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译林丨希腊化史料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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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作为丝绸之路实质性起步期的希腊化时代的研究成为国内学界的新热点，历史研究的基础当然是史料，那么希腊化时代的史料有哪些？特点又是什么？国际古典学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总结了哪些经验？鉴于国内希腊化研究尚很不充分，译者不揣寡陋，翻译此文，并补充若干图片，希望能够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些许参考。本文节译自迈克尔·奥斯汀《希腊化世界：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古代史料选译（增订第二版）》（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A selection of ancient sources in translation，Second augmented edition；Cambridge 2006）的“导论”部分，标题为译者自拟，奥斯汀的这本书是国外古典学专业最流行的希腊化史料教材。

译者按

希腊化史料述要

原

著

英国古典学家，圣安德鲁斯大学古代史高级讲师

迈克尔·奥斯汀（M. M. Austin）

译注

微博知名历史博主

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传统意义上的希腊化时期是由两次军事征服划定的：第一个是亚历山大领导下马其顿对波斯迅速而蓄谋已久的入侵（公元前334-323年），第二个是罗马人占领了大部分的希腊化世界，这是一个几乎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但漫长的过程，它始于公元前三世纪晚期，但直到公元前30年亚克兴战役后托勒密王朝覆灭，这一过程才最终完成。在希腊化时期，战争频仍，它在许多方面塑造了该时期的历史。征服和帝国是首要主题：从古代到今天，它们的生命力漫长而多样，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失去意义。

对任何书目的考察都会显示，希腊化研究目前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1当本书的第一版脱稿时【即1981年——译者注】，只有一部英语的希腊化时代概况可用（Tarn and Griffith，1953），但是从那以后，它们成倍增长，并且出现了大量的专门研究。2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曾经在他伟大的《希腊史》（12卷，初版于1846-1856年）序言中写下的如今看起来像是过时的好奇心：“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之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变得局促而堕落——不再对读者有吸引力，或对世界的命运产生影响[……]总体来说，公元前300年至罗马人并吞希腊之间的这一时期本身并不重要，它的价值仅仅在于帮助我们理解之前几个世纪。”格罗特对希腊历史的雅典中心观甚至在他写作该书时便已因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J.G.Droysen）的工作而动摇。德罗伊森是希腊化历史的现代发明者，他先后出版了关于亚历山大的历史（1833），继业者的历史（the Diadochi，1836）和后续统治者截至公元前220年的历史（the Epigoni，1843年）。德罗伊森的影响最初很有限，但是作为单项研究发表的第二版著作更具影响力（1877年），而19世纪末的碑铭学和纸草学研究的蓬勃兴起使希腊化时代进入了学术研究前沿。

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1808-1884）

然而，研究希腊化世界的历史学家仍不得不考虑其定义这一首要问题。“希腊化时期”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发明，而“希腊化”一词是人为创造的，旨在为其提供一个标签。这个词充满了从早期学术中继承的预设，尽管便捷，但继续使用会产生一个独特性的假设，而这不应被视作理所当然。这一问题近来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希腊化时代的同一性已成为大量论辩的主题。3古代希腊作家可能不理解这个困难。对于在公元前2世纪写作的波利比乌来说，世界历史的决定性转折点不是马其顿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尽管他意识到该事件的重要性，而是罗马权力的崛起，在他看来后者赋予了历史一种前所未有的统一性。因此，他选择第140届奥林匹亚赛会，即公元前220-216年作为叙述起点（I.3）：

在此之前，已知世界的历史可以说是由一连串不相干的事件组合而成，其发生的缘由以及结果之不相关联，有如它们散落四处之地点的区隔；但是从这个转折点开始，历史就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非洲的事务与亚洲和希腊的事务相互交织，所有事情都指向同一结局。

