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慎入】痛打狗特务：八一银翼打击美蒋间谍机传奇（四）
【上期内容A：人民海军“破浪”之际，培养人才的办法是否也该与时俱进？】
【上期内容B：【帧察台】“战备月”反登陆演习，天时地利没毛病，就是...】
补充一张上期里忘了加进来的城子疃高射炮群击落P2V-7U战斗示意图
机关算尽，周以栗两番使诈终究魂归大地
胆大心细，王文礼三次急转尽显有我无敌
上回书说到，城子疃高射炮群建功立业，打碎了P2V-7U的不败金身。然而航空兵部队除了上回说的那个至今无人认领的击伤战绩之外，面对“海王星”仍然颗粒无收。空军之所以在1961年召开“波爱夫大队大队长、政委座谈会”，本质上也是为了集思广益，看看“各村有各村的高招”这法子，在天上好不好使。
1962年6月，空军又先后在从大连到佛山的五个场站开了现场座谈会，进一步收集整理各夜战航空兵部队的具体建议。要说这一交流，想出的办法确实不老少，根本上说，出发点也都差不多——因为米格-17ПФ/图-2П拦截P2V-7U的效率实在太低，这让大家对РП-5雷达多少有点不太信任。
虽然打的够碎，好歹也有分析价值
要说这部毛子老雷达，那确实是过时了，苏联国土防空军早就更换新一代的单天线雷达了，可咱们这边还得继续挖掘潜力。根据对P2V-7U残骸里头部分完好的应答式干扰设备分析，咱们初步发现这东西是针对РП-5的跟踪瞄准波束特化的，РП-5从搜索转入跟踪瞄准模式时，这东西会有反应......但具体还得探究。
大概明白了之前无数次拦截“功亏一篑”的原因之后，有人说，既然高炮兄弟是用探照灯克服了雷达难以稳定跟踪“飞贼”的问题，最终成功打下敌机，那咱们也把探照灯搬上天试试呗！
空24师独立大队机械师李国田老前辈在05号米格-17ПФ飞机上，红框处是挂载“神枪”的挂架，灯具的具体外形已经不大可考了，仅知分为弧光灯和白炽灯两大类
说干就干，以空24师独立大队为代表的几个部队，不仅在米格-17ПФ的翼根装上了一对名为“神枪”的探照灯，还专门装了发电机给这两台“神枪”供电。“神枪”的使用时机，就是在РП-5雷达粗略确定目标位置的时候（大约1000米左右）突然开灯，照中敌机咱就开炮！
这东西原理一看就懂，所以上手也不难，很多独立大队的飞行员们都拿自家的大型飞机模拟训练过，结论是——没啥用。原因也很简单，雷达给出的敌机粗略方位，很难让探照灯的光柱正好就照上去；就算真照上了，飞行员的眼睛还得透过瞄准具-防弹玻璃-前风挡这三层找到敌机，这还没等建立瞄准呢，虽然敌机这时候是不会释放干扰，可那么亮的大灯柱子对着一晃，敌机机组还能反应不过来？肯定是——风紧扯呼，脚底抹油啊！
都是老手了，碰上这玩意儿赶紧跑是正经，不会给你第二次照中的机会
所以各部队虽然仍把“神灯”留在值班机上，但战法研究重点还是回到了如何改进从地面雷达截击引导，到飞机起飞接敌流程的方方面面。在我军研练战法期间，“黑蝙蝠”们又过了一年太平无事，安心侦察的日子，直到1963年6月19日——话说起来，从统计学上看，五六月份似乎是“黑蝙蝠”的“灾月”。
这回赶上“灾月”的，是“黑蝙蝠”中队新任作战长（相当于我军航空兵部队的参谋长）周以栗中校率领的5070号P2V-7U及其机组。空军官校21期出身的上海人周以栗，尽管资历在“黑蝙蝠”里算不上深，但此人飞行技术过硬，胆识过人，曾多次冷静处理空中险情，因此周以栗不仅曾是“黑蝙蝠”战术战法研究小组组长，还曾担任过“空总”情报署作战长等重要职务，此次再度回归，刚刚度过40岁生日的周以栗，又被认为是日后接替“黑蝙蝠”队长的重点人选。
1961年，因舱内救生皮筏意外飞出挂上水平尾翼，这架当时正在训练的P2V-7U一度失控。此时周以栗通过猛抬机头等一连串动作，成功甩掉了皮筏，平安着陆后与座机合影
周以栗自然也不是第一次与“共机”面对面较量了，1961年10月，当时还是少校飞行员的周以栗作为尹金鼎机长的副手，执行对我华南地区侦察任务。该机先后遭遇我军图-4П和米格-17ПФ的截击，但都被机组分别以机动和干扰手段规避；不过那架米格-17ПФ尽管雷达被迷盲，却仍然朝着大致方向盲射开炮，尹金鼎和周以栗也不想就这么吃“流弹”，决定减速使其冲前——上期说了，P2V-7U出任务还挂着4发“响尾蛇”，这时候若能“阴上一发”，岂不美哉？
然而之前在其高七点方向的米格-17ПФ虽然确实飞到了P2V-7U的左前方，但并没有冲前太多；而且飞行员仿佛预计到了敌机的阴谋，立刻猛地向右急转，在几乎与P2V-7U相撞的距离上斜对头再次开火，可惜由于距离太近无暇调整，未能命中。此后米格机再未能成功捕捉目标返航，P2V-7U也安返新竹。
之前用过一次的照片，前排右二为周以栗，右三为我们熟悉的李德风，也就是那架被我军米格机击中生还的P2V-7U的机长
根据李崇善等“黑蝙蝠”幸存老兵的回忆，周以栗返航后和他们说，“这一次碰上的共军飞行员动作很猛，他开火时我甚至能看到他的脸，就是太快了没看清”。大概是老天爷听到了这句话，时隔一年多的这个暗夜，当周以栗以中校机长身份“故地重游”江西上空时，在南昌向塘场站值班待战的米格-17ПФ座舱里，还真的和那天是同一张脸——空24师独立大队副大队长，王文礼空军大尉。
