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1月底，“新冠”病毒開始肆虐全國，面對疫情的蔓延与無數的病痛傷逝，近墨堂停刊數週，以示悲悼。當然生者還是要迎難而上，共克時艱。
數百年前趙孟頫一家也曾深陷于元朝江浙一帶最慘烈的那场飢荒與瘟疫，因防控疏忽趙家不幸群體患病，趙孟頫也痛失至親，後減少親密接觸共同防疫，杭州大祲最終過去。今日得以一觀趙孟頫文集與書法作品反映的歷史現實，銘記一場疾病帶來的痛苦。謹以此文記古之劫難，也企望以此傳達我們與當前民眾齊心戰疫、眾志成城的決心。
從大德十一年（1307）到至大二年（1309），杭州經歷了元代歷史上最慘烈的飢荒和瘟疫，趙孟頫的相關作品必然反映這一時代背景。本文從上海博物館藏《南谷帖》出發，重建了趙孟頫的這一歷史片段。
上海博物館藏趙孟頫書《南谷帖》（圖1）真跡，未見館方考之以詳。此帖大意是說：趙孟頫到杭州數日，一直苦於腹疾，沒去拜訪南谷尊師，也沒有去弔唁剛剛去世的朋友「叔實」，只是隨信寄了十兩寶鈔請南谷真人轉達。「叔實」即任士林，見《松雪齋文集》卷八《任叔實墓誌銘》；上款「南谷真人」即杜道堅，元世祖時即奉旨提點道教，住持杭州宗陽宮。趙孟頫與任叔實都對南谷真人執弟子禮。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趙孟頫《宗陽宮帖》（圖2）所言正是這一經歷：「前者所言宗陽宮借房。請任先生開講。今已借得門西屋兩間。彥明疾早擇日收拾生徒為佳」，這裡的任先生就是任士林。
大德九年十月，任士林甚至還曾經為趙孟頫代筆捉刀，見《松鄉集》卷三《汴張府君墓誌代趙子昂作》。據《任叔實墓誌銘》，任士林去世時間是「至大己酉七月己亥」，即至大二年七月十九日。很顯然，《南谷帖》書寫時間距此不遠。
任叔實的去世地點是宗陽宮。宗陽宮其地原是宋高宗趙構賜給秦檜的宰相府，秦檜死後，趙構又收回去改建為德壽宮，退位後作養老之所。德壽宮南宋後毀於大火，半部改為宗陽宮，所以這兒有座橋又稱為新宮橋。德壽宮遺址目前仍在考古發掘中，傳聞或將重建云云。據大德十年趙孟頫為南谷真人所書《玄都壇歌》（圖3），趙孟頫在杭州的寓舍叫「車橋之館」，在今天的古錢塘門附近。
可用地圖測算，從古錢塘門到德壽宮遺址步行距離大約3千米，約1個小時以內，元代一般乘船交通應在半個時辰以內，不算太遠。書信中，一方面「數日來苦腹疾」，另一方面「今晚還吳興」，貌似身體不便、時間倉促，既「不果詣前問候」，也「不能詣別」。但就在任士林去世第二天，廿日，趙孟頫為范喬年跋《保母磚》（圖4）；廿二日，又為喬簣成跋《定武蘭亭序》（圖5），並為《夢奠帖》（圖6）補鈐印鑒，還能連夜乘船，亦非臥病不起。
時間充足、距離接近、關係親密，既不謁師，也不吊友，反而在家中為人題跋書畫。是什麼原因讓剛剛升官的趙孟頫，在師友之前如此異乎尋常的簡慢呢？這要從元代江浙地區最慘烈的一次飢荒和瘟疫說起。
大德十年（1307）夏秋之間，趙孟頫「瘍發於鬢」，告病危，半歲臥病，辭去江浙儒學提舉，閑居（參考拙文《趙孟頫告病辭官考》見《故宮文物月刊》2017年01期）。這一時期，江浙歉收，大飢已現苗頭，如《元史》卷二十一《成宗四》記載：「五月丁亥（十八日），平江、嘉興諸郡水傷稼……十月丁卯（三十日），吳江州大水，民乏食，發米萬石賑之。」大德十一年丁未（1308），江浙大祲。「祲」，陰陽相侵，水旱交替，為農業氣象災害之至極。丁未大祲見於《元史》記錄，按時間先後序次有表1：元明人劉敏中、程鉅夫、鄧文原、吾衍、袁桷、黃溍、柳貫、宋濂、王禕、徐一夔、程敏政等人的墓誌、筆記、詩文中記載則更為具體、嚴重，除了水、飢、賑以外，更是記錄了旱、人相食、死者枕藉、飢民嘯聚為盜等不見於正史的災情。
