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龙丨从“睡狮”聊到拿破仑与中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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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睡狮”聊到拿破仑与中国（下）

文丨许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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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有个中国人的消息不久就传到拿破仑的耳朵里，1800年9月29日，他以第一执政的身份发布一项指令：“第一执政命令：原籍南京的中国人阿三，应由海军上校博丹（Baudin）指挥的军舰护送到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然后从该地返回中国，一切费用由共和国负担。”拿破仑还专门指示博丹船长和海军部有关官员，要好好照顾阿三，他的待遇应该与他的外国人身份，以及他在共和国逗留期间的良好表现相称。海军部长依据拿破仑的命令给船长博丹这样的指示：“我要告诉你，公民，遵照第一执政的命令，目前滞留在巴黎的这位中国人，将要搭乘你所指挥的战舰到法兰西岛，在那里登岸等待机会，尽早返回本国。第一执政明确表示，要让这个中国人在船上得到尽可能周到的招待和照顾。”10月19日，博丹的战船驶离勒阿弗尔港，1801年3月16日抵达法兰西岛后，锺阿三被转交给该岛官员，让该官员遵照拿破仑的命令，殷勤招待锺阿三，并在第一时间送他返回中国。

拿破仑对中国的关心在一部字典的编纂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众所周知，当年欧洲人要想与中国打交道，必须懂中文，这个浅显的道理无人不知。可是，尽管在华的欧洲传教士陆续编出了用多种欧洲语言（拉丁文、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法语）注释的字典，但这些字典全是手抄本，正式刊印成书的一部也没有，所以，尽早编纂出一部用西方文字注解的汉字字典，成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在华传教士们的热切期望。何况，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正在马六甲编纂《汉英辞典》。法国学者们认为，在这件事上无论如何不能让英国人占先，因为此事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因而涉及国家的荣誉。1808年7月，一位名叫萨西（Sylvestre de Sacy, 1758-1838）的法国学者，向皇帝拿破仑上书，建议聘用意大利人蒙都齐（Antonio Montucci ,1769-1829) ，编纂拟议中的汉字字典。拿破仑认为，编纂汉语字典一事虽然十分紧迫，但任用外国人主持此事却并非良策，有损法国的脸面，所以没有采纳这一建议。经过多方面查考，当年10月22日，他下令由法国人小德经（Chrétien-Louis de Guignes，1789-1845）挑起这副担子，在三年之内完成编纂汉字字典的任务。

小德经于1784年二十五岁时被派往广州主持法国在华事务，在广州居住时间长达17年，1801年离开中国，在菲律宾等地作短期逗留后，于1803年回到法国。小德经虽然因长期生活在中国而熟悉汉语，曾经为访华的荷兰使团觐见中国皇帝时充当译员，但他并非从事研究的学者，在法国汉学家眼里他并无学术地位可言。不过，他的父亲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 却是首屈一指的著名汉学家，是大名鼎鼎的美文和铭文学院院士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的两个嫡传弟子之一，而傅尔蒙的汉语老师则是历史上第一位定居法国巴黎，并娶法国女子为妻的中国人黄嘉略。真有意思，转了一大圈，法国人编纂汉语字典还是与中国人有点儿关系。关于黄嘉略的故事，笔者在拙著《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啰嗦了。这部名为《汉字西译》的字典终于在1813年问世了，它的法文名字是《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即《中法拉辞典》。为了突出拿破仑的关键作用，扉页上写着：“遵皇帝和国王拿破仑陛下之命编纂（Publié d’après l’ordre de Sa Majesté l’Empreur et Roi Napoléon le Grand）”，若用中国人习用的词语，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敕编”。

