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译林丨“救世主传奇：从克列奥美尼斯到耶稣” —— 阿诺德·汤因比的一个极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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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为《In the Name of Lykourgo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part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243–146 BC )》英译本附录4（英译者Marion Kavallieros和Maria Anna Niforos，Pen & Sword Military出版社2016年版）。中译文仅供教研，请勿作商业用途，著作权归于原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关于本文
“救世主传奇：从克列奥美尼斯到耶稣”——阿诺德·汤因比的一个极端理论
‘From Crucifed Kleomenes to Crucifed Jesus’——An Extreme Theory by Arnold Toynbee
原
著
希腊古典学家
米尔蒂亚迪斯·米查洛普洛斯（Miltiadis Michalopoulos）
译注
微博知名历史博主
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
原书
封面
斯巴达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城邦之一，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击败雅典帝国，一举确立了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371年留克特拉战役的惨败，不仅重创了斯巴达的军事力量，美塞尼亚地区的独立，更是严重削弱了斯巴达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进入希腊化时代之后，斯巴达公民人口持续减少，土地日益集中，贫富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尖锐，阿吉斯四世（Agis IV，245-241 BC在位）与克列奥美尼斯三世（Cleomenes III，235-222 BC在位）便是该时期两位试图发动改革运动、重建斯巴达社会组织的国王，但均以失败告终。其中前者尚未采取实质性步骤，便被内部反对势力发动政变推翻；后者迎娶了阿吉斯的遗孀，吸取了他的教训，运用暴力手段排除了内部反对派，外交上获得了埃及托勒密三世的资助，但其咄咄逼人的对外军事扩张最终导致与阿该亚同盟的武力冲突。在公元前222年塞拉西亚的大决战中，斯巴达不敌阿该亚-马其顿联军，克列奥美尼斯流亡埃及，继续筹划复国。但埃及发生国王更迭，新继位的托勒密四世改变了外交政策，与克列奥美尼斯发生冲突，后者的流亡团体最终被消灭（公元前219年）。普鲁塔克在其《希腊罗马对比列传》中将阿吉斯四世和克列奥美尼斯三世并列，与格拉古兄弟遥相呼应，可谓实至名归。而本文的讨论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中译者按
公元前229年的伯罗奔尼撒半岛
（引自原书第22页地图1）
一位斯巴达国王与加利利的耶稣之间有何共同之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回答是：很多。作为被广泛讨论同时也备受争议的《历史研究》一书的作者，1汤因比相信，斯巴达国王的传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耶稣传教生活的写照。
根据汤因比的说法，克列奥美尼斯、阿吉斯和其他古代人物，如格拉古兄弟，属于一类志向远大的古代“救世主”，他们试图通过回归理想的过去来解决他们社群的问题。汤因比将他们描述为“复古主义者”，将他们与“未来主义者”（例如阿里斯托尼库斯和喀提林）并列，后者试图通过创造一个理想的未来世界以解决同样的问题。
注释
