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龙丨我心中永远的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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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永远的二哥

文丨许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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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哥杨良济，1929年生于泰国曼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 被土匪杀害于浙江临海。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他仅仅停留了二十年。

1999年，二哥五十周年忌日， 我的大哥杨良鋆在临海为他举办了颇具规模的纪念活动，到场的除了四、五位临海市领导外，还有一位专程前来的浙江省厅局级官员。次日，当地的《临海报》在头版作了详细报道。

1999年参加纪念大会的部分人员合影

2009年二哥六十周年忌日，我在临海召集了家人和他的部分战友，在他的墓前举行了简朴的祭奠仪式。

2009年老战友祭奠时合影

今年2019年是二哥遇害七十周年忌日，老战友中硕果仅存的大多行动不便，加之二哥的墓地也已于2016年由临海筱溪迁至家乡浙江舟山烈士陵园。诸多因素打消了举行纪念活动的念头，仅以此文寄托我对二哥的无限思念之情。

二哥长我七岁，和我在孩提时代不属于同一年龄层。当时我们的父亲在越南海防经商。我上幼儿园，他念初中，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却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从越南返回上海后，我们一家先后住在法租界萨坡赛路和市中心的浙江中路，而二哥在上海大部分时间住校，后又转去大后方重庆读书，在家时间很少，因而到那时为止，二哥对我而言始终是一个陌生的兄长。    

1940年代初我与二哥在越南海防

二哥在重庆读完高中后，投笔从戎，考入中央训练团接受英语翻译培训，以期为在缅甸作战的国军与美军沟通服务。受训三个月结业后，因时局变化，他并未奔赴前线。后考入华西大学，不久转入战时从南京迁往成都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在这里，他结识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徐季华，两人情投意合，不久成为恋人。    

徐季华摄于1949年

徐季华，四川灌县人，1923年出生，长我二哥六岁。她在中学时就写诗、办刊物，是当地有名的才女。二哥与徐季华的相识过程，如今已无从考证，依我揣测，是一致的政治立场和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使他们从朋友成为恋人。

徐季华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写诗为救国呼号，抗战胜利后，她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积极靠拢共产党，除写诗撰文外，还与二哥在工人夜校任教。金陵大学迁回南京后，在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她与二哥并肩作战、生死与共，表现非常英勇。

二哥独自在大后方求学时，父亲的经济接济常常不能及时到位，以至于他被迫从私立学校转学到一个战时学生进修班，即一种变相的难民收容所，条件极差。他在一封信中有这样的描述：“那年冬天的疥疮和虱子，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痛苦，背上涂满硫磺油膏，遍身发臭，……”父亲对他的境遇似乎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信中述说自己在向父亲托付的亲友支取生活费时所遇到的不快和屈辱，令他难以承受。于是他郑重地通知父亲，以后不再依赖家庭，自己设法解决生计问题。二哥当时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能够做出如此的决定，至今令我佩服不已。此后他主要靠撰文、写诗及翻译英语小说的稿费所得为生。可惜他的作品一件也没有留下来，由于不知道他使用的笔名，因而也就无法查找。

1947年暑假，二哥与徐季华以及金陵女大的另一个女学生刘德芳，一起到舟山我家小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二哥的女朋友徐季华。他们通过舟山的中共地下组织，频繁地举行小型聚会，向舟山的进步知识分子介绍南京的反蒋爱国学生运动，向中共定海城区支部提供苏北解放区出版的《新人生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香港出版的进步书刊。他们还举办读书会，研讨《萧红小传》和苏联剧本《夜未央》等著作。二哥还教唱《你是灯塔》《你这个坏东西》《山那边哟好地方》等进步歌曲，这些歌曲很快在定海城区的一些中小学生中传开来，在岛城造成了浓郁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的气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你是灯塔》这首歌，歌词是这样的：“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学联，你就是舵手，你就是方向。……” 原词中的“中国共产党”虽被改成“中国学联”，但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能心领神会。

