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丙寅回忆录（十五）：逃难至荆紫关，金榜题名，订婚，河大一年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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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丙寅

李丙寅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93岁

往期回顾：

李丙寅回忆录

逃难至荆紫关，金榜题名，订婚，河大一年级

（下）

15

叁 · 九月开学

九月开学。报到后，理学院、农学院新生被安排在丹江*南面的魏村小学住。医学院新生也在丹江南岸，在魏村小学西边的黄龙寺。女生住在荆紫关东南的新城。所谓新城，是用砖墙围起来的一片地，里面有一所学校，有操场也有住家户。河大就借用这所学校的教室。女生住在一座楼上，其下为教室。其他学院的新生和所有老生以及教职工家属分散居住在荆紫关镇的居民家。荆紫关镇实为一条沿丹江北岸的大街。我们新生开始时，每天要到新城操场集合点名、跑步，解散后回去吃早饭，然后再到新城上课。我们住在丹江南岸的特别辛苦，学校每天早上六点钟叫号兵在江边吹号，我们听到号声，匆匆忙忙起床（实为地铺）、洗脸，小跑似地跑到江边，水大时要等渡船，一船一船地渡过；水小时，江面上有临时搭的木板桥，人走在上面晃晃悠悠的。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成老生了，我们不再上操了。丹江水大时还有带桅杆的大船从下游运货上来。

*注释：

丹江在荆紫关一段为南北流向，此处似记忆有误，魏村小学应在丹江西岸，而非南岸。相应地，下文“北岸”应为东岸。

魏村小学像一座四合院。南屋上房据说是办公室，但又像一座寺院大殿。上房的中间和东间较浅，其后一堵墙，可能是为了遮住后边的神像。西间较深。东西间向院内有窗，不大，室内光线不好。其他房子像教室，光线、通风都好。一律地铺，铺有草苫。墙上贴有号序，新生按报到时发给的号码住进。我报到得早，住进上房西间，同室有李化民（化学系，国立一中毕业，解放后曾在开封化肥厂中学任校长，最后在平顶山化肥厂子弟学校校长职位上离休）,白由勋（化学系，解放后听说改名白鹤，在北京啤酒厂，打电话过去，说已调出，但不知何处）,李永德（数理系，解放后在洛阳师专任教，我去看过他）,张炳斖（数理系，解放后在新乡河师大任教，曾见过几次）），何孝胥(数理系，国立一中毕业，开封解放后参军，随军到昆明，在《云南日报》社政治处工作，河大73周年校庆时他回校会面）共六人。

中间屋有田庆三（数理系）等，东间有刘彦增、任保经（数理系）等。当晚，我们在黑灯瞎火中各自介绍了自己。后来，晚上无事时，大家三三两两偎在铺上闲聊，有的说自己结婚的事，有说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一次，我同张炳斖说记得我在五小的张子佩老师是唐河人，他说就是他们源潭镇上的人。有时，同学还唱戏自娱，最常唱的是李永德。蔡树森也常到我们屋唱戏。我听的多了，也会哼哼几段。晚年唱给妻子综听，也引起她的兴趣，还让我买了磁带放。李永德是当了几年小学老师、积蓄点钱才来上大学，所以他年龄最大，我们就叫他“老大哥”。他又高又瘦，面色苍白，不苟言笑，但和颜悦色，睡一床又窄又薄的小被褥。

化学系同班同学记得还有：

女生：高俊明（最后在河南教育学院工作，已故）,王蕙芬（山东淄博制酸厂）,孙玉仙（解放后改名孙煌，开封博物馆），郑葵生（新疆地矿局实验室）,易福康（三年级时复学，1985年在上海愚园路她家见面，她已退休）。