观点最接近于认识到希腊化时期独立身份的古代作家改编了“帝国继承”的概念，该概念由希罗多德于公元前五世纪首次应用于古代近东地区。随后它被应用于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当代世界：马其顿帝国继承了波斯帝国，并转而被罗马帝国推翻。这一程式简洁但却是误导人的简单。实际上，没有一个“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死后，它很快就成为一种幻象，因为它分裂成几个对立王朝（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安提柯王朝），其领袖出自参加初始征服的马其顿精英。非马其顿血统的其他君主国也得到发展：在安纳托利亚有比提尼亚、本都、卡帕多西亚和帕加马阿塔利王朝，以及东方遥远的巴克特里亚诸王。主要君主国的中坚力量——构成其职能实体的军官、政府官员、行政管理者、政治和文化人物——并非都是马其顿人，而是来自扩大了的希腊世界各地。在君主制之下或与之并列的是构成希腊化世界基础的其他单位——各种不同的族裔，希腊或本土风格的城市、非国王地位的地方统治者、各种同盟、独立的宗教圣所——谁都可以发挥作用，无论是服从君主制还是在君主制权力的间隙中有独立行动的余地，君主制在实践中的效力很少能像理论上那样绝对。

现有证据的多样性使我们可以关注多种不同的主题。因此，将任何单一的解释性框架强加于此是不合适的，并且它是否能被视为一个单一的世界尚存疑问。在德罗森曾经将“文化融合”视为这一时期主要特征的地方，在他视之为古典世界和基督教到来之间的过渡阶段，今天的历史学家正在构建更加多样化的图景，强调差异性而非同一性，这为学术讨论开启了广阔的场域。4

文献史料5

“不得不承认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是其保存下来的记载不足以说明自身”（A. Momigliano, History and Theory 9，1970，p.141）：希腊化研究的一个基本难题是公元前三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缺乏优秀的文献史料作为指引，直到波利比乌著作开始的年代（与之相反，例如，公元前五世纪有修昔底德，罗马共和国晚期有西塞罗，帝国早期有塔西佗可用）。但是，还存在其他问题。首先，现存的希腊化时代文献史料只是曾经存在过的一小部分。这一时期没有一位历史学家的作品能够完整流传下来。许多作品仅剩下书名为我们所知，还有更多的作品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保存下来的碑铭和纸莎草卷是从更大范围的佚失证据库中随机和可能代表性不足的筛选。因此，希腊时代的历史充满了空白和不确定性。第二，我们对希腊化世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马其顿人征服的世界有着多元的种族和文化，其中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尽管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仍然只是少数。但是那个世界的证据主要来源于希腊语材料。因而它反映了希腊的观点，并且由此仅显示出对非希腊世界的有限兴趣。希腊社会得到了异常清晰的描述；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的文学写作——历史及其他形式——传统远远早于亚历山大。政治机构也发挥了作用；经过公开辩论，希腊城市以公民大会投票产生的决策作为运转的基础。到亚历山大时代，树立铭刻的公共记录已成为一种惯例，这种习惯随着东方希腊式城市的繁衍而传播开来。此外，在新兴君主制中，希腊语往往是行政管理语言，这些国家主要由讲希腊语的统治阶层掌控。

因此，历史学家面对的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的希腊人世界观，这个世界只是部分浸淫了希腊文化，从未完全实现希腊化，这一局限只能部分克服。美索不达米亚的东方史料在近东之前的历史中很丰富，但在希腊化时期相对稀少，尽管它确实为了解塞琉古帝国开辟了不同的视角。然而，主要的例外是犹太人和埃及人。犹太人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它可追溯到希腊化时代之前，并一直延续到该时期；尽管希腊人的影响力很大，但犹太人还是成功地维护了独立的身份。在埃及，书写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地神庙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从托勒密三世时代开始，祭司阶层定期举行宗教会议并通过决议，其中少量以希腊语、圣书字和世俗体埃及文铭刻的文献保存至今。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公布的埃及纸莎草卷文献既有用希腊文书写的，也有用世俗体埃及文的，它们提供了许多关于乡村生活的信息，否则这些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湮没。这是例外情况；在亚洲，很少能听到当地居民的声音。

