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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C工作坊丨早期南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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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克里斯·斯卡尔&布赖恩·费根主编《Ancient Civilizations(4th Edition)》,Routledge出版社2016年版,为该书第5章。为方便独立成篇,译文对个别衔接性字词略有改易。中译文仅供教研,请勿作商业用途,著作权归于原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关于本文



早期南亚文明

SOUTH ASIA: INDUS AND LATER CIVILIZATIONS



克里斯·斯卡尔(Chris Scarre)&布赖恩·费根(Brian Fagan)

翻译

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图1.原书封面

图2.摩亨佐达罗出土的陶塑人物,巴基斯坦,公元前第三千纪。(DEA/G. NIMATALLAH/ De Agostini/ Getty Images)

地图1.本文提到的考古遗址分布图。

南亚被巨大的地理阻隔所划定(见地图1)。其北面是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从西部的兴都库什山脉延伸超过2000公里,到达东部的阿萨姆邦。穿越山脉的险峻山口通往阿富汗、中亚和西藏,但最容易通行的路线是连接阿富汗西部、伊朗和俾路支(Baluchistan)的西北通道。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环绕印度次大陆,而热带雨林限制向东的交通。有了这样的地理边界,人们可能会认为南亚在文化上是孤立的。事实上,正如本文所示,它在数千年间融合了各种族群和思想,发展出相当多样化的高度复杂社会。


南亚的北部和西北部环绕着连续的山脉。山地以内是开阔的冲击平原,其中印度河平原在西,恒河谷地在东。印度河形成的冲积平原南部毗邻塔尔沙漠(Thar Desert),后者海拔高出冲积平原150米。德干高原,这一次大陆中部的高地上也分布着沙漠,那里曾经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土壤也比今日肥沃。德干高原的北部和东部是恒河谷地,河谷一直延伸到比哈尔邦(Bihar)、孟加拉邦(Bengal)和孟加拉国。这条巨大的冲积走廊越往东降雨量越大,最终让位于延伸至东南亚的茂密热带雨林。德干高原位于中央高地南部地势更高的区域,其整体上西高东低,这意味着大部分河流向东流淌,在孟加拉湾一侧的沿海平原更为宽阔。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南亚在冰河时代结束时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环境变化,喜马拉雅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大约8000 BC,整个次大陆的气候条件与现在大致相同,但当地的环境却大相径庭,因为那时人类还没有砍伐森林和有目的改造自然景观。例如,北方邦(Uttar Pradesh)境内的恒河河谷曾经是沼泽地和茂密的森林,即早期史诗中传奇的“大森林”(Mahavana)。从铜石并用时代开始便有人类在那里定居,但直到公元前第一千纪,铁器时代的农民才砍伐该地区森林,排干沼泽地,从而根本性地改变了景观的特征。


季风,这一印度气候的核心特征在末次冰河时代结束时已经牢固确立。从5月到9月,季风掠过印度洋吹向东北方向,首先给斯里兰卡,然后是印度半岛和次大陆北部带来暴雨。12月至次年3月的第二场季风会带来更多的降雨。南亚的年度周期由季风周期的剧烈季节性决定,季风或是带来滋润万物的降雨,或是在偶尔强度不足时,导致干旱和饥荒。对来自湖泊和海床的化石及沉积物的研究表明,季风的强度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频繁波动,带来了气候较为湿润的时期和偶尔的干旱期。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次大陆西北部形成农业和早期国家时的气候条件确实比今天更加潮湿。然而,季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朋友,次大陆最早的文明——印度河文明的消亡可能就是由于一千年后干旱期开始所造成的。


受到山脉、海洋和热带雨林的阻隔,南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其特点是善于吸收外部的思想。次大陆本身至今始终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以及由背道而驰的两条大河、不同种族起源和语言差异引起的隔离所造成的巨大的地区多样性。直到公元前第一千纪,南亚帝国,例如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帝国才能够施加一些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


一、定居模式的起源与印度河文明的崛起

(2500 BC之前)


第一座南亚村庄出现在次大陆西部,印度河西岸的山区(表1)。印度河发源于西藏南部,在克什米尔地区蜿蜒流淌了1609公里,最后进入半干旱的印度河平原。在那里,深厚的淤泥沉积物提供了柔软、易于耕作的土壤,可以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种植。印度河平原毗邻俾路支和阿富汗东部,形成了一个在环境上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平原和邻近的伊朗高原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地区。像美索不达米亚一样,这是一个气候极端的地区:夏季炎热,冬季有时也很寒冷。海拔较高的山地和印度河平原都位于季风带之外。生活在这个严苛地域的农民从季节性河流和山区溪流中获取水源。

表1.印度河文明和后期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年表

一万二千年前,山地和平原都是石器时代狩猎-采集人群的家园,他们随后继续在这里繁衍了数千年。在公元前第七千纪,其中一些社群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发展为定居的村落。


01

美赫尕尔


位于印度河以西200公里的美赫尕尔(Mehrgarh)遗址在6000 BC之前被定居农民占据。人们种植小麦和大麦,虽然后者尚未完全驯化,他们也驯化了当地的瘤牛。一千年后,当地人住在面积可观的永久性泥砖房屋里。美赫尕尔与西亚和中亚(土库曼尼亚)有文化联系。这个村庄坐落在印度河河谷至伊朗高地之间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贸易路线上。美赫尕尔的墓葬包含铜制器物和来自伊朗的绿松石以及来自遥远的阿拉伯海海岸的贝壳,这些可能是通过出口棉花获得的。房屋的分布揭示了美赫尕尔聚落的集中化组织,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等后期精心布局的印度河聚落在这方面从最早的阶段开始已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预兆。


