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丙寅回忆录（二十五）：河南医学院——我的第二母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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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丙寅
李丙寅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93岁
往期回顾：
在这里工作十年，是我感受到领导和同事爱护的十年，是我教学科研上奠定坚实基础的十年。
壹 · 在开封（1952.5-1959.7）
（1）工作和生活
1952年春，图书馆领导让我参加行政学院的“三反”运动。五月的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到医学院报到。
早些时，我的老师李俊甫先生曾找我去说，现在农学院和医学院都需要人，问我愿意去哪里，并强调说不要到化学系。因在此之前，医学院化学组的夏之杰先生向我父亲表示他那里需要人，并想让我去，这时，我就向李先生表示去医学院。由于他是党员，又是教授，原来在学校就很有地位，所以，他的意见很受重视。当时，医学院刚从河大独立出来，名叫河南医学院，但关系仍很近。所以，我这调动手续非常简单，就是我到河医人事科一说，他们就说：“你去化学教研组上班吧。”当然，事前他们已知道。
当时是学期中间，教研组主任李宏斋教授跟樊惠远讲师、李钟杰讲师等人议，让我辅导21期（1951年秋季入学的学生）的分析化学实验课，并准备下学期的有机化学实验，即根据李钟杰编写好的有机化学实验讲义先做一遍，然后把所用的药品找出来。那时，还有一位助教张克均是我的老学长。医学院的规矩是称呼职务，如某教授，某讲师，某助教，某药师，某司药，某科长，某干事等等。如果某人职务变了，对他的称呼也要变。所以，当时大家就叫我“李助教”。1956年我晋升讲师后，大家马上叫我“李讲师”。我一时还不习惯。
在准备有机化学实验时，发现有个实验总做不出来。我告诉李钟杰讲师，他说，不会吧，上学期还做过。我又重复了几次，仍不行。他还让我做。我让他做，他也做不出。他说，回头想想。后来，我查了教研组里的图书，发现在一本英文的有机化学书中有这个实验，但有一种药品他写的讲义上翻译错了。我指给他看，他承认搞错了。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北平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解放前来开封，在教会学校静宜女中任教，解放后不知怎地到医学院任化学讲师。他夫人也是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倒是来医学院生物教研组任助教。当时有人议论说，同是静宜女中的老师，卢锦梭是化学系毕业的，到河大化学系当助教，而李钟杰是生物系毕业的，却到医学院当化学讲师。不几年，李钟杰患病休养。他夫人因一直未能晋升，她自己在一些报表中填“高级助教”。河医领导体谅她的心情，把他夫妇调到豫北医专，并请该校照顾给她以讲师名义。
河医是重视人才的。解放初期，曾让医学院张静吾院长赴上海聘请多位专家教授。以后，又分配来一批研究生班毕业的青年，自己也留校几届学生。每年也不断进人，但也不断出人。凡认为不合格的，就以种种好听的理由调出，如支援基层、中专等。就化学教研组来说，我在的十年中就有调往郑州卫校、新乡卫校、中牟农校等。同时，学校也不断派人外出进修。就化学教研组来说，1958年派李开密到南京大学进修物理化学一年。1957年秋，让我到新乡师院听无机化学课半年。
