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丙寅回忆录（三十五）：尉氏农场，校办工厂——葡萄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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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丙寅

李丙寅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93岁

往期回顾：

李丙寅回忆录

尉氏农场，

校办工厂——葡萄糖厂

35

尉氏农场

（1970-1971.1）

初到农场，我们这些所谓的“五七战士”按系编成班，分散住在农民腾出来的房子里。我和化学系的向克明（总支副书记）、冉志勋（系办主任）、干部范进堂（带一小女孩）住在一间小茅草屋里。一次夜里下雨，漏得大家无处睡。

农场场部在三间瓦房中，还有三间作伙房。学校派炊事员做饭。大锅饭菜，质量差，又吃不饱。化学系、体育系和艺术系共约20多人，包括女教工，组成一个制砖队。先干和泥、脱坯。俗话说：“脱坯、打墙，似见阎王。”我们干这又脏又累的活，又吃不饱。体育系的崔景唐老师对来农场的校医李俊仙大夫说：“有病。请开处方：黑窝窝两个。”李大夫说：“只要伙房给，我就开。”那时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时代，谁也不会也不敢对知识分子照顾。而到农场作“五七战士”的党政干部则满腹牢骚地说：“我们又不是知识分子，被派到农场是因为既不是‘审查’（革命）对象又不是革命动力。”所以第一批到农场的人就是这样一些人。虽作了农场的“开国元勋”，出了大力，但并不受重视。

我们脱好坯后，又把坯送到窑中排好，架火烧。几天后，我们挑水到窑顶往上面泼水。窑顶盖有很厚的草，水不是一下子泼到烧好的砖上的，等其中的火渐渐熄灭，然后由数学系的“五七战士”打开下面的窑门（用坯堵上的），进去把烧好的砖运出，这时里面闷热。一次，我看见他们的王班长（党总支干部）训斥教师们，说他们不好好干活，教师徐更固就顶撞他：“你光站在外面指手画脚，你进去干个样子叫我们看看。”王就不吱声了。实际上，当时教师的地位不如党政干部。

砖烧好后，农场就开始盖房：仓库，宿舍，大伙房等。学校派来泥工、木工，我们教师、干部当小工：和泥、运料、递砖等。在这种场合，泥工老师傅可以训斥他的徒弟，而徒弟李某则把怨气转到我们身上。如，一次砌墙，吴祖金师傅和李某分别从两头往中间砌。按规矩，竖砌几行砖就该横砌一行，叫跑横。李师傅有些迷瞪，该横不横。当二人接头时，吴师傅一看李做得不对，就训斥他，并叫他拆掉重砌。李无可奈何地照办，却吆喝我们说，这泥太稀了，一会儿又说太稠了，故意刁难。而同样的泥，吴师傅并未说什么。吴师傅还说，李某不是他的徒弟，如果是他的徒弟，非臭骂一顿不可。

房子建完后，场领导派我去烧茶炉。这个茶炉是一个大煤火上边放一口大锅，大锅烧热水，供全场一百多人洗脸、洗脚或洗澡，另外有几把大铁壶烧开水，冬天还要起早为大家烧洗脸水，晚上等大家不用水时，再封火。所以，我比别人起得早，睡得也比大家晚。挑水、和煤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扎火用的通条长得到我的肩膀高，我扎火时要站到煤火台上。半年多后，改成一固定的煤火和大锅，烧烟煤，用鼓风机，劳动量减轻一些。不久，就叫我回化学系班，随大家干一般的农活。

本来学校说的是半年一轮换，却叫我干了两期一年，原因是赵文焕私下透露给我的，他劝我对历史问题不要顶撞系革委会领导。我说，他们总是让我承认参加国民党，我不能无中生有。由此可见，虽然系革委的人原来都是一般教师，一旦作了官就要“顺我则昌，逆我则亡”。文革后他们又成了一般教师。

秋季，儿子患黄疸性肝炎住院，妻子当时尚在西寨林场，我弟弟打电报叫我回开封，我就请假回家。先从农场步行50里到尉氏县城。到县城后，天色已晚，没有去开封的班车，我在公路上截了一辆大卡车回到开封。到家后见到妻子也回去了，那时她在杞县西寨林场。后来，农场办主任胡某竟说我请假时他问我妻子是否在家，我说没有，结果我回家后才发现她已从外地回来，那时又没有手机联系。到五一节，场里人轮休时，姓胡的竟然不准我轮休，说是作为惩罚。我反驳时，旁边一姓刘的政教系教师帮他说话，说少回家，多劳动，加强思想改造。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本人也帮助领导为难知识分子。再说，哪有孩子生病住院，只允许做父母的一方去看孩子？还有，小组中有一位高个子的青年教师周某，在一次小组会上批评我说，某次劳动见我铲土很慢。他没戴手表，于是原地踏步，看踏几步我铲一锨。他看别人一般是他踏三步铲一锨，我是他踏六步铲一锨。由此可见知识分子中有思想很“左”的，而且专门会监视别人的人。