阿里斯托尼库斯（Aristonikos）具有帕加马王室血统，他因不满阿塔卢斯三世立下将王国赠予罗马的遗嘱而发动叛乱（公元前132年），他通过宣扬解放奴隶、重新分配土地得到了奴隶、佃农和小地产所有者的支持，因而被一些人视为古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场起义最终被罗马军队镇压。——正文夹注为译者所加，下同。
1
通过将复古主义者及未来主义者的生平与耶稣进行比较，汤因比在他们之间发现了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共计89项）。其中，在两位斯巴达国王与耶稣的传教生平之间，存在58项独特的相似和可参照之处。
汤因比指出他们三人都有皇室血统。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而阿吉斯和克列奥美尼斯的祖先是赫拉克勒斯，与此同时，基督教社会与阿吉斯和克列奥美尼斯的“新式”斯巴达社会的准入标准都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其成员的个人价值。
特别是以下突出的共有特征，它们取自耶稣的传教生平和菲拉库斯为阿吉斯撰写的传记：
注释
菲拉库斯（Phylarchos）是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史学家，他的著作没有完整流传下来，但被古代作家广泛采信，他为皮洛士、阿吉斯和克列奥美尼斯撰写的传记是普鲁塔克最重要的材料来源。其中他对两位斯巴达国王抱以同情，而波利比乌对他的严厉抨击（见下文）恐怕主要基于国家（波利比乌家族历任阿该亚同盟高官，斯巴达是其国家的主要敌人）和阶级立场（斯巴达革命引发了富人阶层的敌视）。
2
● 菲拉库斯在开始讲述每个人的传记之前引用了一份详细的家谱，就像圣经引用耶稣的世系一样。
● 这两位英雄都是在公开讨论中彻底驳倒对手；耶稣面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而阿吉斯是面对列奥尼达斯。
注释
列奥尼达斯二世（Leonidas II，254-235 BC在位）是阿吉斯四世在位期间的共治国王（斯巴达实行双国王制），也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有趣的是，其子克列奥美尼斯后来走上他的死敌阿吉斯的道路。
3
● 耶稣和阿吉斯都在原则上拒绝诉诸暴力。
● 犹大的背叛导致了耶稣的被捕和模拟审判，在那里他被指控藐视法庭。同样地，阿吉斯被安法雷斯（Amfares）欺骗，后者和他的两个同伙用武力将阿吉斯押解到一场模拟审判中，当阿吉斯嘲笑法官的虚伪时，安法雷斯训斥并威胁他。在这两个案例中，当局的刽子手都害怕执行他们的任务：祭司长的差役不敢逮捕耶稣（John 18.6），而仆人和雇佣兵也不敢杀害阿吉斯（Agis 19.9-10）。
● 在他们的审判期间，耶稣和阿吉斯都有最后的机会挽救自己的生命，前者得到的条件是否认自己的弥赛亚身份，后者则是背叛了他的同伴。然而，两者都坚持他们的原则，导致被立即判处死刑。
● 耶稣在前往刑场的途中，对耶路撒冷的女人们说，“不要为我哭……”（Luke 23.27-28），这让人想起阿吉斯走向绞刑架的路上对悲痛欲绝的仆人所说的话，“请不要为我哭泣”（Plut.Agis 20.1）。
● 与耶稣以及阿吉斯一道，还有两个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被处决：两个小偷在耶稣旁边被钉死，而阿吉斯的母亲和祖母被绞死在他身边。
● 这两篇传记都包含了暴尸的场景。
克列昂布罗托斯被他的岳父列奥尼达斯二世放逐。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于1770年据普鲁塔克《阿吉斯传》创作的油画（引自正文第14页图2，图片替换为彩色）
耶稣与克列奥美尼斯生平之间的对比也揭示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之处：
● 耶稣和克列奥美尼斯蔑视他们社会的最高权威，前者挑战法利赛人，后者挑战埃伏尔，指责他们篡夺权力和违背法律。
注释
克列昂布罗托斯（Kleombrotos）出身斯巴达王室，是阿吉斯的战友，一度驱逐其岳父列奥尼达斯并取而代之，后来列奥尼达斯在保守势力的支持下成功反扑，流放了这位女婿。
埃伏尔（ephor）或译“监察官”，定员5人，是与双国王、元老会议并列的斯巴达三大权力机构，有权对国王的行为进行监督，因此控制或除掉埃伏尔，是任何希望集中权力推行改革的斯巴达国王的首要目标。
4