男生：李化民，白由勋，曾纪铣（后转法律系，解放后改名曾伟，曾任25中副校长，与孙玉仙结婚），何昭明（解放前去台湾，现在美国定居），魏玉台（解放初在开封油脂厂工作，后去武汉，又入川），刘振瀛（镇平人，他对我刘大哥一家很熟悉，我俩常谈起刘大哥家的事，于是同学们误认为我们是亲戚，甚至说他是我表哥。解放初在新乡师院化学系任教，后因高血压被下放到许昌一高，后病故），袁相臣（在开封高中任教，2003年肺癌病故），李世显（西安，空军某部宣传处处长），褚金泉（南阳人，不知在何处，在校时和李世显交往较多），邢逢源（其父解放前为河大图书馆职员，解放后，不知其父在何处，听说其人在东北工作），吕声亮（获嘉人，其弟吕声美亦在河大读书，解放后不知在何处），程慰乔（林县人，据说在湖北黄石工作），陈武成（不知在何处），司锡庚（三年级复学生，解放后改名司亚平，湖南吉首大学教授，上世纪90年代病故。其弟司锡明，河大地理系教授），张晋丰（解放后中山大学教授，已故），段麟祥（唐河人，不知下落），白自由（陕西人，入学不久参加青年军，解放前去台湾）。数理系还记得有：王敏乾（新乡河师大物理教授），蔡树森（改名蔡孟起，在无锡），席时临（解放时参军，曾到云南。后因政治运动中的什么原因，回老家，后在当地沁阳回民学校任教，平反后即离休。他曾来开封看过我），阎钦舜（重庆上桥煤校校长，已退），马德训（遵义师专校长，物理教授，已故），李书智（解放后，河大在大礼堂开党员公开大会时，我在礼堂外见他一面。他说他上学时就是党员）。生物系：王振六（在湖南衡阳呆鹰岭某军医院，后离休在上海，爱人马慧芳原在制造局路上二医附属九院检验科工作），王玉静（女，洛阳四中）。农学院：余明章，张清芬（后，二人为夫妻，不知在何处），鲁延年（解放后改名鲁放，河大校史说，解放前他为河大地下党领导）。医学院：张麟嵩（我妻子的姐夫，苏州解放后时参军，改名张韬，一直在军医院作内科，为师级干部，已故），张缙（妻子的三姐，最后也在184医院离休）。因河北同乡的关系认识的有阎启睿、梁鹤萱、高兰阁，还有一位，参军时对我说他改名为李克，原名倒忘了。经济系：因妻子的同学关系，认识不少，其中朱錡为终生好友，贺易康亦是，还有王淑珍、张根深、孙扶生、宋廷弼等等。其他一时记不起了。

因我父亲是河北省人，我也跟着父亲参加了河大的河北同乡会，参加了在荆紫关河大的河北同乡会的迎新会。教师中有医学院的讲师蔡润溪（他弟弟蔡润珍是学生），并多认识了一些同学包括高年级的，除了曹平衡是农学院的，其余都是医学院的。记得高年级中有彭式辉、张文郁、赵文润。其中彭式辉在抗战胜利后到河南省防疫站（大队）工作时，曾到我家看过我父亲。张文郁直到2005年去世前还与我有联系。曹平衡于抗战胜利后在开封上学时，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国民党逮捕，经我父亲保释，但河大把他除名。他回到老家河北魏县农村。那里是解放区，当地干部认为他被学校开除不是好人，就把他当作坏分子管制起来。后来虽然解除管制，却没有恢复名誉，在家乡当民办教师。改革开放后，河大给他补发了毕业证。当时的河大学生会主席、进步学生张四德，上世纪80年代在开封市体委工作，也给他写了他参加进步活动的证明，但始终未获平反。后来他的孙子考上北京某大学。他说不再想平反的事了。

在上房西边有一间伙房，倒很大，伙夫和一勤杂工住。勤杂工管扫地等院内清洁、门卫、采购柴草、菜蔬等等，因此，我们学生也包他吃饭。伙夫是学校临时雇佣，勤杂工是跟学校从开封出来的。学生是公费，包吃，自己管伙。我们住魏村小学的学生一个伙。每月按人头从学校领钱。伙夫和勤杂工从管伙的学生那里拿钱买东西，吃什么饭、菜，学生说了算。做得不好时，任何学生都可以提意见，甚至训斥伙夫、勤杂工。他们称学生为某某先生，十分尊敬。我们是八人一桌，因无桌子，即八人一组，任意组合，围着一瓦盆菜。通常是白菜豆腐、豆芽豆腐、萝卜豆腐，大约一个月吃一次肉，或卤面。主食为白面馍，不限量。管伙的学生不能让伙食钱超支，也不能节余太多。节余多了，同学会说你抠，不让大家吃好。所以临近月底，就要多花些钱多吃些肉。我也管过伙，是在学期末。放寒假时，我带着伙夫把剩下的盐拿到街上卖了，卖的钱也分给同学。假期人全走了。寒假后，父亲托人在街上给我找了一间房住，我在家吃饭。我就不知魏村小学那边的情况了。