大概是麦收后，我有几天假。某天晚饭后，学校有辆大卡车运两大截树干回开封，我就便搭此车。树身很长，车的后挡板也需放下，乘车人坐在树身上。当时，还有临时来收麦的本系的王素琴、吕效如和曲院长的通讯员张启发。车开到公路上后，司机王师傅让徒弟小某开。当时张启发就对我说：“脱啦（即有麻烦了）！咱们几个人的面本（购粮本，因人一死亡，粮本就注销）就交给他啦。”天已黑，但月亮很明。车行驶了一阵，突然，靠车沿坐的吕效如叫道，车轱辘（车轮）快出来了。于是，王师傅让停车。他下来一看，果然是一只后车轮快脱出来了。他说他回学校叫人来修，于是他截了一辆过路车走了。过了一会儿，小徒弟也截了一辆车走了，我们就在路边铺个床单睡下。天明后仍无车来，我们又渴又饿。快到中午时，有个骑车下乡卖冰糕的路过，王素琴买了几个给大家吃。吕效如遇见一辆去化肥厂拉化肥的拖拉机，他就坐上走了，因他家住在化肥厂。剩下我们三人，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半，才见李留春师傅等两人乘小汽车来到。他说，这个小某还真有气力，车轮跑出这个样子，开起来方向盘就掌握不住平衡，是真不懂。他拦了一辆卡车，叫我们三人乘上。车到开封南关，我们乘公交车回校。后来想想，我们太老实，也可早些截车回家。那时治安好，没人敢偷车。这件事很危险，因车轮一飞掉，车就会翻倒，我们叫大树一压，不死，伤得也重。我曾问原师院曲乃生院长的通讯员张启发为何不学开拖拉机。他说，去年河南5000件交通事故中一半是拖拉机。后来，农场秋耕，让物理系的人开拖拉机，在他们耕地时，我上去试了一下，觉得开起来并不难，但那是在一大片田地上。不久，物理系的青年教师张宝泰开拖拉机由农场去公社办公，中途拖拉机翻到路旁沟里死亡。

第一期农场领导是学校的一个转业兵老干部高某。他口口声声说他是长工出身，很熟悉农业活。当地大队党支书当面说他不会安排农业活，说他当长工只会干农业活，地主叫你干啥你就干啥，是地主安排农业活，而不是你；现在叫你领导农场，你就得把农场的农业活安排好，不然减产、减收，也影响我们大队的成绩。第二期领导是个副院长，他更不会安排农活。当他提出该干什么时，一有人反驳，他的口头禅就出来了：“那是哦。怎么办？问问元吧。”元是院办副主任，他的助手。农场的棉花因施化肥太多疯长、生虫时，中文系的同志去打药，人进去就看不见人了。大队支书讽刺说，你们种的棉花只能卖棉柴。我们的副院长生气地说，卖棉柴也不卖给你们。他听人参谋，派人到县城买“矮壮素”，结果也没把棉株变矮，最后也还收成些棉花。去公社收购站卖时，他叫按三级棉卖，收购站按质量给四级，他生气说，拉回来不卖了。公社的干部说，开封师范学院的门楼头高，我们管不着，但棉花是国家统购物资。于是这个副院长只好按四级棉卖了。1971年元月，我随农场第二期期满的人离开农场返校。当时不知何故，校车不开到农场，叫我们背着行李，包括被褥、衣服、鞋子，约三四十斤，另外还要掂着洗脸盆等，我还有把二胡，一直走了50里到县城才乘上校车。

校办工厂——葡萄糖厂

（1971.2-1972.2）

从农场回到学校，就去校园内的葡萄糖厂劳动。这个厂是化学系老师从无到有办起来的，我去时早已开始生产，是用红薯淀粉经发酵生产的。参加劳动的除化学系的人以外，还有直属教育教研室（解放前和文革后都叫教育系）的教师。我因是搞分析的，叫我到化验组，组长是我们分析教研室的实验员，她从开封制药厂学了化工部部颁标准的葡萄糖含量分析方法，照本操作。对我们教过课的人来说，就是一般的氧化－还原容量分析。她倒没有架子，跟我们一起三班倒。一共三人，另一位是本室的青年助教，是副组长。我这个中年讲师倒是个组员。化验组的工作是例行分析，即淀粉糖化过程中每隔一定时间分析一次转化率，即生成葡萄糖的百分率。一次，我发现葡萄糖的浓度到后来越来越低，我向副组长提出。他指责生产上出了问题，生产人员说化验错了，副组长说不错，双方发生争执。我说应多试几批，看看有无规律性。他们对我还好，同意我去做。结果发现水解转化率并非同原来固定的时间最高，而是提前了一个小时（糖化酶的含量或活性，随酶的培育条件一批和另一批应不完全相同）。这样就该提前一小时杀酶，停止水解。不仅提高了产率，而且节约了能源：水蒸气（煤）。这就是我的业务水平和工作态度。文革中颠倒是非，把知识少的反而当作技术领导。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我当了分析教研室主任，原来化工厂化验组组长仍去当实验员，副组长作一般教师（教研室副主任？）。

未完待续

我们

蓝色木Lyceum

期望与诸位作知识与美的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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