这部字典用上等纸张印制，装帧精美，重达12公斤，高43.5厘米，宽27.9厘米，收汉字13316个，无论在当时或是后来，再也没有更豪华的字典了。可是，在得到广泛赞扬的同时，这部字典却也遭到许多非议。首先是太大太厚太重，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其次是释文不实用。主编小德经对这些批评不以为然，他表示，这部字典只是为文字翻译使用的，如果谁想通过字典学习汉语，那肯定是要失望的，尤其是学习汉语口语，必须有一个中国老师当教习才行。然而，最为人诟病的是，这部字典并非原创，而是一部抄袭和剽窃的著作。这一指责并非恶意诽谤，而是事实。前面提到，有一些来华传教士陆续编纂了多种汉语字典，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意大利籍的方济各会士叶尊孝（Basilio Brollo, 1648-1704）所编的《汉字西译》。这部用拉丁文注释汉字的手抄本字典，在传教士中广泛流传，广受好评和欢迎。小德经奉拿破仑之旨编纂的这部《汉字西译》，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将叶尊孝的字典加以修改和充实，并添加了法文注释，如此而已。    

印制汉字字典当然需要汉字字模，这就涉及另一个故事，那就是十八世纪上半叶以傅尔蒙为首的一批法国人，在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支持下，花费巨资刻制数万汉字活字的故事。傅尔蒙原本想要用这些字模印制他自己编写的汉字字典，但并未如愿。他去世之后，这些字模被束之高阁，一晃就是四十余年。令人欣慰的是，傅尔蒙和他的同伴们十余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如若没有这些现成的汉字活字字模，《汉字西译》是不可能印制成书的。但因此事与拿破仑没有关系，此处就略去不谈了。

1813年，这部字典终于问世，但拿破仑此时忙于作战，无暇顾及。此后不久，他战败下野，在枫丹白露签署了退位诏书，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14年3月他率领一千余名士兵，逃离厄尔巴岛，在法国本土的儒昂港登陆，开始了著名的百日王朝。甫一抵达土伦，他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格勒诺布尔，到图书馆仔细观看了《汉字西译》。见到如此精致的字典，他毫不掩饰志得意满之情，神采飞扬地对随从说：“别人空喊了一百年没有办成的事，我一道谕旨，三年就办成了。”据传，这部字典印制了一千五百册，法国的每所大学都有一册。

关于拿破仑与中国的关系，另一个故事也值得一提。1811年12月21日，当时担任法国驻皮卡第总督的费利克斯·勒努阿·德圣克鲁阿（Fé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向已经成为皇帝的拿破仑，呈交了一份发展法国与中国政治和贸易关系的计划。此人曾是海军军官，到过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亲眼目睹英国与法国在远东地区的激烈竞争。他在这份详尽的计划中指出，法国在华的主要对手是英国，而此时正是设法挤走英国在华势力的极好时机，因为1807年发生在广州的英国水手将一个中国人棒击而死的事件，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恶感。他向拿破仑建议，尽快向中国派遣一个使团，劝说中国人不准英国人在华经商，同时大力宣扬法国，俾使在法国传教士已经获得的良好声誉的基础上，进一步促使法国获得中国的青睐，取得更多的商业利益。他还向拿破仑建议，法国使团最好取道陆路，经由俄罗斯前往中国，而且要严格保密，不让英国人刺探到有关这个使团的任何消息。他认为，此前的外国使团向中国皇帝所送的礼物，几乎全是钟表、乐器之类的玩意儿，中国皇帝一开始感到新鲜，过几天玩腻之后，就下令存放到仓库里去了。所以，他建议多送一些枪炮作为礼物，既有实用价值，还能显示法国的先进。此外，他还就使团应该由哪些人员组成，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意见，就连译员他也想到了。他建议，使团应该在抵达中俄边境时雇佣两个俄国人充当译员，而不能雇佣中国译员，因为他们肯定不敢把中国官员不爱听的话，包括对方的不同意见，如实翻译给中国官员听的。这份详尽的计划虽然引起拿破仑的极大关注，表现出很大兴趣，可是就在他收到这份计划的前两天，他刚刚让皇家图书馆馆长为他提供一些有关俄国和立陶宛的地理资料，可见当时他正在考虑的是为进攻波兰和俄国做准备，没有把心思放在中国问题上，所以他只是把这份计划交给外交部长去处理，再也没了下文。