相信读者们已经能从刚才的那个空战片段里，读出几分王文礼的空战风格：思想主动灵活、动作泼辣大胆、决心有我无敌。在雷达被敌干扰后仍然没有放弃攻击，这是主动灵活；夜间低空飞行，还敢于驾机做掉高度的大坡度急转，足见泼辣大胆；哪怕冒着相撞的风险也要目视斜对头攻击，尽显有我无敌。
与战友们讨论战法的王文礼（左立者）
这种战斗风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融入血液的战斗精神。上级之所以将王文礼从老牌劲旅空2师调到空24师独立大队，职务也由中队长升任为副大队长，军衔由上尉晋升为大尉，正是看中了他身上的宝贵品质，希望他能用这种精神带动队伍，在这个长期面对P2V-7U的单位早日打下敌机，建功立业。
即使是长时间颗粒无收，也没有消磨掉王文礼的斗志，反而让他开始进一步琢磨立足当前装备的打法。从上一个战例已经能看出，王文礼此时就已经没有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机载雷达上，而是试图回归当年鲁珉首创夜战歼敌记录时的手段——目视。
在获得双发远程截击机前，靠着米格-17ПФ等型号打天下的苏联国土防空军，复杂气象下的低空拦截能力也是很有限的
问题来了，当年鲁团长夜战RB-17G，那可是个月夜；现如今“黑蝙蝠”这帮犊子都学坏了，专门挑月黑风高夜进来，目视还能行吗？可王文礼就练目视了！
飞行员领营养品的时候，很多人吃不惯鱼肝油的味道，经常放起来不吃；他就把这些鱼肝油要来，加上自己那份吃掉。赶上机场晚上搞灯火管制，他就借机站在一片黑暗里，盯着远处村庄里的一星半点灯光（那年月农村困难）就是几个小时，练跟踪；为了解决炮口焰致盲问题和闭眼引起跟踪中断的矛盾，他从场站警卫连借了个六节一号电池的手电筒，没事儿往自己眼睛上晃一下......
也许周以栗之前对这名素昧平生的“共军飞行员”有过许多想象，但这位国民党空军精英绝不会想到，那个来自山东革命老区，淮海战役时参军入伍，一步步成长为人民空军优秀飞行员的农家孩子，为了把这位“克难英雄”送进地狱，保卫伟大祖国神圣的领空，能把自己逼到这样的地步。
讲述自己空战过程的王文礼
但如果大家以为王文礼只是靠大胆取胜，那又错了。在坐进米格-17ПФ座舱前，王文礼刚刚和截击引导员、П-30引导雷达操作员开了协同会，他提出了一个以前极少有人用过的引导方案：对头引导。以前的尾追引导，固然会留给飞行员充足的调整准备时间，但也使得敌机能从容干扰我机雷达。而采用对头引导，还便于施展空24师独立大队刚琢磨出来的一种战法。
我们曾在第二部里说过我军对РП-5雷达的第一次技术改进——屏蔽部分下波瓣，降低地杂波的干扰；而在这一阶段针对P2V-7U的战斗中，我军对РП-5雷达又进行了第二次技术改进，这次是对上波瓣动手：以前上波瓣工作在+26度到-2度，现在要把-2度砍到-0.2度，是个细活。
大概就是把右边这个重叠部分砍到0.2度
这样一来，由于下波瓣仍保持0度到-7度，上下波瓣只有0.2度的重合区，所以在上下波瓣都能看到目标（雷达屏幕上，显示上下两个+号）的时候，这个0.2度的重叠区在1000米距离上的投影只有3.4米高，此时就可以认为机头射击轴线完全对准了敌机，构成打击P2V-7U这种大型飞机的射击条件。
但这仍然没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知道机炮射击空中目标需要打提前量，除非平行进入，否则仅靠雷达搜索信息如何打提前量？而如果尾追进入，又大概率会招致敌机干扰，所以就有了迎头引导这个既免于打提前量又不会遭遇干扰的战法。
对于机炮攻击来说，能尾追就别迎头，但没办法的时候只能碰啥是啥了
确定了作战决心后，大队长董纯仁先于22时20分起飞，间隔30分之后王文礼再起飞，这样接力战斗，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米格-17ПФ航程不足带来拦截窗口有限的问题。董纯仁的第一次迎头截击，前半程几乎完美，但就在敌机即将进入1000米距离时，刚刚飞过一座山峰的周以栗，突然下降高度进入山谷。
此时董纯仁虽然也试图俯冲搜索，但新战法的关键就是两机需要长期保持同一高度，使得雷达上下波瓣近乎“一条线”的重合区对准目标，加上对头截击的时间窗口本就相当短暂，已经没有时间再次进入理想的跟踪模式，未能取得射击机会；第二次只得选择尾后进入——不消说，又被干扰了。
可见留空时间很长的图-4П参与了多轮截击，使得周以栗机组精力极大损耗，应该说，这次击落P2V-7U，也有其一部分功劳
周以栗在这次飞行中，已经遭遇过我军图-4П和米格-17ПФ的5次拦截了，这次遭遇董纯仁拦截后，自然飞得更加小心；因此我方П-30引导雷达也暂时失去了对P2V-7U的跟踪，所以下令还未接敌的王文礼也返航。落地后，王文礼向大队长仔细询问了两次截击的经过，再次坐进了座舱。毕竟敌机在折回时，仍然有相当大的概率要从江西上空经过，必须时刻做好再次出击的准备。