我听说丹江上游不远有一个小的支流，其中间有一块过河石头，为豫、鄂、陕三省交界。站到上面就是脚踏三省，这里也可以说是能听到三省鸡叫。我一个人就去了。那是条小溪，上面有几块石头，可以踏着它们过去。其中有一块大的就是三省交界。我过去后，路就沿着一条山沟向前伸展。山沟也就是一条干涸的河床。我往前走了一段路，发现一处很陡的山坡上有一座寺庙。我爬了上去并进到院子里，看见有两三个尼姑。因见有几个棺材存放在庙廊下，感到恶心，就匆匆离去。

我们在新城教室上课。过去大学的教室不固定为哪一班的。化学系和数理系合班上课的门数最多。微积分是黄屺瞻教授讲授。他的严厉我在七七高中时已领教过。这回，他发现一位同学，还是坐在第一排，眯缝着眼。他大怒，训斥他不该打瞌睡。该生说没有打瞌睡。他问那学生他刚才讲的什么，那学生都说出来了。他又出了一道题，让该生在黑板上演算，该生也做对了。黄教授倒直爽地说：“看来是我错怪你了。”问他名字，他说叫李书智。后来我们知道他的眼睛不好，所以坐在前排，并眯缝着眼看东西。此后，黄教授很欣赏他，每遇难一点的问题，都说：“Mr.李书智，你说一说。”由此也可见黄教授知错必改，不怕丢面子。

张济华老师教物理学。他总是面向黑板，一面写英文，一边小声念着。好在我们有书，英文的，也能看懂。

我们的数理化教科书从一年级开始全是英文的，叫原版。忘记微积分的著者。物理学的著者是达夫（Duff）。普通化学课本是 Deming: General Chemistry。物理化学课本是 Daniel: Physical Chemistry。分析化学是 Noyes: Qualitative Analysis，Talbot: Quantitative Analysis。其他课程的课本：工业化学 Industrial Chemistry，作者忘了。生物化学 Gotner: Biochemistry。有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作者忘了。高等有机化学 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作者忘了。

普通化学是我父亲讲授。他的板书全是英文，讲授则用汉语。其他副科如中国通史、伦理学等，老师板书和讲解则是中文。

当时，图书馆已正常开放。这也是河大的一个特殊好作风：在抗日流亡期间，每迁一地，很快就能上课，图书馆也能开放，学生就能借出教科书。只有迁到宝鸡时没有开放。那时父亲因兼任西北农学院教授，且家住武功西农家属房，故辞去图书馆主任职务。据说，由一姓李的副教授担任。抗战胜利回到开封后，学校又在主任上加任一馆长，记得是张宾生。1948年秋河大迁苏州后，学校又让父亲任图书馆馆长，其下的主任为何鹏育。

河大在荆紫关上课不久，政府发出十万知识青年参军的号召。学校也就在新城召开动员大会。校方先讲了许多优待条件，如抗战胜利后仍回原校继续读书。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毅斋教授的讲话。他上来就说：“国家给这么多优厚的条件，要叫我，我不去，因为我不是为这些条件参军的。我只为一条，那就是爱国，打日本。”不过，当时的场面并不热烈。当时我们的训育员涂光定先生带头报了名，以后是位年轻的体育教员姓张的老师报了名。学生中也有好几位。我们班就有白自由报名，他是陕西人，从西安考取过来的。抗战胜利后，他回河大续学，因我们是理科，少读一年跟不上，故比我们低一届，解放前去台湾。

在荆紫关，学校还请了西南联大的教授冯友兰先生作了一次学术报告，记得题目是“新理学”,讲哲学的。我没多大兴趣。只记得他留着胡子，穿件灰色大褂，站在院子中，讲话中常爱蹾脚。我们听众围绕他站着。我的数理系同学蔡树森倒感兴趣。学校迁宝鸡后，见他拿本冯著的《新理学》看。听我岳父说，冯先生是因母丧回唐河老家后，顺便来这里讲一次学。那时接替王广庆的校长是张宗鲁（名广舆），但未到任。所以，可能是我岳父邀请的。我岳父是文学院院长。他和张广舆、冯友兰及另一人（我忘记姓名）在中州公学读书时关系很好，人称“中州四友”。不管怎么说，河大在任何情况下都重视学术活动。