除了这些可信度比较高的传闻，有关拿破仑与中国人的故事还有一些。著名学者陈翰笙在他的《猪仔出洋》一文中，写到了在圣赫勒拿岛上当苦力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在岛上修建房屋时，拿破仑尚未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这些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他的服务人员，大多干的是园丁等杂役，有一人成了他的厨子，服务周到热心，赢得了拿破仑的欢心，所以，他对这些中国人的印象不错，与他们的关系也很和谐。拿破仑在宴请路过那里的英国海军军官巴塞尔·贺尔舰长时，指着窗外花园中的中国花匠对贺尔说：“你看，这些人很善良。他们有才能、智慧和自尊心，决不会长期像这样受英国人或其他任何西方人奴役。”蒋梦麟先生在他的《西潮》中谈及拿破仑的中国厨子时写道：“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想起他的忠仆，就吩咐他的左右说：你们要好好的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来是要成为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个中国人朋友是很爱钱的，你们给他五百法郎吧。”

从以上的记述不难看出，拿破仑不但重视中国，而且总体上对中国和中国人比较友好。然而，我们切莫误以为拿破仑对中国情有独钟，他心里想的不只是中国，而是整个东方，特别是印度。他关注中国和印度，并非由于热爱这两个国家悠久的文明，而是梦想有朝一日能像称霸欧洲那样，当上“东方帝国”的皇帝。因而他在闲聊中提及中国或是印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说过“中国觉醒之时，世界将为之颤抖”之类的话呢？

许多人不约而同提到拿破仑与英国第二个赴华使团团长阿美士德在圣赫勒拿岛的谈话，声称拿破仑的这句话就是在这次谈话中说的。

《当中国觉醒之时》的作者佩雷菲特既然拿这句话做他的书名，当然不会不知道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说了些什么，特别是是否说过这句话。不过，别人不能越俎代庖，这事只能由他本人来回答。我有幸当面问过佩雷菲特，他也给了我回答，那就让我啰嗦一点，从头到尾细说一遍，大家或许就明白了。

时值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法国隆重举行多种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受邀与会。会后应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在该中心下属的“当代史研究所”作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当年9月中旬，我按约定的时间前去《费加罗》报社，拜访佩雷菲特先生，送上拙著《孟德斯鸠与中国》，他不识中文，我便向他作了简要的介绍，但他对孟德斯鸠相当熟悉，于是，谈话便集中在孟德斯鸠对中国的态度上。我对于某些学者把孟德斯鸠视为贬低中国的启蒙学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也认为孟德斯鸠对中国的批评不无道理，而且在他自己的新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的序言中，还提到了孟德斯鸠。这时，他拿出了另一部关于中国的新作的清样，让我仔细看一遍，并嘱咐我重点注意对事实的叙述是否准确，约定半个月后再见面时，把我的意见告诉他，我痛快地答应了，并且把他的委托视为一种信任和荣誉。接下来的谈话比较轻松，闲聊一会之后我问他，拿破仑的“睡狮”之说究竟出自何处。他说，此话说来就长了，这么着，下次你来时，我给你一点儿资料。

半个月之后，我再次去他的办公室，把清样送还给他，把我认为有误或不妥的地方一一向他指出，他认真地在清样上做了记号，有些事情他还仔细地问我，间或还有些讨论，谈话持续了将近两小时。临了他给了我一份打字的资料，说是我所关心的关于拿破仑的“睡狮”说，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我很开心地拿着这份宝贵的资料，向他告别返回住所。

这是一份奥米拉《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O’Meara, Napoleon at ST.- Helene）的摘录，内容是这位医生与拿破仑的几次谈话，其中多处涉及中国。之所以在谈话中涉及中国，是因那时已经知道阿美士德要在从中国返回英国途中，顺访圣赫勒拿岛，拜见拿破仑。

