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被遗忘的八年半：人民空军史上首次基地化改革小史
【上期内容：【国庆献礼】那些9字尾的轻武器：1999，半自动大狙元年】
此次军改后，从2010年年底开始试点的空军基地化改革，正式铺开到全空军范围。而基地化改革这个名词，在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历史上，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这里首先要说的是，我军此次基地化改革，目前阶段的重点还是集中于航空兵、地面防空兵、雷达兵和电子对抗兵的小体系融合，与本文的主角差别很大。
当然，随着改革的推进，“不忘初心”、建设符合基地化要求的新型场站也是必然要做的
之前有读者朋友曾经询问过当年那次“基地化”的情况，由于家里和航空机务兵有所渊源，而那次改革对航空机务工作的影响又很大，所以我对此话题也颇感兴趣，故而寻觅了一点史料，乃有本篇拙作。
这段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曾经亲历过那次“基地化”的前辈们，如今都已年届耄耋。正如我们所说，读者才是真正的大佬；如果哪位朋友的亲朋师长也曾经历过那次“基地化”，愿意分享一二故事，那就再好不过了。
抗击美帝的幕后英雄，为什么越来越难吃饱？
粗略说来，空军的航空工程机务工作，起初是在东北老航校期间打的底儿；之后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一方面向苏联空军学习，一方面从实战中积累经验，逐渐正规化制度化起来。
1951年11月，为满足抗美援朝空战中航空兵转场战斗需要，之前军区空军管理的部分基地场站改为部队场站，划归空军师建制
在1951年12月15日，空军颁布的暂行编制中，航空兵师、团均编有机务处，师机务处设有机务主任（副师），以及军械、修理、特设、无线电四个专业主任（副团），另编有一个野外修理厂（师修理厂的前身）；团机务处设有机务主任（副团），以及军械和特设（兼管无线电）两个专业主任（副营），另编有两台野外修理车；这些都是和苏联空军的编制完全相同的。
苏联强大的航空生产能力，使得战时损伤稍大的飞机就不再修理，而是作为“器官捐献者”使用，所以团级配两台修理车足矣，我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学不来这一点的
到了飞行大队一级，不设单独的机务处，但仍设副营职机务主任、副连职军械主任和特设（兼管无线电）主任。每个大队下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辖4个机组（米格-15/伊尔-10）或3个机组（图-2/里-2），而每个机组除了担任机长的飞行员之外，还包括负责该机的机械师、机械员和机械兵。
这种从最基本的编制就开始混编的设定，使得中队这一级除了有飞行中队长之外，还得有机械长负责管理各机组的机务工作。尽管中队也没有编制机务处，但中队里的军械师和军械员，以及特设师、仪表员、电气员和无线电员也都直接由机械长领导，由他指挥，去保障中队里的3-4架飞机。
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空军一个机组的合影，此时机上设备并不复杂，所以军械、特设、无线电等专业的机务兵一人负责多架飞机也很正常
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年轻的人民空军机务兵保证了6万多个小时的飞行，修理损伤飞机835架次，34个机务单位荣立集体一等功，10位机务官兵荣立个人一等功，充分积累了作战环境下的机务保障经验。除了随时可能面对流血牺牲（即使如此，当敌机在我机场上空扫射时，很多机务官兵仍然直接用身体扑到驾驶舱盖上，用血肉之躯保护座舱里的飞行员），他们本身的工作压力也很大。
而在紧张的战斗期间，机务官兵每天平均有18个小时在外场保障，工作强度很高，所以根据苏联空军标准的地勤灶，伙食标准定的也比较高。但由于当时地勤灶标准比团级待遇的中灶还好，使得其他很多地面干部不理解：飞行员我们比不上就算了，你们这些“擦飞机的”吃那么好干什么？
即使在同一个机场，苏联空军与志愿军空军的机务管理细节上也逐渐出现了差别
结果地勤灶标准还真就一落千丈，导致志愿军空军机务部队一度呈现出“空中越打越顺，地面越吃越差”的情况，官兵意见很大；即使不乏飞行员主动把空勤灶里的荤菜用饭盒带出来，给中队里的机务战友分享的事儿（混编体制这时候还发挥出优势了），但这毕竟也只是杯水车薪。