● 耶稣和克列奥美尼斯的反对者出于对二人的敌意，甚至要求外国势力协助对付他们，从而违反了自己的基本原则：犹太人向罗马人指控了自己的同胞耶稣，让罗马人成为了他们不可侵犯的内部事务的裁决者。阿该亚人请求马其顿人出手对付克列奥美尼斯，从而将他们的领土交予马其顿人统治，这正是他们过去曾努力摆脱的。在两个案例中，这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 二人的大受欢迎使那些想要但却不敢消灭他们的当局感到尴尬，耶稣的例子中是耶路撒冷当局（Matthew 21.46 and 26.3–5 = Mark. 11.18 and 14.1–2 = Luke 22.2），克列奥美尼斯的例子中是埃及当局（Kleom.33 = Pol.5.35）。
● 在他们戏剧性的遇害之前，耶稣和克列奥美尼斯与他们的十二位追随者进行了最后一次晚餐。两人都被钉在十字架上，2他们的遗体均完好无损。在耶稣的情形中，他出乎意料的速死使得士兵不必打断他的腿（与之相反的是两个小偷被打断腿以加速他们的死亡）。在克列奥美尼斯的案例中，一条蛇缠绕在他的头上，使秃鹫不敢啄食他的身体（Plut.Kleom.39）。
● 耶稣和克列奥美尼斯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的场景扭转了人群的态度，导致了二者的神化（apotheosis）。汤因比指出，对这一事件的描述甚至显示了福音书和菲拉库斯（普鲁塔克）之间的文字相似性：“这人真是神的儿子”（Matt. 27.54, Mark.15.39）以及“将克列奥美尼斯视为一位英雄和神的儿子”（Kleom.39.2）。
● 在最终的苦难中，都有一位主角所爱的人站在主人公的母亲身边：耶稣挚爱的门徒约翰在她的煎熬中支持着她。相应地，克列奥美尼斯亲密战友彭透斯的妻子，照顾着他的母亲克拉忒西克莱娅（Kratesikleia）。
● 耶稣和克列奥美尼斯的受难场景以类似的方式结束：“耶稣……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John.19.30）。“最终，彭透斯亲吻了国王的尸体，随后再自裁身亡”（Plut.Kleom.37.7）。
● 耶稣和克列奥美尼斯的尸体都被尖锐的武器刺戳，以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死了。在这个场面中，刺戳引起了意想不到的生命迹象：在被士兵用长矛刺穿之后，血液从耶稣的身体中流出，而彭透斯用剑刺戳则导致了克列奥美尼斯面部肌肉的挛缩。
是否有可能上面列出的所有相似之处仅仅是巧合？汤因比并不这么认为：
“虽然存在巧合的可能，而且必须考虑福音书与某些异教希腊英雄故事之间存在联系的这种解释的可能性，但这种解释不能被推到极端，也不会为我们的问题给出一份完整的解答。3
克列奥美尼斯三世于227-222 BC发行的四德拉克马银币，正面是他本人的肖像，背面是黎明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 Orthia）。Alphabank藏品（引自原书第33页图3）
在菲拉库斯的历史故事与福音书的相似之处背后，汤因比注意到另一个来源，一种神话，它是在希腊化时期通过口头传统形成的，当时希腊和东方文化以及它们各自的传奇故事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相渗透。在这些传奇故事的影响下，通过集体记忆（民间记忆）的渠道，历史人物失去了自己的特征，成为了时间长河中的无名英雄。与此同时，希腊历史的真实事件与当地信仰联系在一起，并融合了各种仪式化元素，导致其完全变异。菲拉库斯与福音书作者似乎都受到这样一个神话的影响，其核心内容是一位为其子民而牺牲自己的神王。4
汤因比认为，阿吉斯和克列奥美尼斯的故事以传奇的形式口耳相传，从拉科尼亚（Lakonia）经埃及——作为两个地区之间的沟通桥梁——播越到加利利。当克列奥美尼斯寄居在菲洛帕特的宫廷中时，他发现那里生活着3000名伯罗奔尼撒人和1000名克里特雇佣兵。克列奥美尼斯曾向菲洛帕特吹嘘说只需眨眼功夫就能让他们追随自己。在斯巴达英雄的悲剧结局之后，这种追随变成崇拜是很自然的。正如普鲁塔克所言，“……那些守护着十字架上克列奥美尼斯尸体的人，看到一条巨蛇盘绕在他的头上，并遮住了他的脸，这样便不会有掠食的猛禽发现他。由于这个原因，国王[菲洛帕特]陷入迷信的恐惧，于是派遣妇女举行各种仪式为他赎罪，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死去的男人好像并非凡人，还得到了众神的青睐。而亚历山德里亚人确实崇拜他，经常来到现场，并将克列奥美尼斯称为一位英雄和神的儿子。”5普鲁塔克补充道这种敬拜停止了，因为“聪明”的人设法以令人信服和貌似科学的方式解释这种现象。但汤因比注意到“……即使托勒密政府确实成功地通过一种镇压和宣传的巧妙结合，扑灭了亚历山德里亚民众中对死去的克列奥美尼斯的最初崇拜，我们可能会猜到死去的斯巴达英雄在伯罗奔尼撒人和克里特佣兵中的仰慕者默默地向他敬以神圣的荣誉，这本该是他们对其在世的付款人菲洛帕特的正式职责。”6