短暂的暑假很快就结束了，二哥与两位女同学返回南京，但是他们此行却在舟山进步青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大哥杨良鋆抗战时期也在大后方读书。出于热血报国的志向，他投考了国民党空军，并被派往美国受训。学成归国后，在国民党空军总部就职。此时，国民政府已经回到南京，金陵大学也已迁回南京，所以，大哥与二哥同在一个城市。兄弟二人虽然同处一地，却由于思想隔阂，仅仅偶尔通个电话，很少往来。1948年夏初某日，大哥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问他是否有一个名叫杨良济的兄弟，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位朋友便告诉他，此人被列入黑名单了，说完就挂断电话。大哥来不及换下军装，匆匆赶往金陵大学，偏巧没能找到二哥本人，于是他只得嘱托遇到的一位同学转告，让二哥当晚务必离开南京。手足之情令人感动，大哥的暗中通报，使二哥逃脱了国民党的抓捕。他连夜动身返回了老家舟山 。

此番还乡与一年前不同，不是短暂逗留，而是长期生活，他必须在舟山站稳脚跟，在坚持革命活动的前提下，不能过于暴露，必要时还得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这对于平素喜怒哀乐形于色的二哥来说实属不易。然而，事实表明，他既有革命热情，也不乏与敌人周旋的机智。返回舟山不久，他就在家里挂出了一帧蒋介石的肖像，上款写着“良济同志惠存”，下款则是“蒋中正赠”。原来，凡是中央训练团的学员，结业时都会得到三样东西：一帧蒋介石的小照、一把短剑和少校军衔。二哥和训练团的学员们都知道，这只不过是蒋介石笼络他们的一种手段，并无深意。然而，对于不知底细的人，包括舟山的国民党官员来说，挂在堂屋里的这帧照片可是非比寻常，杨良济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大有来头的人。不久他经人介绍，当上了国民党舟山海军巡防处处长的家庭教师，为处长的女儿补习英文。每当上课之日，一辆侧三轮开到我家附近来接他，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舟山这种小地方，当年连黄包车都没有，遑论机动车了，这辆侧三轮恐怕比得上如今的奔驰、宝马。由于二哥自我保护做得到位，他在舟山的活动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

我家后门外有一块不足三分的地，长期荒芜。二哥回到舟山后，置备了锄头等农具，带着我将这块地开垦出来，种上各种蔬菜。他是农学院的学生，种菜讲究科学。为了给蔬菜上肥，他用稻草和人粪尿制作堆肥，一层稻草，一层人粪尿，待其发酵腐烂后使用。在制作过程中，二哥和我常常满身粪便，狼狈不堪，但他毫不在乎，我自然不敢有任何怨言。遗憾的是，由于不久之后二哥的活动日益频繁，顾不上照料这块菜地，只收获了一些没有长好的黄芽菜。

二哥对弟弟们的教育非常关心。记得当时淘气的六弟只有四周岁，远未达到上学的年龄，二哥却认为，与其成天在家疯玩，不如早些上学，好歹可以识几个字。于是不顾六弟愿不愿意，硬要把他送进离家不远的三忠祠小学。六弟激烈抗拒，二哥便把他按倒在堂前的长条石凳上，狠狠地抽打屁股，打得六弟杀猪般地嚎叫，母亲和邻居都有些看不下去，纷纷前来劝阻，他固执己见，连拉带拽最终将六弟送进了学校。

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但二哥并不满意，认为我还有潜力可挖，于是令我尝试小说写作。现在想来，这个做法有些离谱，但二哥却十分认真。他并不给我出题，而是让我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故事，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我冥思苦想了好几天，挖空心思编了一个小故事，写了大约千把字。他看了之后，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叫我继续写。

给巡防处长的女儿教英文，占不了二哥的许多时间，除了与1947年夏季结识的那几位进步青年重新往来之外，二哥在我们杨家宗祠开办了一个儿童补习班，被他请来的学生都是附近贫苦人家的失学少年，有的从来不曾上过学。教师只有两位，就是他和我，主要课程是一年级语文和算术，再就是歌谣，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A.B.C, C.B.A, 滚你妈的U.S.A.！”可见，这个所谓的儿童补习班，其实也是二哥的宣传阵地之一。