没有放弃的不仅仅是王文礼，地面雷达也在努力搜索着这架刚刚在湖北上空完成侦察任务，折回台湾方向的P2V-7U。但当П-30引导雷达再次捕捉到敌机时，已是20日凌晨了，P2V-7U已经飞过南昌，正在向海峡方向飞去，迎头态势已经很难形成，要想尾追敌机都要尽快起飞才行。
然而这时候，由于兄弟部队一架图-4П还在这片夜空中搜寻着敌机，为避免出现协调问题，乃至误击意外，上级指挥所命令空24师“待命起飞”；但空24师师长王子祥和参谋长李虎坡认为，绝不能在自己单位负责的空域放跑了P2V-7U，于00时18分果断下令王文礼再次驾机起飞接敌。
一架后期型P2V-7U，其尾部增设了复杂的电子战天线
虽然没明说，但从朝夕相处的领航员张健中尉急切的声音来看，王文礼意识到这回肯定是有点晚了，所以主动开加力，提前达到了指挥所要求的高度和速度——跟张文逸打掉美军的P4M-1Q那回主动开加力，有异曲同工之妙。听着张健那边用暗语通报的“春天...夏天...秋天....”，王文礼知道，这是代表距离敌机4千米、3千米、2千米，越来越近了。
可是直到王文礼听到了代表1千米的“冬天”，仍然是啥都没看见；等到张健一句无奈的“在一起了”，得，这次又冲过去了。要说这也没法怨他俩，毕竟这回指挥员直接下令来个90度航向交叉引导，此时王文礼速度大，高度高，比迎头引导还难获得机会；但比迎头引导好的是，再次进入攻击用时短一些。
说时迟那时快，反应极快的王文礼立刻猛烈大坡度转向，同时把高度从1600米降低到900米，并根据张健的引导开始压航迹。这回等到张健说到“夏天”（3千米）的时候，王文礼打开雷达，很快在右前方偏下位置找到了目标。很快在1500米距离上，雷达显示器上出现了期待已久的两个+！
想用航炮就是这么费劲，但那时候的空空导弹，甭管在米格-19П还是米格-17ПФ上，特别在这种低空杂波环境里，效能基本也没有太大提升
当双方距离不断缩短时，老辣的周以栗突然驾机右转，但王文礼不仅也顺势右转，还利用米格机比P2V-7U转得更快的优势，预估周以栗结束右转的时机，提前改平继续搜索，等待周以栗转到机头前方，于1000米距离上再次截获P2V-7U，并报告目视发现了敌机的影子——这眼睛确实不是白练的。
然而周以栗也确实对得起老蒋授予他“克难英雄”的名头，几乎是在王文礼重新截获的同时，他就再次左转俯冲脱离；早有准备的王文礼立刻请求再次进入，领航员张健经师长王子祥、参谋长李虎坡同意，采用了新的引导方式：在敌机再次进入山区前，让王文礼保持比敌机更低的高度（真高300米左右）接敌，保证П-30雷达在两机距离很近时仍能进行精确引导。
П-20/30引导雷达，包括海航最后一战P2V-7U时使用的П-35雷达（上图），本质上都大差不差，对低空目标的引导，非常吃三个操作员的手艺
同时，王文礼收掉油门、打开减速板、将襟翼放到20度，几乎在米格-17ПФ包线的左端小心翼翼地驾驶战机接近P2V-7U。尽管距离缩短的很慢，敌机不时释放干扰，在1500米距离上又向右转弯，但由于始终保持敌机与我机在一条线上，王文礼没有跟丢。等到距离接近到800米，王文礼迅速爬高到与P2V-7U等高，此时雷达显示器上两个+再次出现！
王文礼把握时机，迅速打出第一波炮弹，但敌机并未起火，事后判读射击胶卷，由于此时米格机和P2V-7U均稍带点右坡度，导致王文礼判断稍有偏差，导致提前量打得不足，未能命中。发现炮弹弹道的周以栗顺势驾机右转，机上电子官同时使用箔条干扰和应答式干扰，已经“超常发挥”的РП-5终于顶不住了。
斗法全程，俯视看来更为惊险刺激
不过这也在王文礼的意料之中，为防止冲前丢失目标，他再次驾机猛向右切入、并提前改平，遂在雷达显示器上再次发现目标——因为这时候周以栗又改变了航向，使得王文礼脱离了干扰区。此时两机航向夹角大，追击中的王文礼一边把速度减到350千米/时（这是米格-17ПФ手册上的最小平飞速度），一边看着敌机信号在雷达显示器上不断向左移动，等信号再度消失时，王文礼借着向左压坡度的时机目视搜索，蓦然一抬头，周以栗座机就在左上方200米！
几乎与此同时，可能是实在承受不了这架“疯狂”的米格机的追击了，周以栗孤注一掷，打开了翼下两台J34发动机，意图加速逃跑。刚刚还模糊不清的轮廓，在发动机喷口里的火光映衬下，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尽管看到敌机要加速逃跑，王文礼仍然保持着冷静——这时候动作大点，搞不好失控的是自己。
甭看洋人现在手里老米格机也不老少，改了很多设备，但低空低速还是得小心
王文礼稍微向左压一点坡度，使得他可以在100米的距离上，好整以暇地将瞄准光环稳稳压在周以栗座机机身中点上——这样一边继续向左压坡度，一边开火，落弹点就会从机身中部向机头一路压过去，顺便脱离——王文礼也确实是这么干的，一个将近两秒钟的长点射，足够米格-17ПФ打出84发23mm炮弹。
对这次“顶在后脑勺上的死刑执行”，王老的回忆十分传神：“我还没注意炮口焰呢，敌机身上的大火就一下子蹿起来了，从机身、右机翼一直到发动机！”边燃着大火边下坠的敌机，把下面山头上的树木都照得清清楚楚；打开加力从后下方跃升脱离的王文礼，甚至感觉自己是在穿越一团火球。
