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译林 | 圣经与史实：铁器时代的以色列（上）

这个寒冷的季节因你的关注而变得温暖

本文选自马里奥·利维拉尼（Mario Liverani）The Ancient Near East：History, Society and Economy（Routledge 2014）一书第23章“Israel”，标题为译者所拟，因原文篇幅较长，故分两期连载。译文仅供教研，请勿用于商业目的，著作权归原作者和出版单位所有。

马里奥·利维拉尼（1939—  ），意大利著名史学家，罗马第一大学古代近东史教授，著述等身。除本书外，近年出版的英文专著还有Assyria: The Imperial Mission（2017），Imagining Babylon: The Modern Story of an Ancient City（2016），Israel's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Israel（2014）等。

文中专名的翻译，如无特别说明，均采用中文和合本圣经的译法，以方便读者检索圣经中的对应章节。此外，本文涉及的年代均为公元前（B.C.），故译文在年代和年份前不再赘加“公元前”字样。

圣经与史实：铁器时代的以色列

（上）

著

马里奥·利维拉尼

译

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以色列的起源问题

在古代近东诸民族中，以色列的情况很特别。它的史学证据在基督教和犹太传统中都有保存。因此，涉及以色列的考古学和碑铭学发现并未揭露一些被遗忘的全新历史材料。它们仅提供了进一步的澄清，可与旧约中的证词做个别的对照。此外，迄今为止考古学和碑铭学对重建以色列历史的贡献相对较小。与亚述、赫梯、埃及或苏美尔历史相比，情况尤其如此。如果没有旧约，那么对古代巴勒斯坦1的历史重建将非常困难，它的历史对我们而言将是模糊而疑惑的。

以色列某些历史记忆的幸运留存显然是由于它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中的重要性。但是，这一因素在重要史源的关键使用中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持续影响着以色列历史的重建，并在今天继续妨碍使用公正和批判性的方法。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对于这些宗教的信众来说，这个资料库记录了一个“真相”，一个由上帝通过其许多人类代理人所揭示的“真相”。该观点使这些信众拒绝质疑旧约等经典的历史价值。几个世纪以来，史学研究一直无法克服以色列历史记忆被赋予的“真相”性质。这种解释继续流行于更为保守的犹太团体，或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中，由此甚至间接影响了最世俗的学者。

特别是对考古和非圣经证据与圣经记载可以联系起来时，对其的分析经常被试图当作一种相当武断的“证实”，或相反，即“矛盾”。“真相”叙述与“真实”考古证据之间的矛盾通常会造成一个历史僵局。事实上，圣经的记载是对所描述事件的后期（往往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后）历史阐释。此外，它们不仅依赖间接和不确定的证据，而且还受特定目的的驱使，通常是其书写时代的一种表达。

因此，有必要在圣经的创作阶段对它的来源进行情境化，以揭示其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导致其诞生的问题。这些后期的史学重建确实有可能保留某些文献证据或可靠记忆的痕迹。然而，即使从原始事实中剔除了所有后期的政治和宗教阐释，也很难确定这一点。相反，非圣经材料使用起来更为直接，因为它与相关事件存在共时性关系，并且通常以更简单、更清晰的动机为指导。

在处理以色列起源问题时，这些困难变得更加棘手。一方面，涉及该问题的圣经记载成书的时代比它们试图重建的时代要晚得多。另一方面，非圣经史源的帮助有限，数量匮乏。此外，就圣经的记载而言，以色列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引起最大利益偏见（从民族认同到政治宣传以及宗教解释）的话题，由此进一步掩盖了历史证据的若干痕迹。

