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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书画鉴赏汇编》考略(下)

LYCAEUM 蓝色木Lyceum 202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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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书画鉴赏汇编》考略

(下)

文丨周玮佳

(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三、“他者”视角的双重性

西方人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肇始于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然而无论是此类“传教士汉学”还是以猎奇为主的“游记汉学”,部分前期汉学研究者所用方法正如费边(Johannes Fabian)所言,是“应用于其他文化的符号分析(尤其是在没有浸入这些文化的实践就进行研究时),只能被当作一种随意强加的形式——被称为构造一种神话的神话。”因此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田野调查才真正“巩固了人类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学术性学科的制度性地位……是与他者交流互动的一种方式。”高罗佩的汉学研究即偏擅于此。无论是文学、古琴还是书画艺术,他均在充分实践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论证遴选,并试图通过中国文人视角将客观之物与东方文化精神相连结,期冀使西方读者理解这一“他者”世界的精微奥妙。然而西方本土文化与学术训练规范毕竟根植于高罗佩思维当中,这使作者在书写东方艺术时难免带有来自欧洲大陆的解析逻辑,其书画鉴藏法“物质文化”探究倾向即彰显一二。


注:约翰尼斯·费边《时间与他者——人类学如何制作其对象》第174、18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一)东方鉴藏家的“他者”视角

高罗佩曾在日记中写道,自己之所以选择在大学学习中文与日文,是因为他“想居住在东方,不是临时的,作为访问的讲师或以其它的学术身份,而是常年的和以正式的身份,以便能够积极参与那些国家里的生活。”(1)这种理想无形中与其汉学研究前辈施莱格(2)的观点相契合:“汉学家们在欧洲就像是离开了水的鱼……显而易见,对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只有在其发生地才可能最为深入。”(3)高罗佩在《书画鉴赏汇编》中亦多次表达了类似观点,譬如在谈到书画装裱与中日室内装潢时他提出:


注:(1)C. D.巴克曼、H.德弗里斯《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7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

(2)施莱格(Gustaaf Schlegel, 1840~1903),荷兰莱顿大学第一任汉学系教授,曾与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于1890年创办了西方权威汉学研究杂志《通报》(T’oung Pao)。

(3)包罗史《拓荒者和引水者:莱顿大学的早期汉学家》,见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225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装裱完备的书画卷轴是体现中日文化精神最典型的一类物品,因此假如将它们与其起源地环境分隔开来单独研究,将很难完全而充分地鉴识其艺术性。诚然,质量上乘的书画无论展出于何时何地都无碍于呈现其光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假如这些作品被真正的甚至仅仅在想象中被悬置于恰当场景之中,人们将会最大化感受到它们的审美特质。”


注:R. H. van Gulick. 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p.11,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8.


他认为,所有有志研究书画艺术的人,首先应当将自己浸润于这些艺术品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中,纯粹以有别于西方的“他者”——东方鉴藏家的视角,站在既定文化立场去了解它们的展示和欣赏方式及评价与鉴藏的标准,如此才有可能更全面地理解其文化属性。


《书画鉴赏汇编》第二部分即站在东方鉴藏家的角度,以其常用的传统鉴定方法为主题探讨了毛笔构造及墨锭和砚台的赏鉴,并据此对书画笔法形成原理加以分析。其后还阐述了评鉴古书画的基本原则,以及书画跋尾、落款和印鉴在书画鉴定中的作用,还包括书画收藏著录书及其种类、可信度判断及参考价值等内容。


在提及书画鉴赏流程时高罗佩认为,虽然东方鉴藏家在鉴赏书画时会首先感受其精神性,但他奉劝西方人不要过分相信自己对东方艺术审美的接受能力而贸然作出评判。他认为,既然赏鉴西方大师杰作尚需经过长期目力训练及知识储备,中国书画作为与西方文化差异巨大的文化产物,其赏鉴自然也需要通过同样长期而耐心的研习才可驾轻就熟。正如一条“公认的真理所说:肤浅妖娆之美总会首先攫住人的视线;而真正的美却往往矜持和难以接近,它从不会轻易在人面前撩起自己的面纱。但那些甘愿历尽艰难去追寻她难以捉摸轨迹并最终寻到至美的人,将会有其陪伴终生而别无所求。”而这些通往中国书画之美的必要研习则包括对中国古汉语、古代文学及书画史的熟知,以及必要的书画技法训练乃至对经典惯用题材与书画程式的熟稔于胸。


注:R. H. van Gulick. 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p.369,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8.