01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和个性在他的时代及稍晚激发的历史写作，其数量超过了古代任何个人，尽管质量欠奉（参见FGrH 117-53）。6在所有这些文献中，今天仅存四种主要著作，全都写于亚历山大时代之后，所以归根结底依赖于早期作家，无论是否直接援引他们。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 of Sicily；前1世纪）《历史集成》（Library of History）的第十七卷聚焦于亚历山大的统治；除第83章和第84章之间的重要缺失（前330/29-327年）外，其余内容都得到保存。7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公元1世纪？）撰写了一部十卷本亚历山大史，其中前两卷散佚（截至前333年初）。8迪奥多鲁斯和库尔提乌斯作品之间的相似之处表明，他们至少部分基于同一个史源，通常认为来自克利塔库斯（Clitarchus；FGrH 137），后者是亚历山大的同代人，也是颇受认可的作家。喀罗尼亚的普鲁塔克（Plutarch of Chaeronea；公元1世纪下半叶至2世纪初）将亚历山大纳入了他的《对比列传》（Parallel Lives of Greek and Roman statesmen）；他广泛地选取了各种价值不一的史料，其中许多都注明了来源。9尼科美底亚的阿里安（Arrian of Nicomedia；公元二世纪）用七卷篇幅记述了亚历山大的远征，还创作了单独记述印度和尼亚库斯（Nearchus）从印度河到波斯湾海上航行的著作。10正如阿里安指出（第一卷前言），对亚历山大的叙述主要依据两位作家，托勒密王朝的创始人托勒密一世（FGrH 138）和卡山德里亚的阿里斯托布卢斯（Aristobulus of Cassandrea；FGrH 139），他们都是亚历山大的同代人，被阿里安视为可靠的消息来源，尽管可能是出于错误的理由。正如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卢斯的行文，尽管阿里安的行文平淡且具有回护色彩，但他的著作是现存的亚历山大最全面和详尽的信息。与其他史料来源相比，它忽略或歪曲了亚历山大生涯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和情节。实际上，关于亚历山大的大多数核心问题仍然是充满争议和推测性的，将历史人物与传奇角色区分开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任务。作为自身传奇的蓄意创造者，亚历山大本人对此负有部分责任。

亚历山大东征（334-323 BC）

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世界

02

对于整个希腊化时期的历史，只有一个叙事连续的史源得以幸存：查斯丁（Justin；罗马帝国时代人）对庞培乌斯·特鲁古斯（奥古斯都时代人）《腓力史》（Philippic Histories）的摘编，一部情节夸张且平庸的作品，几乎不能用作值得信赖的指南。11除此之外，现存文献中对希腊化历史的报道是非常不均衡的：有些时期和地区是相对详细的，而有些几乎是空白。

在亚历山大身后的最初二十年（截至302年），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第18至20卷的残存篇章提供了政治和军事事件的基本叙述，可以作为一个框架。12在这一时期，狄奥多罗斯被认为——不一定直接或唯一的——依赖一份同时代的记述，即卡地亚的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 of Cardia；FGrH 154），后者曾在马其顿领导人的圈子中活动并因此获得了一手的信息；他的叙述涵盖了从323年到（也许）272年的时期。随后的时期，除了简短的摘录外，狄奥多鲁斯的记载都散佚了。