美赫尕尔农业的起源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一些学者认为农业是从西亚引入该地区的,他们引用小麦的早期种植来支持这种观点。其他人的观点基于当地的瘤牛,这些牛似乎在聚落的使用期内被驯化。棉花等本地作物也被有序种植。困难在于,对南亚早期农业的研究远不如对西亚这一农业起源中心那么充分。揭露完整面貌的遗址和发现较少,也没有充分权衡农业聚落崛起过程中外部和本土元素的贡献。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该地区的其他遗址。巴基斯坦不是南亚唯一的早期农业中心,尽管它的年代似乎仍然是最早的。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农业村落也在克什米尔和恒河流域发展起来,而牧牛成为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主要生业。然而,即便引进了农业,狩猎和采集仍然是许多南亚人继续维持的生活方式,并延续至今。


早期印度河文明

02

(公元前第四千纪晚期至第三千纪早期)


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印度河及其支流塑造的冲积平原上密集地分布着几十个小城镇和村庄,它们通常被称为早期印度河文明,属于印度河文明的最早阶段。每年6至9月期间,印度河洪水泛滥。随着洪水的退去,农民种植小麦和大麦,以洪水带来的淤泥作为天然肥料,然后在第二年春天进行收割。几个世纪以来,印度河流域成为一个被人工改造的环境,一个密布灌溉渠道的迷宫,人类聚落建在洪水水位线以上。随着聚落规模的扩大,很快出现防御的需求。在果德迪吉(Kot Diji)这个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期被使用的聚落,居民被迫堆积巨石以建造防御墙。居民的石头和泥砖房屋集中分布在防御墙内部。果德迪吉至少被两次焚毁,可能是因为意外或事故,尽管更为戏剧性的复原猜测是由于雄心勃勃的当地领导人争夺农业用地、水源所有权和其他资源之间的派系冲突而导致了这种破坏。


印度河,一如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基本上是一条穿越沙漠的河流,没有它携带的洪流和淤泥,该地区的定居条件将非常有限。然而,印度河和尼罗河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印度河水系的流域面积更大,拥有众多的支流和运河。因此,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并不是沿着一条河道而是沿着一系列河道分布。此外,还有一条曾经流经平原东部边缘的河流;这条“消失的”萨拉斯瓦蒂河(Saraswati)在印度河文明的第二个千年已不复存在。因此,印度河流域的城市依赖于两条主要的河流系统及其年度洪泛的支撑。大洪水的冲击得到了像摩亨佐达罗——印度河流域的一座大型城市,人口估计达35000人——等遗址洪积层深度的生动展现。在那里和其他一些遗址可以看到高耸的“城堡”平台,以及在下城区部分地区发现的大量围墙痕迹,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些城市免遭洪水和敌对邻居的袭击。它同样可能是印度河城市新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象征。


随着洪水退去,主要作物小麦和大麦于秋季播种在冲积平原上。它们在某些地区得到了在高地和较干燥的土地上种植夏播作物的补充,后者旨在利用夏季季风降雨:其中包括棉花、芥菜、海枣和豌豆,到了2600 BC,印度河文化区东南边缘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开始种植大米和高粱。摩亨佐达罗等主要城市的维持被认为依赖于生长在互补生态区内的食品运输,包括风干的海鱼。这种情况在印度河城市的后期发生变化,当地种植的作物种类增加,表明早期的专业化和交换系统——特定区域专注于特定作物,然后在整个区域聚落系统内分配——被对当地产品的更多依赖所取代,这被视为区域分配系统的削弱或崩溃。对饲料作物种植的投入表明牛类可能变得更为重要。区域体系允许通过调配受影响较小地区的作物来缓解偶尔的低洪水量和饥荒的影响。它的存在体现于整个印度河流域采用标准的砖块尺寸和衡制及量制,以及原材料和产成品之间的交换。一旦这些区域的一体化机制崩溃,主要的印度河城市大约在2000 BC前后被废弃。关于印度河城市消亡的其他理论将在下文讨论。


几个世纪以来堆积的印度河洪积层导致难以弄清楚印度河文明的形成阶段;令城市诞生的肥沃淤泥也隐藏了对其起源的考古探究。许多早期遗址被覆盖或消失,而在其他一些地方,早期地层深埋在地下水位以下。乍一看,印度河文明似乎在世界甫一形成时便爆发繁盛,而其漫长的国家形成过程仍然神秘莫测。根据一种理论,这一形成过程始于平原边缘的低山丘陵,那里繁荣的村落社区在之前的几千年里得到了发展。这些社区可能已经认识到印度河谷地提供的巨大潜力,并使用上文描述的农业战略稳步扩大整个地区的聚落,到了3000 BC,向东已到达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其回报是巨大的农业生产力,这迅速导致城市的形成。从果德迪吉这样公元前第四千纪中期规模较小的中心开始,发展为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Harappa)这样拥有3到4万居民的大型城市,可能只迈出了一小步。