在西工字楼上的化学教研组实验准备室
左一，工友刘玉春，左二，李开密，
远处戴帽者张克均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卢长山院长就提出学习苏联的三大具体措施：俄语，凯洛甫的教育学，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同时规定：凡做教学工作的一律学教育学，并请开封师院的老师上课。普通基础课的老师可不学巴甫洛夫学说。全体医生和教师一律学习俄语，并规定俄语不过关的不派出进修。
在学俄语方面，1953年春，他首先派了好几位医生、教师甚至教学辅助人员到武汉大学参加中南行政区高教部举办的俄语速成班，学习三个月，其中就有我。这三个月，每月考试一次，每次我都得100分。这很不容易。因为，其中还考单词，错一个扣半分。我们总共学3000个单词，因有重复，实际2700多。考试时就从这两三千单词中抽几十个来考。这三份卷子，我保留到文革。
1953年春，在武汉大学学俄语时，
于校园的樱花树前
待我们学完归来后，卢长山院长就说，暑假就照样办这个速成班，让我们作骨干。他怕我们忘了，规定每周二、五晚上来校复习俄语。到了这年的暑假、寒假和次年的暑假，一共办了三届俄语速成班。他自己当班主任，让全校医生、教师分三批参加学习。由俄语教研组的教师主讲，参加过速成班的当辅导老师。我除了当辅导老师外，还担任俄语讲义的打字工作。因为我会英文打字，在俄文打字机上练练就成了。当时无人会使用外文打字机，是我主动提出做此事。暑假时，我一连干了很多天。屋里没有电扇，大汗淋漓也顾不上擦。老同学李子森当时是速成班的副主任，她去视察工作，见了，连忙拿出她的手绢给我擦汗。三届学完后，卢院长还组织一次有奖考试：90分以上的为一等奖，20元，80分以上为二等奖，10元，70分以上为三等奖，5元，不到60分的要补考。我得了一等奖。当时我的助教工资为52元。由于卢长山院长这些措施，使学校很快涌现出大批自己培养的专家、学者，从而壮大了学校本身。我的俄文程度也迅速提高，能直接阅读专业书刊。
1956年春，学校让化学教研组给25期（1955年入学）学生组织一个课外活动小组。教研组让我去做。我这个人愿意多做工作，认为工作中可以学到许多知识和技能。当时，学生正在学有机化学，而全国化学界正在跟风苏联，批判美国学者鲍林的共振论，树立俄国（沙皇俄国）学者布特列洛夫的有机结构理论。我就把这个课外小组的研讨题目定为“布特列洛夫的有机结构学说”，利用课外时间，在化学教研组的资料室，指导他们看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是龚育之译自俄文的小册子。由于我也看不懂那些批判文章，也不懂共振论，所以，让学生只笼统给它扣个唯心主义的帽子，而主要把布特列洛夫学说写清楚。文章写好后，学校还很重视，油印成册。这项工作便成为我日后创办学生课外活动小组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一生都认为工作、经历都是有益的事。
和23期化学课代表柴信美在实验室
我开始当助教时，老学长张克均想同我一起把定性分析实验重做一遍。我俩就找了一本苏联的半微量定性分析课本，照着去做，并写实验报告。我自己的报告一直保存着，我到开封师院工作时还能作参考。
原来，李宏斋教授讲授物理和胶体化学，樊惠远讲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两门课，李钟杰讲有机化学。樊先生讲无机的效果不大好。李钟杰病休后，樊先生接着上有机，效果竟然很好。此时，李宏斋已离开学校，樊先生当主任，他提出让张克均讲无机化学，让我讲分析化学。当时我俩还是助教。他让我们准备并在教研组内先试讲。以后，又让我讲定性分析，李开密讲定量分析。但是，因为我们还是助教，教研组的人手不够，所以，我们还得准备实验，并参加所有各门化学实验辅导及课程的自习辅导、批改实验报告和作业。那时年轻力壮，工作热情很高，对此繁重的工作毫不在意，而且努力去做，做得也好，显示出有能力，有水平。