此时期以及部分稍后的希腊化历史，也被普鲁塔克的几篇传记涵盖，13包括德摩斯梯尼、福基翁、卡地亚的欧迈尼斯、“攻城者”德米特里、皮洛士、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四世和克列奥美尼斯三世、以及阿该亚同盟政治家西库翁的阿拉图斯和菲洛皮门；罗马将军弗拉米尼努斯和保卢斯的传记中也包含一些材料。普鲁塔克为希腊化时期写的希腊人物传记较之前时期要少得多，除了亚历山大、“攻城者”德米特里和皮洛士外，没有希腊化统治者入选。这不是偶然的。普鲁塔克在精神上是个城邦公民，尽管他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但他通过雅典人的眼光回顾了过去的希腊历史：他认为德摩斯提尼的去世标志着自由雅典的终结。他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希腊化国王及其宫廷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感，他偏爱来自希腊本土城邦的政治家（斯巴达国王；阿该亚政治家），后者的活动似乎令他回想起古典城邦的精神。14希腊化统治者的一系列皇家传记本应是无价的，其匮乏留下了很大的空白：人们对作为这一时期主角的诸位国王的性格知之甚少（与现存罗马皇帝的连续传记形成反差）。

狄奥多鲁斯的《历史集成》和普鲁塔克的《对比列传》是大大晚于所记事件的衍生资料。梅加洛波利斯的波利比乌（约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18年之后）的《历史》则完全不同；一如修昔底德亲历了前五世纪，他亲历了希腊化时代（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和二世纪）。15波利比乌在他叙述的许多事件中既是见证人，又是某种程度上的参与者。波利比乌是一位阿该亚政治家，曾于167年作为人质被强制迁移到罗马，并与重要的罗马政治家建立了友谊。波利比乌对他那个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理解，尽管他强烈的个人好恶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他的《历史》主题是罗马崛起为世界霸主。本书涵盖了从220年到145年的详细内容，以及（在前两卷中）对第一次布匿战争（264-241年）的概况和他主要记述起点之前事件的述要。在四十卷的庞大篇幅中，只有第1-5卷完整保存下来（述至216年）。此后，仅保留不同长度的摘录。罗马编年史作家李维（奥古斯都时代人）著作的第21至45卷填补了这一空白（下至167年），尽管他的观点纯粹出于罗马立场，但他在涉及希腊事件的章节大量引用了波利比乌的记载。16

公元五世纪早期的波利比乌著作抄本

（Polyb. 1.20.7–21.4）

出自君士坦丁堡

伦敦大英图书馆（ms. add. 11728）

其他史料仅作简述。斯特拉博（奥古斯都时代人）的《地理志》（Geography）共17卷，其中包含许多关于城市和地区的宝贵描述，以及频繁的历史插叙。17 保萨尼阿斯（公元2世纪人）撰写的十卷本《希腊道里志》（Description of Greece；仅涉及希腊本土）也是如此。18还应述及上文提到的犹太史料，特别是第一和第二《马卡比书》以及约瑟夫斯（公元1世纪人）的《犹太古代史》第12至13卷；19它们从不同于希腊文献的角度提供了关于希腊化世界中犹太人的证据，特别是后者与二世纪日益衰落的塞琉古王朝之间的关系。

碑铭20

希腊世界的特点是所谓的“刻字癖”，即在耐久材料（石头，有时是金属）上铭刻，并将各种涉及公共利益的文本设置为永久性展示。该习俗的起源远远早于亚历山大，并在后古典时期广为传播。这部选集中近一半的文献是希腊碑铭，这说明了随着新的碑铭不断发现，铭文对希腊化世界研究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希腊化世界各地都发现了碑铭，但地区或地点间的分布很不均匀。总体而言，在希腊世界的心脏地带发现的资料最为丰富，尤其是希腊本土、爱琴海和小亚细亚西部，后者是一个资料极为丰赡的地区，21越往东碑铭越稀缺，尽管有时甚至更偏远地区亦有代表性铭文。铭文通常在公共建筑和区域以及圣所中陈列，这些场所支持了它的铭刻和公开展示。因此，驰名希腊世界的主要圣所——德尔斐、提洛岛等——变成了供公共关注而展示的碑铭仓库。在数量巨大而内容各异的文本中，某些类型特别突出：国王致城市或官员的官方信函；22城市、同盟甚至私人协会的法令，它们涉及的主题广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是为表彰统治者、地方行政官或提供服务的个人而通过的嘉奖令；各种条约和同盟；政制规定；有关民事或宗教事务的法律和法规；献给神灵的奉献和贡品；清单和收支信息等等。像所有其他类型的史料一样，铭文当然不会自己开口说话，而是需要阐释。它们通常是公式化的语气，在探寻词句背后的真实意涵上一直存在困难。例如，希腊城市的法令总是给人以全体赞同的印象，这掩盖了社区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既有碑铭证据又有文献证据的地方，它们可以相互印证。但通常情况是，在希腊历史的许多方面，碑铭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可用的信息来源，因此在阐释上困难重重。