我家在荆紫关住在一家不临大路的老百姓家，但她家大门内也堆积许多黄沙。每次雨后,主人就把黄沙撒在门前路上，不使泥泞。大街上更是如此。所以，雨后，人行走很方便。这也是当地政府的一种德政吧。这家后院地下埋了几个大粪缸，大便时就蹲在粪缸边，攒满一缸就卖掉。当然，人大便时总怕掉里头。

我家到荆紫关后不久，父亲因货币贬值，生活困难，就让我那该上中学的弟妹到位于几十里外一个叫鸡听河的地方的河南联中上学。那是河南省政府办的，专门收容从沦陷区来的学生，主要是管吃，谈不上学习。学校叫学生到政府指定的地方背粮食回学校，自己推磨成面。学校当局为了自己多占粮食，一放寒假就宣布停伙，让学生回家。那天正下大雪，我弟妹们走到家，鞋全湿透了。给他们换鞋时，因为脚冻肿了，袜子脱不下来，母亲就哭了。

1945年春节时，荆紫关还是一片和平景象，而且非常热闹，有舞龙灯、狮子滚绣球。舞的人光着上身，旁边有人用一铁筒内装火药向他们身上喷火星，以增加体温。我见他们特别愿意走近喷火的人。当然还有高跷、旱船。同时，我还第一次看到“肘阁”和“抬阁”。肘阁就是一个人用胳膊肘举着一个钉子形的木架，上边立着一个小孩，扮着各种形象。抬阁则是多人抬一张大桌子，上面再摞桌子，上下的桌子上有好几个人和小孩扮演种种角色，特别吸引人，类似现代的彩车。

寒假后，父亲托人在街里给我找了一间民房让我住。我不再跑那么远去魏村，且可在家吃饭。这间房是在临街的一个两进院子里的上房，中间堂屋是房主做饭的地方，隔着东边的一间是房主和她大儿子，西边就让我住，一张床、一个桌子、一条凳子，但对我来说完全够了。早上一早起来回家吃饭，然后去新城教室上课、自习。晚饭后回去住，在小油灯下看些书。

肆 · 再逃难：从荆紫关到宝鸡

（1945.3-1945.6）

好景不长，到了三月，就听说日寇向唐河等豫西南打来。河大只好西迁。据2007年春同学马德训说，因家属走得慢，怕日寇沿大路长驱直入追上，故让教职工家属先过丹江到陕西境内赵川住了几天，再到龙驹寨，乘大卡车去西安。而学生经西坪镇出河南境，直奔龙驹寨（现名丹凤）赴西安，后又转宝鸡新校址。

我们经汪店，到赵川，共二日。当时秉信弟三岁，用个绳子绑在我身上，由我背着走。每到目的地解开绳时，就可看到肩上勒的绳子印。到赵川后，用秤称秉信的体重，老秤27斤（老秤一斤28两）。去赵川的路上由我岳父打头站，为大家安排住房。他个子高，走路又快，同时好像由于他有个文学院院长的头衔，所到之处很受尊敬，赵川当地政府除了给全体安排食宿外，给他安排的住房最好。他家住在个炮楼样的建筑，四面围起的一座楼房，三层（？）楼高。第一层只有一个供出入的小门，对外没有窗户。我没进去过，听综说里面有院子。我家住在一个卖豆腐的人家，草房，但很干净。每天早上可以买他的豆浆或豆腐脑喝。在赵川又遇见阴雨天气，我又没有书读，心里烦闷，我就对综说，想一人离开那里先去西安，并想转考工学院校。她给我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短信，大意是，她不阻拦我的前程，但她不会止住她的思念。此信令我怀念终身，至今想起不禁唏嘘潸然。不久，我们这些难民就奉命赴龙驹寨。

