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丙寅回忆录（三十）：河大农村四清，我参加两期（1965.8-1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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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丙寅

李丙寅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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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丙寅回忆录

河大农村四清，我参加两期

（1965.8-1966.6)

30

1965年暑假前，系办公室通知我参加学校的四清工作团，说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要在农村干部中清政治、清经济、清阶级、清思想。全校师生分期分批参加。反正都得参加，不过早晚而已。一般参加一期，但后来可能系领导对我有偏见，让我参加了两期，一年。

8月到通许县城集中学习，睡地铺，吃大锅饭。本系有10余人及66届全体学生。先学文件，而后每人“放包袱”，即坦白交代自己有什么四不清的问题，如挪用公款、多吃多占，甚至贪污受贿以及男女作风等等。别人也揭发。问题严重的，给予处分，有的给予预备队员的名义，有的不让参加四清。这对学校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啻又是一场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我们系的学生则有人以改造老师的动力自居。我曾遭到一位小个子的学生干部无缘无故的训斥。

集训完以后，学校师生与杞县地方干部混编在一起去四所楼公社，而后又往下分。我和马英哲、樊永年三人与杞县沙沃公社的干部黄耀杰、王应娟，另一人忘记姓名，还有一位马炳荣（是从农民中选出预备培养成干部的女青年）分到小青岗大队。然后，我与该公社人武部长黄部长分到马庄7小队。黄为片长负责此大队的四清工作。我抱着虚心向地方干部学习的态度，处处尊重他的意见，故我俩相处很好。如，运动开始时，着重清经济。村干部的坦白交代和群众揭发的数目并不多，但黄让我上报的数字很多，虽不是各队中的前茅，但不落后，既未受到表扬，也不挨批评。等到运动后期，落实政策，他让我把原来上报的数字写得比现在落实时稍稍多一点，这样就显得我们的工作是实事求是的，这时就受到表扬。听说一位老师一开始就按文件，死扣条条，不按地方干部的意见去做，反而顶牛，以致被调离他处。半年后这里运动结束，师院师生全到孙营公社。我和老黄的友谊持续。我在小青岗马庄和农民相处也很好。我住那一家的李振堂曾到开封我家住了两天，在开封游玩，还去学校看看。第二年春天，一般是一人参加一期四清，但却让我又参加一期。这里当然是化学系领导的意见。学校包了孙营一个公社搞四清。我和资料室的小赵负责李佐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因她刚参加四清，故让我当个小组长。作为片长的系团总支书记不仅没有老黄那样灵活而且很“左”，我也不和他争，有矛盾就找负责全大队四清的系办主任冉志勋。他这个人不“左”，而且很关心人。还有当时在校指挥部搞四清工作的本系教师马英哲。他是党员，很注意执行政策。我称他为“马政策”。

四清时虽要求工作队员“三同”，即与社员（也强调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但不像土改复查时必须和贫下中农同被窝。这时只要住在一个院子里就行。在马庄时，我住在李振堂家的厨房里。在李佐，我在老司家先是住养羊的屋子，后来单独一间屋。再往后，我们几个队员住在一个三间屋一通的仓库。一次，妻子因公到孙营公社学校四清工作指挥部请示当时在那里的赵副书记，事毕到李佐去看我。我俩说说话。文革初期，化学系有人贴我大字报，说我俩谈话时间超过一般同志的谈话时间！这种大字报岂不可笑。也可见有人专门注意别人的一举一动，连夫妇在一起说话都进行监视，还注意时间长短。

那时农民几乎一年到头都以红薯为粮。秋季吃鲜红薯，春季吃由红薯干磨的面做成的窝窝。工作队员按干部标准27斤，在粮店买了白面和杂粮交到所吃住的家，和他们混在一起吃。这样还是红薯为主。我曾吃得消化不好大吐酸水，吃6片胃舒平还不管用（一般三片）。社员说吃把芝麻或花生就好，果然。

李佐大队（村）是因为战国时期李佐车的墓在那里而名。《毛泽东选集》中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注释即李佐车所云。我见过他的墓，墓碑很简单，即“李佐车之墓”几个字，还是后人立的。墓也不大，一个土堆。还有座庙，已改作小学。据说房顶还有四块铜瓦。

接近麦收时，我浑身起扁皮疙瘩。起初我以为是跳蚤咬的，我把床周围撒上六六六粉，仍不解决问题。后来，痒得钻心，恶心，干呕，吃不下饭。当地人叫“起麦骚”。这才知道是对麦秸过敏。冉主任叫人用架子车送我到公社卫生院住院就医，几天后又让我回开封医治。我回开封不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叫在农村搞四清的师生回校。我的行李也给带回来。冉志勋主任是化学系办公室主任，河北省定州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儿童团，北平解放后，在北京学习文化，后来开封师院工作，待人忠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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