拆迁前夕的我家，当年的儿童补习班就办在左上角无门空屋内

当年秋季开学时，二哥被聘为定海简易师范学校的化学教员。任教不久他就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办起了一个课外读书班。读书班的活动有三：1，阅读和讨论进步和革命书籍，主要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2，创制和推广拉丁化舟山方言方案（简称新文字）。3，利用新文字编印宣传材料，其中包括政论文章和故事，以及读书班自己编印的不定期油印小报《民主周报》，前后印行了22期。拉丁化舟山方言方案的创制和应用，是二哥独具匠心的一个举措，目的是以隐蔽的手段宣传革命，不懂新文字的人无法读懂，因而也就不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读书班成员的工作之一，就是把一些进步书籍和资料从汉字翻译成新文字，或是单独印行，或是刊登在《民主周报》上。除了读书班成员外，一些进步青年也渐渐掌握了新文字，这些读物和《民主周报》的读者也就日益增多。利用新文字的优势，《民主周报》经常刊出一些在国统区难以获得的消息，二哥亲自执笔撰写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淮海战役中失败的必然性》就属于这一类。

新文字还被用来编写通俗读物，向贫苦农民和渔民宣传革命，在现存资料中，有一部书名已佚的小说，述说了一位渔民悲惨家史。在用新文字编写的《舟山群岛》中，作者在介绍舟山的地理以及物产等情况时，不忘插上几句启发“阶级觉悟”的话：“前清时期，官员和有钱人坐轿子，一人坐，两人抬，现在变成黄包车了。”在谈及舟山的未来时写道：“全舟山老百姓，甚至全中国老百姓做主人，一定要我们民主政府来办。”这里的民主政府显然不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从文化史角度看，拉丁化舟山话新文字的创制和实际应用，也值得珍惜。为了保留这件文化遗产，我在2011年花费了数月时间，以残存的拉丁化新文字资料为依据，仔细研究，反复推敲，复原了当时使用的拉丁化舟山话新文字拼音方案和书写规则，撰写成论文《创制文字，鼓吹革命——“舟山话拉丁化新文字”的创制和应用》，刊登在《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上，算是我对二哥的历史贡献和舟山的革命文化史所作的负责任的交代。

1948年寒假，二哥联络吴行伦等小学教师，开办了一个教师文化进修班，开设数学、英语、音乐、文学研究等课程，参加学习者颇为踊跃。二哥主讲文学研究课程，通过对作家丁玲，诗人马凡陀的作品，特别是对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的讲解，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文学与革命密不可分的道理。不料，县政府很快就嗅出了进修班的政治倾向，刚一个星期就被勒令停办，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进修班就这样被扼杀了。

二哥对我的革命启蒙教育并非灌输大道理，主要是诱导和启发。他让我读一些苏联小说，我记得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士敏土》等，在阅读过程中，他常常让我谈感想。二哥不习惯使用马桶，常在天黑以后去公厕或露天的粪缸解决问题，而且常常叫上我同去，利用这种机会与我谈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他问我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什么想法，我不着边际地说东说西，说他们修铁路真苦，那里怎么那样冷？我还问他，保尔怎么不理冬妮娅了呢？他突然问我：“你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什么吗？”我傻乎乎地愣在那里，答不上来。他说：“就是共产党。”我恍然大悟，从此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而且开始怀疑二哥也是共产党。

二哥显然把我当作成年人了，除了通过读书启发我的政治觉悟以外，他还非常注意让我了解时事和形势。有一次我与他走在衜头海边，他指着远处的一艘军舰对我说：“你知道吗，桂永清就在这艘兵舰上。”我问他：“桂永清是谁？”他说：“海军司令，他们快要完了，还跑到舟山来耀武扬威。”在他不断的熏陶下，我开始留意身边的社会现象和百姓的生活。记得有一次县里来了一位新任秘书长，学校竟然兴师动众地让我们高年级学生停课去码头迎接，我对这种摆谱的做法就产生了反感。住在我家对面的小伙伴云根一家，全靠他父亲在码头做“野鸡”（没有正式码头工人身份，只能揽零活的挑夫）维持生计，衣食不保。其父于是逼其姐姐兰花嫁人，她坚决不从，刚烈地投河自尽。陈尸河边的兰花遗体，给我少年的心灵留下了强烈的震撼。除了民不聊生以外，政府官员的腐败也随处可见。警察也经常以抓赌为名进行敲诈，其实不过是街坊邻居凑在一起打打麻将。二哥的启发和我自己观察到的社会不公，给我内心深处埋下了憎恨国民党统治，倾向共产党的政治理念。