这些新的组织性活动的领导者可能是酋长、祭司和氏族领袖,他们充当民众和神祗之间的中间人,尽管印度河社会和政府的性质仍然令人沮丧地模糊不清。到2700 BC,大型聚落最成功的领导者主导了城市、城镇和村庄的等级体系。这个假设性的情景与印度河平原上的一些考古现象吻合。稍后我们将讨论印度河政治组织的性质。


03

贸易和交换


早在印度河文明兴起之前,印度河居民的祖先就与北方和西方的邻居不断交流互动。几个世纪以来,河谷地区和边缘山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定期的食物和其他商品交易以及季节性人口流动的推动,这些人群在严寒的冬季驱赶大量牛群从俾路支的夏季高山牧场来到河谷地区。两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同步的,如果轨道略有不同,每个地区都依赖其邻居。


俾路支省的宁多瓦里(Nindowari)遗址的使用时期为2600-2200 BC,等级制聚落群中的最大一个被称为库利文化(Kulli complex),它与河谷地区的成熟期哈拉帕文明同时。印度河流域的产品出现在宁多瓦里,并且有迹象表明,包括该地在内的许多库利社区从事与西部的伊朗和东部的印度河谷地之间的贸易。高地和河谷之间持续的贸易关系可能是这两个地区复杂社会崛起的主要因素。主要商品之一是棉布。作为一种南亚驯化的作物,棉花可能首先被用作牛的饲料,然后人们发现它的白色蓬松花朵可以纺织成布,既可以在炎热气候下供家庭使用,也可以作为出口的耐磨面料。这种布料最早出现在第三千纪的摩亨佐达罗。


在伊朗高原西部,沙赫里索克塔(Shar-i Sokhta)遗址在第四千纪成为重要的贸易和制造业中心,在接下来的千年初,它的面积已超过30英亩。因此,印度河城市的崛起必须被视为印度-伊朗地区在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平行发展之一。


印度河河谷向城市生活的过渡发生在2700 BC之前。考古学家波塞尔(Gregory Possehl)称之为“十足的剧变”。不同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那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已经发展了许多世纪,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印度河城市的形成只用了一两个世纪的时间。城市的增长可能与贸易模式的重大转变同时发生。正如我们已知,苏美尔人在2600 BC之前从伊朗高原获得了许多异域产品和基本原材料。如果他们与印度河流域存在接触,也是通过陆地和间接的。从文献记录来看,他们在与这些贸易网络的交易中遇到了相当大的挫败。2600 BC之后,苏美尔人重组了他们的奢侈品和原材料贸易。他们现在从三个海外国家——迪尔蒙(Dilmun),位于波斯湾上的巴林岛;马甘(Magan),波斯湾之外某处(阿曼或伊朗和巴基斯坦莫克兰海岸);美卢哈(Meluhha),一个更遥远的地方——通过海路获取象牙、油料、家具、黄金和红玉髓等商品。美索不达米亚人用这些商品交易羊毛、布料、皮革、油料和其他异国产品。大多数专家认为美卢哈是印度河河谷地区。


从波斯湾到南亚沿海的海运贸易发展迅速并持续至今。在大约2350 BC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阿卡德王国的萨尔贡国王吹嘘说,各地商船云集他的首都。在拉加什(Lagash)附近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地方甚至还有美卢哈人村落的记录。粘土印章记录的海上贸易并非临时交易,而是由专业商人掌控,这大大增加了苏美尔人的进出口量。据记载,有一艘载有5900千克铜料的商船。其他贸易路线则在陆路上运行,将印度河城市与伊朗的贸易口岸,例如沙赫里索克塔连接起来,后者又向西直达美索不达米亚。有趣的是,这类贸易的发端恰逢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大型城市中心的勃兴。


这些贸易联系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石质印章,以及基什和乌尔等主要城市皇家陵墓中出土的工艺精湛的红玉髓串珠,要么是从印度河流域进口,要么是由在美索不达米亚定居的印度工匠制作。


海运贸易的急剧增长很可能是印度河文明发展的背景,这种贸易是南亚西北部高地和河谷之间数百年共生关系的放大版。随着波斯湾和南亚次大陆之间这些沿海贸易路线的发展,南亚成为被一些考古学家称之为的早期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该体系将东地中海、欧亚草原部分地区以及西亚和南亚以松散和不断变化的经济纽带联系起来。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学者认为海外贸易不如有时声称的那么重要。


二、成熟期的哈拉帕文明

(约2500-2050 BC)


成熟期的哈拉帕文明是印度河文明的第二阶段,在一个面积将近129.5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区发展和繁荣,这一区域比现代巴基斯坦大得多。印度河河谷和萨拉斯瓦蒂河河谷是印度河文明的文化中心,但它们只是一个更大、更多样化文明的一部分,后者的影响和关联延伸到旁遮普和信德的低地,从俾路支的高原到拉贾斯坦的沙漠,从喜马拉雅山麓到孟买附近。俾路支高原和印度河平原之间古老的交流将印度河与更广阔的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与波斯湾的海上联系也是如此。在印度河河谷和南部的古吉拉特邦之间可能也维持着类似的关系。