罗塞塔三语石碑

铭刻于托勒密五世时期（前196年）

纸莎草卷23

纸莎草卷与铭文有若干差异。铭文旨在公开展示和永久保存；纸莎草卷通常并非如此，而是因被丢弃才得以幸存。此外，尽管在希腊化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发现希腊铭文，但纸莎草卷的证据几乎仅限埃及。纸莎草卷虽然只出产于埃及，但却是希腊化世界中日常使用的标准书写材料，只有埃及提供了适合长期保存大量纸莎草卷的气候条件，后者很难在其他地方复制。因此，托勒密埃及在希腊化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纸莎草卷的保存过程比铭文更具偶然性。在埃及，区域差异很大：部分农村地区资料得以呈现，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尤姆（Fayum），但缺乏人口稠密的三角洲地区（由于它潮湿的环境），也没有首都亚历山大港。历时性上的材料分布也不均匀。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仅有很少的文本幸存下来，因此，托勒密行政当局发展的早期阶段鲜为人知。在托勒密二世时代，相关发现倍增，因此他的统治期得到了特别的重视。但这是偶然性造成的。在他的统治期内，形成了用废弃的纸莎草卷（cartonnage）填充人类或动物木乃伊的习俗。总体上看，纸莎草卷证据的视角狭隘，极少涉及埃及以外的世界。虽然有这些局限，现存纸莎草卷的涵盖内容相当可观。将本书涉及托勒密王朝的章节与涉及塞琉古王朝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为托勒密埃及保存了多少在其他地区几乎消失的信息。除了文学内容以外，通常为了方便起见，将纸莎草卷划分为私人和公共文档，尽管每个类别都涵盖了多种文本，并且类别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总是那么清晰。24与铭文一样，本书的重点是揭示行政层级和政府运作的文本，而政府的职能广泛依赖于书面文件：例如统治者或以统治者名义发布的法规或命令，他们与官员间的通信，后者的请愿和各种各样的记录。应该特别提及属于官员个人的文档集，有时被误称为“档案”。其中两个展现了托勒密埃及在其历史不同阶段的不同面相——芝农（Zenon）的文件，他是托勒密二世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的私人代表，其中包含许多不同类型的文档，揭示了当时权力顶层的活力，以及门克斯（Menches）的文件，他是前2世纪后期法尤姆Kerkeosiris的乡村书吏。

法尤姆出土的纸莎草卷残片

钱币25

铭文和纸莎草卷大多数都只存在一个副本。相比之下，钱币虽然是从手工制作的模具中冲压出来的，但仍属大批量制造。每个砧座可以用来制作同一枚硬币的数千个复制品，尽管砧座（钱币正面）比冲模（钱币背面）更耐用。26因此，钱币的流传率相应更高，现有证据更能代表曾经存在的情形。