這樣的大災也深刻地烙進了告病辭官後，趙孟頫的文集和書法作品中。《松雪齋文集》卷九《元故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濮君墓誌銘》：「大徳丁未歲大祲」；同卷《故嘉議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陳公碑》：「適兩浙大飢，紹興尤甚，死者相枕藉」一件是致德輔教授《李長帖》（圖7）。此札書風合於大德末年，鈐「趙子昂氏」印，一損（參考拙文《趙孟頫趙子昂氏元朱文印分期研究》見《故宮文物月刊》2014年06期），「鄉間大水」「米又大貴」為災情初始合於表1統計之《張思民傳》，當是大德十一年春夏，趙孟頫已經開始擔心「何以卒歲」的問題了。雖然有「水來稍早」和「春，兩浙大飢」，然是年正月成宗崩，大位虛懸，經過宮廷政變，海山於五月二十一日繼位，為元武宗，七月癸酉（十一日），方才見報「民飢」。另一件是《為牟成甫告貸書》（圖8）。單國強《趙孟頫信札系年初編》中（見《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02期）將此作定為至治二年，筆者在研究印鑒分期時專門引用過這件作品（參考拙文《趙孟頫趙子昂氏元朱文印分期研究》），印屬一損，其上下限非常明確，並且與「一損期」《閑居賦》和「二損期」《松江寶雲寺記》書法風格一致，均應歸入一、二損印鑒分期交替的同一年。又據其內容「荒歉」可以將此作準確地釐定至「大祲」的大德丁未下半年，也映證了風格判斷。連歲飢饉，疫癘大作，丁未大祲一直持續到至大二年，以至大元年疫情最重，《元史·武宗紀一》里至大元年的災報更是從大德十一年的四條增加到六條，時間跨度也延續了全年，災情由大飢發展到大疫，「中書省臣」甚至在朝堂上說出了「死者相枕籍，父賣其子，夫鬻其妻」等極端描述，飢者、死者「枕籍」在《元史》歷代皇帝的本紀中總共只出現過兩次。僅以上是年賑恤可考者不完全統計：米164萬7千石，鈔79萬8千錠，等。另《續文獻通考·卷二十二》述台州「人相食」、《巴西集·旌表義士夏居墓誌銘》稱「死相跆藉，幸不死，則氣息僅屬」、《元文類·何／長／者／傳》具體到「收聚遺骼枯骴數十萬具」。根據傳世書畫、文集、著錄整理至大元年趙孟頫的主要活動，顯然沒有能做到很好的防護，如表3：高頻率的社會活動，趙孟頫本人和家庭同樣未能幸免時疫，整理共有三帖提到趙家群體病患、死亡和幼女夭亡等情況：致吳森《小女帖》（圖9）——「孟頫自去秋疾患，新年方稍安，而小女不幸棄世」；致中峰和尚六札冊《幼女夭亡帖》（圖10）——「孟頫不幸，正月廿日幼女夭亡」；致中峰和尚六札冊《亡女帖》（圖11）——「亡女蒙吾師資薦，決定往生……下次婢僕輩多病患，死者二人」。吳榮光跋《幼女夭亡帖》謂：「此蓋為翰林侍讀學士後謁告歸里時筆」，即皇慶二年（1313）正月廿日，近人多種系年、考證、評傳都以此為據，但吳跋並未提出任何可靠證據，這又是一個錯誤的系年：1、趙孟頫之女婚嫁情況見於歐陽玄所作《趙文敏公神道碑》：「女六人，長適強文實，次適海道運糧萬戶費雄，次適李元孟，次適王國器，次適劉某」，缺第六女，可知三帖中所夭亡的幼女為同一人；
2、據《幼女夭亡帖》，小女去世的時間是「正月廿日」；