直到后来在周总理亲自批准下，完成考核的机务官兵均按照“八号灶”标准供应伙食，才使得机务兵的伙食待遇稳定下来。根据一位机务老前辈的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他参军的时候，地勤灶标准是0.9元/日，比0.45元/日的大灶高了一倍，比0.6元/日的干部灶（也叫机关灶）也好不少，参照空勤灶2.5元/日的标准自然是不如的，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伙食待遇已经很让人满足了。
今天当然吃的比以前好多了，但根据部队重视程度的不同，地勤灶的水平仍有明显差异
之所以要花点内容说吃这件事，是因为这背后体现的是不仅是机务兵在空军航空兵的地位问题，更是他们是否被真正理解的问题。在军队正规化学习苏联的时期，同样是学习苏联的伙食标准在其他军兵种基本都能不打折扣的执行，唯独机务伙食问题能闹到周总理出面解决的地步，已经说明矛盾的严重性了。
人民空军初创时，由于部队规模扩充迅速，所以不少机务官兵都是直接从陆军部队抽调的，其中不乏从尸山血海中拼杀出来的战斗英雄。然而他们发现，来到空军之后并不能直接升空打击敌人，这让他们非常失望，个别部队甚至出现自杀的极端情况。
特别是当年很多选去东北老航校学飞行，却在上天这个环节被淘汰，只好从事机务工作的老革命们，当时内心的落差更大
如果说这类问题还能通过部队内部的思想教育解开疙瘩，那么，由于机务队伍中有相当部分是国民党政权培养的知识分子，以及留用的原国民党空军人员等原因，导致空军机关早期曾不恰当地多次公开批评机务部队“整体思想水平低”，接下来把机务官兵的正常需求理解成“闹特殊，争交椅”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来自上级机关的不理解，使得有些机务官兵说出了“革命的路走对了，机务的这个门进错了”这种气话。而这种话又被片面理解为对抗组织，最终引发了空军第八次机务会议这个大炸弹，咱们一会儿再说。
高效改革的背后，是三十二年化不开的苦涩
随着抗美援朝战后，米格-17（特别是加装机载雷达的米格-17PF），伊尔-28等新型战机的陆续交付，所需的维护和检测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而配套引进的专用检测设备，其数量也是按照当时的苏军编制来的，只能发到团一级，没法发到各飞行大队。这就使得此时机务工作出现了团级机务处设备齐全、但人手不足，而飞行大队缺乏设备、且机务官兵又分散在各中队各机组，难以集中组织力量保障的问题。
那么苏联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增加检测设备的订货，把它们发到各飞行大队不就行了！不愧是和美帝军备竞赛了几十年的苏修，咱们确实比不了。不过为了满足攻势战略、提升前线机场保障能力的需要，苏联空军还在各基地编有ОБАТО（独立航空技术保障营），这和我军历史上存在过的某个编制非常接近（下文会提到），但这都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儿了。
一江山岛战斗结束后，随着空军全面正规化建设，空军于1955年6月恢复基地场站制度（一般简称为场站），归军区空军后勤部或后勤分部建制，由驻该机场的空军师（或独立团）指挥，后勤大队也从飞行部队分离出来
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咱们自己。1955年，空6师开始在下辖的两个团各编制一个临时性的维护大队（当时称定期工作队），由团机务副主任兼任大队长，负责全团飞机的定期检修工作——这算是机务官兵平时最大的活儿了，两台修理车也都交给维护大队管理，这样各飞行大队的机务官兵就能把精力用在飞机的日常保障上，减轻了一些工作压力。
空6师的试点成果，经各级工程部总结上报之后，1956年3月，空军一航校、二航校和7个空军航空兵师开始小批试行“定期工作队”制度。试行一年多之后，二航校认为，完全可以把各飞行大队的机务官兵集中起来，成立单独的机务大队，这样既能使得机务保障工作力量更集中，也有利于部队管理。
单独编成机务大队，包括机务副团长制度，这些尝试都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也就是在此期间的1956年12月，空军召开了第八次机务会议。这次从机务部队反映伙食不好导致病号比例高等现实问题出发的例行会议（真的是民以食为天啊），引发空军的强烈反弹，后来还专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要求空军航空工程部长（当时空军机务的最高职务）薛少卿将军等工程机务部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公开检讨“特殊化、争交椅”问题。在1958年全军反教条主义斗争中，被认为“教条主义”问题严重的机务部队再经一轮思想整顿......直到1986年，相关人员才得以平反。