台湾方面并没有收到周以栗机组最后的“绝电”之类，估计也是实在来不及。等到我军地面部队赶到附近收拾残骸时，发现距离机体残骸较远的两具遗体身上还有没打开的降落伞（根据机组名单分析，应该是空投员程克勤和杨思隆），看来这最后时刻也是够绝望的。
周总理接见晋衔后的王文礼（左），和同样因功从中尉晋升为上尉正连职的领航员张健（右），此战后，空24师多人荣获提前晋衔奖励
作为空24师乃至全军歼击航空兵的骄傲，王文礼获得的是比一等功更高的提前晋衔晋级奖励。他的军衔由空军大尉晋升为空军少校，升任独立大队大队长（正营职，待遇相当于副团），一年后，他再度荣获中央军委和空军党委授予的“夜空猎手”荣誉称号，抗美援朝空战之后，人民空军的个人荣誉称号几乎屈指可数，“夜空猎手”则是其中最璀璨的之一。
1964年10月，毛主席接见了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人民解放军代表，与王文礼亲切握手，在集体合影中，“夜空猎手”的位置也非常出众（红圈处），这是空24师长久以来的荣耀
上世纪末，对岸曾经出过一本名为《中共军队将军传》的书，在记录这一战时，退休前没来得及赶上1988年授衔的王老，仍然在书中被称为“中共飞将军王文礼”，可见“夜空猎手”的这一仗在台湾的震撼性。2001年，一位旅居加拿大的“黑蝙蝠”中队前电子战军官偶然看到了这一段，写信给王老，希望了解残骸掩埋地点，便于死者亲属前来，王老慨然应允。
1966年8月，国民党空军总部将位于屏东县东港镇的空军子弟学校，拨由屏东县政府接办，命名为“以栗国小”，是全台唯二以“黑蝙蝠”飞行员命名的学校之一（另一所是纪念被鲁珉击落的叶拯民的云林县拯民国小），图为该校校内的“以栗公仔”
等到周以栗遗孀萧家珍等人找到了位于临川县的安葬地时，发现原墓碑由于是木制的，还曾被当地村民拿去当搓衣板使用，要不是这帮台湾人来了，估计还放在哪家大婶的盆里搓肥皂呢，所以字儿嘛是已经没法看清了；遗物呢，七七八八挖了一袋子，主要是飞机残骸，也有部分腿骨，但没有头骨——考虑到一般头骨烂得比较慢，当时王老这个长点射应该是把这帮人的脑袋都炸碎了。
2001年12月，在时任台湾地区空军“司令”陈肇敏的主持下，举行了周以栗机组遗骸安葬仪式，算是让这位“克难英雄”重获安息了。战斗落幕40年后，王文礼老英雄因病于2003年逝世，享年73岁，但“夜空猎手”的传奇，永记在他们那代人的后辈心间。
空24师的直系后裔之一——装备歼-10C战斗机的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津门利剑”
队长丧命，“黑蝙蝠”一蹶不振
灯炮齐心，“海霹雳”吐气扬眉
打击再怎么沉重，任务还是要继续的。随着共和国核事业的推进，美国自然是急三火四地想了解具体进展如何了。听闻“中共从东欧国家引进了一批核武器试验精密设备，将在青岛装卸”，1964年6月11日——距离我国首次核试验还有4个月，距离周以栗“成仁”一周年还差8天——在CIA的命令下，“黑蝙蝠”手里剩下的最后3架P2V-7U中最早服役的那架（5060号），再次从新竹基地起飞。
对于即将get the bomb的“红色中国”，美蒋势力此时甘愿不惜一切代价
这回驾机起飞的不是别人，正是“黑蝙蝠”的新任队长孙以晨中校。这位不仅和周以栗同为上海人，其家世背景更是值得一说——那可是曾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著名大家族。其父孙伯群是阜丰面粉厂厂长，早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铁路，是詹天佑的手下，后接管孙氏家族的面粉产业，还是《文汇报》的股东。
作为孙家的“大少爷”，上学的时候还曾经被黑帮绑票过的孙以晨，在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前往重庆参军，并考入空军官校17期。不过毕业后他就被卷入了“戡乱”战场，1949年携妻儿前往台湾。他被公认为是国民党空军C-46/47运输机飞行员中的佼佼者，1962年被选入评估国民党空军各中队飞行能力的“空军考核组”，担任运输机部队的考核官。
“空军考核组”全体成员，后排右一为孙以晨中校，摄于1962年的台中清泉岗机场
与之人生轨迹完全相反，其姊孙以敏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沪江大学，这位孙家的“大小姐”早在1946年就加入了地下党，积极组织学生爱国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解放后她从事教育事业30年，曾担任上海市第十一中学（现上海市爱国学校）副校长，退休后仍然在教育领域发挥余热，至今健在。
孙以敏任上海允中女子中学教师时与毕业生合影留念
孙以敏老人近照