第一次谈话是在阿美士德到达圣赫勒拿岛三个月前的1817年3月25日。奥米拉告诉皇帝，阿美士德勋爵过些日子将要到达这里。拿破仑说，他认为阿美士德入乡不随俗是错误的。奥米拉说，阿美士德表示愿意向中国皇帝行与英国人觐见国王相同的礼，但中国人对此不予认可。拿破仑说，既然不愿意按照中国人的要求行礼，英国人就不该派他到中国去。在英国，你们觐见国王时要吻他的手，这要在法国就会被认为荒谬，谁这么做会成为笑柄。可是，法国大使到了英国这么施礼，就不会觉得有失体面。一个人到另一个国家，就该入乡随俗。现在，你们因为干了件蠢事，可能失去一个国家的友谊和巨大的商业利益。奥米拉说，我们可以用几艘战舰，轻易地强迫中国答应更优厚的条件。拿破仑说，中国拥有雄厚的资源，与这种国家进行战争，可能是最大的错误。你们开始可能会获胜，但他们会想方设法进行反抗，而且会从法国和美国找来工匠，建成一支舰队，然后打败你们。

1817年5月26 日和27日，奥米拉与拿破仑再次谈到中国。他说，英国可能会损失巨大的商业利益，甚至可能会与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我是个英国人，我会把鼓动向中国开战的人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你们最终必定会被打败。

这几页资料中并没有拿破仑与阿美士德的谈话，原因是他们没有就中国进行深入的交谈，拿破仑只是询问阿美士德是不是叩头了等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问题。原因在于拿破仑对英国人不仅向来瞧不起，而且颇有些敌对情绪。当他获知阿美士德想要上岛见他时，先是犹豫了一阵，后来点头答应了，主要是想让阿美士德给圣赫勒拿岛的英国总督施加一点儿压力，或是回到英国后向王室反映，改善一下岛上极其恶劣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如此而已。所以阿美士德虽然在岛上停留了好几天，但拿破仑与他的谈话仅仅进行了一个小时。

读完这些资料，我心中明白了，佩雷菲特不愿意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既然如此，我就不应该强人所难，非要刨根究底不可。所以，我既没有再次去拜访他，也没有在电话中提及此事。我心里已经是有了底：拿破仑的“睡狮”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时间到了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佩雷菲特受邀前来与会。其实，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那本《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引起的。这部书出版于1989年，讲的是第一个英国使团来华访问的前因后果，资料比较详细，写法有点儿像小说，可读性很高。书中记述，英国使团团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前，在是否要行三跪九叩礼的细节上，与和珅等中国高官有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虽然各自退让一步，互作妥协，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见，但乾隆皇帝对于英国人提出的要求，一项也没答应，其中包括他们想要得到的与中国通商的便利、租用舟山群岛中的某一小岛，用作晾晒商品之用等等，最终空手而归。

1993年恰逢马戛尔尼来华二百周年，两国学者趁此机会探讨一下世界近代史上这件重要的事件，可谓正当其时。会议在当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承德避暑山庄举行，会场设在如今不允许公众参观的烟雨楼，开幕的日子选在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同月同日（9月14日，农历八月初十）那天。佩雷菲特因是《停滞的帝国》这本书的作者而成为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人物。             

某天午休时间，他让我陪他到城里中国银行去兑换人民币，一路上东拉西扯，又说到拿破仑的那句话，我说，你给我的那份资料里面，并没有拿破仑提及中国这只狮子睡不睡、醒不醒的话。他朝我笑笑说，你自己慢慢去琢磨吧，况且我从来没说过，那句话是拿破仑说的。哈哈，到底是老练的政治家，“狡猾狡猾的”，用不着再说了，我彻底明白了，我想，各位读者跟我一样，也彻底明白了。

2021年1月9日

- 全文完 -

“蓝色木Lyceum”，

期望与诸位作知识与美的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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