概括说来，以色列历史开启时巴勒斯坦的历史和考古背景可以总结如下。从16世纪中叶到12世纪初，埃及统治着黎凡特。埃及政权崩溃后，当地居民经历了一个不受外国统治和大量出口资源的阶段。非利士人（Philistines）定居在埃及人留下的部分领土上，试图控制海岸和山谷中的迦南城市（耶斯列[Jezreel]和中约旦）。但是，山地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外。在约旦河西岸和半干旱的外约旦高原的崎岖和多山地带，典型的铁器时代进程开始发生。后者涉及砍伐大量森林，开垦梯田，在干谷中开挖运河，修建水井和蓄水池，以及设防城市和村落的扩散。这种在黎凡特出现的“新”人群特征被定义为“原始以色列人”。他们是尚未被定义为以色列人的部落和游牧群体。如上所述，王宫的危机2导致转向部落难民群体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这方面，可以在这些难民的名字（habiru或'br /'pr）与希伯来人的名字（'br）之间推导出词源学联系。后者可能被迦南城市居民不带任何特定地缘政治立场地视为难民。

在区域范围内，很难将考古证实的聚落微观系统与圣经记载的部落和政治实体相匹配。作为青铜时代晚期的遗产，我们拥有幸存的“迦南”城市。在青铜时代结束时，并不是所有的宫殿都被摧毁，或者至少不是同时被摧毁。尽管如此，这些行政结构的逐步衰颓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新现象，我们发现了新近的垦殖地、新的村落和山间城塞。这些都是牧民群体定居化的结果。除了非利士五城（Philistine Pentapolis）3的明显例外，该体系基于一种综合平衡，没有一个领先的霸权势力。如果人们接受后来圣经的记载，那么部落之间可能有几种与青铜时代中期记录的类似联系。此外，同样有可能的是若干部落与城市订立了一些协议，以建立农业、婚姻和贸易往来。最后，居住在中部高地的部落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早熟的民族认同感以抵抗其他大国，特别是来自西方（非利士人）和东方的（亚扪人[Ammonites]）。

塑造“以色列”民族政治实体的形成（前君主制）期成为其自身的历史传统，是为所有后期事件和问题提供辩护的基要叙事阶段。随着时间的流逝，族谱结构被发展为部落间关系的“宪章”。在其最终表述中，单一的家谱树将以色列民族身份的同名族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与因之得名的每个部落（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因之得名的所有氏族和村落以及每个家户的家长整合起来。在这一点上，每个单独的家谱都被取代。这些家谱被纳入释因论故事（aetiological stories）中，旨在解释某些仪式、边界和制度存在的原因。但是，这些故事需要在其编制（因情况而异）时期、而不是在其指涉的时期重新定位。

关于这些文本的撰写时期，一些具体事件进一步助长了以色列真实起源的变形。首先是后来的巴比伦之囚4和返回以色列。为了证明他们返回家园的正当性，并支持对留在黎凡特团体的领土要求，以色列群体最初从外部移民的基要叙事获得额外的支持。在这个故事中，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流浪的古代族长获得了上帝的许可，成为在整个土地上定居的庞大人群。然后，是埃及的第一个流亡者，出逃（或返回）黎凡特（约13世纪），这是七世纪史实中的流放和返回的镜像。

约书亚（Joshua）的征服得到了诸如攻克耶利哥（当时已经被废弃了数个世纪）之类的释因论叙事的佐证，由此被用来为巴比伦之囚的幸存者的行动辩护。后者在回归后就占有了土地。那时，迦南人早已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但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居民，因为上帝许可让他们招致灭绝。因此，他们被认为是“撒玛利亚人”和其他群体的前身。巴比伦之囚的幸存者将它们视为异族，后者非法地定居在这片土地。因此，流放和再征服以色列的故事，包括以色列民族的外来血统及其与当地居民的关系问题，是针对七世纪的形势而创作的。所以它与十二世纪前后的事件毫无瓜葛。

由于围绕着支持和反对君主制的争论，另一个明显可考证年代的要素是《士师记》（Judges）创作的时间。那是一个“以色列没有国王，每个人都自行其是”的时期。士师是非世袭的部落首领。他们的统治应该发生在约书亚摧毁迦南君主制时期与扫罗（Saul）和大卫（David）的以色列君主制形成之间。在那些认为缺少国王是软弱和政治混乱之时期的人与将这一时期视为自由、平等以及低度的财政和行政压迫之理想缩影的人之间，《士师记》的时代成为了若干辩论的焦点。

