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民族想象：1500年至今的凯尔特文明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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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译自巴里·坎利夫The Ancient Celts（2nd edition）（《古代凯尔特人（第二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一章“Visions of the Celts”，标题为译者自拟，原文图片序号重排，著作权归属原著者及出版社所有，译文仅供教研。

关于本文

走出民族想象：1500年至今的凯尔特文明研究

（上）

原

著

英国考古学家，牛津大学荣休教授

巴里·坎利夫（Barry W. Cunliffe）

翻译

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沉睡与觉醒：约1500-1700年

在公元四世纪至十六世纪间，很少有人关心凯尔特人。古典文献要么失传，要么乏人问津，而基督教的普遍吸引力，以及它自己的文本、神话和观念，提供了用以规范行为、激发起源神话和原历史的所有必要模式。然而，正是基督教令埋藏在修道院图书馆中的古典文献手抄本中关于凯尔特人的知识得以存续。

在十六世纪，很多这类文献开始以印刷品的形式更广泛地传播。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抄本大约在1470年流传到罗马，5至10年后在米兰出版，而恺撒的《高卢战记》则于1511年在威尼斯付梓。至17世纪初，大多数主要文献都有了原文版和译本行世。这与西欧的普遍觉醒相吻合，即需要根据事实而不是神话来创造国家前史。在英国，学者约翰·利兰（John Leland，1503-1552年）开始在他足迹遍及全英的旅行中狂热地收集资料，而在该世纪末，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1551-1623年）在他的《不列颠尼亚》（Britannia，1586年初版）中对英国的起源做出了首次严肃阐释的尝试。在法国，凯尔特人开始在让·勒费布弗尔（Jean Le Fèbvre）于1534年出版的《高卢人的纹饰与古物》（Les Fleurs et antiquités des Gaules）等作品中登场，而且在整个十六和十七世纪，人们开始特别关注德鲁伊的信仰和哲学。

图1.拉斐尔·霍林谢德（Raphael Holinshed）对不列颠爱西尼（Iceni）部落女王布狄卡Boudica；当时拼写为Boadiccea）的描绘，后者在公元60年领导了一场反抗罗马人的起义。这是霍林谢德《编年史》（Chronicles ；1578年）一书中的插图。构图明显借鉴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检阅部队的场景。

新大陆及那里令人震惊的各种“原始民族”的发现——每个民族都生活在自己独特的民族志现状中——和对非洲和东方探索的开始，为那些书写欧洲社会史前史的人提供了充分的比较材料。塞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把前罗马时代的不列颠部落战争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战争相提并论，而约翰·怀特（John White）则可以把他对弗吉尼亚印第安人的田野素描作为皮克特人（Picts）和布立吞人（Britons）的模型。在整个十六和十七世纪开始出现的是把凯尔特人、高卢人和布立吞人视为“高贵野蛮人”的理念，这与波塞冬尼乌斯（Poseidonius）的安逸原始主义（soft-primitivist）认知不谋而合。在对南太平洋岛民的认识活跃了欧洲人的思维之后，这一趋势在18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

凯尔特乡愁与民族主义：

约1700-1870年

至18世纪初，关注早期欧洲的古物学家们已经掌握了主要古典文献和各种民族志参照，对本国史前遗迹和文物的了解也日益加深。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法国和英国，创造了一个由凯尔特人和德鲁伊定居的往昔的愿景。在英国，这场运动由威廉·斯图克利（William Stukeley，1687-1765年）领导，他于1723年开始撰写一部四卷本的古代凯尔特人历史。这部作品从未完成，但他在1740年和1743年分别出版的关于巨石阵和阿夫伯里石阵（Avebury）的两卷，将这两座古迹都归于“不列颠的德鲁伊”。在斯图克利的大力鼓吹之下，之后英国几乎所有的巨石古迹——墓穴、围场和石阵——都被认为是德鲁伊的专利，而山寨（hillforts）则被视为“古代不列颠”的要塞，或者是恺撒在公元前55年和54年入侵时建造的营垒。