3、《小女帖》書於「十九日」，顯然不可能是正月，由「諸況皆惡」「實以無心情可書，稍遲寫納」分析，此帖小女去世尚不會太久，故很有可能就是二月十九日；又有「人至得所惠書，就審」「人還」「草草具復」等語，此帖當在家鄉時所書；
4、《亡女帖》書於「六月廿五日」，帖中「便望杖錫之臨」「必以緣事不可來耳」「秋間專伺尊臨，或孟頫往杭州，又得相報也」「想山中清涼」等語，書寫地點仍然只能是吳興或德清。
5、按《得旨暫還帖》，皇慶元年六月二十日趙孟頫回到吳興，次年春「及半歲，復召。皇慶癸丑六月，改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見楊載所作《趙文敏公行狀》），六月廿五日，趙孟頫已在大都，吳榮光跋論顯然不能成立。
6、三帖中，提及管道升時，前二帖稱「老婦」，後一帖稱「老妻」，按統計，此稱謂改變的下限和上限約在至大二年（1309），不超過紀年明確的、反復稱管道升為「老妻」的《長兒長往帖》和《得旨暫還帖》（參考拙文《趙孟頫告病辭官考》見《故宮文物月刊》2017年01期）。
前後排查，「幼女夭亡」不可能是皇慶二年，只能是戊申大疫後的至大二年正月。《小女帖》《幼女夭亡帖》《亡女帖》分別書於二月十九日、期間、六月廿五日，這個結論反過來又進一步鎖定了稱謂分期。由此，可以把趙孟頫的這段經歷完整串聯：至大元年秋，趙孟頫在災疫最盛的杭州頻繁出席各種活動，受時疫感染，府中上至「官人」「幼女」，「下次婢僕輩多病患」，不得已將活動中心由杭州遷回到吳興和德清，故與時任湖州的馬昫馬德昌有至大二年的元日唱和。趙家為這場大疫付出了慘重代價，趙孟頫「去秋（至大元年）疾患，新年方稍安」，幼女於至大二年正月廿日棄世，婢僕死者二人，一家哀痛，至於半年，並翹望中峰和尚的「杖錫之臨」。
關於趙孟頫的「去秋疾患」，按書法風格及內容排查，可能有關係的信札還有：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七札冊》之致晉之尺牘《心腹帖》、致埜堂提舉友舊執事《不望風采帖》、上海博物館藏致直夫提舉《近得帖》等。
趙孟頫還有一件致崔晉《乍涼帖》（圖12），流麗迅捷，行書偏草，是典型至大書風。
由「乍涼」，可判斷為初秋；
由「不肖當在幾日到杭面謝」，可排除一直在杭州的至大元年；
由「聞（崔晉）將北去」，可排除趙孟頫也將北去的至大三年，和已經北去至大四年；
唯一時間窗口只有至大二年初秋乍涼時。至大二年六月廿五日《亡女帖》中有言「或孟頫往杭州」尚不確定，七月廿日已在杭州題跋《保母磚》，故可定「到杭面謝」的《乍涼帖》當在七月上旬。
圖12
元 趙孟頫《六帖冊•致崔晉•乍涼帖》
台北私人藏
帖首空白處補記提到三種成藥：「萬八來時望於養齋處贖‘來復丹’‘蘇合香丸’各數貼，陳居士‘消風散’數貼」，均見於號稱中國第一部成藥典的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按所載功能主治，「來復丹」「蘇合香丸」應與《南谷帖》中所苦腹疾相關，如「蘇合香丸」又有治療「霍亂吐利，時氣鬼魅，瘴瘧，赤白暴痢」等記錄，都是大疫時期所常用。
趙孟頫約七月中旬赴杭，非為私事，實出官命。《行狀》有載：「至大己酉七月，升中順大夫（正四品）、揚州路泰州尹（從四品）兼勸農事，未上」。
葉定一《趙孟頫任泰州尹之佐證》（見《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以《湖州妙嚴寺記》的署款為一據，對「未上」提出了質疑。
《神道碑》有近似描述「除揚州路泰州尹，進階中順大夫，需次於家」，說明了這個泰州尹的性質。