后来，张克均患精神分裂症，治疗一段时间后，办了离职手续，在街道办的化工厂工作。我曾去他家几次看他，精神状态很好。他多年不孕的爱人还生了个儿子，名跃进。
李宏斋还当主任时，学校请了一位石仲谋教授讲无机化学。他编的讲义还不错，只教一学期就去农学院了。我曾跟随教研组的同事们去石教授家里看望他。他夫人身体不好，没工作。后来得知医学院外科大夫石炯是他弟弟。
我和李开密跟樊先生做助教工作时，他对我俩总是关心的态度。后来跟李宏斋教授当助教，他总是挑剔。如打预备铃时，我和李开密进教室去挂讲课用的图表，他竟说我们挂晚了，说他已经进教室了。于是，下一次打预备铃前，我们就去挂图，他仍说我们挂晚了，说他五点多钟就到校了。于是，我们干脆头天晚上就把图挂上。对此，他不再说啥。我在晚自习辅导答疑前，总是把一些问题写在本子上并请教他，是否这样解释、回答，得到他肯定后，当学生问时，我就如此回答。有一次，一个学生问过我之后，同一个问题又去问他，他却另一个说法。于是，那学生又反过来问我为什么李教授和我解答的不一样。于是我就去问他，他承认他一时没想好。但是，他立即强调说，对学生说错了，也要硬着脖子说下去，不能打磕儿，不能在学生面前认错，否则，以后学生就对你讲的东西发生怀疑。对此，我表示不能接受。但24期的学生，在他最后一堂课结束时，全班高呼：“向李教授致敬！”而且，舆论说他和郭成才教授、齐志德助教为前期三杰（课讲得好）。此外，他还对我和李开密说，他暑假时在教研组备课，汗流浃背，而我们却去游泳。其实，我从未去游泳，即使去了，也是在假期，无可非议。他还说，他当助教的时候，经常往教授家里跑，还代教授买面。所以，我就找了他的熟人李俊甫先生诉说。李先生说他就是这样的人。1955年肃反运动后，他被劳动改造，到新乡一工厂化验室工作。河医在郑州时，60年代初期，他曾给樊先生写信要分析化学的教材备用。据说是抗战时，他任洛阳县长时期，曾带人到一乡村小学抓一名进步教师。他表面上说是视察工作，等把人抓走后，第二天早上，他才离开。
李宏斋在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实验，特别是胶体化学实验的创建上还是有贡献的。他把书上一些只有图示的例子仿制出具体的实验，如电解黏土，碘化银胶粒的制备和对碘或银粒子的吸附，用豆浆、牛奶、蛋清作胶体溶液并进行实验等。这也跟他的大胆敢干有关。这些实验简明易懂，效果很好。文革后期，我在淮阳师范短训班教学时曾作胶体化学的专题报告并演示了这些实验的一部分。
李宏斋走后，学校请新乡师院的周鸿勋讲师来上物理与胶体化学。李开密从南京大学进修回来后就一直讲授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
1956年，高校定职称时，我和李开密都被定为讲师。教工党支部书记马统勋对我俩说：“有些老教授不同意提升你们。组织上就是要提拔像你们这样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
1956年春季，学校让我到新乡师院化学系听课，不算正式进修，主要听系主任姚从工教授的高等无机化学。姚先生讲的高等无机化学课没有讲义，他也没有提纲，所讲内容彼此之间也无什么联系。后来我发现，他都是从外文期刊、大部分是《美国化学文摘》抄些材料到课堂上讲的，让助教记笔记后再油印成讲义。
在新乡师院，我住在父亲的一间屋子里，多摆了一张床，很挤。我也和父亲一起去该校的小灶吃饭，那里是为教授专设的。有一天午饭时，突然闯进去一班青年教师硬在那里买饭吃。不记得后来如何。