然而第八次机务会议的影响也早已无可挽回了，比如差不多就是在二航校提出单独编组机务大队之前，空军连发两次电报给各军区空军、航校等单位，要求专门开展对机务军官的思想整顿工作。把普遍学历较高的机务军官当做异类对待的做法，引发的后果可想而知；很多人就此提出转业到地方，部队也顺水推舟，这使得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机务人才队伍建设遭遇严重挫折。
由于空军相应院校建设较晚，当时哈军工空军工程系部分学员也被直接分配到一线部队从事机务工作
讽刺的是，对于机务体制改革来说，这种矛盾的公开化，客观上反而使得在航空兵团一级单独编组机务大队势在必行，改革因此加速了。1958年1月，空17师51团建立了全军首个工程机务大队，大队下辖三个维护中队和一个定检中队；1960年1月1日，全军各部队正式推行团属机务大队制度。
航空机务工作体制发展到这一时期，其实和2016年军改前的体制已经非常相似了。但也就是在这一体制的发展中，1958年前后东南沿海的一系列空战，使得历史从这里开始转了一个大圈。
实战化与基地化
关于1958年海峡空战，我方这边的大多数公开总结资料，都是关于机型优劣、空战战术、指挥调度方面的——毕竟跟现在一样，当年从事机务工作的老前辈们，后来极少有人能走上高级领导岗位，所以也没啥机会留下回忆录。还好小时候没少和干休所的老爷子们聊天，还算划拉过一点零散的信息。
后来我又看到过一点当时对机务工程保障的总结内容，大概讲起来，由于当时前线的几个场站短时间内涌入了大量来自其他部队的飞机（施佬刚刚提到过当时空军集中入闽的情况），所以这些部队的机务大队人员及其装备也得跟着过来；那年月鹰厦铁路刚通车没多久，运力分都分不过来，至于航空运输能力，不提也罢......总之，部队的地面转场要比空中转场艰难多了。
鹰厦铁路厦门海堤段，由于入闽轮战的不只是空军部队，其他军种对运力的挤占也不容忽视
到位之后，场站里驻扎的几支部队之间往往互不隶属，这样一来，当需要进行多部队大编队混合出动时，各机务大队也只能自扫自家门前雪。这就使得，虽然当时空军主战机型相对单一（米格-15比斯和米格-17的通用性也比较高），兄弟部队之间在机务保障上相互帮忙，理论上说很容易；但由于缺乏统一协调，导致无法充分利用能力较强的优秀机务大队的工作能力和经验，去帮助同场其他部队。
此时，空军已经开始批量装备仿制米格-17的歼-5，而正在仿制的米格-19（歼-6）也计划大量生产，这样一来，空军航空兵现有部队和计划新建部队的装备有望在未来达到较好的统一性。那么，如果能够在场站（而非飞行团）统一编制一支规模更大、能力更强、“笑迎八方来客”的机务保障队伍，不就能实现对多支同场驻训战斗部队的良好保障了？
装备型号的统一性，对保障工作带来的便捷是显而易见的
1961年7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空军航空兵部队全面实行基地化制度。基地分为两类，由甲级场站（保障两个航空兵团）改编而来的为师级基地，由乙级场站（保障一个航空兵团）改编而来的则为团级基地。部署在师级基地的两个航空兵团，其各自的机务大队合并编组为团级机务大队，交由基地管理。部署在团级基地的航空兵团，其机务大队改编为副团级机务大队，同样交由基地管理。
这样一来，一支航空兵部队转场离开A基地前往B基地时，只需飞行员驾机转场，A基地下属的机务大队不再随之转场，而由B基地下属的机务大队负责对这支航空兵部队的维修保障工作，确实有利于提升航空兵部队机动作战的速度。为了充分适应基地化体制，基地除了编制有机务大队之外，其他后勤保障单位也普遍扩编，整体规模相比过去的团级场站提升明显。
对于当时一个团编制达三四十架歼-6的空军航空兵来说，师级基地的保障压力是很大的
加之师级基地往往是所在航空兵师师部所在地，因此其军政主官——基地主任和政委，不仅是师党委成员，同时也是所在航空兵师的副师长和副政委。当基地所在的航空兵师转场执行任务时，基地则由所在航空兵师所属的军（或军区空军）管理，以准备保障其他前来驻训的航空兵师。
1962年11月19日，海军司令部批复海军航空兵部，同意将上海大场、浙江宁波、浙江路桥、山东流亭和海南海口这五个场站，按照空军基地化方案改编。这些基地同样执行师级权限，但并不归各航空兵师领导，而是归各舰队航空兵司令部领导，主官均为正师职。相比空军基地的“师级权限副师职主官”配置，规模较小的海军航空兵在基地管理上，确实更加方便直接一些。
船小好调头的海军航空兵在编制调整时经常和空军有诸多不同，相比之下，空军基地主官职位的低配，使得后来这套体系在实际应用中经常出现领导关系不顺的问题