先不论孙家的家事，单说孙以晨怎么就从“考核组”进了“黑蝙蝠”。自打赵钦队长干满一年就“巅峰退役”转入华航之后，“黑蝙蝠”的队长便跟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先是郭统德上校没干到一年，1962年1月就驾机在韩国外海不知怎地带着十几个弟兄一头栽了，接下来则是吕德琪和伍壁明这俩N朝老油条，你干几个月、我干几个月，来回代理。
其实谁来当队长并无本质区别，无论是飞P2V-7U的“黑蝙蝠”还是飞U-2的“黑猫”，真正的队长都是美国空军现役军官（前排左2为尼尔森上校、左3为伯克中校，摄于1960年3月）
就这样磨叽到1962年11月，孙以晨完成了对国民党空军所有运输机部队的考核，估计是自己觉得飞运输机也没啥意思，他便自愿加入“黑蝙蝠”中队挑战极限。论资历，官校19期的吕德琪也乐得让位给空降过来的17期学长，于是大型机飞行经验丰富的孙以晨就边改装P2V-7U，边当上了“黑蝙蝠”的队长。
叶拯民：那啥玩意儿小孙啊，作为学长我得提醒你一句昂，zei个队长可不是啥好......算了，咱俩直接搁天上唠吧
要说这孙队长一开始改飞P2V-7U也算赶上了好时候，毕竟当时驻扎山东半岛一带的人民海军航空兵还没装备全天候截击机，确实安全些；加上他刚开始搞侦察飞行，上面也不敢让他深入内陆，飞的都是“Robin”任务，所以整个1963年都平安无事。虽然碰上了一两回“灯炮组合”，但也没柰何得了“黑蝙蝠”。
何谓“灯炮组合”呢？炮很好理解，反正那前儿我军的霹雳-1或者原装的РС-2У无线电指令制导空空导弹基本指望不上，大家基本都得用炮；这个灯又是啥呢？
第二部的时候咱们说过，终结“黑蝙蝠”无比嘚瑟的1957年，靠的正是人民海军探照灯部队的“会心一击”，全军首创干掉P2V-7U记录的城子疃高射炮群，那也是靠着探照灯的最终指示。所以对于连米格-17ПФ都趁不起的人民海军航空兵来说，纪亭榭、陈士珍等几位老领导最开始想到的办法还是探照灯。
海航那时候非常困难，空军都有些嫌弃的米格-17ПФ，只有歼-5白天型可用的海航都眼巴巴的
然而大伙一琢磨，自打叶霖在城子疃“光速晋升”上校之后，“黑蝙蝠”每次任务前都要把祖国大陆沿海的山山水水研究个透，只为拿一条新航线出来，这样一来探照灯+高炮机动设伏，这戏基本就没法唱下去了，咱们总不能在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上隔一公里装一个探照灯吧？
1960年，在一次帮助指挥引导空军的图-2П截击失败之后，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陈士珍将军组织各单位开了个座谈会。当时装备了伊尔-28轰炸机的海航3师一位师领导在会上说，“空军为啥不用速度更快的伊尔-28改个伊尔-28П呢？咱们也有这飞机，可惜没有截击雷达，不然咋地也得试试啊！”
海军航空兵装备了大量的伊尔-28/轰-5，主要用于空投鱼-2反舰鱼雷
说几句题外话，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经常在想，如果当时能把伊尔-28的双座教练型伊尔-28У，改装成一架专门拦截P2V-7U的截击机会是什么样？
（以下均为个人脑洞）
把伊尔-28的ПСБН-М轰炸雷达，用图-4П的那种凸出于机身下表面的方式装回前机身，用于前期搜索跟踪；前舱飞行员专门操纵雷达，后舱飞行员专门驾机飞行；再按照雅克-25的方式，在机身侧下方靠近原弹舱位置装两门37mm航炮（这还解决了炮口炫目的问题）；最后按照图-2П的改法，将尾炮手位置改为领航/标图员战位。
伊尔-28У使用的是和乌米格-15相同的ВК-1А无加力发动机，所以通过发动机进气口和机头的对比，不难对伊尔-28У的机头空间有个直观印象——如果有需要，在机头再装下一座РП-5雷达用于最后跟踪阶段的瞄准射击，一点问题都没有
从几次实战经验来看，保持在更高的安全高度飞行的图-4П，凭借ПСБН-М是可以保证对P2V-7U的良好跟踪的，那么脑洞中的“伊尔-28П”同样也可以。以其690km/h的巡航速度（比打开两台喷气发动机之后的P2V-7U最大平飞速度还大100km/h），和更好的机动性，“伊尔-28П”可以比图-2/4更轻松地咬住敌机，而两门37mm航炮用来制裁“黑蝙蝠”也毫无问题。
而且，“伊尔-28П”翼尖还可以挂副油箱，此时航程达3000千米以上，比图-2还远数百公里，比挂副油箱航程1400千米的米格-17ПФ更是远了一倍多，非常有利于长途追击......说白了，“伊尔-28П”就是一架平直翼放大版的雅克-25嘛！哪怕试一试，兴许就这么点开截击机科技树了......扯远啦，还是接着唠本位面伊尔-28的用法吧。
当然不是雅克-25RV高空侦察型这种鬼了
听到这位师领导的发言，会场别的领导也来了精神。“没雷达没关系嘛！齐尔轰炸机（当时对引进伊尔-28的称呼，因为是在齐齐哈尔交接的）有弹舱，装个探照灯你们说要得要不得？”“探照灯么得法子，你要扔照明弹还差不多......”“对啊！过去打仗的时候，咱们善于夜战，但敌人一打照明弹，阵地上就是一片白昼，咱们就得趴下隐蔽......”