在法国盛行着同样的狂热。1703年，布列塔尼牧师保罗-伊夫斯·佩松（Paul-Yves Pezron）出版了他的《古代凯尔特人，或称高卢人的民族与语言》（Antiquité de la nation et de la langue des Celtes, autrement appellez Gaulois）。到该世纪末，巨石建筑是凯尔特人遗存的信念在拉图尔·多韦涅（Théophile-Malo Corret de La Tour d'Auvergne）的《高卢人的起源》（Origines gauloises；1796）和雅克·坎布瑞（Jacques Cambry）的《凯尔特巨石建筑》（Monumens celtiques；1805年）等作品中被奉为圭臬，这些作品将所有的布列塔尼巨石建筑归于凯尔特人名下。

陷入凯尔特乡愁浪漫主义（romance of Celtomania）的人们的另一追求是“发现”生活在偏远地区农民的民间记忆中仍然存在的凯尔特文学传统。最明目张胆的发明案例来自苏格兰，在那里，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以一己之力创造了莪相（Ossian）诗篇，并在1760-1763年间出版。这种彻头彻尾的捏造在整个欧洲为民族认同而战的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莪相在匈牙利人桑多尔·裴多菲（1823-1849年）歌颂自由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威尔士人亦有浪漫的发明。1792年，他们创立了在秋分举行的吟游诗人歌会（Maen Gorsedd）仪式，威尔士吟游诗人在浮夸的仪式上进行冗长的表演，需要一个祭坛和一圈石头作为道具，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这一“古老传统”的向壁虚造是威尔士石匠爱德华·威廉斯（Edward Williams）的杰作，他更喜欢人们称呼他的吟游诗人诨号“伊奥洛·莫尔加努格”（Iolo Morganwg）。1819年，威廉斯设法将歌会附在威尔士的艾斯特福德节（Eisteddfod）这个更古老、更受人尊敬的艺术活动上，从而确保了他的荒诞的凯尔特创作得以保留。

图2.威廉·斯图克利运用生动的想象力描绘的德鲁伊。摘自他1740年出版的《巨石阵》一书。腰带上的斧头是青铜时代的类型，但这样的细节在斯图克利的时代是不被重视的。

图3.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公元前52年在阿莱西亚与恺撒对垒的高卢抵抗军领袖的雕像。这座雕像矗立在阿莱西亚高原上，是1865年在拿破仑三世的授意下建造的。拿破仑三世组织人员对恺撒的战役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拿破仑三世和雕像之间有某种风格上的相似之处。

在布列塔尼，民间记忆和古老歌谣受到厄萨特·德拉维勒马凯子爵昂利（Théodore Claude Henri, vicomte Hersart de la Villemarqué）1的热心收集，他的《布列塔尼歌谣》（Barzaz-Breiz）初版于1839年，当时法国政府正试图消灭布列塔尼文化和语言。他受到同时代一些人的严厉谴责，后者声称他的歌曲是捏造的，但他的田野笔记已经公开，表明他实际上记录了乡下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货真价实的古老材料。

注释1.原文作“Théodore Hersart, vicomte de La Villemarqué”，应属作者误记。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凯尔特乡愁，糅合了事实与幻想，在学术史上自有其地位。它是西欧古物学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它提供了小心翼翼的首次尝试，即将古典文献、古物研究、口头传统和语言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欧洲的往昔。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阶段的许多浪漫虚构流传至今。

法国考古学家萨洛蒙·莱纳赫（Salomon Reinach）在回顾凯尔特乡愁的源起时，如此讽刺他们的信仰：

凯尔特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们的语言几乎完整地保存在下布列塔尼地区；他们是深刻的哲学家，他们卓越的学说被威尔士吟游诗人口耳相传；支石墓（dolmens）是他们的祭坛，他们的祭司德鲁伊在那里献祭人牲；成列的巨石是他们的天文台。

莱纳赫能够对此不屑一顾，是因为在1870年之后，整个西欧的考古工作为铁器时代文化揭示出全新的面貌。

图4.泰晤士河堤上布狄卡女王光彩夺目地驾驭战车面向国会大厦。这座雕像建于1902年，将这位不列颠女王刻画成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王室贵族的形象。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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