Mineure à l’époque hellénistique. Tours, 77–113.
Eckstein, A. M. 2006. Mediterranean anarchy, interstate war, and the rise of Rome. Berkeley.
Errington, R. M. 1976. “Alexander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in Badian and van Berchem 1976: 137–79.
Gabbert, J. J. 1983. “The grand strategy of Antigonus II Gonatas and the Chremonidean wars.” AncW 8:129–36.
Gaebel, R. E. 2002. Cavalry operations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Norman.
Garlan, Y. 1999. La guerre dans l’antiquité. 3rd ed. Paris.
Garoufalias, P. 1979. Pyrrhus: King of Epirus. London.
Grainger, J. 1990. Seleukos Nikator: Constructing a Hellenistic kingdom. London.
Hammond, N. G. L. 1984. “Alexander’s veterans after his death.” GRBS 25: 51-61.
———. 1988. “The campaign and battle of Cynoscephalae (197 B.C .).” JHS 108: 60-82.
Heckel, W. 1992. The marshals of Alexander’s empire. London.
Heinen, H. 1984. “The Syrian-Egyptian Wars and the new kingdoms of Asia Minor,” in CAH 2 , 7.1: 412–45.
Kähler, H. 1965. Der Fries vom Reiterdenkmal des Aemilius Paullus in Delphi. Berlin.
Kern, P. B. 1999. Ancient siege warfare. Bloomington.
Lawrence, A. W. 1979. Greek aims in fortification. Oxford.
Lévêque, P. 1968. “La guerre à l’époque hellénistique,” in J.-P. Vernant (ed.),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en Grèce ancienne. Paris, 261–87.
Lumpkin, H. 1975. “The weapons and armour of the Macedonian phalanx.”Journal of the Arms and Armour Society (June): 193–208, plates lxxv–lxxx.
Ma, J. 2000. “Fighting polei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in van Wees 2000: 337–76.
Markle III, M. M. 1977. “The Macedonian sarissa, spear, and related armor.”AJA 81: 323–39.
Marsden, E. W. 1969–1971.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2 vols. Oxford.
McNicoll, A. W. 1997. Hellenistic fortifications from the Aegean to the Euphrates. Oxford.
Milns, R. D. 1976. “The army of Alexander the Great,” in Badian and van Berchem 1976: 87–136.
Mixter, J. R. 1992. “The length of the Macedonian sarissa during the reigns of Philip II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AncW 23: 21–9.
Morrison, J. S., and J. F. Coates. 1996. 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 399–330 B.C . Oxford.
Noguera, B.A. 1999. ‘L’évolution de la phalange Macédonienne: le cas de la sarisse,’ in Ancient Macedonia VI: Papers Read at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Thessaloniki, October 15–19, 1996, 2. Thessaloniki, 39–50.
Préaux, C. 1989. Le monde hellénistique: la Grèce et l’Orient de la mort d’Alexandre à la conquête Romaine de la Grèce, 323–146 av J-C. 2 vols. 2nd ed. Paris.
Rice, E. E. 1991. “The Rhodian navy in the Hellenistic age,” in W. R. Roberts and J. Sweetman (eds.), New interpretations in naval histor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ninth naval history symposium. Annapolis, 29–50.
———. 1993. “The glorious dead: Commemoration of the fallen and portrayal of victory in the late classical and Hellenistic world,” in J. Rich and G. Shipley (eds.), War and society in the Greek world. London, 224–57.
Rougé, J. 1981. Ships and fleet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Middletown.
Sabin, P., and P. de Souza. 2007. “Battle,” in CHGRW 1: 399–460.
Sage, M. 1996. Warfar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Sartre, M. 2003. D’Alexandre à Zénobie: histoire du Levent antique (IVe siècle avant J.-C.–IIIe siècle après J.C.). Paris.
Serrati, J. 2007. “Warfare and the state,” in CHGRW 1: 461–97.
Santosuosso, A. 1997. Soldiers, citizens, and the symbols of war from classical Greece to republican Rome 500–167 B.C . Boulder.
Scullard, H. H. 1974. The elephant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 London.
Sekunda, N., and P. de Souza. 2007. “Military forces,” in CHGRW 1: 325–67.
Spence, I. G. 1993. The cavalry of classical Greece: A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Athens. Oxford.
van Wees, H. (ed.). 2000. War and violenc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Walbank, F. W. 1984. “Monarchies and monarchic ideas,” in CAH 2 , 7.1: 62–100.
Wheeler, E. L. 1991. “The general as hoplite,” in V. D. Hanson (ed.), Hoplites: The classical Greek battle experience. London, 121–70.
Winter, F. E. 1971. Greek fortifications. Toronto.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第一时间接收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