这组圣经史源也受到了后流放阶段形势的影响。当时没有国王，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返回故土以重建国家，或寄希望于巩固新型政府。然而，在12和11世纪，不存在一个如同名篇章中所述真正的“士师时代”。在黎凡特，国王们继续统治着残余的古代迦南城邦。这些城市被部落群体视为敌人。但是，后者无法取代它们。《士师记》中的某些叙述纯属神话，旨在传达伦理和宗教价值，而非史实。当然，对该时期的一些真实记忆，甚至古代诗歌的某些段落，都可能保存在这些史源中。

第三组时代错置涉及从后来阶段——先是前流放阶段，随后是后流放阶段——的宗教特征回溯以色列的起源。摩西被视为是作为启示宗教的耶和华信仰的奠基人，因此在以色列人重返黎凡特之前，它已经发展完善。不仅以色列民族踏入应许之地时已经完善地组织成由共同领导人统治的部落间社会政治联盟，他们也已如此完善地形成一个耶和华虔信者的一神论宗教团体，它是以色列人的民族和专属神灵。实际上，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希西家（Hezekiah）和约西亚（Josiah；七世纪）的宗教改革中，特别是在流放和后流放社群中，经历了根本性的演进。对于后流放时期的社群，宗教信仰构成了坚实政治组织消失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因子。

将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之间达成的“约”（bērīt）和民族宗教共同体的基础，系于摩西和约书亚时期，完全是捏造的和时代错置的。晚出的法律文本可能保留了一些古老的传统，例如提及围绕债务奴隶的社会辩论。但是，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之间的“约”更像是亚述国王与他的臣民之间钤印的“协议”，而非青铜时代晚期各大国和小国诸王之间的条约。即便如此，对那些能够可靠地系于12世纪的要素的鉴定仍十分艰巨。这是由于我们主要史源的性质，它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修改和改编的过程，大部分内容自7世纪开始都是年代可考的。

表1.巴勒斯坦与南叙利亚，约1000-700年

统一的国家

以色列史学将《士师记》的时代视为巩固新的族裔和政治实体（部落联盟）的初始阶段。后者的发展地域主要在约旦河西岸高地，小部分在外约旦高原。这个新实体与尚存的迦南和其他新兴城市国家的冲突被重新解释为“压迫”阶段，意在惩罚其人民的罪恶，或“解放”阶段，这是上帝宽宥的结果。同样，在整合过程中，出现了个人或团体政府的短暂兴起，非官僚制决策程序的实践（占卜和抽签选举），最后逐渐形成了新型君主制国家。后者的特点是最早的尝试（通过耶弗他[Jephthah]，基甸[Gideon]和亚比米勒[Abimelech]）使这个新实体的部落元素适应中央集权的政府形态。同时，由于类似的过程，外约旦高原也见证了其他“民族”实体的崛起：中约旦东部的亚扪人；死海东岸的摩押人（Moabites）；以及更靠南的以东人（Edomites）。除这些人群外，还有一些使用骆驼的部落（米甸人[Midianites]，亚玛力人[Amalekites]），这些部落的生业采用了铁器时代典型的新式“完全”游牧化模式，并且能够通过野蛮的袭击深入约旦河西岸。

撒母耳（Samuel）和扫罗（约1000年）这样的人物体现了从相对灵活的士师时期——以强大的部落传统为特征——到单一君主制的过渡，后者带有某些昔日宫殿体系重生的意味。扫罗的加冕在时机（即战争）和形式（即对一位“先知”的神允以及嗣后人民的拥护）上反映了士师的任命。但是，他的权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并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含义。部落联盟是由血缘和宗教联系以及对残余城市国家的仇恨联系在一起的。当它开始融合部落组织与城市组织时，它基本上失去了作为定居政体之敌的合法性，事实上成为了该秩序的代表。因此，权威必须变得更加一致和复杂。在先知/士师撒母耳与人民之间就建立君主制的利弊进行讨论时，后流放时代史学理想化了该问题。撒母耳回忆起联盟崛起时来自迦南诸王的压迫和虐待。但是，人民提议一种新的王权制度，将国王设想为人民的法官，人民的战争领袖，以及他们政治独立的象征。