1949年初，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先后结束，国民党政权灭亡之日已指日可待。而此时国民党军队的垂死挣扎也更加疯狂。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二哥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决定带领一批进步青年奔赴浙东游击区。除二哥本人外，被选定的人员有：王正谊、徐寿汉、孙英甫（孙志芳）、屠云娣（屠敏之）、杨良能（许明龙）、王丽华（王梅玉）、王雅卿（王谨）。

春节前的某一天夜晚，二哥叫我陪他出去转转。时值隆冬，他竟然有此雅兴，我预感到有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讲。我们踱到离家不远的通济桥，并肩坐在桥栏上。二哥开口问我，愿不愿意到外地去读书，我问到哪里去，他回答道：“那边”，还说与我一起学新文字的那几个同学也去。我虽然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但半年多的经历，让我渐渐明白了我们是在做什么。所以，听到“那边”二字，我立即意识到，“那边”不就是歌里唱的“山那边哟好地方”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如此重大的事情，我在一瞬间就决定了，由此足以看出我对二哥的绝对信任。 

孙英甫卖掉了家中的二百斤稻谷，王雅卿卖掉了金耳环，这才凑足了前往游击区的路费。1949年春节刚过的2月26日，一行八人在游击队派来的联络员周康义的引导下，搭船离开舟山，当天抵达宁波。次日搭车到江口村，然后步行前往游击区。为避免引起军警注意，八个人分散行动，我与屠云娣和二哥为一组，他们二人假扮夫妻，二哥再三叮嘱，若遇到盘问，一口咬定是去宁海上坟。联络员周康义则挑着数十条烟卷远远地在前面领路。一路平安无事，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当天步行近百华里，晚间投宿在一位地下联络员家的稻草堆里，次日上午抵达浙东游击第四支队的驻地宁海县一个名叫蓝田庵的小村。

我们一行人就此正式走进了革命队伍，我和屠云娣等人被分配到“燎原”训练班接受培训，二哥被分配到三大队二中队担任文化教员。

由于宁海与舟山相隔不远，为避免我们投奔共产党游击队的消息传到舟山，给家人带来麻烦，我们一起来的人大多更名换姓。二哥改姓许，以原姓为名，即许杨。按常理，二哥应该替我这个不足十三岁的弟弟起个名，但是他秉持一贯尊重独立人格的理念，叫我自己改名，仅仅叮嘱我说，名字要土气一点，不要让人一看就是小知识分子。我反复琢磨，挑来挑去，最终决定把自己叫做许明龙，许是因为二哥姓许，大家都知道他是我的哥哥，我当然也只能姓许；明龙则是因为我觉得既有点土气，又不像阿狗阿猫那样让人受不了。于是乎，杨良能从此变成许明龙至今，只有在我已经立好的墓碑上有我的原名。