印度河文明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由二十多个分立的城邦组成,它们沿主要河流的河道分布。与之相反,埃及是一个单一的统一国家。成熟期的哈拉帕政治组织再次与众不同,几座大型城市——信德的摩亨佐达罗,旁遮普的哈拉帕,萨拉斯瓦蒂(Saraswati)的甘瓦里瓦拉(Ganweriwala)以及古吉拉特和索拉什特拉(Saurashtra)的朵拉维拉(Dholavira;或一个规模相近的聚落)——主导着众多中小型聚落。这些是印度河文明的主要区域划分,尽管其背后的政治结构仍然未知。


01

城市与工匠


摩亨佐达罗是迄今发现最大的成熟期哈拉帕城市,占地120公顷,大约是哈拉帕(70公顷)的两倍。根据现代相近规模聚落的人口密度,对这两座城市的人口估计广为接受的数字是4万到8万人。甘瓦里瓦拉和朵拉维拉也是主要的中心城市,还有重要的二级聚落,其中包括卡里班根(Kalibangan)、昌胡达罗(Chanhudaro)和港口城市洛塔(Lothal)。


在每座大城市,建筑者遵循一个不规则的网格状规划,并在数代人的时间内逐步形成。摩亨佐达罗的发掘者之一惠勒(Mortimer Wheeler)将该城和哈拉帕描述为给人一种有着“带有热心的市政规划的中产阶级繁荣”之感(1968年,第78页)。一座巍峨的城堡位于摩亨佐达罗的西端,受到坚固工事的保护(见图3)。它位于高出平原海拔12米处,得到巨大的防洪堤和带有塔楼的围墙的保护。顶部的公共建筑包括一个近27㎡的立柱大厅,也许是统治者公开现身和接见公众的场所。没有壮观的神庙或装饰精美的祭坛。宗教生活的中心是一个由沥青糊缝的砖砌大型卫生浴场,它由水井供水(见图4)。一圈气势宏伟的柱廊环绕着浴池,两端各有一系列台阶。我们无法确定浴场的确切用途,也不能确定在那里开展何种仪式,但沐浴是后来印度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3.摩亨佐达罗的“城堡”。

(Larry Burrows/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mages)

每座城市的统治者都曾经俯瞰至少部分得到规划的复杂街道网络。摩亨佐达罗最宽阔的街道宽9米,与之相交的街道只有其一半的宽度且未铺砌(见图5)。数百个标准化房屋至少包括五种基础设计,毗邻街道和小巷是不设窗的砖砌外立面。可能属于贵族和商人的更宽敞住宅围绕着中央庭院布局,在那里可以接见客人、准备食物、或是作为仆人的工作场所。楼梯和厚厚的地面墙址表明一些房屋架设有一层甚至三层。较大的住宅拥有水井,它们还设有浴室和厕所,可能与精心设计的公共排水系统连通。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都有一组单室住宅或工场,最贫困的人居住在那里,其中许多人大概是体力劳动者,尽管有些学者将这些重新解释为作为宗教修行者的居处,也许预示了后来的佛教僧侣。


哈拉帕最近的发掘表明,它的城市模式与摩亨佐达罗和卡里班根所展现的略有不同。该城并不止包含一座城堡和一片地势较低的城区,而是在一个松散的建筑区域内分布了一组设有围墙的土丘的形式。这与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拥有网格状规划的街道和房屋的单一城镇区域形成鲜明对比。印度西部的朵拉维拉提供了另一种规划模式,这表明在印度河地区的边缘,印度河文明显著的统一性特征可能不再明显。

图4.摩亨佐达罗“城堡”中的大浴场。

(Ursula Gahwiler/ Robert Harding World Imagery/Getty Images)

图5.摩亨佐达罗的一条街道。

(Werner Forman/Universal Images Group/Getty Images)


技术与贸易

02


在印度河城市和其他设墙聚落内有商店和作坊,珠饰工匠、铜匠、棉织工和其他手艺人在此交易。陶工作坊里摆满了饰有动物图案的彩绘陶罐,以及在印度河流域所有聚落都有生产的日用素面轮制陶器。它们包括有水罐、炊具、储物罐和饮器。金属工人在开放式模具中铸造简单的斧子,并加工凿子、小刀、剃刀和其他实用工具。只有极少数专业手工艺者制作更精致的物品,例如小型铜雕。他们先为雕像制作蜡模,然后将其包裹在粘土中,蜡经加热融化后,再将熔融的黄铜或青铜水倒入模具中。


直到今天,失蜡法仍被南亚金属工人使用。印度河城市熟练掌握的技术是几个世纪以前在小村庄中发展起来的,无需变更即可转移到城市环境中。印章是最发达的制造业之一,它由滑石或其他类型的软岩制成(图6)。印章工场储有已经完工的成品样本,它们已在炉中进行了硬化处理,以及用于切割阴文印章的滑石块。印章工人会花费数个小时在微小的正方体上工作,熟练地雕刻出动物形象。考古学家在位于摩亨佐达罗以南的昌胡达罗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珠饰商店,该商店令我们对生产小饰品所需的劳动有所了解。珠饰制造者将准备长约7.6厘米的玛瑙和红玉条,然后将它们研磨和抛光成更短的带孔圆柱体,并串联在项链上。为了体验珠饰制作的过程,考古学家从同一车间里拿起了成熟期哈拉帕文化的石尖钻头和一些粗料,并试图钻穿其中一个珠子坯料。他们花了二十分钟才在珠子的末端钻了一个小坑。以这样的速度,给单个珠子打孔要花24个小时!