钱币的最初传播主要是一种希腊现象，与希腊城邦世界密切相关。在希腊化时代之前，铸币早已有之，但是马其顿的崛起和对波斯帝国的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形势。城邦铸币曾经大行其道，尤其是古典时期的雅典，如今皇家铸币起着主导作用。平衡的转变始于马其顿腓力二世的统治时期，这要归功于他对马其顿金矿的开采和发行标准金币，这一进程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加速发展。他洗劫了波斯的财富，这使他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通过大量铸币厂发行各类金银铜币，并在一个大大扩张的地域内流通，这对未来具有永久性的影响。由于以阿提卡衡制铸造，他的钱币有效地取代了雅典，成为国际货币。此外，虽然之前的马其顿国王已经将他们的名字压印在其发行的钱币上，但亚历山大也进行了创新，在他的名字上增加了皇室头衔，后继国王沿用了这一做法。27在继任者时代，尽管不同王国之间的惯例并不统一，但皇家肖像的引入使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托勒密和塞琉古王朝很早就使用了它，而安提柯王朝后来也加入进来。托勒密王朝在刻画王后方面也先于其他王国。肖像图案在两种相反的趋势之间游移——走向现实主义或理想化。28皇家肖像通常压印在钱币正面，这在古典时代是为神祗保留的，而如今它们则被移到背面，这表明君主制的新地位及其对神与人之间区隔的模糊。

城邦通常无法与皇家铸币竞争，但许多人推测——正如规范铸币的法令所示——它们能够继续铸造自己的货币。在前二世纪，罗马人的青睐使雅典铸币能够通过“新版”的发行再次实现大范围流通。除某些例外，特别是托勒密埃及，一个使用单独衡制的封闭货币区，以及前二世纪的阿塔利王国，货币的流通似乎很少受到限制。但是，安提奥库斯七世授予犹太人铸币权的确暗示着塞琉古统治者至少偶尔限制了这项权利。

雅典“新版”四德拉克马银币

希腊化钱币大多数是希腊式样、文字和主题图案的展示，很少对非希腊世界做出让步，除了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偶尔与希腊文字一同使用印度文字外。甚至非希腊统治者发型的货币也屈服于希腊影响力。因此，钱币的证据使希腊化世界看上去比实际中的希腊化程度更高。总的来说，与后来的罗马钱币不同，希腊钱币上显示的图案和文字并不涉及具体事件，而是承载着永恒的主题和信息。29钱币不仅具有众多的实用功能（例如，方便为国家或向国家支付，以及促进商品交换），通过压印的名讳和独特符号——城市的守护神，国王或王朝创建者的肖像，宣传君主制军事力量或财富的符号等等——证明发行人的身份，这是钱币作为展现权威的一种手段。但是，对钱币承载的特定符号的解读及其在影响舆论方面的有效性仍然是聚讼纷纭的问题。

在前二世纪，主要王国随着罗马势力的扩张而衰落，这在铸币中也得到了反映：对于存续到前一世纪的那些王朝（托勒密和塞琉古人）来说，王室发行的钱币现在已经不那么丰富了，而未能存活至此时的王朝（安提柯和稍后的阿塔利，后者在罗马的支持下，经历了最初的繁荣时期）的钱币自然完全停止。结果，一些城邦铸币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复兴。雅典便是一个例证。尽管可能还涉及实际的经济需求，西亚的许多城市开始以铸币为媒介宣传其自治权。30曾经主导希腊化世界的王国最终都消失了，但这些城市仍然存在，尽管它们现在臣服于罗马统治。

注释

1. 特别参见F. W. Walbank, Scripta ClassicaIs raelica 11(1991/2), 90–113 and Dialogos 3 (1996), 111–19; P. Cartledge in Cartledge etal. (1997),1–15; Shipley (2000),407–21; Erskine (2003).

2. 个人专著：Walbank (1981); Green (1990); Shipley (2000); 涉及该时期的集体著作：the second edition of CAH volumes VII.1 (1984), VIII (1989), and IX (1994); Erskine (2003); 以及一系列涉及主题广泛的著作，例如Bilde et al. (1993); Bulloch et al. (1993); Bilde et al. (1996); Funck (1996); Cartledge et al. (1997); Archibald et al. (2001); Ogden (2002).

3. 见注释1和C. Préaux, CE 40 (1965), 129–39 with Préaux I (1978), 5–9; A. Momigliano, History and Theory 9 (1970), 139–53; Bichler (1983) with E. Will, Gnomon 56 (1984), 777–9; P. Cartledge in Cartledge et al. (1997), 1–15; Ogden (2002), ix–xiv.