(二)面对东方文化的“他者”

虽然高罗佩对中国文化无比热爱并主张以东方传统来观照书画艺术,但作为一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西方学者,其母体文化始终潜移默化左右着其观察及判断方式,而这主要体现在其研究的“物质文化”倾向。


作为新文化史重要组成部分的物质文化研究并不是一个新学科。虽然对它的研究最先在西方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发展成熟,然而其复杂的学科交叉性却对我们较为立体地研究历史学、艺术史提供了开放空间。学者陈玨认为,“‘物质文化’在汉学研究的脉络中,出现得相当晚。不少人认为,‘物质文化’研究在这方面的真正登台,要自柯律格(Craig Clunas,1954-)的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在1991年出版,才能算起。”而柯律格极为推崇高罗佩,并认为他是欧美地区较早涉猎物质文化研究的汉学家。此外,柯律格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所开的“图像经济:中国的视觉文化”课程还将高罗佩的《书画鉴赏汇编》列入学生必读参考书目。正如施晔所说,《书画鉴赏汇编》所展示的“并非欧洲人所认为的艺术史,它展现了一个对文房四宝及卷轴制作充满热爱与专注的世界,它更是对这一领域的‘思维及感知方式’的重构”。


注:陈玨《超越文本:物质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国际论坛暨研习营研究计划介绍》,《汉学研究通讯》29卷第2期。此处提及的柯律格著作已有中译本,即《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


高罗佩如此解释该书以物质文化角度切入的原因:“有些读者可能认为本书在阐述中国书画时所涉及的几个方面有些沉闷和乏味;文中很少提及中国书画之美及其深厚哲学背景。然而书画审美和中国艺术理论早已卷帙浩繁,并且毫无例外都从‘笔墨艺术’这个角度入手而缺乏更技术化和物化的阐释。”因而,在这部《书画鉴赏汇编》中,读者很少能从中看到纯精神性审美的痕迹。譬如在探讨书画笔法问题时,作者即首先从毛笔的物质形态出发,将古今毛笔笔毫材质、制作方法等一一列出,并由此阐释不同年代作品线条、点画之形成缘由。


注:R. H. van Gulick. 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 P. XVII-XVIII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8.


正如孟悦所述,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扩张的蔓延曾“使正在延续的古老文明,包括……中国古代文明的社会开始动荡乃至瓦解,其文明的遗迹开始大量流失,而在西方人看来这是‘古老’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消亡。”(1)高罗佩敏锐意识到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文化格局的影响,他在《书画鉴赏汇编》序言中如此感慨:“还有另一个动力促使我出版这些尚不完善的札记,那就是在记录书画装裱技艺的过程中,我无数次被一个令人不快的想法所影响,那即是我所写作的是一项正在消失的技艺。在三十年代初的和平时期,北京大约有六位善于揭裱和修复古代书画的装裱师,但是当我1938-1939年重访北京时,他们其中的四位已经另谋生路了。与此同时,在拥有悠久装裱技艺历史的苏州城,装裱师们也常常因为难以找到学徒而担心这项传统技艺陷入失传的境地。当我在1946年战争结束后重返苏州时发现仅仅有三位装裱师仍在从业。因此我担忧将来的研究者们可能再也不会有机会去研究这项技艺。”不过他同时认为这也许只是个过分悲观的看法,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些懂得其中奥妙的收藏家们会持续赞助那些优秀装裱师们。就如无法想象中国书画艺术最终会消亡一般,中国书画藏家和鉴赏家们永远都会珍视书画装裱技艺的传承。”(2)


注:(1)孟悦《什么是“物”及其文化——关于物质文化的断想》,见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R. H. van Gulick. 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 P. XXVI,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8.