从赵川出发时，由当地政府给派挑夫。到了那天的宿营地，忘记叫什么地方，这些挑夫就回去了，以后大概就是这样一站一站地换挑夫。有一天，很晚才到一个地方，好像是个庙院，不见人，也没吃饭就睡下了。夜里听见山风呼呼响。第二天傍晚就到一个大村庄，好像是叫竹林关。未进村，就有不少村民们在村外路边看我们，我们也看他们。他们穿得虽不算好，但也没有破破烂烂，也干净。突然，我们的人群中有人喊“快看小脚！”果然，大家看见路边有几个缠着小脚的女孩，都不超过十岁，就议论道：真是穷乡僻壤，已经民国三十多年啦，还有缠足的。

当晚大家住进一个相当大的小学。我留意看综，最后看见她走得很慢，还是刘干娘搀着她。我上前一问，才知她昨夜起来受了风寒。不料到了第二天早上，她已高烧不能行动。她家只好雇了两个人，用草绳绑了一副担架，让她躺在上面。我主动跟着走，照护她。我提了一个洋铁壶，里面盛开水，壶口放个碗，一路上不断喂她水喝，以求降温。抬担架的人走得很快,亏得我年轻也走得快。而且途中她因高烧处于昏迷状态，有时忽然坐起来造成担架不稳，自身也不稳。此时，我就立即上前扶着她，把她放平。所以，这一天不仅劳累，而且精神紧张。途经一条大河，两岸有专门背人淌过河的人。他们每人手持一短木棍，放在背后，让人跪在木棍上，不能像平时人背人那样，被背的人分开双腿跨在背者的双胯。据说那样对被背的人有亵渎之意，尤其是对妇女。好像第二天上午就到了龙驹寨，一到那里就听说综的大哥跟他单位从河南撤退到那儿，我岳父就让我去找。记得我到他住室，他一听说综病了，立即跟我到岳父家住的地方，然后找到他在河南省防疫站工作的医学院毕业的同学李公恕。李大夫马上跟他去看了综的病。李说是重感冒，也有点像脑膜炎。因发现她颈部强直（后来我们想到是因为她一直躺在担架上颈部未活动所致）。李公恕医生当即回他单位拿了药，其中最好的药就是早发夕安（即最早的磺胺类药，当时为最新的，还是进口的）。综服药后，当晚就不大烧了，也清醒了，也能吃点饭了。过了一天，我家和别的几家先乘大卡车去西安，我想留下看护综，我父母倒同意，我岳父不赞成。不料此时，一向惧怕我岳父的我岳母却说：“叫丙寅留这儿吧!”这时我看见综也笑了。后来综多次说，这一次是我救了她。

我留下的几天，住在河大包下的一个戏院似的大厅，睡大通铺，叫河大接待站。去西安的人由接待站安排卡车，由学校出钱。一时走不了的，每天发生活费，可能两三毛钱，个人自己买着吃。我吃最省的，记得最贵的是八分钱一碗的馄饨加五分钱的锅盔，馄饨没馅。岳父家住的是临时借的民房，只有两小间，家口多，我不便整日在那儿。但也无心逛街，常常呆在大通铺上，倒还发现别人看的几本闲书，我就拿来消遣。

伍 · 西安小住

综的病好以后，我就随她家乘大卡车赴西安。父亲已托人捎信给我，让我到西安我大表兄家去，我全家都在那里，不要先去宝鸡。车到西安后，我就和岳父一家分手，按地址找到大表兄家。其实这是他岳父家，就是我大表嫂家。这是一个两三进院的宅子，还租出几间给一家。我内向，一直未同她家的人说过话，除了见过她两位兄弟媳妇给我们铺过一次床，和见过她们擀饺子皮（先擀成一个大片，然后用玻璃杯口压出一个个圆的饺子皮，剩下的边，再合成面团）外，也未注意到任何人。母亲说，这家的规矩很大，像老辈子的大家，如给长辈铺床叠被，吃饭时媳妇在一边伺候，不能同桌吃。事实也是。我们一家在一个厅里吃饭，我大表兄同我们一起吃，我表嫂就在一边站着，看谁吃完饭，就上前去添饭。大表嫂长得细白，说话细声细气的，真是大家闺秀，还是高中毕业生。大表兄是我三姑的儿子，我父亲一直供养他到大学毕业。他在田粮赋税处当技正。

