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收过路费开始：珍宝岛后的“第二次握手”，不仅是不打不成交
【上期内容：抠门宿命论：一切为省钱而生的，终究要被更省钱的取代】
在今儿推送的第二条里，河马讲述的是当年的参战部队如今以怎样的方式纪念50年前的中苏珍宝岛之战。在这场被外界视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彻底撕破脸的战争之后，广为人知的是“深挖洞、广积粮”，是边境线上的百万陈兵，是之后的中美关系解冻......
然而中苏两国的武器贸易，不仅没有因此彻底断绝，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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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于1959-1960年分批撤回驻华专家，并停止签署新的技术转让协议之后，我国起初只是按照之前签署的协议框架，从苏联获得了图-4领航轰炸教练机，以及6631型导弹潜艇使用的R-11FM型潜射弹道导弹（代号1060导弹）等实物。除了后来保障图-16机队使用和轰-6试飞的备用RD-3M发动机作用较大之外，这些装备性能普遍较为落后，只能用于训练和教学。
实物放在哈工大航天馆，作为一枚潜射而且是只能在水面发射的“飞毛腿”，1060导弹对巨浪家族发展的贡献着实有限
所以真正的转折，还得说到1960年后曾一度中断的米格-21引进事宜，突然被苏方再次主动提起。这事儿从根子上说，与苏联当时需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获得中国的支持有关。1960年底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上，苏联邀请了中共代表团；会上双方算是各让一步，会后代表团团长刘少奇还应邀在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使得中苏关系的大环境暂时缓和。
访问期间，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与赫鲁晓夫合影
所以在此背景下，苏联对华的军事技术援助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比如在周总理的斡旋下，苏联各军事院校允许之前被其驱逐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部分返校学习——这个“部分”，指的是原来每个院系培养的多个中国留学生里，只能派一个人回来学习。
2006年时任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访问朝鲜。作为沃罗诺夫高等炮兵工程学校学员，他是当时被选送回苏联继续完成学业的佼佼者之一。1963年毕业时，他将苏制RPG-7火箭筒和3M6反坦克导弹的技术资料设法带回国供院所研究，因功晋升为炮兵大尉
而具体到提供米格-21这件事儿上，也有其偶然性。根据曾参与米格-21引进谈判的叶正大的回忆，1961年1月，由于苏联要向印尼出口一批米格-21，转场交付时需要经过我国领空并多次经停着陆，这就必须得有我国的许可才行。大概是觉得犯不上为此把这些米格机拆散了海运折腾一气，赫鲁晓夫向毛主席写信，提出用米格-21的有偿技术转让获取这次转场过境。
苏联下血本支持印尼并没换来什么好，68比斯型巡洋舰“奥尔忠尼启则”、图-16反舰导弹轰炸机最后都成了一堆堆废铁。这些米格-21当中后来有一部分落入美国人手中，成为大名鼎鼎的“红鹰”假想敌中队组建时的底子
在周总理的组织安排下，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率领代表团亲自赴苏谈判。由于我方在谈判中态度坚决主动，加之赫鲁晓夫急于谈成，1961年3月30日双方就达成了有偿引进米格-21生产技术的协议。“鱼窝”在中国一直延续至今的传奇故事，正是由此开启。
把“枭龙”算作米格-21家族一员确实太强行，但FTC-2000G绝对没毛病
虽然随后由于中苏两国关系发展再次陷入停滞，苏联拒绝向我国提供更新的作战飞机了，但对具备不同程度军用潜力的运输机、直升机等却仍然“网开一面”——这事儿的法理依据，还得追溯到1950年4月19日签署的《中苏贸易换货协定》，运输机和直升机（根据老前辈回忆，还包括一些飞行装具之类）都属于可在这项协定框架内谈判的商品，甚至可以跟苹果橘子鸭梨羊毛虎皮木材啥的换。
参与唐山大地震救援的安-12，注意尾部的自卫航炮。这些有着比运-8更短的透明机头（因为运-8借用了轰-6的机头设计）的“短鼻子”，一直在我军服役到21世纪初
在1969年珍宝岛战斗打响之前，我国已经分两批引进了14架安-12运输机，并签署了引进首批安-24民用运输机的合同，并在1969年年底接收飞机——大概是因为接收飞机的时期较为特殊吧，史料中特意记载了“这批飞机经检测，没什么大的问题”一句。
计划今年下线试飞的新舟700，论祖宗论到安-24头上也没毛病
1969年8月13日，中苏两国刚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爆发了武装冲突，之后合同还能够正常履行，与1969年9月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其葬礼后返程过境时与周总理的会晤有很大关系。尽管其后的边境谈判并未获得什么进展，但这次“葬礼外交”仍然为中苏两国之后的关系划出了大致的下限——中国不希望但也不惧怕战争，苏联也不希望中国分散其与美国争霸的精力——在此基础上，一切好谈。
这次在北京机场贵宾会客厅的短暂会晤，充分体现了一代外交伟人的魄力与决断