注释
菲洛帕特即托勒密四世（Ptolemy IV Philopate），在他统治时期，因国力衰落，埃及对外政策转为守势。
5
不久之后，托勒密继续扩编并彻底重组他的雇佣兵部队，以便有效地应对安提奥库斯大帝的入侵。托勒密的军队——除其他部队外还包括8000名雇佣兵——在拉菲亚会战中成功击败了入侵者。安提奥库斯被迫从他占领的叙利亚走廊全境撤出。这些地区重回托勒密的统治之下，他在那里部署了新的驻军。这些驻军由雇佣兵（托勒密王朝在埃及以外领土的普遍做法）组成，其中肯定包含219年在埃及的4000名伯罗奔尼撒人和克里特佣兵中的一部分。当时，托勒密解散了这支部队，将他们与新招募的雇佣兵混编建立了一支新军。7
通过这一途径，克列奥美尼斯的传奇——就像与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阿吉斯的传奇一样——被从拉科尼亚经亚历山德里亚带到了叙利亚走廊的城市。显然，试图推翻托勒密的克列奥美尼斯崇拜者转入地下。以他的名义进行的宗教仪式被包裹在一个秘密和神话的面纱中。当然，没有献给他的神庙或雕像。但是，必然有一些克列奥美尼斯的微缩画像，复制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材料上，这些材料秘密地在发起者中流传。汤因比指出，“我们对菲迪亚斯在帕特农神庙中为雅典娜打造的黄金-象牙塑像形制的了解，得益于远离此地出土的、罗马帝国时代制造的粗糙的石制微缩复制品。”8同样，由廉价材料制成的描绘历史或传统场景的粗劣图像9可能在希腊平民之间以秘密宗教的形式传递。平民通过保存对为人民而死的革命者的记忆，对抗少数当权者的压迫。
注释
安提奥库斯大帝即安提奥库斯三世（Antiochus III），塞琉古国王，因其对东方的征服活动而进号“大帝”头衔。
叙利亚走廊（Koile Syria）是包含今日叙利亚南部、黎巴嫩、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在内的一块狭长地带（参见图5），是塞琉古王朝与托勒密王朝的前线，两国因反复争夺这一地区爆发了六次叙利亚战争。
菲迪亚斯（Pheidias）是古希腊著名雕塑家和建筑师，受伯里克利委托创作了帕特农神庙中黄金-象牙材质的雅典娜塑像。
6
汤因比推测的克列奥美尼斯传奇的传播路径（据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Fig. 2.1改绘）
除了雇佣兵之外，克列奥美尼斯传奇的传播似乎也通过另一个非凡的社会群体，即受过教育的奴隶，他们将自己的个人愿望投射到每一个革命人格上。这些奴隶成为“一个高度传导的媒介，介于他们所属的无产者阶层和与他们文化相近的主要少数群体之间”。10通过这一过程，两位斯巴达国王的一些典型故事元素11转入“民间记忆”，并被完整地移植到耶稣的传教生平中。因此，福音书与普鲁塔克（菲拉库斯）传记中许多场景的相似之处可以解释为阿吉斯和克列奥美尼斯事实上是福音书作家依据的范例。
汤因比还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福音书中的一些场景似乎是不协调、无关紧要和脱离背景的，相反的是，将相应场景放在两位斯巴达国王的生平中似乎是完全合理的。例如，耶稣的门徒殴打大祭司的仆人，割掉后者耳朵的场景，官员不愿逮捕耶稣，注意到耶稣的长袍无缝的场景，三位受刑者被钉在十字架上，架上耶稣的遗体完好无损，士兵对耶稣遗体的戳刺的场景……这些似乎都与它们所处的文本无关。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福音书作家觉得有必要在耶稣的故事中加入某些场景，因为这些特殊的场景在他们的读者眼中都被视为“救世主”的故事。“无论这些场景的最初起源是历史还是神话，我们可以猜测，它们被认为是任何英雄的行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英雄被认为是成为完美救世主的候选人。一位作家，当他撰写其著作的目的是将他自己的一些尚未赢得任何普遍承认的英雄作为救世主呈现出来时，他不可避免地需要采用这些传统的场景。因此，无论多么困难，他们必须将这些场景与特定作者所要讲的特定故事拼凑在一起。”12