一些印度河文明的手工制品依赖于印度河文化区内人口稠密的冲积平原两侧各地的可用原材料。其他更稀少的材料,例如金属或半宝石,则依赖长途贸易获取,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控制。但是,印度河河谷地区人工制品设计和装饰风格的高度一致性证明,这并非是一种强加的文化同一性,而是在广阔的河谷地区大小各异的聚落之间跨社区贸易的极高水平。贸易是如此重要,因此印度河当局制定了标准衡制以加强其贸易垄断。它们的标准重量接近现代盎司的二分之一,甚至在波斯湾沿岸的聚落也发现了印度河文明的石质砝码。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大多数石质砝码都是加工成立方体形状的燧石,并形成不同重量的一组。最小的砝码是在珠宝商店里发现的,大概是为了称量贵重的材料。砝码的重量倍数从1单位到2单位,然后是64单位,接下来是160单位和320单位。后来的南亚社会出于相同的目的使用了一个称为卡萨(karsa)的单位。它的重量相当于32颗鸡母珠的种子,该衡制每年都会略有波动。四卡萨的重量几乎与印度河文明半盎司的基本重量相当。今天,类似的衡制仍在南亚集市中使用。

图6.印度河文明的滑石印章,上面刻有一头羚羊形象,其背上有尚未识读的印度河文字,羚羊身前有一根献祭木柱。尺寸:2.3 × 2.3 cm。

(National Museum of Karachi, Karachi, Pakistan/Bridgeman Images)

在鼎盛时期,印度河文明构成了一个更广阔的经济世界的一部分。定期的篷车商路将高地和河谷连接在一起。他们甚至在阿富汗的重要原材料产地附近维持了一些小型殖民地。还与印度中部和南部有着黄金、铜和红玉髓等广泛的贸易往来。但是,印度洋新兴的海上贸易路线更为重要。紧靠海岸航行的船只将印度河流域与波斯湾相连起来,由此可以获得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物产。沿这些路线航行的船只从未冒险远离海岸,但随着各个文明和社会的衰落,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消退。几个世纪后,同样是这些海上要道以及对公海季风规律的发现将中国、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以及地中海世界带入了一个庞大且不断变化的交通网络。


03

政治和社会结构


印度河文明的政治结构仍然是一个谜。我们不知道印度河河谷是由一系列城市国家统治还是单个国王君临这片数千平方英里的领土国家。印度河文字仍未破译,因此无法重建历史事件或每座城市的政治兴衰。


我们对印度河文明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了解甚少。那些统治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人仍不为所知,因为他们从未在宏伟的宫殿墙壁或豪华的坟墓上纪念自己的事迹,也几乎没有留下画像。一个例外是出自摩亨佐达罗的一尊石灰岩人物雕塑,描绘了一位嘴唇厚实、留着大胡子的男子,他眯着眼打量着世界。他似乎陷入沉思,也许脱离了世俗事务(见图7)。该男子穿着曾经镶嵌有金属片的绣花长袍。关于他身份的唯一线索就是其袒露一只肩膀,这是1500多年后佛陀在世期间受到崇敬的一种姿态。到目前为止,考古学揭示了掌握统治权的人可能是商人、祭司或控制关键资源或大片土地的人。他们似乎过着简朴的生活,其特点是完全缺乏宗教建筑或豪华的公共展示。


我们对印度河文明统治者了解甚少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文字仍未破解。从印章和其他简短的铭文中可以识别出近400种不同的图形符号,但是语言学家甚至并不一致认同其中含有一种语言,更不用说印度河先民的最终身份了。通过计算机辅助的破译技术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该技术将字符确认为语素文字,即表音和表意的混合,就像埃及圣书字一样,也许是达罗毗荼语的早期形式。大部分印度河铭文可追溯到哈拉帕文化成熟期(约2500–2050 BC)。然而,在哈拉帕本身的发掘中,在2800-2600 BC的早期地层中就发现了该文字的例证,它们刻在陶片上。这表明印度河文明使用文字不太可能是受到与美索不达米亚接触的影响,因为这种接触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之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证明。实际上,甚至有学者声称更早的印度河文字实例可以追溯到3500 BC。

图7.摩亨佐达罗发现的一尊蓄须人物的石灰石雕像,也许是一位祭司或统治者。高:19 cm。

这类肖像作品的稀少和微小尺寸暗示了印度河文明政治理念中的非具象性格。

(Robert Harding World Imagery)

一些权威学者认为,这些印章既作为宗教符号,又是销往遥远的苏美尔的一批商品的标签或商标。直到今天,大多数日常书写都使用易腐材料,例如在南亚传统上使用的贝树叶子。将其浸泡、捶打和平整后,它们可以提供一个刻写字符的光滑表面,然后用浸有墨水的布在表面上擦拭,可以使笔画更加清晰可见。现存的印度河铭文的局限性导致很难确定该文字用于记录哪些信息:例如,它是否可与具有重要行政和经济职能的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相媲美,还是被用于更具特定性的用途,比如仪式或身份。


