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实弹受阅的这支空军部队，差点为“重庆”号报了仇

【上期内容：西出阳关东临海峡的“倍径之王”，也要成为下个时代的希望？】

之前曾经提过，人民空军的喷气式歼击机部队首次战备值班，要追溯到1950年10月，空军第4混成旅第10团的米格-15在（后来的空1师1团）在上海大场机场正式成军。但人民空军第一支战备值班的航空兵部队，其历史比人民空军的正式成立还要早几个月。

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跑到岛上却仍不甘心失败的老蒋，时不时派点轰炸机到北平扔点炸弹。虽然以当时国民党空军的机队规模和出动能力，这也就是表达一下老蒋“虽然我拦不住但是我一切尽在掌握”的激动心情，但无论是对于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还是对之后的开国大典来说，这都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轰炸带来的人员财产损失，也动摇着部分人“能不能守得住天下”的信心

因此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关怀下，由军委航空局牵头组织，人民军队从东北老航校和当时各军区的航空处抽调部分飞机和空地勤人员，组建了第一支混合飞行中队——华北航空处南苑飞行中队。由于驻扎在南苑机场，该中队往往又称“南苑飞行队”，隶属于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挥和飞行训练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华北军区航空处具体指挥。

1949年8月15日，飞行中队正式成立，国民党空军起义飞行员徐兆文任中队长，装备P-51战斗机6架，“蚊”式战斗轰炸机、B-25轰炸机各1架，PT-19教练机2架。经过半个月的航材弹药筹措准备，70年前的9月5日，飞行队正式担负起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每天保持2至4架P-51战斗机昼间值班。

南苑飞行队成军的经典照片

除了执行战备值班任务之外，为了准备随后的开国大典阅兵任务，南苑飞行队还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了林虎、孟琎、刘玉堤等一批优秀飞行员进行P-51战斗机改装训练。另外随着担负专机等运输任务的几架美制C-46/47也划归南苑飞行队领导，部队编制一度扩展到150人左右。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中，南苑飞行队除出动17架飞机担负空中受阅任务之外，为了防止国民党空军再次偷袭首都，还安排其中2架P-51和2架“蚊”式（均由国民党空军起义飞行员驾驶）装填机枪/机炮实弹飞行，以防万一。这一在共和国阅兵史上绝无仅有的故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作为一款机动灵活的战斗轰炸机，“蚊”也能执行中远程防空任务

在这次光荣的任务之后，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作为一个军种正式成立，开始组建培养新中国飞行人才的六所航校（各航校组建情况及代号，参见之前的这篇“豆知识”）。南苑飞行队的飞行和地勤骨干们纷纷离开南苑机场，作为组建新部队的种子力量奔赴祖国各地。

但任何新部队形成战斗力都需要时间，何况作战部队的组建还没有全面开始。所以此时的南苑飞行队虽然已经有些人手不足了，但作为空军唯一有战斗力的航空兵部队，在1949年底到1950年这段过渡时期，他们不仅仍然需要继续担负首都值班任务，还在为一系列新计划做准备。

向中央首长和各界人士展示，以示人民空军并非有人无机，也是南苑飞行队一大重要的政治任务，图中是一架在我军较为稀少的P-47

1950年春天，渐渐化冻的渤海湾里迎来了新年到来的第一批商船，同时也出现了企图扼杀新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国民党海军军舰的贼影。然而这些在吴淞口、在珠江口等地都有恃无恐、十分嚣张的挑衅者发现，北方初春灰蒙蒙的天空里，居然出现了几架非常熟悉的“野马”的身影。

按照徐兆文队长（国民党空军官校14期出身，第3批留美学员）制定的计划，由他本人带邢海帆等几个尖子飞行员驾驶一分队的P-51，先去大沽口附近侦察一番敌舰的活动情况；而二分队辛辛苦苦保住的1架B-24重型轰炸机和1架B-25中型轰炸机则挂弹待命出击，一报“重庆”之仇。

作为我军最早的“四发重爆”，B-24短暂的服役生涯里没有好好教训一下反动派，也是憾事。注意机上的早期版本我军机徽，说明是在南苑飞行队组建前拍摄的

可惜，这帮海盗也不是无谋之辈，很快回过来味儿——这P-51肯定不是“自己人”的！于是诸舰赶紧脚底抹油回去禀告老蒋，您这大队长当得太瓷实了。南苑飞行队虽然这次扑了个空，但从此之后，他们多次掩护以爱国港商霍英东为代表的商船船队进出大沽港，为共和国初创时期获取急需的物资立了一功。

虽然从组建到撤编，南苑飞行队的飞机一共只飞了2617个小时，但想到大部分飞机的航材备件完全是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解决的，这也实属不易