因此，福音书作家纳入这些“强制性”场景，并尽可能地调整到与他们自己的故事情节和意义相协调：克列奥美尼斯在亚历山德里亚城的流血冲突变成了福音书中耶稣门徒对大祭司仆人的突然袭击。而士兵们不情不愿地逮捕耶稣，必定是因为阿吉斯的卫兵不愿意杀死斯巴达国王。
福音书作者当然不是唯一以已有传奇为基础创作自己故事的人。仔细研究菲拉库斯的作品后发现，他也试图插入一些他认为必要的场景，以便在克列奥美尼斯的传记中融合一些不可或缺的程式化内容，这与福音书作者的尝试有着同样明显的原因。所以克列奥美尼斯被描绘成撕开他长袍（chiton）的接缝以便让双手更加灵活地持剑。根据汤因比的说法，菲拉库斯用这一聪明的技巧在克列奥美尼斯的故事中传达了赫拉克勒斯悲惨结局的场景，英雄正拼命地试图脱掉涅索斯的有毒长袍。典型场景还有克列奥美尼斯和他的同伴穿过亚历山德里亚街道，跛脚的希庇塔斯（Hippitas）骑马跟随他们。根据汤因比的说法，希庇塔斯不是跛子；他的残疾是由菲拉库斯本人“设计”的，以解释他爬上马背，这是他的故事中添加的另一个“强制性”场景，该场景取自一种殉难救世主骑在马背上的东方仪式。相应地，福音书作家描绘殉难救世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他的追随者徒步陪伴他。最后，彭透斯靠在克列奥美尼斯怀抱中的场景反映了一种源自某些古老东方神话的仪式。13
注释
半人马涅索斯（Nessus）因试图为族人复仇而被赫拉克勒斯所杀，死前诓骗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得伊阿尼拉称自己有毒的血液可以保赫拉克勒斯永不变心。后来赫拉克勒斯移情别恋，得伊阿尼拉将赫拉克勒斯的衣袍浸入涅索斯的毒血，赫拉克勒斯穿上后中毒殒命。
7
然而，这个大胆的理论提出了一些非常严肃的论点。其中之一就是汤因比理所当然地认为菲拉库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熟练的讲故事者。汤因比论证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基于这个假设。克列奥美尼斯的死与东方神话的关联，菲拉库斯对赫拉克勒斯有毒长袍的隐喻，骑马的希庇塔斯与东方古老仪式的联系，这些让他假定菲拉库斯没有以历史学家的准确性记录事件而是以小说家的自由“创作”了它们。汤因比完全接受波利比乌对菲拉库斯的严厉批评，以及历史学家巴克斯（Bux）的观点，后者认为菲拉库斯的著作是“艺术的”而非“严肃的历史”；14他毫不犹豫地将普鲁塔克的《阿吉斯传》和《克列奥美尼斯传》视作历史人物传记转变为小说过程的典型例子。15
然而——无视波利比乌和巴克斯的观点——现在学界肯定菲拉库斯是一个可靠的史料来源，即便考虑到他的戏剧性风格和他对阿吉斯和克列奥美尼斯的公开支持，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被视为一位小说家。16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驳斥了汤因比的理论。
除此之外，汤因比在耶稣和两位斯巴达国王之间的许多类比都是虚构的，并且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正如托马斯·阿菲利加（Thomas Africa）所指出的那样，汤因比试图将无关的人和事件联系起来，这使得他走向极端：克列奥美尼斯的同伴与耶稣的门徒同为12人的事实仅仅是巧合，所以史料来源忽略了它。耶稣和克列奥美尼斯被锋利的武器戳刺，但与罗马士兵不同，彭透斯帮助克列奥美尼斯自杀，以避免更痛苦的死亡；耶稣的长袍是无缝的，克列奥美尼斯的却非如此；当耶稣对耶路撒冷妇女说应为她们自己哭泣时，阿吉斯敦促奴隶不要为他哭泣；耶稣的被捕是犹大背叛的结果，而阿吉斯的被捕是因为他的天真和对敌人意图的误判。如果有人是小说家，那不是菲拉库斯而是汤因比；正如阿菲利加一言以蔽之，汤因比关于斯巴达国王的理论“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仿拟（parody）”。17
富有想象力的仿拟抑或巧妙的智力游戏？无论如何，汤因比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仍然是斯巴达改革运动中两位杰出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持续激发丰富想象力和兴趣的一个极端例子，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激烈的辩论。