4. 关于这一理路的整体问题特别见J. K. Davies in CAH VII.1 2 (1984), 257–320, in Archibald et al. (2001), 11–62 and in Ogden (2002), 1–21; G. Shipley in Bilde et al. (1993), 271–84; F. W. Walbank (n. 1 above); Erskine (2003), 1–15

5.  See the Index of Ancient Sources. 比本文此处更全面的讨论见F. W. Walbank in CAH VII.1 2 (1984), 1–22; Shipley (2000), 1–32 and generally Crawford (1983).

6. See Pearson (1960); E. Badian, The Classical World 65 (1971), 37–42, 46–53; Brunt (1976), Introduction §§10–23; Bosworth (1988), 295–300.

7. Bradford Welles (1963).

8. Yardley (1984); Baynham (1998).

9. Hamilton (1969).

10. 译文版本有de Sélincourt (1971) and Brunt (1976) and (1983);Stadter (1980);Bosworth (1980), (1988a) and (1995).

11.  Yardley (1994).

12. 译文见Geer (1947), (1954) and (1967); Hornblower (1981).

13. 译文版本众多，均收录于洛布文库；Talbert (1988).

14. 关于普鲁塔克的知识背景，参见E. L. Bowie in Finley (1974), 166–209. 对普鲁塔克《对比列传》的研究基本上忽视了他对希腊化时代的处理。

15. 译文版本有Shuckburgh(1889) and Paton(1922–7); see Walbank(1972),(2002), 和他的注解 (1957, 1967, 1979).

16. 译文见de Sélincourt (1972)和（有节略的）Bettenson (1976); 评注见Briscoe (1973) and (1981).

17. 译文见Jones (1917–33).

18. 译文版本有Jones and others (1918–35) 和Levi (1979); see Habicht (1985); Bingen (1996).

19. Marcus (1943)做了翻译与注释; see Schürer I (1972), 43–63; Vidal-Naquet (1977).

20. 以及J. and L. Robert in REG 从1938 到1984陆续整理公布了极具价值的Bulletin ´ epigraphique（亦以附每卷索引的形式分册重印），Ph.Gauthier and others从1988年开始继续这一工作。关于Dittenberger’s OGIS and Syll. 3 中的全部铭文，请检索Gawantka (1977)。

21. 参见Ma (1999), 17–22对研究方法的评述，以及他在AJA 104 (2000), 95–121对该领域新近著作的考察。

22. Bradford Welles (1934) 对出自亚洲的碑铭做了翻译和详细注解，此后又有更多的碑铭发现。

23. See Hunt and Edgar (1932, 1934); Turner (1968); 以新视角对纸莎草卷做的历史解读，见Bagnall (1995).

24. 本书对托勒密纸草卷的遴选受篇幅所限，一部数量更胜的托勒密纸草卷选辑见Bagnall and Derow (2003).

25. See Préaux I (1978), 106–10 and 280–94; Will II (1982), index s.v. ‘monnayages’ (pp. 592f.); J. K. Davies in CAH VII.1 2 (1984), 276–82; Carradice and Price (1988); Mørkholm (1991); Howgego (1995); Meadows and Shipton (2001); G. Reger in Erskine (2003), 347–9.

26. 关于制造钱币的技术问题，见Mørkholm (1991), 12–19; Howgego (1995), 30–3.

27. 对在位君主的挑战通常会导致印有挑战者名讳和皇家头衔的钱币发行。

28. See Stewart (1993); Smith (1988).

29. 关于钱币的诸多功能，见C. J. Howgego, NC 1990, 1–25; Howgego (1995),14–22, 33–8; A. Meadows （下一条注释）。

30. 关于这一现象及对其的阐释，见A. Meadows in Meadows and Shipton (2001), 53–63.

- 全文完 -

参考文献

https://shimo.im/docs/xXKd8YDjRJ3Ggk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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