那时，父亲患高血压，除了中医让吃一些中药外，没降压的西药。他还把玉米须当茶喝。我去时，发现是他的助教布音贺喜格（达斡尔族？）为他洗玉米须。我去后，我就做这件事。
我要为父亲洗衣服，他不让，说让一位工友家属取走去洗，藉此让人家有点收入。
好像是五一节时，学校放假，我和父亲一起回开封。从新乡到开封无直达车。我俩到郑州后，父亲很熟悉地带我去车站对面的一大排茶摊那里休息，还有躺椅。
1957年秋，河医让我自己联系外出进修无机化学。父亲先托了李俊甫先生跟他南京大学的同学高济宇先生联系。高先生回复说，该校教无机化学的戴安邦外出一年，无法接受进修。父亲只好说，来新乡吧。
我听了刘文周先生给一年级讲的无机化学。他们还让我辅导一班无机化学实验。我还听过卢锦梭讲的物理化学。这一学期中途，父亲的高血压变得厉害，学校通知我母亲把我父亲接回家去休养。我就一人住在父亲那间房里。
我除了听课、辅导实验外，自己学习了苏联涅克拉索夫的普通化学，作了札记，还有其他参考书。此外，我就和化学系的几位青年教师来往，记得有侯杰、张金鉴、孔令某（忘了）。有时，去他们住室打扑克。周六晚上，同他们一起看电影。
星期天，想着人家要洗衣服或上街等个人私事，不便打扰，我就在校外附近走走。周围都是农村。一天，走到一个村子外的菜地，见一老农，我同他聊聊，随手帮他干点小活儿。他说，他只管队里的这片菜地。他儿子在洛阳工作。他五十多岁，就一人生活。我自我介绍后，他说，他叫唐念武。我说，以后每个星期天来帮你干点活儿，向你学种菜。他答应了。我俩干一会儿，他说干完了，让我去他家看看，我就去了。以后，每个星期天早饭后，我就去找他。有时他没下地，我就去他家。午饭时，我回学校，下午重去。这样一直到学期末。临走时，我还去他家告辞。由于每个星期天都去，时间长了，就不免被人发现，问我去干啥了。我就实说。后来学习结束，那里的团支部给我做鉴定，说我主动接近农民，劳动改造思想。我直说，我单身一人在这里，星期天没事干，这不算啥。这份鉴定做得很好。
但是，到了1958年，我在河医被“拔白旗”时，河医的批判会上就拿出新乡师院化学系教工团支部的一封来信，说道：“我们认为，李丙寅同志来此的一切表现是为了弄一份好鉴定。”信中还说，抗旱时，大家推水车，我在一旁打扑克。我当时就起来反驳。我说，我在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大家谁不知道我啥样，还要去新乡弄一份好鉴定？再说，在那里抗旱时，推水车是轮换班的，一班人推水车，一班人休息，休息的人打打扑克。哪有一个人打扑克？
这时，校团委书记张治公同志在场。他立即指出，哪有公开鉴定是好的，而另来一封信说表现不好？不符合组织原则，不能用来对李丙寅同志进行批判。于是，以后的批判会不再提此事。
我从定讲师后就一直讲授无机及分析化学两门课。后来，无机与分析合成一门课叫做无机及分析化学。
我主讲分析化学后，曾有医院检验科的同志去旁听，我就到他们检验科了解分析化学在他们那里的应用。我还动手操作一些检验方法，如血液中钾的测定、氯的测定等。后来和同事李开密协作研究改进钾的分析方法。我到开封后也继续做了试验。
1958年春，我辅导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实验，还有大炼钢铁，带领学生炼焦，搞复合肥，提纯芒硝（硫酸钠，后来经市化工公司鉴定符合部颁标准化学纯等级而收购）等。秋季学期，给28期上无机与分析化学，并辅导实验。1959年上半年，仍辅导实验。但那时师生分三班倒，一班搞大炼钢铁等劳动，一班上课，一班休息。这与有的学校全部停课有很大的不同。1959年暑假，一年级课程的老师也迁郑后，我给29期刚讲了两周课，就让我到洛阳医学院代课，仍是无机与分析。