于是在1970年年底，中苏两国率先敲定了我国1965年就想引进的3架米-6重型运输直升机（当时还有参照仿制的计划）的合同。而就在随后对1971年出口货物计划的讨论中，苏方又主动提出，可以提供10架在当时还较为先进的米-8中型直升机，我方欣然答应，并于1972年4月接收。
这些米-6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前往俄罗斯进行过延寿，并在陆航服役到2002年才退役，并使用国产仪表进行过改装（图片鸣谢超大论坛@大男孩儿2016）
之后，我国继续向苏联订购了安-26军用运输机、安-30航测机、以及伊尔-62大型客机等一些民用飞机。但尽管两国在军机贸易上看似实现了“第二次握手”，苏联仍然没有停止在中苏边境上的加强战备工作和武装摩擦挑衅，对我国的情报渗透也不断深入。
当时的一部电影《熊迹》，就是以1974年李洪枢案（擒获从事特务活动的苏联驻华使馆秘书谢苗诺夫和使馆武官处翻译科诺索夫）为原型拍摄的
但这一时期，我方仍然利用贸易顺差等有利条件，于1974-1978年期间分4批向苏联采购了47架安-26，终于替换掉了老旧不堪，严重影响飞行安全的美制C-46运输机。1978年，我方订购了最后一批12架安-26、5架安-30和10架米-8直升机，其中约有半数在1979年2月前交付，但剩下的一半则拖到1979年12月至1980年4月才交付，个中原因倒也不复杂——我们把越南给揍了一顿嘛。
已经陷入阿富汗泥潭的苏联，虽然并不打算因此把中苏关系闹得太僵，进一步分散精力；但在向我方交付飞机时稍微下点绊子，也算是对得起越南这个盟友了
不过说到头来，上面这些那都是运输机直升机，有没有正经的一线作战装备呢？还真有。
在1977年年底的中苏贸易谈判中，苏联突然向我方推荐了“立方体”2K12型地空导弹系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萨姆-6。苏联为什么在这时向我国推荐这款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名声大噪的中低空中程防空武器，至今还没有看到官方资料的合理解释。
时至今日，它依旧在中东战场上活动
总之，双方很快于1978年完成谈判，同年年底样品交付空军第二训练基地，尽管空军引进该系统后发现，受其冲压发动机的工作特点等的局限，并不适用于国土防空作战环境，因此仅用于科研实验，并未实际投入战备值班。但对于长期以来在S-75（萨姆-2）上改来改去的中国地导研发体系来说，“立方体”的到货仍然引发了很大震动。
下图为80年代中期参照萨姆-6设计的SF-2冲压发动机飞行器。1979年，总参曾有调动萨姆-6前往前线测试效能的想法，但因敌我识别等种种问题来不及解决，最终没有成行
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的1979年3月，总参召开低空防空导弹选型会，决定立刻开展第二代中低空地空导弹的研制，此事显然和“立方体”的冲击有关。上海机电二局（上海航天局的前身）接受了预研任务，暂定名为红旗-63。同时开展预研的还有二院的红旗-7。
1985年，从巴基斯坦引进的法制“响尾蛇”在空军第二训练基地由中巴两国联合操作打靶成功，使得其仿制型红旗-7的竞标希望大增，红旗-63只得黯然退场
也是在198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访问苏联，签订了《1986-1990中苏长期贸易协定》，这也是中苏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史上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协定中的内容包括苏联将向中国出口电力机车、铁路货车、汽车、飞机、动力设备等商品，向中国换取轻工业品和食品。
比如皮实耐用的8G型电力机车，苏联型号为VL80S，从1987年到1990年交付了100台
虽然此时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从苏联引进战斗机的障碍了，但苏联侵阿战争对我国带来的危机性影响，加之苏制歼击机在中东战争中连遭败绩，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仍然主要寻求从西方国家引进歼击机技术。所以在这“第三次握手”中从苏联引进的飞机，仍以图-154M客机，伊尔-76大型运输机和米-17直升机作为“起手式”——和20年前引进安-24+安-12+米-8如出一辙。
图-154M基础上改装而来的图-154M/D电子侦察机是我军目前的主力战略侦察机，图为参与马航MH370搜救时的B-4029号机
当然了，看问题也不能总拿事后诸葛亮的视角苛求前人。此时在军事上虽还不能将苏联从主要假想敌名单中排除，但当其国力渐显颓势时，在改革开放道路上不断收获信心的中国，已经能在“第三次握手”中以更加自信的态度，在这种贸易中为自身获得现实利益——只可惜谁也没想到，苏联会那么快就......
苏-27的引进，既是空军的成功决策，也是两国关系水到渠成的结果
最终在冷战结束前，中苏两国终于迎来了“终极缓和”。两国共同利益的趋近，以及那一代有过留苏经历的决策层的强力驱动，中国最终实现了在米格-21之后30年，再度从苏联获得先进歼击机的目标。即使苏-27的交付工作一度也受到苏联解体冲击影响，但在利益趋同时，意识形态也不是问题。
随着第二个S-400部队开始理论培训，预计2020年俄方又会向我国交付一批该型兵器
所以即使中苏之间的“第三次握手”，一直握到了对方倒下，但在那副庞大躯壳里艰难生存的俄罗斯依旧选择继续把手握下去，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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