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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丙寅回忆录(二十八):开封师院、河大化学系(1962.3-1992.10)

LYCAEUM 蓝色木Lyceum 202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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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丙寅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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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丙寅

李丙寅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93岁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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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丙寅回忆录

开封师院、河大化学系

(1962.3-1992.10)


受压,艰苦拼搏,但得到意志锻炼的30年。


1962年3月的一天,我带着行李和一切手续由郑州回到开封的小家中——开封师院中六排东头的两间一通的房子里。妻子综高兴地拍着手说:“回来啦,回来啦!到底回来啦!”当时,我俩都认为从此结束了两地分居的情况。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如,四清运动,特别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斗批改、五七农场、开门办学等等,不仅夫妻两地,年少的子女也都分散各地。在开封,我俩一直住在校园内,先在中六排一个两间一通的平房,后在紧邻的有分隔但中间有门框没门的两间房,在走廊下放一煤火炉做饭,后又搬到东三斋二楼两间。文革后期搬到中四排有地板的两大间,原为校长助理李烈夫同志所住。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迁出校外。


回到开封后我就感到不习惯:1.没有学术研究活动。2.强调以培养中学师资为目的。只要求照课本讲课,不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以求将来能在工作中不断提高。3.教学方法要求板书整齐,按一、二、三……1、2、3……分项,以求学生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是教中学生那一套方法。我和同事们议过。他们说,一年级学生刚进大学门,不习惯,所以采用中学那一套。但,到了二年级,怕猛一改,学生不愿意,说慢慢过渡吧。这样,三年级也过渡,一直到毕业。4.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冷漠,不像河医的党委书记,各部门领导都可以随时找见。开封的党委书记某某处处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他住在一个独院,门口住一通讯员,外人不得允许不能进去。


在干部科办完手续后,到化学系报到,见了大胡子苏斗南系主任。他说,各个教研室都缺人。又说:“你看是去有机还是分析?”他介绍了这两个教研室人员情况。我一听有机主讲教师是位58(或59)年毕业的,教研室人也少,我去了可能叫我当室主任。而分析有位55(53?)年毕业的,已是讲师和室主任。我为了不当室主任,一心教学和科研,故选择了分析教研室。这样,我就走上了一条受压30年的道路。因为,正是这位室主任以后又登上了系主任的宝座,并奉行了同行是冤家的信条,她和接任系主任的丈夫接连压我十多年。


这时是学校的第二学期当中,她已在上课。苏主任让我准备暑假后接替她上分析化学的准备。第一学期是定性分析,第二学期是定量分析。课本是汪保浚编的,为教育部订化工系用书,比化学系用书内容要少,且稍浅。当时还在学习苏联。我在河医已教了多年分析化学,把苏联的一部《半微量定性分析》读完,并做了实验,记有实验报告。又曾读了《分析化学引论》(基础理论)。所以对照汪保浚的书备课并无困难。至于定量分析部分,我在河医时已读了苏联教材《定量分析》三册中的一、二册。这时我又重新研读并做习题。与此同时,我还进行着与河医同事李开密议定的“钾的分析”科研题目,主要是查阅、收集资料。


9月,我开始上课,讲定性分析。月底,妻子出差。不料,我原在河医时患的营养不良性肝炎复发,肝区发胀,沉,乏力。起初,讲完一节课坐一会儿还可再上一节,以后连一节课也讲不下来了。去校医院就诊,董建德院长说,须卧床休息并服药。我只好请假。不久,妻子归来,看护。并采一偏方:蜂蜜、大枣、核桃仁混煮,每日二次,每次一汤勺。约二十余天可以起床。痊愈后,因别人已代上课,苏主任让我参加教育实习的辅导。我所带的学生在一中,教高一的化学。一中高一的化学老师杨景玺先生作指导教师。他年纪比我大些,听说划过右派,但指导教育实习很认真,教学水平也很高。我所在的班级的班主任是曾纪密。他曾让我给他班的学生讲学习方法。当时没想到十一年后,我俩成了儿女亲家。后来我对我儿媳说,记得在她爸屋里见挂一副画有一大老虎的画。她说有。


1963年秋,我辅导66届学生的定性分析实验。刘海兰主讲。


1964年春,我主讲66届学生的定量分析课,并主动辅导一小班实验。其他辅导教师是赵文焕、刘快之。80年代评职称时,我说我讲的定量分析,刘海兰当即抢着说定量分析也是她讲的。我让赵文焕、刘快之作证,可他俩竟然都说不记得了。当时我浑身一冷,仿佛掉到冰窟窿中一样。周围十几个人平时都很熟,可是现在,我感到孤立无援。过后,赵文焕对我说是我讲的,但在那种场合下,他没法说。一个春节,我在赵家遇见66届毕业生朱满仓。他说:“定性分析是刘海兰刘老师讲的,定量分析是你李老师讲的。”