「需次」指官吏授職後，按照資歷依次補缺。按《元史》卷八十三《選舉三》規定：「凡注官守闕：至元八年，議：‘已除官員，無問月日遠近，許准守闕外，未奏未注者，許注六月滿闕，六月以上不得預注。’二十二年，詔：‘員多闕少，守闕一年，年月滿者照闕注授，余無闕者令候一年。’大德元年，以員多闕少，宜注二年。」元朝後期，需次甚至有長達10年的，如王豫齊曾兩次需次：「泰定四年（1327）郡守論薦公於淛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署台州路臨海縣儒學教諭，需次，至元三年（1337）始就職……至正元年（1341）調諭天台，需次七年乃視學事」（參考[明]謝肅《密菴文稿》壬卷《故慶元路儒學正豫齊先生王公墓誌銘》），前後合計需次17年；結合趙孟頫之後一年的大量書畫創作和行蹤，《行狀》里的「未上」是沒有疑問的。如果不是被元仁宗召入東宮，趙孟頫恐怕也會有「泰州需次今幾年」的疑問。
綜上，趙孟頫至大二年七月赴杭，簡慢師友的情節有了最合理的解釋。按《任叔實墓誌銘》：
「至大初，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聞君文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安定書院山長，而長子耒疾久不差，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嘔疾，競卒於杭州客捨……卒於至大己酉七月己亥……耜與君之弟子嚴陵方某拜余霅水之上，涕泣請銘其墓石」。
「疾久不差」的「差」即「瘥」，疾病痊癒的意思。任叔實長子耒久病不癒，卒，任叔實「亦得嘔疾」，卒於至大二年七月十九日，仍是戊申大疫的餘波所及。趙孟頫「數日來苦腹疾」，談疫色變，又怎敢冒險謁吊。至大二年七月，趙孟頫由湖州過杭領命，官升正四品；廿日，為范喬年跋《保母磚》；廿二日，為喬簣成跋《定武蘭亭序》並為《夢奠帖》補鈐印鑒；得知任叔實十九日以時疫「卒於杭州客捨」，長子耒亦相前後；孟頫以「去秋疾患，新年方稍安，而小女不幸棄世」，此番赴杭前猶「苦腹疾」，赴杭後亦未見痊癒，接受教訓的趙孟頫未敢「詣前問候」南谷尊師；需次泰州的詔命已領，而時疫之余悸未消，匆匆退避，連夜還走吳興，於任叔實處「客囊蕭索，無以為助，聊以十兩奉之」，托南谷尊師轉達叔實之次子耜，耜乃與嚴陵方某溯流霅水到吳興請銘。杭州大疫終究是過去了，至大二年、三年連續秋糧豐收，趙孟頫身體和心理狀態好轉，又恢復了頻繁的社會活動。總結趙孟頫的防疫經歷，有防控疏忽的慘痛教訓，也有減少親密接觸的經驗。預防控制傳染病的三個重要環節是：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大疫，都有發生、發展、衰退、消亡的規律，最後都會被人類戰勝，相信當前的"新冠“病毒，也必將被偉大的中國人民戰勝。
上聯：帶好口罩勤洗手
下聯：注意通風少出門
橫批：百毒不侵
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
Hong Kong Jinmotang Calligraphy Research Foundatio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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