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丙寅回忆录（三十二）：文化大革命初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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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丙寅

李丙寅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93岁

往期回顾：

32

李丙寅回忆录

文化大革命初期

（下）

大概到了 1966年年底，保守派组织一次军训，全校师生都参加。这时造反派受到压抑。有一天晚上传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播送中央支持“八·二四”造反派的消息，结果没有。当时我系青年教师马某某，保守派遵义队头头，站在九号楼（化学系）外面，以一种近似破口大骂的口气说：“你们造反派想瞎了你们的眼，中央文革小组决不会支持你们的！”我觉得很不文明，但有人说他的阶级感情很浓。以后他申请调回老家工作。

这时，由于全国都在斗党内走资派，学校两派都把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当作斗争对象，几乎天天拉到大礼堂去斗。保守派为了表现他们的斗争积极性，还给批斗对象脖子上挂上钢板做的牌子。批斗完了，对象们走出礼堂门时，两旁的群众还用树枝夹道打他们。他们抱着头快快地跑回他们的禁闭处十号楼，以免多挨打。

到了67年，两派矛盾加剧。一次我见造反派学生张金发拿着一块砖头要砸一位保守派的学生，我把他拉住了。我觉得平时都是同学，不同观点可以辩论，但不能动武。到了7月15日，整个开封市的两派武斗，发生了流血事件，叫“7·15事件”。母亲叫我去北道门邮局发电报给我儿子，叫他安心在北京住着，不要回来。我在那里亲眼看见一个穿深绿色军便服的男子叫人打破了头。听说他是四川的产业军流窜来的。还有一队男女群众一手拿砖头，一手持棍，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还排着队伍，向北进行，听说是去师范学院参加武斗的。这时，保守派和造反派都打着这种口号。总之，令人感到恐怖。

所以，母亲叫我和综（她早已自动解放，没人管）带着女儿晓红、外甥向东、向荣去北京躲避。儿子景湘已在北京。外甥女向明是保守派，年纪又小。这时是保守派占优势。因同院住的小脚老太奉街干之命监视我家（即有文章说她们是小脚侦缉队）——她丈夫原是推水车卖水的，当时已病故。她无子女，算五保户，每月向街道办事处领生活费——而我们则似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悄悄地分散离开家，先装作向北往学校去，等走到转弯处，再向西穿过大街，再向西进入小巷，再向南，直奔我舅父家。大家在那儿会合，然后去乘火车赴京。在京住中央民族学院妻弟住室。当时他外出。我们睡地铺，用他的锅灶做饭。这期间，一次我同妻乘公交车。人多，我挤上去，见她未上。我又下来。此时车已开动，把我带倒，头摔在人行道的道沿棱上磕破了头，当时昏了过去。等醒时是医生掐我的人中，头上缝了几针。而后，睡起抬头时，或躺下睡时要头晕一下。虽然渐渐好了，但到了1972年就出现了突然一晕而摔倒的严重现象。经河医精神神经科李振三主任诊断为癫痫小发作。他说我头部受过外伤，或打击过。这时我联想到此事。他让我服安那加（一种兴奋剂）和利眠宁（安眠药），二者相互作用，约一年竟然彻底好了。

等我们从北京回来后，发现我们在东三斋的住室的门上玻璃叫砸了，连贴在上面的毛主席像也弄烂了。我原来离开时，把毛主席像贴在门的玻璃上，天真地认为保守派的人总不敢连毛主席像弄破而砸碎玻璃，从而伸手进去把锁弄开，进到屋子里。这时，我进到屋里，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叫砸了。我那个大床上的棕绷子面，被人用刀斜着划了一道大缝，即不能睡人了。我并未参加造反派，只是同情他们。就这样，保守派的学生没抓住我，就把我的东西破坏来解恨。前已说过，保守派的遵义队叫我参加了他们的外围组织。不久，他们步行长征去北京，不叫我们外围组织的人去。我跟赵文焕乘火车去了北京。以后，遵义队也不再找我们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样，我实际上就成了“逍遥派”。大约1968年初，开封师院成立革命委员会，造反派掌权又举行一次军训。

造反派掌权后，他们之中有人都成了校系革委会的成员。于是，“存在决定意识”。有个校革委会的领导住进一个小独院，也就有人常进去陪他喝酒。我在中排房住时，同院住的校革委会领导，原来是本系一般教师，这时，后勤主动地给他的窗纱换成新的。他还对我说：“你咋不吭一声，叫他们也给你换了。”我心想，我吭也不会给我换。一次，我去他在斋房的屋里，他竟坐在藤椅上把两只脚翘在桌上同我说话。我们系的革委会领导，本来和大家都是一般的教师，也很熟悉，这时就有人对群众摆架子，也有学生给他们送东西吃，更有人就是“顺我则昌，逆我者亡”了。

制像章。

1968年全国出现佩戴毛主席像章的热潮。院革委会成立制作像章小组，由中文系造反派学生陈某主持。化学系革委会推荐我负责技术工作：氧化、抛光、染色、上漆、烘干等，是除了压模以外的所有技术程序。氧化是把压好的金属铝的像章模放在一定浓度的硫酸和磷酸的混合液中，通过一定电压的直流电，发生电解氧化反应。这一工作当然需要有化学知识的人来做。而陈某给我派来几名女干部，她们做除了氧化以外的工作。她们心细，做得很好。由于只有我一个男的，所以采购也只有我去。特别艰巨的是，骑车到西南郊的危险品仓库买回50斤一大玻璃瓶磷酸，安放在自行车后边，一路上担惊害怕。以后，化学系又派马月然参加，减轻了我的负担。陈某带一位外语系预科的女生雷某专做压模的工作，是头道工序。陈很宠她。她动辄撒娇不干，影响整个工作。我就与马商议，不信我们干不了。就不通过陈某而自行去军分区的像章组学习压模，一次就学会了。拿回来我们压的模让陈某看，他认为不错，以后也叫我去7249部队的像章组为学校压制像章。我从来认为，只要留心学，没有学不会的事。

清队（清理阶级队伍）。

接近1968年底，学校根据全国形势开始清队，说是35岁以上的人都在审查之列。当时我45岁。革委会就不让我制像章。因审查尚未开始，恰我母亲想去云南看我华妹，并带华妹的孩子向东、向荣前往。当时只有武汉直达昆明的火车，我就送他们到武汉。在开封托了我的老队主任的夫人（在开封车站工作）王烟玲，她托了火车行李员把我们送到郑州。那位行李员又转托去武汉的行李员。一路乘行李车。那人到武汉就不管了。我们只好住旅馆，每天一早去售票所排队买去昆明的卧铺。这时天气很冷，下小雪。旅馆门前马路旁仍有不少靠为人缝衣服和做袜底为生的老妇人。她们还是小脚，用一个小火炉放在脚下取暖。我在旅馆住时，听见旅馆的人打电话时先说“毛主席万岁”，打完电话时又说“毛主席万岁”，表示结束。和我们同住二楼的一位农村小脚老太太，她没住过楼房。她上楼后往楼梯下一看，害怕得不敢下楼，下楼时坐下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移动。我起了三个早上排队，才给母亲买到卧铺，然后送他们上了车，又去给华妹发了电报。我在武汉买了个洗衣服用的木盆。店员先把周围缠了一股草绳，然后又在盆的圆形面上打了十字结，且都通过圆周的绳。这样绳子不会脱落，我就可以背起来走。这个经验后来我用在在上海买一个大的塑料洗衣洗澡盆。

未完待续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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