老八路陈士珍立刻捕捉到了大家七嘴八舌中的闪光点，问后勤部门的同志：“照明弹咱们有吧？”“流亭场站仓库里就有，我现在就去查验！”还真有。于是大家就把这个用伊尔-28飞到敌机前上方扔照明弹，米格-15比斯跟在后面打的办法上报海航司令部，纪亭榭参谋长果断同意。
理想攻击条件：伊尔-28在P2V-7U前方2000米，高度差2000米处投放照明弹；米格-15比斯（注意并非图中标注的双机，夜间双机编队很难配合）进入角在P2V-7尾后左右30度，高度差200米，距离1000-1200米
说干就干，在初步计算了照明机和攻击机的队形等战法细节之后，1961年1月，代号“照妖宝剑”的照明攻击战斗组组建，后来的官方叫法是“神炮”，但飞行员们还是习惯叫它“灯炮”。四个月后，1961年5月9日，戴树清（怎么老是你）成了第一个感受“灯炮组合”的“黑蝙蝠”飞行员。
出于两名飞行员找目标更方便的考虑，这时候“灯炮组合”里头的“炮”，是一架双座教练型——乌米格-15比斯，武器数量减少为1门23mm航炮。前舱飞行员是在1955年驾驶米格-15比斯击落过一架蒋军F-84战机的海航4师10团领航主任王鸿喜大尉（1964年12月，他又因驾驶歼-6击落RF-101而声名大噪，受到毛主席接见），后座则是曾作为4号机参与过1955年与蒋军F-84的另一次空战（当时我方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可惜当时未获战果的陈根发上尉。
击落“妖中妖”（RF-101的绰号）后与毛主席握手的王鸿喜
虽然这个前后舱组合也算实战经验丰富，但开着双座教练机夜战毕竟是头一回，所以当伊尔-28在戴树清前方2100米处扔下照明弹时，乌米格-15比斯距离敌机还有1500米以上，等到照明弹亮了19秒之后才发现P2V-7U的位置。此时戴树清已经从最初的懵逼中（谁TM能想到这种打法）反应过来了，赶紧驾机朝着远离照明弹的方向逃离，第一次“灯炮组合”就此失败。
然而通过对“灯炮组合”首次实战的总结，空军倒是觉得这法子可行，以空10师28团的伊尔-28和空7师的歼-5，依样画葫芦弄了个组合，称之为北京军区空军独立第8大队（倒是跟“黑蝙蝠”的名义上级——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一样），并在1963年5月和朱震中校驾驶的P2V-7U较量了一番。尽管这次拦截机发现目标还算快，但由于担心敌机会在短暂的照明时间后跑掉，飞行员在射击瞄准时过于心浮气躁，导致炮弹很快打光，没能击中敌机。
广州军区空军也有样学样，尽管他们当时还没有装备伊尔-28，就用两架米格-15比斯各自外挂6枚照明弹，载弹量倒也和一架伊尔-28相当（发动机数量还相当呢），和海航一样用乌米格-15比斯作为拦截机。在1964年3月的一次拦截中，这个三机组合试验了一次——由于这次压根没照上，对面空军也没记载更多细节，这种组合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同于乌米格-15，乌米格-15比斯均为我军自行改装而来，注意左机头下的23mm航炮，以及米格-15比斯标志性的带缺口翼刀，感谢微博@三沟出奇迹 供图
回到海军这边，虽然大家还在继续训练（用自家的伊尔-14运输机模拟P2V-7U做目标机），但到了1962年6月，由于10团奉命前往福建前线轮战，加上流亭场站其他任务繁重，“灯炮组合”被撤销。直到1963年王文礼为空军航空兵首创击落P2V-7U的记录之后，“灯炮组合”才在海军各级领导的同意下恢复起来。
重建起来的正版“灯炮组合”，代号为海军航空兵611大队，配备了两架伊尔-28照明机和三架米格-15比斯（在寻找前下方目标时，乌米格的第二个飞行员也帮不上什么忙，飞机的性能特别是火力还降低了，因此不再使用双座型），以及那架继续用来扮演P2V-7U的伊尔-14。
1965年11月11日，叛徒李显斌驾驶伊尔-28（上图）叛逃台湾（后来以为可逃过“清算”，企图回乡探亲，被逮捕判刑），该机后来也被国民党空军用于研究“灯炮战法”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被裹挟的尾炮手廉保生落地后不做敌人俘虏，举枪自尽，壮烈牺牲。下图为2016年9月，廉保生烈士骨灰还乡的场面
根据海军过去掌握的P2V-7U一般活动特点，611大队进行了700多个批次的实兵战法演练；指挥所领航员和雷达技师、操纵员更是在多达1100次以上的实兵引导中，牢记了大型机在各种飞行姿态下对应的雷达反射信号特点，形成了100多套对“灯炮组合”的引导方案。
所以，1964年6月11日，孙以晨中校面对的“灯炮组合”，虽然和1961年戴树清初次遭遇的“灯炮组合”相比不仅机型不变，连负责炮的都是那回的乌米格后座飞行员陈根发，但其水平已经差不多从辽宁版进化成了火箭版
没有任何这个攒人品的意思
要说孙以晨也确实不负国民党空军考核组大型机单位考核官的名头，大家一开始看着这老小子朝着日照、青岛一带过来，正热血沸腾准备起飞呢，谁知道这家伙又一压杆朝连云港那边过去了，“灯炮组合”只好先在地上憋着。但值班首长判断，这次敌人从鲁南苏北一带远道入陆，不能排除对半岛方向的侦察可能性，因此各单位虽然处于二等战备，但仍时刻准备“一触即发”。
果然，在临沂附近右转北上，转悠了一个小时的孙以晨，只是想借此将我军的注意力往西边转移，真实想法还是要来半岛上空转一转。这时济南军区通报北海舰队航空兵，敌机刚刚北上经过沂蒙山区，遭我陆军高射炮兵拦截后，向潍坊方向飞去。
绕着青岛兜了个天大的圈子，最后还是奔着这儿来的
这时候在海航指挥所看来，孙以晨有三种选择：一是真往西边河北乃至北京那边飞了，这样一来，飞机过一会就彻底消失在海航的雷达里了，没戏；二是北上进入渤海湾，虽然海军在这一侧也有雷达，还不受地形影响，但这地方就是空军的防区了，也轮不上海军出击；三就是他真的还来半岛这边转悠——平度、莱阳地区是“灯炮组合”的日常训练场，正合我意！