一切都指向一套侧重于农业和贸易的规范和价值观。城市周围依靠灌溉生产出大量的大麦和小麦,但许多远离河谷和河流的村民仍在从事旱作农业。在这个国家可能控制了大量土地并且每个农民将大部分家庭农作物上交当地政府的社会中,棉花和海枣也是重要的农作物。整个农业部门是村社农业的一个放大版,后者最初使得印度河河谷的垦殖化成为可能,现在却支撑起一个等级化的分层社会。


但是,这种重建受到了几位学者的挑战,他们认为印度河城市并未发展为城市国家或一个广域国家中的核心聚落。他们指出,成熟期哈拉帕文化系统的形成是一个相对快速的过程,大约在2600 BC左右发生,伴随着对包括科特迪吉在内的许多早期印度河聚落的严重破坏和焚毁。战争可能是个中原因。但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先前独立城市的军事统一,而是另一种社会形态。首先,没有可以明确识别为神庙或宫殿的建筑物。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都居住着舒适而朴实的中产阶级商人和官员,他们生活在城市狭窄街道上的标准化砖房中。没有精英住宅,也没有纪念性雕塑和豪华墓葬。我们已经看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早期统治者如何理解皇家宣传——以大型建筑物和雕像的形式——的重要性,以支持其地位和将其与社会其他阶层分离开来。埃及王室墓葬和美索不达米亚乌尔的豪华精英墓群进一步表明了社会等级和社会差距。印度河文明没有可资可比的证据,这使学者们质疑它是否真的是一个国家。


印度河墓葬尚未得到足够的调查,但确实为印度河社会提供了重要见解。调查最充分的墓群之一来自哈拉帕,那里包括145座坟墓,位于城内两个主要土丘的脚下。最近对其中40位死者牙齿中的锶同位素(与他们童年的生活环境相关)进行的分析表明,几乎一半的人是在外地长大的,因此必然是该城的移民。这提供了社会流动的可能图景,它构成了最早城市形成的基础,人们从不同的地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社区。


一些人认为,印度河“城市”并不是真正的城市,而是宗教中心,周围地区的人们聚集在这里举行某些仪式。这种观点与许多遗址的街道和房屋证据无法相容。很难质疑它们的城市身份。此外,尽管文字本身并不能说明国家的存在,但是度量衡的标准化,砖块尺寸的标准化以及整个印度河流域物质文化的相似性都表明,存在着将这些聚落联系起来的牢固的共同纽带。确实存在这种可能,即印度河社会在政治上是去中心化的,缺乏其他早期城市社会的国王和统治者。一个或多个印度河政权的统治者也很有可能使用了不同的手段来提升自己的权威,而这些手段并不依赖于纪念性展示或布置精美的陵墓。这场辩论展现了在尚需破译文字证据或缺乏后期历史记录的情况下定义国家形态的困难。这也提醒我们,早期国家并非千篇一律,也没有它们必须遵循的严格定义的蓝图。


宗教信仰

04


像苏美尔人一样,印度河社会生活在一个为保护自己而改造过的环境中,一年一度的洪水意味着来年的生活和食物得以更新。我们可以推测,南亚宗教的起源可能是古老的生育崇拜,它们与苏美尔人的伊南娜女神以及许多其他早期文明中的母亲神祗起着相同的作用。这些崇拜保证生命将继续下去,播种和收获的无尽循环将得到更新。我们对印度河宗教起源的唯一线索来自印度河流域各地出土的微小印章戳记和小陶俑,这些雕像刻画了具有显眼的乳房和性器官的女性神灵。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在印度河先民眼中,她可能是大地和赋予生命的自然的化身。


出自摩亨佐达罗的一枚印章上刻画了一位有着三个头颅的人物,以瑜伽姿势盘坐,并戴着角状头饰。他被老虎、大象、犀牛、水牛和鹿所包围。一些研究者认为印章描绘的可能是湿婆神的前身,他有百兽之主的神格。许多印章都刻画有牛的形象,它可能是湿婆的象征,后者被以多种形式崇拜。如果这些雕像和印章的证据可以取信,那么早期印度河宗教的象征主义与现代印度教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晚近南亚宗教的许多其他元素可能在印度河文明的社会中已经盛行,其中包括在家里使用火坛,用水果和鲜花礼拜,冥想和完善的天文知识。摩亨佐达罗的大浴场体现了水和洗浴的象征意义,这也是后来的印度教仪轨的突出特征。这些相似之处凸显出南亚社会深层次的延续性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文明的早期阶段甚至更古老的过去。


05

崩溃(约2000 BC)


印度河文明在2300 BC左右达到顶峰。三个世纪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逐渐衰落,不久就被废弃。随着长途贸易量——也许金属除外——的急剧下降,城市人口分散到了更广阔区域的较小聚落中(图8)。尽管有很多理论,但这种变化的原因仍然鲜为人知。

图8.尽管对印度河文明的政治结构存在持续的争议,但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等主要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窥古人日常生活的珍贵视角。出土文物包括残碎的陶制游戏板,上面刻画了方格,配套有石质或陶制的筹码或棋子。游戏规则可能类似今天的飞行棋。

(© 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 Ltd / Alamy)