根据圣经记载，扫罗统治着基比亚（Gibeah；一座山间城市）的小宫廷。他得到了一个军事小集团的支持（他的儿子约拿单，堂兄押尼珥[Abner]和大卫，后者是他的扈从）。扫罗成功地击败了东方的亚玛力人和亚扪人、西方的非利士人，统一了各部落。非利士人对这种统一的忧惧甚于对扫罗的军事成就，他们组织了一次反攻，高潮发生在基利波战役（battle of Gilboa）。扫罗兵败自杀，非利士人成为了后者王国的主宰。

但是，这一征服并没有逆转该地区之前的政治组织程度。北方部落（以色列）承认扫罗的儿子以实巴力（Ish-Baal）为国王，而南部（犹大）则在非利士人的让步下成为大卫王国的中心，非利士人认为这样的分治是有利的。但是，以实巴力死后，部落长老们鼓动大卫出任整个以色列的国王，并在希伯仑（Hebron）为他加冕。然而，非利士人的回应来得太迟，也未能得逞。大卫设法将非利士人驱逐到海岸地区，建立了对大多数以色列人居住的山区的控制。这是圣经的记载。事实上，即便扫罗王国曾真正存在，也局限在以法莲（Ephraim）和便雅悯（Benjamin）部落的方寸之地。

圣经还声称，在制度层面，以色列在大卫统治期间（1000-960年）开始了其最初的决定性步骤。王国的核心不再是部落联盟，而是各要素通过对单一统治者的接近和服从成为一个体系的组成部分。总体而言，这一举动表明向一种更具领土特征的国家回归，但有两个主要区别。首先，就规模而言，大卫王国包含了巴勒斯坦先前分裂为城市国家的部分。其次，部落的民族身份得以保留，从而使占统治地位的要素（以色列）与其他先前无关的要素——例如城市和次要部落群体——聚集在其部落结构内。

只有通过彻底的整合和军事扩张，才能克服部落国家。大卫除了据有犹大和以色列之外，还征服了耶路撒冷这个城邦。后者成为他的首都，因为它是一个与部落制度无关的城市，因此是“中立的”。大卫征服了更多的领土，这些领土都以某种方式与国王捆绑在一起：以东（Edom）被吞并，亚扪（Ammon）被征服，摩押（Moab）成为附庸国。东北的亚兰人和西南的非利士人仰其鼻息。圣经传统高估了大卫王国的规模，以使其成为民族自豪感的终极典范。它讲述了在大马士革部署的一支驻军和哈玛（Hama）国王的进贡。

大卫的军事和政治成功导致将以色列理想化为拥有一个从埃及边境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版图，远超出应许之地的边界和以色列部落的实际位置。在内部，王国将经历建立一支独立于部落军队之外的雇佣兵团以及一个行政阶层的历程。同样地，宫殿和它的职能群体将重获国家中心的角色，而将其余人口留在政治领域之外，只充当税收和劳力资源。但是，这种图景仍是幻象。当地的考古资料和黎凡特以外的证据表明，不可能在11至10世纪之间存在如此庞大的王国。此阶段的唯一正面证据来自特尔丹（Tel Dan）发现的晚出亚兰语铭文。此铭文提及一个“大卫家族”，仅表示存在一个犹大王国。

圣经对大卫的儿子和继承人所罗门统治时期（约960-920年）作了更为时代错置和理想化的描写。战争结束后，政治关系的外交色彩更加浓郁。在这方面，所罗门与埃及法老之女的婚姻是一种特殊的声望标志。得益于与推罗腓尼基人的商业联系，贸易蓬勃发展，并且对黄金和薰香的主要产地阿拉伯半岛南部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最初，商人沿着埃及控制下的古老海路活动。探险队从以旬迦别（Ezion-geber）的海港启航，沿着红海航行到俄斐（Ophir）。从那里出发，探险队将继续沿着连接也门与外约旦高原的陆路前进，由于骆驼的驯化，该路线得以打通。因此，除去故事中的童话元素，圣经关于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访问耶路撒冷的记载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