所以既然如此，指挥所果断命令“灯炮组合”升空待战，如果孙以晨选择了一或者二，那就当咱们白起来一个架次；如果选了三，那就开打！按以前，从二等进入一等得五分钟，这次“灯泡组合”一分半钟就进入一等，并在我方地面雷达再次发现P2V-7U之前就排好了编队。
相比更大的飞机，前线战术轰炸机还占个出动迅速的优势，否则很难和战斗机配合
然而就当咱们的编队朝着孙以晨座机方向飞去，准备飞到其航线上的前置点，将其装进“口袋”时，本来朝着正东方向飞行的孙以晨一个60度右转，这下倒是搞得咱们有点没反应过来；特别是领航员本该下口令“右转弯”时，“右”字没说出来，这下伊尔-28倒是明白过来右转了，米格-15比斯却错误左转......等到两机好不容易恢复编队时，孙以晨又向左转90度，让过于紧张的领航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该如何引导，使得照明机、敌机和攻击机的距离拉得过大。
此时，领航经验丰富的师指挥所指挥员，海航4师参谋长辛英元上校（也是“灯炮组合”的具体规划人）果断接替职责，亲自引导处于P2V-7U左前方8.5千米的伊尔-28（机长石振山上尉）先右转、再左转减速，缩短与敌机的距离，等待米格-15比斯接近。年轻的领航员魏承超观察了参谋长接替引导之后的情况，发现战前演练中，指挥所对P2V-7U的速度估计偏低（毕竟伊尔-14的巡航速度只有360km/h），导致目前引导方案效果不佳。
虽然伊尔-14体量与P2V-7U接近，但用于假想敌训练仍有很多与实战不符之处，客观上也影响了训练与实战的对接
于是“灯炮组合”的速度先后增加到了500km/h、550km/h，即使中途孙以晨驾机进入了雷达盲区，重新接替引导的魏承超仍然将速度提起来的“灯炮组合”顺利引导到了敌机飞出山区的必经之路上，紧盯雷达屏幕的另一名引导员徐守祖则单独将照明机引导到P2V-7右前方3000米处，航向与敌机航向成20度角。
按照以前的“灯炮组合”，照明机的投弹航线采取的都是简单的“压航迹法”，也就是先咬住、再超车、最后在敌航线正前方2000米处投弹。好处是容易掌握，但问题是这样形成的照明区宽度不够，敌机容易迅速逃出。而“斜切法”虽然投弹时机不好掌握，但好处在于能形成一道有一定宽度的照明区。
可见斜切照明法的具体实施方式，炫酷又透着几丝无奈的“灯炮组合”，是那个年代老一辈海军航空兵人在手段有限时没办法的办法，实施难度很大
而这次为孙以晨准备的12枚照明弹，也不是过去的75kg普通装，而是特意加大剂量的90kg特惠装
我们已经无从得知，1964年6月11日23时36分09秒，孙以晨机组目睹头上12枚照明弹炸开时是何等的心情。我们只知道他绝望地做了一个向左50度的急转，宽大的黑色机翼在3600万烛光亮度的照明弹下闪着光芒，使得陈根发在36分11秒就报告发现了敌机。
这种供地面打靶的那都是小意思
此时陈根发的米格-15比斯高度870米，敌机高度600米，两机距离1200米，正符合攻击条件。尽管米格-15比斯发动机并无加力燃烧室，但两机距离仍然在14秒内缩短到700米，剩下的事儿就是一个优秀昼间战斗机飞行员该干的了，收油门、压机头，一串炮弹砸在左侧机翼与机身连接处。
仍未失控的P2V-7U再次向右压了个50度的坡度，妄图下滑躲避攻击，然而在良好的可视条件下，“黑蝙蝠”已经失去了最好的伪装。陈根发驾机接近到400米，等待活动光环稳稳套住，于36分45秒时，在450米高度上进行第二次射击，将P2V-7U打到起火失控。
此时孙以晨座机已经坠落到150米高度，左侧发动机停止工作，导致飞机出现向左侧滑；陈根发为求彻底摧毁敌机，于37分15秒左右，在极低的200米高度，极近的200米距离上第三次开炮，最终于37分38秒时目视P2V-7U坠地爆炸。就在1秒钟后，随着最后一颗照明弹完成使命，天空再次变为一片漆黑。
多次荣立卓越功勋的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海空雄鹰团”，是今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的光荣先辈
由于敌机这次是在超低空被打掉的，因此现场捡到的东西比较集中：除了14具尸体之外，发现了两部用于侦测空气中核沾染物剂量的采样器，以及四枚较为完好的AIM-9B；前者为共和国核武器测试工作帮了点忙，后者则为霹雳-2的研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参照样本，也算是孙以晨为祖国大陆做了点贡献
加装国产核采样吊舱的轰-5
咱们这边自然是欢天喜地，陈根发、石振山等9名立功人员均获提前晋职晋衔奖励。对面得知孙以晨等14名机组成员就此“成仁”的消息之后，照例也给孙以晨追晋为上校。以一个人生几度沉浮的上海大家族之子的陨落，为“黑蝙蝠”窜犯我东南沿海的侦察生涯做结，如今看来也是别具一番意味。
左1为领航员魏承超上尉，左2为照明机机长石振山大尉，左3为陈根发少校（均为晋衔后），右1为辛英元上校
尾声：“黑蝙蝠”，再见，再也不见？
孙以晨死后，官校19期的关伯平代理了一个月队长，旋即又被同期老油条吕德琪接替；但这回另一个老油条伍壁明已经成功转去飞民航啦，没人跟他换着玩了。这时候有了卫星之后的美国人想法也变了：什么“黑蝙蝠”啊、“黑猫”啊，出生入死换来的情报也就那么回事儿，你们就别在大陆上面晃了，每次被干下来，我还得跟着丢人，滚吧！
滚还不能滚远了，此时共和国核武器事业的飞速进展，让美国觉得比卫星更及时的情报还是有点用的，于是“黑蝙蝠”在1965年和1966年还是各执行了一次进入我领空的任务——但他们已经不敢再次从东南沿海上空犯险了，当时防御薄弱的祖国大西南地区成了他们进犯的新起点。
1969年5月17日，“黑蝙蝠”副队长孙培震（空军官校22期出身，也是后来严肃意义上的末代队长，1972年7月任末代队长的庾传文只是空官29期出身的少校，实际上是个负责“善后”的空头职务）驾驶C-130E执行“奇龙计划”，从泰国起飞，前往酒泉航天发射场侦察，投下了可持续回传数据的电子侦察设备，依然十分嚣张