注释：
汤因比关于文明诞生和衰落的理论，以及其他学者对其的批评，我们都不会在此谈及。由于篇幅关系，本章仅限于汤因比对两位斯巴达国王和耶稣的比较，省略了他对两位斯巴达人与其他“复古主义者”（例如格拉古）或“未来主义者”（例如欧厄诺斯[Euenos]和阿里斯托尼库斯）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
然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而克列奥美尼斯是在自杀之后被钉十字架的。
Toynbee 1939b p.429.
希腊历史上的古老传奇对这一神话的创造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其中之一便是赫拉克勒斯的传奇，它融合了东方传奇的元素，例如通过传说中希腊与提尔之间的隧道旅行。(Toynbee 1939b. p. 465)
Plut. Kleom. 39.1–2.
Toynbee 1939b p. 497–98.
Pol 5.86–87, Toynbee 1939b p. 498.
Toynbee 1939b p. 516.
据汤因比所言，创作素材低劣的质量便是它们未能流传下来的原因(Toynbee 1939b p 517)。
Toynbee 1939b p.504.
显然，上述有抱负的“救世主”——例如格拉古、欧厄诺斯、喀提林和阿里斯托尼库斯等等——的一些独特言辞和生活事件以类似的方式被收入福音书。
Toynbee 1939b p. 527.
根据汤因比的说法，彭透斯是菲拉库斯受色诺芬笔下潘蒂亚（Pantheia；Cyropaedia 4.6.11, 5.1.1–18, 6.1.31–49, 6.4.2–11, and 7.3.2–16）的影响而创造的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这位友人[彭透斯]依靠在英雄[克列奥美尼斯]胸口的场景像极了潘蒂亚与阿布拉达斯（Abradas）之间的浪漫场景，而后者可能是伊什塔尔与塔穆兹（Ishtar and Tammuz）神话的一个变体”(Toynbee 1939b p 525)。
Bux E. Zwei Sozialistiche Novellen bei Plutarch (= Toynbee 1939b p. 459).
Toynbee 1939b p. 459
See p. 32 of this study
Africa 1961 p 58. Oliva赞同阿菲利加对汤因比的批评(1971 p 268 note 3)。
- 全文完 -
参考文献
（合著者编著的书籍在文中用合著者姓氏的首字母组合表示，例如“Roger S. Bagnall & Peter Derow 2004”，简写为“B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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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Scheidel，Ian Morris & Richard P. Seller 2007，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Greco-Roman World，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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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莫里斯 & 巴里·鲍威尔 2014，希腊人：历史、文化与社会（第二版），陈恒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西蒙·普莱斯 2015，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邢颍译，晏绍祥校，北京大学出版社
J. W. 罗伯兹 2014，苏格拉底之城：古典时代的雅典（第二版），陈恒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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