1962年，空军还对各师级基地的修理厂进行了扩编加强，使其除了能担负本基地部队的修理任务之外，还要能够保障邻近其他航空兵部队的发动机等部分重要部附件的检修乃至大修工作，其理念已经接近美军航空兵同期的基地保障。从实战中成长起来的人民空军，此时尽管远非尽善尽美，但确实是朝着“世界一流军队”的方向前进着。
不过两种级别基地的同时存在，在管理上确有不便之处，而且在东南沿海方向几次拉动中，暴露出的问题，也说明这种改革仍然有其过渡性。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刘亚楼将军凡事追求尽善尽美的脾气，此时这位健康状况已经不太好，不得不长期疗养的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仍旧牵挂着这支他亲手缔造的年轻鹰群的未来。
尽管在对机务部队的正常意见处理等一些问题上的做法值得商榷，但他仍然是人民空军腾飞之路上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扁平！极简！高效......？
1964年8月28日，大连市西岗区滨海西路上的一座环境幽雅的疗养院里，以刘亚楼将军为首，人民空军开国将星云集。
即使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对于北部战区空军某空防基地的大部分地面干部来说，这座主要为飞行人员和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保健服务的空军大连疗养院（一般简称为“空疗”），都是一个只闻其名而未曾去过的地方。然而在那天，和将军们同时出现在会场里的，却有很多地面干部，因为疗养院里此时的话题，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这次史称“空军大连编制会议”的大会之后，根据会上确认的“将航空兵组织体制由两团（三团）制改为三个大队制”精神，将各师均扩充为下辖三个团级飞行大队（有的师还有一个独立夜航大队），原有的飞行大队改称飞行中队。所以，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杜凤瑞大队”、“霹雳大队”，其实当年由国防部正式授予的荣誉称号是“杜凤瑞中队”、“霹雳中队”。
这也使得如今即使是官方媒体，“大队中队傻傻分不清楚”的情况也偶尔出现
团级机务大队的编制也得到了确认：大队下辖6个营级中队，前三个中队分别负责保障各飞行大队，四中队负责保障独立夜航大队，五中队负责对全师飞机进行定期检测，六中队即为原师属修理厂，使得全师的机务保障力量彻底集中到机务大队当中。
而此次编制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决定是，要求空军各部队抽调机务骨干，组建15个机动机务大队（1970年8月组建了第16机动机务大队），这些机务大队直属军区空军管理，同样执行团级权限，预置到一些平时没有飞行部队部署的（往往是一线）场站，根据各军区空军的要求，随时准备协助兄弟部队的机务保障工作。
这一编制与苏军同期组建的ОБАТО理念较为接近，但相比咄咄逼人的苏军，我军的部分机动机务大队还要担负对部分机体老旧、备件不多、维护工作量较大的机型的辅助维护工作
这样一来到1965年5月刘亚楼将军逝世时，空军各基地的架构已经稳定形成。原本分别属于航空兵团和场站管理的机务大队和后勤单位统归基地领导，使得两者在工作中产生的矛盾较容易解决；机务部队在工作安排，生活管理上的自主性更强，在机动机务大队的辅助下，各基地的机务保障能力明显提升。空军各飞行部队能够放心大胆地“空手转场”，缩短了从转场到形成规模战斗力的时间。
1966年6月，总参批准空军在各军区空军组建工程机务教导团，负责培训各类机务专业战士，加之1961年成立的培养空军初级机务军官的空军工程学院，基地各级机务保障人才培训机制初步建立。
“屎盆子”该怎么扣？
1968年10月的空军工程机务会议上，时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发表讲话，“机械兵不要进教导团，不要进学校，直接到部队，在部队摸索去学。过去在学校看挂图，进教室，搞几架破飞机，放着部队的好飞机不学，机场那么大不去，去小教室。教导团不要了，直接分配到部队。”