不记得是李宏斋还是樊惠远先生当主任时，设计并让学校木工制作了学生化学实验试剂箱。箱子不大，里面做成梯型的小试剂架，放置试剂瓶。试剂瓶是用注射过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小瓶子。瓶盖配上滴管。每个箱子里可排列三十多个小试剂瓶。这些试剂完全可供两个学生一组的一门化学实验用，即无机分析时，用一套药品试剂，到有机化学实验时，换成有机的。箱子放在两人一组的实验台上，这样学生在实验时就不用跑来跑去找药品，而且药品量小，用不完，剩下的少。
为了给学校节约，我们化学教研组还把定量分析实验中剩下的高锰酸钾溶液送到医院稀释，外科消毒用，医药名灰锰氧或PP水。
不记得何时，只记得还在开封时，也不记得何故，河医对几位教授进行批判。记得是在一间普通教室里，参加的人不多，可能都是前期课的教师。其中，说苏寿泜教授骄傲自大，说自己28岁就成为教授。记得苏教授当场就站起来反驳：“我28岁成教授是个事实，有什么不能说？”后来，这个批判会不了了之。听说，改革开放后，他以学术上的成就被称为河医大的三块招牌之一。另二位，一是眼科张效房教授，一是病理学沈琼教授。当时河医大有什么困难或问题，校领导找省里不能解决时，由这三块招牌之一出头就可以得到解决。
有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在北道门往西去时，忽然看见天空的西北角有一颗彗星。此时大概是 1957年。
大约是1958年秋，一天下午，我正在我的住室，妻子找了进去。她说，师院把她们十几人下放到开封钢厂劳动锻炼，临别来看看我。这时，她不仅没有不敢接触我的样子（编者按：此处指作者受到批判时妻子的态度，详情见下周发表的部分），而且含情脉脉。这时我的父母又去北京探亲，妻子住东郊钢厂，我住校，只好让儿子住在东棚板街小学的学生宿舍，一小间住好几个人。一次，我去看他，正看见他同屋的孩子把他的球鞋往外边扔，说臭。我也没时间给他刷鞋。女儿则住在幼儿园，周六傍晚我只能去看看她，我临走时，她抱着我的腿，望着我，眼里含着泪。还是幼儿园的阿姨把她哄走。那时我除了工作就是参加政治运动，没有一点空暇。妻子在钢厂水泥车间劳动，三班倒，有时她抽空进城看看孩子。那时没有公共汽车，三轮车也不敢坐，怕别人说资产阶级思想，她只能步行走一个多小时。一天傍晚，幼儿园的周阿姨到学校找到我说，近几天晓红只睡，不吃不喝，起初还说她乖，后来觉得不对劲，她就背她到儿童医院（相当远，她也因怕人说也不敢坐车），医生检查说是黄疸性肝炎，已住院，现让家中人陪护。我听后，顾不得别人说什么，立即乘三轮车到钢厂找到妻子说明情况。她也立即向领导说明事由，请了假，同我一起乘车到儿童医院。我俩看到女儿昏昏睡着，叫一声，她睁开眼又闭上。我俩心里很难过。但还要考虑女儿病愈出院后有一段传染期，不能住幼儿园，回家住谁陪护的事。因我俩都不能陪护，于是写信让父母赶快回来。这次我俩很感谢周阿姨。多年以后，我们，包括女儿，遇见周阿姨还向她表示谢意。父母仍带了外甥女向明回来。此时文弟也在北京工作。他知道晓红有病事，给晓红寄瓶葡萄糖粉和一个玩具大洋娃娃。
1958年夏，河医搬迁郑州。因教学大楼未完工，我们一年级课程的教师仍留在开封。学校成立了个什么部（处？），只记得主任徐东升，是从老解放区（河北省）来的干部。一次，他同我聊天，他说，共产党也不是不讲人情、亲友关系，但不能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举例说：咱们学校派人外调，一个同志去到某县，到那里就要立即解决问题，自称是为公事。那里人说，来这里搞外调的都是公事，要先来后到，排个顺序。他等了两天没排上，气呼呼地回来了。我一听，是去我当过公安局长的那个县，就给他写了个私人信。他拿去，到那儿就办成了。
未完待续
期望与诸位作知识与美的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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