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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回顾
走出民族想象:1500年至今的凯尔特文明研究
(中)
原
著
英国考古学家,牛津大学荣休教授
巴里·坎利夫(Barry W. Cunliffe)
翻译
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在十八世纪浪漫的凯尔特主义之下,隐藏着一股民族主义的暗流,这种暗流在十九世纪变得更加强烈和昭彰。古典文献描绘了一片闪烁着民族英雄的星空:英国的布狄卡、法国的维钦托利、比利时的阿姆比奥雷克斯(Ambiorix)、伊比利亚的维里阿修斯(Viriathus)。在需要时,他们都可以作为民族身份和自由的象征。1865年在阿利斯圣兰(Alise-Sainte-Reine;科多尔省[Côte d'Or])树立起维钦托利的雕像,不久后在比利时通赫伦(Tongeren)揭幕了身穿英雄化装束的阿姆比奥雷克斯雕像,以及1902年在伦敦泰晤士河堤上现身的青铜布狄卡,都为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动荡世纪中创造民族认同提供了急需的灵感。
在很多这类事情上,法国都占了先机。著名的《垂死的高卢人》雕像由法国王室于1737年斥巨资购买,最终由拿破仑·波拿巴转让给了法国政府,这尊雕像的感染力并没有就此在他身上消失。1805年,拿破仑在巴黎成立了凯尔特学会(Académie celtique),但铁器时代考古学最早的有计划的研究项目留待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发起。后者在流亡一段时间后回到法国,于1848年当选为第二共和国总统,四年后进一步夺取权力,成为皇帝,随即自封为拿破仑三世。法国经历了长期的动荡,面临着普鲁士军国主义日益严重的威胁。
图5.拿破仑三世于1852年至1870年担任法国皇帝,1870年他在色当被普鲁士人击败并俘虏。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学术兴趣,铁器时代高卢的考古学研究蓬勃发展。这幅油画由夏尔-爱德华·布提邦纳(Charles-Edouard·Boutibonne)创作于1856年。
拿破仑三世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巧妙地将个人的学术侧重与鼓舞法国士气的需要结合起来,赞助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田野调查和发掘活动,为其计划中的著作《尤利乌斯·恺撒史》(Histoire de Jules César)提供考古数据。1860年至1865年期间,斯托菲尔上校(Colonel E.Stoffel)在多达300名助手和工人的帮助下进行田野发掘。上校的任务是研究恺撒战役的地形,并辨识战场,这项任务在各个层面上都取得了成功,最重要的是发现和挖掘了阿莱西亚的围城工事及战场,战争领袖维钦托利在那里对罗马进行了最后的英勇抵抗。为了进一步补充这些事件的凯尔特背景,拿破仑三世发起了对位于比布拉克特(Bibracte,今Mont Beuvray,靠近奥坦[Autun])的艾杜伊人主要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他将这项任务委托给了布利奥(J.-G. Bulliot)。计划中的三卷本《尤利乌斯·恺撒史》,前两卷分别于1865年和1866年出版。1863年在巴黎成立的国家古物博物馆(Le Musée des Antiquités nationales)支持了拿破仑三世不断增长的凯尔特古物收藏,包括模型和复原,这令大众增进了对凯尔特文明的了解。
拿破仑三世通过加强,甚至可能创造公众对高卢人及其对外部侵略者罗马的英勇抵抗的认识,有意灌输一种民族精神。他对恺撒的态度是矛盾的。恺撒镇压了高卢人的抵抗,但拿破仑三世声称,恺撒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否则这个国家就会被日耳曼人占领——在19世纪60年代,个中相似之处便无需向法国公众多言了。但罗马人的征服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和平时期得以统一高卢,这是之前和之后从未实现过的。当1870年拿破仑在色当骑马出征,率领法军惨败于普鲁士人之手时,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维钦托利还是恺撒为他提供了榜样。
图6.斯托菲尔上校是拿破仑三世成立的阿莱西亚发掘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他在寻找恺撒军事设施的痕迹时,开挖了探沟,以测试掩埋在地下的沟渠和坑洞的存在和形式。这一细致的工作使他能够绘制出恺撒的碉堡和配套防御工程的平面图。这幅插图取自拿破仑三世的《尤利乌斯·恺撒史》(1865-6年),是恺撒位于外圈包围线上一个营地的平面图,该营地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牵制阿莱西亚的维钦托利军队。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在那些可以声称是凯尔特故地的区域,为凯尔特乡愁提供了重要刺激。诗歌传统的“发现”,如麦克弗森发明的莪相史诗,以及从伊奥洛·莫尔加努格旺盛的想象力中产生的幻想,不应影响更严肃的工作,如埃文·埃文斯(Evan Evans)的《古代威尔士吟游诗人诗歌选辑》(Some Specimens from the Poetry of the Antient Welsh Bards;1764)。厄萨特·德拉维勒马凯子爵的《布列塔尼歌谣》(1839年),同样,还有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文学天才,在苏格兰禁止所有涉及凯尔特的事物时,他的小说和诗歌给高地人带来了新的贵族气质。在这类文学和民间成果的发酵中,更为坚实的内容开始结晶:1751年成立的辛姆罗多里昂学会(Society of Cymmrodorion)和1846年成立的寒武纪考古协会(Cambrian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为威尔士搭建了一个可观的学术框架,而在苏格兰,1780年成立了苏格兰考古学会。在爱尔兰,1785年爱尔兰皇家学院应运而生,而康沃尔皇家研究院诞生于1818年。
图7.阿莱西亚城塞平面图,显示了恺撒在公元前52年建造的围城工事。该图是根据斯托菲尔上校的实地考察和发掘绘制的,该图发表于拿破仑三世1865-6年出版的《尤利乌斯·恺撒史》中。
图8.恺撒围攻阿莱西亚的模型,根据斯托菲尔上校《评注》中的描述及其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的发掘绘制。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提供了正式的论坛,让志同道合的人可以研究和纪念他们的往昔,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些社团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为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基石,而公认的凯尔特祖先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团结。这一点在布列塔尼得到了特别的发展,1867年,厄萨特·德拉维勒马凯子爵在那里建立了一系列泛凯尔特协会(Interceltic Congresses)中的第一个,邀请威尔士的“亲戚”、康沃尔的“兄弟”以及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表亲”参加。布列塔尼分离主义运动“永远的布列塔尼”(Breiz Atao)正是依托这些根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起来的。泛凯尔特主义提供了力量。它还提供了一种他者的身份:我们凯尔特人与他们法国人和英国人相对。布列塔尼教士兼学者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论文《凯尔特人的诗歌》(The Poetry of the Celtic Races)最能说明这一点,该文于1896年以英文发表。文章开篇描述了一个从诺曼底进入布列塔尼的旅行者所感受到的鲜明反差。
一阵冷风吹来,充溢着隐隐的忧伤,将思绪带往别处;树梢光秃秃的,扭曲纠缠;色彩单调的石楠树向远处延伸;每走一步,花岗岩都会冒出地表,稀薄的土层无法覆盖它;几乎总是阴沉的大海带着永恒的呻吟浮动在地平线处。同样的反差也体现在居民身上:不同于诺曼人的粗俗和稠密的人口,[布列塔尼人]乐于生活,追求私利,像所有这些养成享乐习惯的人一样自我,继承了一个胆小而矜持的种族,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外表深沉,但内蕴深刻的感情,在宗教本能上有一种可爱的精致。
凯尔特人如“他者”般生活在欧洲大西洋海滨的荒蛮半岛,这个隐喻在今天仍然很有生命力。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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