一天，我父亲的中学同学、好友童冠贤来家会见，他走后，大表兄听说来人是陕甘监察署使，就让我父亲求童去当县长。我父亲拒绝说他好好的技正不做，当什么县长？不要当官，不要从政。我还见过我父亲小学时的同学姬殿川，是某某银行的行长。有一天，同院一家的一位年轻妇女从外面急急忙忙跑回来，后边跟着一个美国军人哇啦哇啦地说着，都听不懂。她们赶快把我父亲找去，我父亲说了几句英语，那人就走了。听我父亲说，那美国人在街上看见她长得漂亮，就追踪她到这儿。父亲对他说，她是良家妇女，有夫之妇，他就走了。那时，西安有飞机场，有美国空军驻扎。美国官兵喜欢找女人。西安有个大妓女院，叫开元坊，但还不能满足他们，他们就上街胡来。

我在西安的一大收获是学会了骑自行车。大表兄有辆破自行车，无铃无闸，他也不用，我就用来学骑车。附近有个莲湖公园，公园里有个干涸的池塘，池塘底很平坦，我就在那儿学骑车。没人教，我认为只要会上会下就成了。于是我就只练上下，也不怕摔，一会儿就行了。我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觉得会啦，就骑上冲出公园就上大街，一上大街就撞到一辆汽马车*的后部。我想还是去背街（小街）吧。一进街口就骑上，骑没多远就看见几个人站在那儿，我没看清是干啥的，街又窄，怕过不去，骑得快，车又没闸，我就喊：“招招！”（意思是，看看我过来啦，让让路)。他们看我一眼，也不让路。车没闸，我只好赶快下车。就这样，由于车的惯性，还冲上去撞着一个人。那个人用平和的语气对我说：“你看危险不危险，我正给人剃着头呢。你碰着我，我把人家的头剃破了怎么办？”我连连说了许多“对不起”,他们不再说什么，我就又骑上跑了。有此经历，我就小心地骑，但决不放松练骑车。

*注释：

汽马车：在木轮马车的轮子外裹上橡胶，如同汽车车轮，故称这种马车为汽马车。

在西安，我按和五小同学阎殿阁通信的地址找到了他，得知他患癫痫病，即同他找医学院张静吾院长为他看病。张院长当时还带几位实习医生，他让他们比较地看我俩的眼睛，说阎的眼睛就是患癫痫的症状，说我的眼睛clear，没有病。他说，目前没有药可治。我俩失望地走了，过了没一年，阎就去世。

在街上一次遇见七七高中的训育员，河大文史系助教孙芳藻先生。他很热情地请我看戏，指着他衣裳上挂的一个徽章说，他是某报社的记者，看戏不要票。我跟他到一个戏院，果然没问他要票。那时听说新闻记者是无冕皇帝，各部门机关都不敢惹。文革后，听说孙芳藻先生解放前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上海名校向明（向阳？）中学校长，政治运动中受迫害，文革后平反。

不久，我父亲接受地处武功的西北农学院农化系兼任教授的聘书，并全家迁往该校，住进一座西式平房。起初全家吃食堂，我们一家一桌，荤素菜都有，其中有一盘甜食，是把几个桃子削去皮，挖掉中间的核，填进豆沙馅，蒸熟，上面再浇上甜的粉芡汁，当然好吃。西农未经过战乱，自己又有农场、园艺场，水果、蔬菜来自这两场，丰富又便宜，生活很好。我的小学同学周家福1945年夏考取了河大农学院和西农，他说西农吃得好，就报到西农。西农的农化系主任虞宏正教授是我父亲北大的同学，我们在潭头时，他就来信要我父亲去那里。父亲不愿离开河大。我们到西安后，他又邀请，且可兼任，父亲就答应了。这样，父亲把家安在西农，每周在西农上几天课，去宝鸡河大上几天课，没时间再兼河大图书馆主任。于是，他在西安时就辞去河大图书馆主任一职。此时河大尚未迁至宝鸡，至于河大图书馆的图书，在河大从荆紫关往西安搬迁时，已随校部迁至西安并安放在河南会馆。他从西农到宝鸡上课时，晚上就和化学系助教赵镳住在一起。

未完待续

我们

蓝色木Lyceum

期望与诸位作知识与美的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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