读到这里，大家一定以为二哥是共产党员。其实，他不是。为什么呢？我手头有一份有关单位于1956年肃反时期对二哥进行的调查报告的复印件，调查报告中有这样的文字：“当时（指二哥在金陵大学时期）地下党组织认为杨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作为发展对象，后因其表现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宗派思想，不参加别人团体，脱离群众，故放弃发展。”我对这段评语给予充分理解。二哥崇尚并追求思想和行动自由，珍视独立人格，不接受自己所不愿意的任何约束。他的进步思想更多是出于对国民党的憎恶，并非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一再谈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在那种地方，最痛苦的还是精神方面，所看的书、作文、言论，一有什么问题，教官立刻加一个帽子‘共产党’，关到集中营……，日以继月在这样生活，我怎样不有思想上急切的转变呢？不是糊里糊涂已在训练奴性，那么就是有了进步思想。……因为压迫者的魔手是罩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除了一些特殊的奴才以外，不论商人、工人、学生， 谁不是在魔手下喘息？”据这份调查报告的撰稿人介绍，二哥对于地下党发展他入党的意向明确地表示，他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但这并不妨碍他参加反蒋斗争，不妨碍他与共产党人共同行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份报告还写道：“他不参加别人团体，脱离群众。”看来二哥可能是个自视甚高的人，他性格爽朗，秉性耿直，轻易不会附和他人，因而被视为“脱离群众”，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热情，非常随和的人。这份调查报告还写道：“金大托匪组织从成立至破获共五人，无杨良济。”我据此推测，他婉拒入党的行为可能被怀疑为与托派有关。事实表明，他说到做到，不入党并未阻碍他与党保持良好的关系，乃至听从党的调遣，完成党所分配的任务。

二哥到了三大队二中队后，建议我跟他一起去二中队当号兵，因为他知道我会吹号，学校升旗时是号手之一。但是，领导认为我首先应该在“燎原”训练班学习，接受最基本的革命道理，结业后才考虑分配问题，二哥的建议就此作罢。

二哥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工作积极主动，除了教战士学文化，学唱歌外，还天真地试图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但因指战员来自各地，所操方言不同，因而以失败告终。他与战士们的关系十分融洽，行军途中经常主动帮战士扛枪、背米袋。

部队驻在三门县海游镇时，一个战士下河洗澡，不慎溺水，二哥闻讯后不仅立即跑到河边，甩掉鞋子纵身跳进河里营救，还嘱咐身边一位战士赶紧把我找去，因为是他教会我游泳的，所以知道我水性不错。我和二哥反复潜水多次，终于把这位战士捞上来，但是虽经努力抢救，却并未挽回他的生命。

每逢中队有战斗任务，二哥总是积极要求参加。在临海大田奔袭战中，他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冲在前面，把伤员抬下火线。在临海东塍反包围战中，他沉着勇敢，临危不惧，镇定地与中队指战员最后撤出敌人的包围圈。经过战斗的洗礼，他逐渐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1949年4月，二哥被调往《春雷》报社工作，兼管采访、通联、编辑和出版，他迅捷地报道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捣蒋家王朝老窝南京等振奋人心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当年5月，南下的解放军主力部队与浙东游击第四支队会师于天台县，紧接着解放临海，随后就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第六军分区。游击队主办的《春雷》报停刊，二哥被调到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不久又被调到台州地委秘书处。

关于这次调动，一位知情人数十年后告诉我，其实二哥在宣传科工作是挺合适的，可是，他在三大队二中队当文化教员时，曾与一位排长发生口角，这位排长本是当地的土匪小头目，投奔游击队后表现尚可，被委任为排长，但恶习不改，经常专横跋扈，打骂战士。二哥看不过去，说了他几句，他竟然对二哥说：“你一个小文教有什么了不起，知道我是排长吗？我管自己部下有你什么事？”二哥一向疾恶如仇，爱打抱不平，而且胸无半点城府，他厉声喝道：“你别厉害，知道我是少校吗？”此事埋下了祸根，经组织查明，二哥确实是国民党少校，又不是中共党员，因而认为他不宜在军队政治部门工作，于是把他调离军分区，转到地委工作。二哥本人当然浑然不知其中原委，背着背包立即去地委报到。

临海解放初期，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在广大农村，国民党军队溃败时有组织地留下的武装特务，与当地的土匪沆瀣一气，活动十分猖獗，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杀人抢劫，残害百姓，因此，剿匪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为充实基层并加强对剿匪工作的领导，地委抽调一批干部到剿匪第一线工作，二哥便是其中之一，他被分配到筱溪区担任剿匪情报站站长。对于二哥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在土匪肆虐的农村，不但生活艰苦，而且时刻有生命危险。但是，二哥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接受任命后，他高高兴兴地到地委印刷厂向舟山老乡方越勤同志告别，到军分区教导大队向萧群同志告别。他面无难色、无所畏惧的神情，令这两位比他年长的同志深受感动。