工程机务教导团的取消，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空军部队在“文革”前每次整编减员时，这些看起来与战斗力关系不大的单位总会率先挨刀，因此一些机务教导队/团的领导经常无奈地戏称自己是“裁军团团长”。然而这次取消教导团，还赶上了“文革”初期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下降，这使得大量文化程度不高的机务兵未经良好培训（也就是拿“破飞机”练手），就被直接补充到机务工作一线，维修那些本来质量就有问题的新飞机，代价十分惨重。
一些并不成熟、厂家都没有靠谱技术说明的改进机型与现有机型的混装，更是加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1969年9月，空军（航空）工程部和各军区空军工程部被撤销，大量被“打倒”的技术干部被简单安排转业，送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各级基地的机务干部饱受冲击，空军工程学院被降级为空军第一专科学校。在第八次机务会议后的十年中成长起来，兼具理论底子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一代机务骨干再遭重创。
1970年2月1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各师番号从空军第×师更改为空军航空兵第×师；两类基地全部撤销，改回团级场站；基地下属机务大队拆分，回到各团下辖一个的模式；航空兵各大队、中队恢复团、大队称谓。1971年5月，空军编制调整完毕。
随着打击飞贼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使得空军的师也要分成不同的类型
而在此之前，海军航空兵已经根据海军1969年12月8日发布的命令，取消了基地。海军航空兵对基地化的意见并不比空军大，之所以取消基地化反而在空军的前头，更多是出于政治原因。
1973-1974年，随着空军各机动机务大队的先后撤编，空军航空兵机务体制从此基本稳定下来。虽然1976年5月空军恢复了各级工程部（1992年改名为空军装备技术部，1998年调整组建空军装备部），但这都是顶层安排，与基层机务体制的关系不大了。
一般提那个时候的空军工程部，往往要加上航空二字，以示与空军基建工程部的区别
从1961年开始基地化，到1974年机动机务大队全部撤编，空军机务维修体制用了13年的时间，最终又回到了原点。虽然“文革动乱”四个字经常用来概括那段时期空军发展建设上的倒退现象，但仅就机务工作来说，基地化的难以为继，也并非只有这一个原因。
虽然这段时间，机务大队的日子相对舒服了不少，但对于飞行大队来说，飞机一旦需要转场执行任务，其使用与维护也就此脱节了。而对一架之前没有维护过的飞机的“脾性”，其他基地机务大队并不能第一时间掌握；当时仍以纸质小卡片登记的飞机“档案”，又没法快捷地从原部队分享给兄弟单位；这使得这种超前的体制，在实际使用中的效能往往要大打折扣。
即使新机维护保障上逐渐应用电子卡片，异地（多机型）保障，仍然是让各级机务官兵听到之后足以一凛的词儿
脱离实际的问题，在那次基地化改革的很多细节中都有体现。比如当时部分单位在基地化期间试点的“一师两员”，即一位机械师指导两位机械员同时保障两架飞机的制度，一位机务前辈就听他的师傅讲过其中的问题：由于飞机质量参差不齐，当时上岗的机械师理论水平本就不足等原因，这样做大部分情况下的实际结果是——两架飞机都保障不好。
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半个世纪前的基地化，是人民空军在保障体制上面向实战环境要求，追赶世界一流军队的大胆尝试。
尾声：新时代，不只是轮回
虽然从文革后到军改前，基层机务工作编制体制总体变化确实不大，但随着新机换装，很多细节上仍然在微调。比如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机务大队的编制在折腾了几回之后，从2个维护保障中队+1个排故中队+1个定检中队又变回了1958年编制的3个维护保障中队和1个排故定检中队，这差不多就是我们这帮孩子小时候对机务大队的印象了。
新机型既带来了对现有保障体系的冲击，同时也在呼唤能更好发挥它们作战性能的“全疆域”保障能力的建设
历史的轮回，在这一轮军改中又将再次成为这一代机务官兵们面临的挑战。比如仍有争议的新一轮“官改兵”，比如外场放飞体制的改变......围绕新变革引发的热议仍在继续，但无论改革朝着哪个方向前进，永远肩负着“一手托着战友生命，一手托着国家财产”重托的他们，在这个装备技术越发复杂的时代，这些缔造“金天梯”，托起“金头盔”、“金飞镖”的幕后英雄们，都值得更好的对待。
打赏二维码：小手一扫，资瓷一下
点击“在看”，让更多朋友看得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