祖国的神圣领空不容玷污！在“文革”正如火如荼的1969年8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空33师从湖北进驻重庆，由此开启了“雾都雄鹰”保卫祖国大西南的战斗生涯。而随着东风-4远程弹道导弹/长征-1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共和国距离实现洲际核打击能力只有一步之遥，美国人很快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大势所趋，不是几个飞行员的技术和勇气就能改变的
这时候只剩下2架P2V-7U的“黑蝙蝠”，虽然曾于1966年短暂过接收2架P-3B，但它们只执行过沿海侦察任务，和P2V-7U于1967年2月返回美国。真正大量补充进来的，还是C-123B/K运输机（巧了，后者也是活塞喷气混合动力），由吕德琪带队转进南越支援“盟邦”。
主要工作变成了空投特务之类的“黑蝙蝠”，虽然不再会遭遇米格机，但低速低空精确空投，意味着随时可能和无处不在的游击队短兵相接，着实也不轻松。
短暂移交“黑蝙蝠”的P-3B，注意机身上的国民党空军军徽，及左侧翼下的两个“响尾蛇”挂点
孙以晨“成仁”刚满一年，“黑蝙蝠”就在西贡折损了一架C-123B，这回是结结实实被机场边儿上的“越共”高炮给埋伏了。过了两个月，又是一架故障坠海。就这样，“黑蝙蝠”有一搭没一搭的飞到美国人撤出越南为止，中间执行“金鞭计划”的时候，还短暂调进来一帮玩直升机渗透的年轻人；虽然最后也没玩出啥名堂，倒是给台军直升机的早期使用，特别是丛林使用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人才。
等到1973年3月，已经没有实际任务的“黑蝙蝠”中队宣告解散，4架C-123K作为普通运输机留用。飞行员还好说，要么改飞其他机型，要么去民航，结局都算光鲜；但那些积累了丰富电子战经验的“黑乌鸦”们（机组电子战军官）却没地儿安置了，其中一些人退役后想去当时刚成立的中山科学院电子研究所，最终却未能挤进去，只能另谋生路；还好当时台湾经济形势不错，这些学历能力都有的人，找口饭吃不难。
“黑蝙蝠”解散时的C-123K，注意垂尾上显眼的“黑蝙蝠”——这时候倒是不用藏着掖着了
来自对岸的一些观点认为，正是上层的这种短视，使得台空军在电子战领域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断代。等到这种能力再度恢复起来，已经是90年代换装“二代机”（我方标准为三代机）时候的事儿了。
这篇长文，也到了该总结的时候。“黑蝙蝠”近10年的入侵活动，共被我军击落6架。其中空军航空兵3架，立功飞行员为鲁珉少校、蒋哲伦大尉、王文礼大尉；空军高射炮兵1架，炮群指挥员为范振江上校；海军航空兵1架，立功飞行员分别为陈根发大尉（歼击机），石振山上尉（照明机）；海军探照灯部队1架，立功单位为东海舰队高炮5团探照灯1营321站。
至于打击“黑猫”中队U-2高空侦察机的英雄故事......这个坑我还是不要开了，得有自知之明
在此期间，我军还击落执行类似任务的美蒋飞机各一架，立功飞行员分别为张文逸上尉、张滋大尉；击伤“黑蝙蝠”所属各型侦察机3架。在以上战斗中，我军击毙美蒋空军机组人员93人，俘虏3人（后释放）。而我军为打击“空中飞贼”，也先后付出了2架图-2П和4架米格-15/17坠毁，1架米格-17迫降报废，12名机组人员牺牲，1人重伤的代价。
另外，还有8架“黑蝙蝠”被认定是事故坠毁，其中3架是在执行对大陆侦察任务时坠毁，3架是在台湾训练时坠毁，1架在向韩国转场时坠毁，最后1架则是从越南返回台湾时坠毁。加上被我军击落的6架和被越军击落的1架，“黑蝙蝠”共损失15架飞机，而其历史上前后拥有过的飞机也不过30余架（特别是C-123到来前，34中队一度只剩下5架飞机）。
新竹基地1965年的卫星照片，左侧2架是硕果仅存的P2V-7U，右边3架是刚到的C-123，其余的B-26、C-54等杂役机不在此图中
不过，“黑蝙蝠”的历史仍在以另一种形式继续。1973年4月1日，“黑蝙蝠”解散后一个月，国民党空军再度在新竹基地启用第34中队番号，以空军“直属”运输机部队的名义组建，飞机还是那4架C-123K，半年后移交给该基地的第2战术战斗机联队，用作外岛运输等杂务。四年后，第34中队获得了美制S-2A反潜机，于是改称第34混合中队。
这白白净净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美军的二手机
1978年，34中队终于不需要在战斗机联队下面打杂了，归编于第439混合联队（现为台空军第6混合联队）下的反潜机大队，一直到1999年随大队转隶台海军航空兵为止（不过此前机上反潜官就已经属于海军了）。为了体现军种变化，其番号也被改为134中队，从此这帮人算是倒了霉了，升迁也不如“自己人”直升机部队——说起来，“黑蝙蝠”好歹还是台军直升机飞行员的祖宗呢。
幸好台军的常态就是折腾，2013年7月，随着反潜大队再次回到空军439联队手里，134中队又改回34中队。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身份，当2013年9月25日，台军拿到的第一架二手P-3C转场归建时，该机垂尾上赫然出现消失了近40年的“黑蝙蝠”标记。然而此时439联队早已搬到屏东，怎能在新竹重温旧梦？
斗转星移半个世纪，物是人非
有趣的是，尽管在海峡另一边，这些年来的军改幅度相当之大，但除了在1985年大裁军中被撤编的空25师之外，那些曾在暗夜中驾驶设备简陋的战机起飞迎敌，在危机四伏的超低空，与装备精良的“黑蝙蝠”们搏杀过的每一支航空兵部队的血脉，依旧赓续在今天这一代“海空雄鹰”们的羽翼上。
他们，还会再有和“黑蝙蝠”相遇的机会吗？
谨以此系列，向誓死保卫祖国夜空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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