二哥去筱溪任职以后，常因公务进城，如果时间宽裕，他总要去看望萧群等老乡。不记得是几月几日，他进城办完公事后，特地到我所在的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队来看我，他怕打扰别人，没有进我们的营房，托人把我叫出来，在东湖的一座桥边说话。他穿着灰布军服，好像还打着绑腿。我不记得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送我一双布鞋。与二哥在一起将近一年的经历告诉我，他对我很关心，从内心深处喜欢我，但是他把这些深藏不露，为的是让我能够独立自主地走好自己的路。我拿着他送给我的布鞋，看着他脚上那双破旧的黑色力士鞋，心里有点感动，但什么话也没有说。这次相聚顶多不超过十分钟，我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想着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他再来看我。万万没想到，这是我和二哥的永诀 。

见证我与二哥最后一次见面的桥，

但当年没有这么精致。

筱溪区大部分是山区，盘踞在这里的是号称有数百人的“浙江反共救国军第三支队”，当时还占据着大陈岛的国民党军队，为这些政治土匪提供直接支援。当地政府为了剿灭这股土匪，组织决定建立临海县筱溪区区委、区政府，其成员除八名从山东老区南下的老同志外，还有从游击队来的三名年轻知识分子，其中许秀担任筱溪区尤溪乡乡长，二哥负责剿匪反霸的情报联络工作，并领导区中队派出的一个班。二哥与许秀的关系甚好，他长许秀两岁，所以常常亲切地叫许秀为“阿弟”。许秀同志依然健在，他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后，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经常受邀给各单位讲党课，每次他都要介绍当年在临海的剿匪斗争，讲述他当年的战友、我的二哥壮烈牺牲的故事。今年十一期间我去看望他，他回忆当年时对我说，二哥待人热情，工作主动，有什么事总是抢着去做，而且从不以大学生自居，与同志们亲如手足，深得同志们的喜爱。　

二哥一点也不脱离群众，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群众打成一片。当年与二哥一起在筱溪剿匪的当地民兵金梅苟在1999年回忆道：“许杨同志真了不起，天文地理，什么都懂，我们很愿意和他在一起。老许告诉我们，等剿清土匪后，要组织农会、儿童团、妇女会，就是说，要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斗地主，分田地，让我们老百姓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有些话我们当时还不明白，后来真的这样做了，才知道当时他讲的，都是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大约在八九月份的某一天，驻扎在尤溪的解放军某部独立营一个排约三十余人，被百余名土匪包围，情况十分紧急。二哥得到消息后，立即率领上江村部分民兵前往尤溪接应。途中河对岸飞来一颗子弹把他的军帽打落在地，民兵金梅苟捡起一看，帽檐边擦破了一个小洞，二哥若无其事地接过来，拍了几下土就又戴在头上，对民兵们说道：“这是黑枪，不要怕，继续赶路。”当他们赶到离土匪集结的地方不远时，二哥拿过一位民兵手中的步枪，朝对方连放两枪。土匪误以为是解放军主力赶到，正在拿不定主意之时，被围困的独立营某排长用机枪击毙了两个土匪。土匪眼看被解放军两面夹击，顿时慌了手脚，仓惶逃走。

区中队的成员中有些是向政府投诚不久的土匪，虽经教育，但短时间内难以得到彻底改造，更有一些人是在走投无路时假投诚的，这些人时刻盼望着国民党卷土重来。二哥对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对这些人缺乏警惕，因自己的真诚而不能识别敌人的歹毒。有一个名叫章友树的投诚人员，被编入区中队二哥率领的那个班，可能因为他伪装得好，表现不错，骗得二哥的信任，二哥经常带着他一起行动，进城办事也带着他。萧群同志当面提醒二哥，这种人反复无常，要特别小心才是。可惜，一切都晚了，第三天就出事了。

当年10月，临近中秋节前几天，筱溪区区委、区政府得到情报，上百名匪徒要在叶家岙村集中过中秋节。上级机关得到筱溪区区委、区政府的报告后，决定商请野战军一个团，于10月6日中秋之夜从百里外奔袭过来消灭这股匪徒，二哥奉命带领区中队队员接应他们。