四、  缺憾


(一)语汇文本转换及工序阐述问题

二十世纪30-40年代出使中日两国期间高罗佩曾多次亲访当地书画装裱工坊,甚至亲自上手实践装裱及修复技艺。然而正如其书中所述,中国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术语虽然时常出现在书画论著中,但大多数已无法在中文词典中检得其确切含义,不少词汇不仅在不同时代含义存异,而且一部分甚至已经消亡。同时由于大多数中国装裱师仅善于技艺实践,却不具备充分的文本表达能力,因此当询问某个技术术语的来源或他们于工序中标出的某个字时,这些匠人们通常会坦称不知或者给出一个明显是临时杜撰的观点,或仅写出一个同音字来做解释。(1)故而在编写《书画鉴赏汇编》时作者只能根据文意去重构其意或者与日文资料进行比对来得出结论。譬如古代书籍装帧中有“经折装”一说,意指将纸粘接成一幅长卷,再将长卷的一端来回面对面地折成相同宽度的一叠,然后在前后两面粘上硬纸做封面的形式。(2)然而在谈及中国拓本装裱时,高罗佩却将“经折”写作了“巾摺”,(3)二者虽发音相似,但后者却是这类装帧形式的日语名称。


注:(1)R. H. van Gulick. 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 P.61,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8.

(2)陆宗润《书画修复理论》第16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3)R. H. van Gulick. 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 P.97,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8.


此外,该书在文本转换过程中对不同地域装裱技艺术语差异性重视不足。据《书画鉴赏汇编》自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高罗佩曾前往北京探访书画装裱工坊,而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还曾去过苏州装裱铺子,因此该书所录主要以“京裱”和“苏裱”术语为主。但实际上,虽然书画装裱所用材料及手法大致相同,但不同地区所用术语有较大地域差异,即便同是北派或南派手艺,不同师傅传承术语亦会有异。譬如书中第66页所注“鐶”(即天杆上用以固定绦带之铜环),亦有“绦圈”、(1)“鸡脚”、(2)“铜鼻”、“铜鸡冠”(3)等不同名称,而认知差异及资料搜集有限等原因使作者未对所有术语作充分考证。


注:(1)冯鹏生《中国书画装裱概说》第73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2)陆宗润《书画修复理论》第16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3)故宫博物院修复厂裱画组《书画的装裱与修复》第8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最后,虽然在资料搜集过程中高罗佩曾多次参与书画装裱与修复的实践工作,但囿于其知识结构及技艺掌握仍为业余水准,《书画鉴赏汇编》中叙述的某些工序、材料的记述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如论及中日两国裱件的揭裱工序时,高罗佩认为“通常中式装裱较日式装裱更容易剥除旧背纸”,其理由是中国装裱师通常使用薄而纹理致密的宣纸托背,而日本装裱师所用的美栖纸或四判纸由于纹理较疏松而易与画心结合更紧密。然而该观点正与实际书画揭裱经验相左。


注:R. H. van Gulick. 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P.107,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8.


(二)有待商榷的书画鉴藏法

正如上文所述,高罗佩为了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书画,采取了更易被之接纳认可的“物质化”、“科学化”阐述方式,这一特点同样表现在该书探讨书画欣赏鉴藏的有关章节中。但高氏观点是否完全合理则仍有商榷的余地。譬如过分注重从“物质化”角度入手而与中国传统书画鉴赏路径相异,陈之迈曾因此评论道:“他的着重点显然在书画资料上,而忽略了中国鉴赏家所特别注重的笔法和墨法,例如人物画家的各种描法,山水画家的各种皴法,都没有提到,实为很大的遗憾。”


注:见严晓星《高罗佩事辑》(增订本)第55页,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


另外,高罗佩在个人收藏活动中所崇尚的“薄古厚今”观点亦与主流传统书画鉴藏观点不同,这自然受到了清人陆时化观点的影响。(1)而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其编录内容除却书画装裱与修复外却稍显杂芜,且“究竟怎样辨别真赝,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2)


注:(1)作为秉持科学及革新精神的西方学者,高罗佩非常认可陆时化的观点,认为他在《吴越所见书画录》(包含《书画说铃》一文)中直言不讳揭露了当时书画交易及收藏中令人不齿的一些现象,而陆氏“尊古而薄今,非也……国朝画手较之元大家有过无不及”的观点亦影响了高罗佩的书画鉴藏态度。《吴越所见书画录》全文见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2)见严晓星《高罗佩事辑》(增订本)第56页,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



结语

《书画鉴赏汇编》首版发行至今已逾一甲子,然而与高罗佩其他著作相比却应者寥寥,是为遗憾。笔者认为学界对该书的忽视必然不是因为其内容毫无可取之处,相反,通过此作去接触这位视中国为“吾华”的西方人,将不仅能够一探其学术根底及其“他者”立场,亦能为汉学及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研究另辟路径。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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