大卫开启的公共建设项目由所罗门大大推进。这是一个本可以通过考古证据对圣经记载加以确认的元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对“所罗门圣殿”的描述似乎反映的是阿契美尼德时期建造“第二”神殿的计划。它沿用了大型巴比伦神庙建筑群的模型，附有仓库和工坊，甚至宫殿的平面图都效仿了波斯觐见厅（apadana；宏伟的多柱大厅）。此外，这些建筑群的整体规模与10世纪的巴勒斯坦不相称。事实上，它们将占满当时的整个耶路撒冷城区。不应忘记的是黎凡特神庙的规模相对较小，并与王宫相连。因此，所罗门圣殿的绝对中心性及其独立于宫殿的设计理念是受后期事件的启发，使得这种视域系于此阶段是严重时代错置的。

为应对宫殿和国家的全新财政状况，据称整个王国被划分为十二个区，它们将城市和部落，即迦南人和以色列人联合在一起。双方同样有义务通过缴税和劳役作出贡献，这是该地区的农业和城市社区已经很普遍的做法，但部落群体对此难以接受。这种情况导致对“大卫家族”的普遍不满，后者被指控不仅出于经济目的，而且在宗教层面抛弃了祖宗之制，同时敬拜耶和华和异族神祗。所罗门死后，这种不稳局势导致了王国的崩溃。但是，这场衰落只是一个虚幻的建构，意在解释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统一国家的终结，以及王国随后在北部（以色列）和南部（犹大）之间的分裂。这种政治分裂是圣经中唯一被证据证实的事实。

图1.铁器时代的巴勒斯坦

左：10世纪的大卫王国

中：9-8世纪的巴勒斯坦

右：亚述和巴比伦行省

政治背景

一个统一了整个巴勒斯坦（甚至整个黎凡特）的王国的存在是时代错置的，也是为后流放时代的民族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利益）而捏造的。相反，两个当代王国——南部是犹大，其首都为耶路撒冷，而北部是以色列，其首都为撒玛利亚——的存在得到了同期史料的证实。此外，它遵循了黎凡特从铁器时代直到亚述征服（即10世纪至8世纪中叶）为止（表1）的整体发展。随之而来，巴勒斯坦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通过六个重要势力得以稳固：非利士五城、犹大王国、以色列王国、亚扪、摩押和以东（图1）。

尽管在巴勒斯坦的霸权野心受挫，但非利士五城仍然强大到足以独立于版图更大的以色列王国和邻国犹大之外。通过语言同化和文化交融的过程，非利士人与当地闪族人之间原有的差异已逐渐减少。爱琴海（出现在非利士陶器上）或埃及（人形石棺）元素的消失，揭示了非利士人在黎凡特定居的第一阶段结束后，他们的物质文化变得与更靠近内陆的黎凡特城市相近。同样，个人名字变成闪米特式的，神祗则获得了当地名称（例如加沙和阿什杜德[Ashdod]的保护神达贡[Dagon]，亚实基伦[Ashkelon]的保护神阿斯塔特[Astarte]）。

政治领导人拥有一个非利士头衔，即塞拉尼姆（seranīm），它被拿来与希腊僭主作比较。但是，我们不知道非利士领袖体制与迦南君主制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所不同。非利士社会政治体系的其他要素（例如雇佣军、分配给附庸国的土地等等）最初是迦南特色的。除了拥有一个外国血统的精英阶层，非利士城邦最终成为了青铜时代晚期的延续元素。与在内陆地区崛起的比较创新的“民族”王国相比，情况尤其如此。