当天傍晚，区中队队员中的投诚分子原土匪章小和尚、章友树、王天星等人，得知土匪在叶家岙聚集的消息后，胁迫几位当地民兵一起来到区中队在上江村的驻地。他们登上二楼，对二哥造谣说：“国军已经在海门登陆，你怎么办？赶快带区中队上山！” 二哥见这伙人来势汹汹，不怀好意，遂对领头的章小和尚厉声喝道：“你胡说八道！”随即拔出腰间的驳壳枪，以防不测。章小和尚遭到二哥的严厉斥责后，威胁二哥说，如果不肯“上山”就开枪打死他。二哥立即向站在正面的章友树猛地扑了过去，章友树大吃一惊，慌忙向二哥开了一枪。罪恶的子弹击中二哥头部，他立即倒在血泊中，鲜血从楼板缝隙滴到楼下地面上。两个顽匪见二哥已没有气息，慌作一团，急忙胁迫其他人一起“上山”。这伙人中的两名被胁迫的民兵，趁着夜色在途中躲进稻田，跑回塘里村向尤溪乡乡政府报告。当乡长许秀等人赶到上江村区中队驻地时，二哥早已停止呼吸，但他手中仍紧紧捏着章友树的帽子。为了祖国和人民，二哥在新中国黎明之时，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许秀等几位同志眼含热泪，用门板把二哥的遗体抬到区政府所在的筱溪村，安葬在村后的章殿山腰上。

改革开放伊始，开枪杀害二哥的章友树从台湾“衣锦还乡”，当地政府盛情接待。仍在临海工作的几位当年二哥的战友闻讯此事，义愤填膺，到法院去咨询。得到的回答是，时隔三四十年，刑事追诉期限已过，无法提起诉讼。他们只得悻悻而归，然而，眼看着当年的杀人犯不但逍遥法外，还被奉为上宾，这口气怎么咽得下！

二哥至死也不是共产党员，但这丝毫无损于他闪光的一生。他也许没有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但却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对祖国的热爱，为民众服务的宏愿。他曾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说：“经历了这许多，我也已经明白，有了学问、能力，不是去做陈公博、周佛海之流，而是实实惠惠地为人们做些事情，庶几变为白骨时，也对得起大人与下一代。”这几句朴实而透明的话，既是他的人生目标，也是他的行动指南，他用生命一丝不苟地践行了自己崇高的追求。令人痛惜的是，他早早地走了，在世上只活了短短的二十年零六十八天。

我得知二哥牺牲的消息是在1949年年底，当时，我们军分区宣传队驻在天台县白鹤殿村。某日，队长通知我说，随我们驻在白鹤殿的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留波找我谈话。几个月前，留波科长曾找我谈过一次话，那是因为我不接受领导分配的任务，留科长狠狠批评了我。接到通知后，我有点儿纳闷，细想自己近来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他为什么又要找我谈话？留科长拐弯抹角先说了许多题外话，当他终于告诉我二哥牺牲的噩耗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愕然，或者说没有反应，我当然知道这肯定是事实，可是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那时战争已经结束，为革命而战死的事很少发生了，怎么偏偏会轮到二哥呢？留科长交给我二哥的唯一遗物：一支黑色的大号金星钢笔。我太熟悉这支笔了，他从南京返乡带来的就是大号金星钢笔，后来不慎丢失，再买一支还是大号金星。我手捧钢笔走出留科长的房间，脑袋一片空白。当时家乡舟山尚未解放，音讯全无，在我心里，长兄如父的二哥这样一走，我就是一个没人疼爱的孤儿了。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我竟然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是傻傻地发呆了好几天。

当兵的人都没有衣箱，除了一个挎包，只有当作枕头的一个包袱。我把二哥的钢笔藏在包袱里，天天伴它睡觉。1952年的某一天，部队驻在萧山，我自己的钢笔坏了，临时拿出二哥的金星笔用几天。就在那天，一位名叫钱治平的战友说是借我钢笔用一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金星笔递给他了。万万不曾料到的是，他把笔丢失了，道歉之余，口口声声要买一支还我。他哪里知道这支笔对我的意义，我的悔恨，我的痛心，我对自己的咒骂，岂是极端二字所能形容。我冷冷地对他说：“算了，丢了就丢了吧。”