对这场崩溃的最早解释之一是诉诸雅利安人的入侵,正如印度教圣书《梨俱吠陀》的记载,有人声称这是对新来者与土著印度社会之间冲突的记忆。英国考古学家惠勒在摩亨佐达罗地层的上层发现了几具人骨,并推测印度河城市被讲印度-雅利安语的外国侵略者推翻,但他的证据不足以支撑这种解释。何况雅利安人入侵(如果确实发生过)的时间尚不清楚,《梨俱吠陀》在约1000 BC才被书写下来,此时距离摩亨佐达罗被遗弃已过去一千年。


与近东极其重要的贸易的崩溃是造成印度河城市消亡的另一个可能因素。在第二千纪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的往来似乎变得不那么频繁了。


其他理论诉诸环境变化。赖克斯(Robert Raikes)和戴尔斯(George Dales)认为印度河城市的消亡是由构造运动引起的,该运动在印度河源头的世旺地区(Sehwan)筑起了天然水坝。印度河无法流入海洋,而是在该天然大坝后面溢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淹没了摩亨佐达罗和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导致它们被废弃。另一种理论试图寻找导致印度河文明时期聚落的重要焦点的萨拉斯瓦蒂河和德里沙瓦蒂河(Drishadvati)枯竭的原因,这再次是由于构造变化导致的,从喜马拉雅山脉发源的河水逐渐被溪流和河流所分流,转而向东进入恒河平原。然而,第三种环境理论提出,应归咎于气候向总体干旱趋势的变化。上述一些假设比其他假设更为合理: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印度河的“筑坝”,但对萨拉斯瓦蒂河干涸的解释现在被普遍接受,最有说服力的是湖床沉积物的最新证据,它表明夏季季风在2100 BC左右减弱,造成了可能严重破坏印度河农业的干旱。然而,由此造成的破坏是否完全导致整个印度河文明的消亡仍值得商榷。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后印度河文明时代,印度河流域边缘的聚落数量大大增加,尽管其规模小于印度河文明时代的聚落。这可能与去城市化现象相对应,但与信德、焦利斯坦(Cholistan)和俾路支地区聚落数量急剧下降的情况相比,它表明了农业繁荣的持续性。由于后者是印度河文明的腹地,它的失败引发了某种“多米诺效应”,可能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衰落和印度河文字的遗弃等其他方面的变化。因此,自然环境的变化可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是这种影响整个印度河文明地域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社会文化因素。


印度河文明的农民也有可能成为他们自己成功的受害者。由于迅速增长的村庄人口需求更高的农作物产量,似乎发生了复杂的乘数效应,从而给环境带来了严重后果。随着村庄人口的增加,对土地的压力也随之增加。农民砍伐并烧毁了越来越多的河滨森林,并在集水区的草地上放牧越来越多的牛群。牧民群体在农业社区之间的空地上季节性放牧。它们可能充当驮畜,在内部贸易网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片片森林被砍伐,为成长中的村庄和不断扩大的城镇提供建房砖块的薪材。一片片平原被剥夺了自然植被,对保持水土和平原环境造成了严重后果。没有了这些自然控制,夏季不断上升的洪水席卷了平原,吞噬了一切。因此,一些地区的洪水和其他地区的干旱都可能导致了印度河文明的消亡。哈拉帕的墓地再次提供了相关社会进程的快照。移民和密集的定居可能导致传染病的高发,特别是麻风病和结核病。随着有序城市生活的中断,人际暴力的水平也在上升。面对这些挑战,城市人口可能已经迁移到其他地方谋生。


三、乡村化中间期

(2000-600 BC)


印度河文明消亡后,印度河以东的南亚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城市发展。随着高度发达的印度河文明的社会经济体系崩溃,城市生活消失了,在恒河河谷东部再次出现城市文明是许多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同时,在印度河流域内外,许多发达但仍了解甚少的区域农业文化蓬勃发展。公元前第二千纪在南亚历史上是至关重要的时期。到1500 BC,水稻种植在恒河河谷确立了主导地位,为条件不适合小麦和大麦种植的地区开辟了新的农业环境。与此同时,黍类(其中一些品种源于非洲)在古吉拉特地区成为主要作物,它特别适合印度南部较潮湿的地区。这些新作物的可能拓宽了农业种植的范围,从而减轻对环境的依赖,而后者可能正是印度河文明的基础之一。


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蓬勃发展的乡村聚落遍布整个南亚,从西部的印度河平原和山麓到东部的恒河流域,再到南部的德干高原。从历史上看,根据传统,这是一个讲印度-雅利安语的人群扩散到次大陆的时期,这是《吠陀本集》所描述的事件,该书是《梨俱吠陀》中的赞美诗(吠陀经)的汇编。这些赞美诗很多是几个世纪以前创作的,然后世代口头相传。


印度-伊朗语言是起源于欧亚草原的庞大印欧语族的分支之一。印欧语族的发展和传播是语言学和考古学的巨大争议之一。考古学家徒劳地试图将不同的史前文化与印欧语族的出现联系起来,但仍未达成共识。许多争议都集中在欧洲,但是伊朗和南亚也深受这些演变的影响。许多学者主张,在第二千纪期间,讲印欧语的人群遍布伊朗高原并进入南亚。他们与土著居民通婚。这样就诞生了今天在整个南亚使用的印度-雅利安语。但是另一学派认为,印度-雅利安人是在南亚本地发展形成的,并在更早的时期就已存在,因此不存在入侵。他们指出,印度河文明的特征看起来预示了后来的印度文化特征,例如,在印度河印章上刻画的瑜伽姿态人物,似乎采用了印度教主神湿婆的姿势。