在后者中，犹大王国（从9世纪到8世纪）最初是一个偏僻的弹丸之国。它附庸于以色列，或持反以色列立场的大马士革，抑或敌视以色列和大马士革二者的亚述。从经济角度来看，该王国与地中海被非利士人的城市隔开，而与外约旦篷车商路则被以东和摩押隔开。因此，犹大王国只能依靠丘陵地区（犹大山）和半干旱地区（内盖夫[Negev]）仅存的少量农牧资源（图2和3）。所谓“大卫家族”的王朝延续性和耶和华圣殿的声望都是晚出的虚构。后者可能是在约西亚（Josiah）时代发展起来的，然后通过流放和后流放时期的意识形态被进一步扩展。

图2.别是巴（Beersheba）

一个巴勒斯坦铁器时代城市聚落的典例

1.管道系统；2.环形街道；3.仓库；4.城门；5.城墙

图3.以色列城市的标准化房址设计

Tell Beit Mirsim地层A，西北区域

相反，以色列王国统治着一个面积更大而地理景观多样的领土，包括平原（耶斯列和约旦中部）、山脉以及连接地中海（卡梅尔山南麓）和外约旦篷车商路（基列地[Gilead]）的通道。因此，直到亚述占领该地区之前，以色列王国在巴勒斯坦一直处于霸权地位。王国的历史和制度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起初王国是一个部落国家，由一群长老管理。它与犹大在两国的边界（便雅悯之地）交战，没有首都、王朝和稳定的结构。局势演变成一系列的篡夺、短暂的统治和内部冲突。但是，到9世纪中叶，以色列成为一个稳定的王国，由“暗利家族”（House of Omri）建立的王朝统治。这个王朝以撒玛利亚为首都，并建造了一座带有王庭、官僚机构行政中心的宫殿。

暗利和亚哈（Ahab）统治时期的特点是大量的建筑项目，并与推罗王室建立了联姻关系。以色列参与商业活动，并将犹大王国纳为保护国。此外，以色列卷入了与大马士革在战略要地基列地的军事冲突，不得不遭受亚述扩张的第一轮攻势。以色列王国的迅速转型引发了若干内部问题。这是由撒玛利亚宫廷支持的“现代化”努力与态度更为保守的势力之间的分歧造成的。后者的宗教、道德和社会观点受到了先知们的拥护，他们指责统治者的偶像崇拜和腐败。由耶户（Jehu）将军领导的耶和华教叛乱导致了统治王朝的更迭，但未能改变以色列的政治组织，它继续沿着既往的道路。但是，亚述对叙利亚的征服很快使以色列陷入困境，后者被迫在顺服还是抵抗亚述人之间做出选择。

外约旦高原上的其他王国（亚扪、摩押和以东）对该地区政治发展的影响较小。它们的主要问题是保持独立。就亚扪而言，威胁来自以色列和大马士革。这迫使亚扪人卷入了为控制基列地和“国王御道”而发动的叙利亚-以法莲战争。就摩押而言，王国最初几乎被以色列控制。摩押国王米沙（Mesha）的碑铭为将圣经中保存的以色列视角下的事件与摩押立场的事件进行比较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两者似乎是事实的相反版本，但有着相似的神学观点。以东经历了臣服犹大王国的几个阶段。此外，它临近埃及，为政治行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在三个外约旦王国中，以东是最边缘、最虚弱和政治最松散的王国。但是，它处于战略要冲，连接犹大王国与红海，控制着矿产特别是铜和铁丰富的地区。外约旦三王国的经济主要依赖畜牧业和也门与叙利亚之间的篷车商路通行费。因此，这些王国比仅依靠当地资源所能提供的收入要富裕得多，这可以解释亚述人对该地区由来已久的兴趣（图4）。