1999年，在临海市政府的支持和配合下，我大哥出资为二哥在原址修建了新墓， 墓前有一个碑亭。经有关部门牵线，筱溪小学改称许杨小学，二哥的墓由该校负责保养和祭扫。

墓前的碑亭

 筱溪的许杨小学

数年后，由于行政区划变动，筱溪村由农村划归市区，筱溪小学也被合并到另一所小学，许杨小学名存实亡，二哥的墓不再有人认真管理，杂草丛生，墓碑上的字也漫漶不清。2013年，民政部发出通知，分散在各地的烈士遗骸应尽可能归葬原籍。根据这一政策，在舟山和临海两地民政部门的支持下，五弟杨良义几经努力，终于在2016年将二哥的遗骸由临海筱溪移葬舟山烈士陵园。

舟山烈士陵园中二哥的墓

1949年1月，二哥的女友徐季华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安排，顺利到达浙东会稽山游击区，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改名余芳，在游击队的一个小报做编辑工作。当年三四月间，她在会稽山地区遇见1947年在舟山结识的地下党员叶洁同志，问起二哥的去向和近况。杭州解放后，她被调入浙江日报社当记者，同时担任《文艺报》的特约通讯员。当她获悉二哥牺牲的噩耗后，曾辗转托人向萧群同志索要二哥遗物，留作永久的纪念。萧群并无二哥的遗物，只有二哥写在他的笔记本上的几页手迹，他将这几页纸撕下来，寄给当时已叫余芳的徐季华。

1950年6月25日，胡风为寻找一位名叫张明东的作者，写信给冀淓：“你务必去找一找余芳，请她也找一找那个张明东。”胡风案发后，官方发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中刊出了这封信，并在编者按中称“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余芳于是成了被毛主席钦点的反革命。清查运动一开始，她立即被捕，一年多后方才获释，此后当过书店营业员、中学教务处职员等。

徐季华在四川是一位著名诗人和作家，早在抗战时期就被誉为三位才女之一。她是廖静文的中学同学，与流沙河和萧军等作家多有交游，在四川文学界颇有声望。五十年代回到四川后，她开始使用笔名许伽，据她自己说，徐季华三个字念得快一些，就成了许伽。文化大革命中，徐季华（许伽）再次遭受残酷迫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79年，她的“胡风反革命案”得到平反，回到灌县老家在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当中学教员。1999年她因病辞世，身后有散文集《母亲河》、诗集《常春藤》存世。

舟山于1950年5月解放后，萧群同志于当年8月写信给我母亲，告诉她关于二哥牺牲的消息。1951年，舟山定海县人民政府向我家赠送一块匾，上写“永垂不朽”四个大字，用以褒扬二哥为革命牺牲的功勋。

五年前，因我家所在的杨家塘地区整体拆迁，这块匾被送到舟山市档案馆保存。

转瞬之间，二哥离我们而去已经七十载，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大多凋零，就连我这个当年不谙世事的少年，也已是耄耋之年了。世事沧桑，往事难追。在过去的七十年间，我经常会想到二哥，偶尔也会向亲朋讲述他的故事，有些为他感到惋惜的亲属说，他若活到今天，肯定是个大干部。我却大不以为然，1957年连我都被打入另册，以二哥的耿直性格，恐怕也在劫难逃，我不知道是不是该为他英年早逝而替他庆幸。

我一生所走的路，我的性格、脾气和处世为人，无不带着二哥的强烈痕迹。二哥于我不只是兄长，更是人生的老师，他对我的关心和呵护，甚至超过我的父亲。二哥，三弟在这里谢谢你！只要我还走得动，我会经常去看你的！

许明龙

2019年11月6日

2021年2月6日改定

- 全文完 -

2019年12月15日《舟山晚报》曾摘登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并采用了萧群、许秀、孙志芳等战友提供的资料。

“蓝色木Lyceum”，

期望与诸位作知识与美的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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