无论《梨俱吠陀》背后的史实是什么,考古学都清楚地证明到了公元前第一千纪初期,农业村庄在恒河平原上激增,其建立模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四千纪。铁制工具的使用促进了恒河平原上的水稻种植。到600 BC,之前众多的细碎部落领土合并或联合成16个主要王国或共和国,它们围绕恒河平原的城市中心分布。到550 BC,据了解至少有五座恒河城市拥有大型石头或泥砖砌筑的城防。乌贾因(Ujjain)泥砖砌筑的城防基址宽75米,高14米,延伸超过5公里。到公元前三世纪,有些城市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例如,阿蓝车多罗(Ahicchatra)占地面积近180公顷。摩揭陀国(Magadha)的首都华氏城(Pataliputra)可能更大,最终成为孔雀帝国的首都。

图9.孔雀帝国的疆域。


四、早期历史时代城市

(600-150 BC)


恒河河谷和巴基斯坦北部犍陀罗地区的城市生活标志着南亚文明古典时期的开始。新城市成为经济枢纽和伟大智识及宗教运动的中心。婆罗门教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这是印度教的早期形式,它非常重视仪式和祭祀。婆罗门阶级通过其对神圣传统的传承和祭祀仪式的履行的责任,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行使着宗教权威。但是前六世纪的革命哲学家,例如佛陀和末伽梨·瞿舍罗(Makhali Gosala)提出的反对献祭的激进教义挑战了婆罗门教。佛教及其注重个人精神修为的教义迅速传播,在随后五个世纪中发展为整个次大陆的主流宗教。


同时,外界势力注视着次大陆传说中的财富。尽管留存的证据稀少,波斯国王大流士于516BC入侵印度西北,将印度河谷地区纳入了波斯帝国版图。两个世纪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至印度河流域,并将希腊文化带入该地区。而在东北,恒河流域诸王国的领导人持续纷争自至前六世纪,摩揭陀国开始通过兼并邻国不断坐大。摩揭陀国的伟大统治者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中受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孔雀帝国),该帝国从尼泊尔和西北边境延伸至德干高原(见图9)。他的孙子阿育王(Asoka)于269-232BC在位期间将帝国推至顶峰。他以一种与佛教徒信奉的教义类似的定义明确的道德和伦理准则来统一其种族多元的臣民,他在整个帝国都颁布了铭文。他位于摩揭陀的首都华氏城(巴特那)沿恒河延伸了近14公里。当时,在鹿野苑(Sarnath)和桑吉(Sanchi)建立了佛塔(在坚固的黏土堆外铺砌砖块或石块),在蓝毗尼(Lumbini)和贝鲁(Bairat)建立了寺庙。最近在尼泊尔蓝毗尼进行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一座早期神坛,埋在后来的阿育王寺庙下,这可能与蓝毗尼作为佛陀出生地的早期崇拜有关。


阿育王时代的摩揭陀和其他北部城市通过陆上商路获得了极大的繁荣,这些贸易路线通往西北部的查尔萨达(Charsada)、塔克西拉(Taxila)和其他边境城市。在东部,位于恒河河口的坦姆鲁克港(Tamluk)开启了通往东南亚的全新且不断扩张的海上商路。随着孔雀帝国在185 BC终结。印度洋的季风将南亚海岸与罗马世界联系在一起,后者对南亚市场象牙、香料和精美纺织品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印度南部的古代港口和城市以及远在德干半岛东海岸的贸易站阿里卡曼陀(Arikamedu)都出土了罗马钱币,而西海岸喀拉拉邦(Kerala)的帕塔南(Pattanam)发现了希腊罗马风格的陶罐。斯里兰卡的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成为了一个政治中心和佛教朝圣地,这里也与罗马西部有着重要的贸易联系。


在罗马时代,南亚是一个庞大贸易网络的组成部分,该贸易网络将地中海世界与印度洋的所有地区联系在一起,并间接地连通了东方千里之外的新原材料产地。与南亚的全新交流是东南亚本土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总结


南亚的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化始于公元前第七千纪的西北地区,至少部分基于本地动植物物种。其中许多社区与俾路支高原的村庄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和牧业关系。在第四千纪期间,印度河河谷形成了较大的等级化社区,最终塑造了繁盛于2700-2000 BC的印度河文明。印度河文明以包括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在内的一些大城市为基础,这些城市产生了大量的农业盈余,并成为其腹地的贸易和制造业中心。它们的繁荣来自于对小麦、大麦和棉花的精耕细作,加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海上贸易。我们对印度河文明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的宗教信仰知之甚少,后者可能部分预示了印度教的某些习俗。印度洋文明在2000 BC之后便崩溃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被遗弃,它们的居民流散到乡村社区。随后的几个世纪见证了随着水稻种植的发展,文明重心向东转移到恒河河谷。到600 BC,十六个王国兴起于南亚北部,最终在4世纪合并为孔雀帝国。佛教取代了早前强调礼仪和祭祀的婆罗门教义,成为该帝国的主导宗教。随着对印度洋季风规律的掌握,南亚融入了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这些发展势头得以延续。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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