图4.犹大王国（Lachish，7世纪）出土的储物罐，带有瓶塞，把手上印有王室印章。

在整个独立和政治多元化阶段，巴勒斯坦成为亚兰、腓尼基和北方新赫梯诸国关系网的组成部分，为方便起见，此处根据其地理位置和民族语言特征将它们区分开来。在政治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很少有人将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或拉巴亚扪（Rabbath Ammon）的宫廷与推罗、大马士革或哈玛的宫廷加以区别。但是，“民族”特征的崛起在这一时期已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因素。这些民族特征集中在语言的选择和王朝或民族神祗的崇拜上，即耶和华代表耶路撒冷，米尔蒙（Milkom）代表亚扪，基抹（Chemosh）代表摩押，巴力（Baal）代表推罗和哈达德（Hadad）代表大马士革。这些政治和民族实体已经利用它们与周围帝国相对遥远的距离彼此互动了数个世纪。埃及人在法老舍松契（Sheshonq）统治时期对该地发动了他们最后一次军事远征，亚述人在撒缦以色三世（Shalmaneser III）时代首次入侵该地区。因此，在1200至750年之间，黎凡特资源的供给作为对周边帝国的贡赋或是偶尔的战利品，其规模和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均不大。这与青铜时代中期以后的地区形成鲜明对比。

黎凡特诸王国和统治家族之间的关系在联盟和战争之间变动不居。主要由于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原因，外部联盟经常遭到当地居民的暴力反应。民族因素是战争的主要动机。问题在于，出自不同民族背景（在语言、宗教或文化方面）的统治家族之间的联盟倾向于宫廷外交，从而绕开其余民众。实际上，这些同盟通过王朝之间的联姻、礼物交换、专家派遣和商业活动而达成。

所有这些互动为宫廷带来了许多外国产品和潮流，以及说外语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例如国王的妃嫔和后者的媵臣）。这些影响最终导致了外国宗教的引入。与欣赏异国情调的产品相比，人们对民族和宗教价值观的认可完全不同。因此，后者招致了对统治者的谴责。这些批评的主要倡导者是在各国宫廷之间游走的先知，他们成了反宫廷观点的代言人。即使在区域战争中出现严重危机时，例如面对亚述威胁要采取的措施，我们也经常看到意见冲突。这些分歧不仅发生在宫廷内部，而且发生在宫廷以外，并采纳了先知信息的典型“代码”。

总是从神学角度将战争的结果（胜利或失败，自身或对手的覆灭，外国的干预等等）更多地解释为道德和宗教因素的影响，而非基于军事实力。就像在青铜时代一样，战争始终是一场“神圣战争”，虽然参战的是士兵，但最终还是由各方的神祗进行对决。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青铜时代的战争旨在表明在冲突之前的政治和外交争端中谁对谁错，因此这也是神圣的。然而，在铁器时代，战争之所以神圣，是因为战争本质上是民族神祗（化身为各方的军队）之间的冲突，这些神祗的盛行程度依靠其实力。因此，敌人被击败不是因为在战场上的失误，而是因为它因崇拜伪神而犯下罪愆，由此失去“选民”资格。所以，在铁器时代，通过战争而不是通过和平巩固了民族认同。从这层意义上看，通过先知的告谕动员民众打一场至死方休的战争，比起通过宫廷执行更加现实和机会主义的政策要容易得多。

- 未完待续 -

注释

（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1. 本文用“以色列”指代原始和早期犹太民族及其政治实体，用“巴勒斯坦”指代他们的居住和活动地域，其地理范围大致与今日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相当。

2. 这是指青铜时代末期（13-12世纪）近东地区以宫殿为政治-经济中心的社会体系的系统崩溃，导致了近东各地族属与文化面貌的重组。

3.  非利士人于青铜时代末期迁入黎凡特地区，被认为是“海上民族”的一支，这五座城市是他们的第一批定居点，包括加沙（Gaza）、阿什杜德（Ashdod）、亚实基伦（Ashkelon）、迦特（Gath）和以革伦（Akkaron）。

4. 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于586年攻克耶路撒冷后，将犹太人强制迁移到巴比伦，直到波斯国王居鲁士于539年灭巴比伦，准许犹太人返回故土。寓居巴比伦的这一阶段便是“巴比伦之囚”，以此为标志又区分出下文的“前流放阶段”、“流放阶段”和“后流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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