我在化学系仍关心学生。如,徐惠仓,聪明而老实,本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一次突然下降,我找到宿舍同他谈。他说他家经济困难,同班杨金池,两人关系本来很好。杨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有些固定的收入,经常给杨寄些钱。杨和他周末看电影时,都是杨买的票(那时学校大礼堂放电影每张票5分钱)。他俩一块儿上街转时,杨买了烤白薯(这是开封最便宜的大众食品),两人分着吃。可是有人反映到辅导员和团总支那里。他们批评徐,说他同杨是酒肉之交。他说:“我们没有喝过酒,也没吃过肉。怎么能算酒肉之交?”我说不是,这些事也没问题。不管别人说啥,自己一如既往,该干啥干啥,也不要影响学习。又如,王美兰做重量分析不成功。我发现她不细心,就叫她细心耐心,鼓励她重做并陪她在课外时间做。她做成功后说,她一辈子忘不了这次实验的教训。


从 1962年冬,我康复后起,除了带学生教育实习、辅导实验、讲定量分析等教学任务外,还做了一次“络合滴定”的综述性报告,开封市化学会分析专业方面的会员及一些工厂化验员参加听讲。又,主持了市化学会分析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各工厂化验员的技术考核及评定,内容为“酸碱标准溶液的标定”,评定时讲了误差的原因。这些活动主要是该专业委员会的兼职秘书单麟章同志热心支持的。


还做了“钾的比浊分析”的科学研究,用当时新试剂四苯硼钠。此事苏斗南主任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给予支持,即让全分析教研室的三名助教、二名讲师(包括我),在一周内按我设计的方案,一起下手做实验。结果不成功。他说,做不成就不用再做了,不允许我修改方案再做。世界上哪有这样做研究的?所以,他名义上支持,实际上阻止。他在师专时是化学科主任,师专合并到开封师院变成化学系,他就成了系主任。就这个不成功的结果,在1964年省化学会开会时,理事长李俊甫先生却让我在会上作报告。他说,不成功的东西对大家也有好处,成功来自不成功。这才是懂得科研的人的认识。


1964年,《中国化学文摘》第四册,即《分析化学文摘》,刊登了我所做的四篇文摘,并通知我为该刊的文摘员,编号1070。这是我看到该刊的征聘文摘员启事后,寄去了简历而后该刊让我试做的几篇。那是他们指定的几篇外文期刊上的文章。只有外文和专业都有一定的水平,而且中文写作能力好的人才能把原文的主要内容简练地写成文摘。


这一段时间里,我主动给本教研室青年教师教一本俄文化学,以求提高他们的俄语水平。不久,他们都不去了。青年教师李玉梅生病时,我去看她多次。后来文革中,有人贴我大字报说,李玉梅本来与刘海兰关系很好,后来叫我小恩小惠地把李玉梅拉走了。我到化学系不久,李玉梅被调走了。文革中揭发苏斗南的大字报说,苏斗南说李玉梅个子低不宜作教师,而把她调走了。


苏主任一天对我说,有人说我和刘海兰不团结。我说没有此事,我对她也没意见。他也没说具体的事。过后我找刘谈。她说没有意见,今后有事时多交谈。


一天,我见苏主任一手扶着女青年教师王某的肩走过来。王某见我,笑嘻嘻地对我说了一声:“活拐棍。”文革中据同事说,王某是大胡子的第三任活拐棍。第二任是刘某,第一任李某在师专时被大胡子派出进修后没回来。王某后被苏斗南派到南开大学进修后也没回来。苏斗南在文革后期不再挨批斗后,一次患病住校医院。我去看他,他叹气地说:“人情如纸(薄)”。大概是看望他的人很少,甚至他偏爱的人也未看他。我这个人是别人越是高高在上我越不想理他,如他落难或不如意,我还可能去给些安慰。


1964年4月15日,父亲因脑溢血病故。新乡师院化学系副系主任蔡昆代表学校来安排丧事。据说,他向开封师院交涉在小礼堂举行追悼会,竟被拒绝,说(父亲)不是开封师院的人。文革后,开封师院恢复老校名“河南大学”,校史上称我父亲为河大第一任图书馆馆长。这时他又成为这个学校的人了。当时,开封师院也仅赵文焕等极个别的青年教师和我正在教的学生班干部到家吊唁。本系领导也未到家看望。开封师院只是同意借给一辆大卡车,把我父亲的灵柩和我们家属送到墓地。回到家,由家人做了一桌菜请司机和蔡昆就餐。丧事非常简单。我也未误课。


1964年暑假,母亲因父亲刚去世,心情不好,想换换环境,去东北兰妹处并带兰妹的女儿向明(11岁)去。母亲让我送她到北京梅妹处。我就带上女儿晓红(10岁)同往。在梅妹家住了两三天,和母亲等人一起游了故宫、北海、颐和园等。母亲同向明乘车赴东北后,我又同女儿游了天坛,并同秉钧的两个孩子三冬、景海游了长城。这个暑假好像是我放松的一个假期,没有政治运动,没有下乡劳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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