老使这些个越来越难保障的主也不是个事儿，特别是飞行队参加1950年五一劳动节群众游行活动时，有一架P-51干脆在升空前就趴窝了；虽然剩余的飞机仍然在那个雨后的傍晚成功完成了飞行表演任务，地面上大部分军民都没发现有异常，但换机这事儿还是不好再拖了。

此时空军开始组建第4混成旅，以徐兆文队长为首的多名老飞行员作为骨干又被调走。7月26日，南苑飞行队被正式改组为空军独立第一驱逐大队（驱逐机是当时对歼击机的称呼），杨培光（原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上尉分队长，离休前任6航校副参谋长）任副大队长——古怪的是，尽管徐兆文已经调走，但直到大队撤编为止，杨培光一直是以副大队长职务代行大队长职责的。

此时，空运大队已经调离南苑飞行队，成为我军运输机部队的前身

在1950年建军节的游行活动上，杨培光率领人民空军的这些“红色野马”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当月中旬，盼望已久的新机终于到位了——尽管这13架拉-9（包括1架双座型乌拉-9）仍然是活塞式战斗机，要论性能未必比P-51就强出多少，但好歹是备件充足的新机。

就这样，独立第一驱逐大队派出9架拉-9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首都阅兵，其组成的三角形编队位于领队机图-2之后通场受阅。值得一提的是，领队机的机长——混成4旅副旅长刘善本（原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作战参谋），正是开国大典时南苑飞行队第五分队（C-46运输机）的长机飞行员。

准备升空前的拉-9机群，此时已经换发50式军服

另外和开国大典如出一辙的是，作为开国大典时就“两次受阅”过的老飞行员，杨培光此次又带领一个拉-9三机在受阅后绕飞一圈，赶在阅兵机群的队尾后再次通场受阅，可以说是一次完美的致敬；而这次任务，也为这支部队的短暂历史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阅兵后不到一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发起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随着苏联空军一个装备米格-9喷气式战斗机的航空兵师抵达南苑机场协助首都防空任务，独立第一驱逐大队及其拉-9留在这里已无必要。1950年11月19日，独立第一驱逐大队正式撤编。

尽管这些来接班的飞机也不怎么靠谱就是了......

战备值班刚刚三个月的拉-9，又被送回航校发挥余热了。而正当年的这些飞行员，除了部分前往航校培训新人之外，又有相当一部分人作为志愿军空军的一员，参加了抗美援朝空战。这些刚刚成为“红色飞行队”一员不久的人们，驾驶着崭新的米格机，与几年前把他们培养成战斗机飞行员的“老师”们直接过招。

比如南苑飞行队队长徐兆文，曾任志愿军空军空2师4团团长、空2师副师长，之后又担任新组建的空26师首任师长。1955年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之后担任空6军副军长、参谋长，1962年晋升空军大校军衔。“文革”后徐兆文担任空10军军长等职务，1985年离休，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南苑飞行队的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大部分都被分配到了空2师（现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的前身）

开国大典领队机飞行员，一分队长邢海帆（原国民党空军笕桥官校上尉教官，空军官校12期出身），曾任志愿军空军空2师6团副团长，击落击伤美军F-80战斗机各1架，成为极少数既曾击落日机又击落美机的飞行员，战后担任南京军区空军飞行技术检查主任，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校军衔，1958年后长期在空军学院任教，1982年离休，1998年逝世。

和邢海帆经历类似，同样既曾击落日机又击落美机的，还有在开国大典中担任杨培光右僚机的王延洲。作为志愿军空2师4团飞行中队长，在老上级徐兆文麾下战斗的王延洲，在空战中击落击伤F-86各一架，战后调往空9师任师领航主任，1955年转业至地方工作，2012年逝世。

王老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回乡务农，直到1984年才被平反

可以说，南苑飞行队的老前辈们，几乎每个人都有故事，难以一一尽数。不过在开国大典中携实弹受阅的4位国民党空军起义飞行员，他们的故事仍值得一说：

第二分队（P-51）左僚机飞行员阎磊，参加了1950年和1951年的国庆阅兵，曾任志愿军空2师4团副大队长，1955年被授予空军大尉军衔。1983年离休前任空军指挥学院原歼击战术教研室教授，副师级待遇。

阎磊1955年授衔时的照片

第三分队（P-51）领队飞行员赵大海（原国民党空军第3大队上尉飞行员），后任志愿军空军空4师12团团长。1951年7月9日，赵大海在率领八机编队打击美军B-29轰炸机群的战斗中，被B-29编队火力击落，跳伞后壮烈牺牲。

烈士墓碑现存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第四分队（“蚊”MK26）长机飞行员邓仲卿（原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上尉分队长），后担任空军1航校中队长、飞行技术检查主任，1955年被授予空军大尉军衔，1964年晋升空军少校军衔。1983年离休前任成都161厂军事总代表，正师级待遇。

在开国大典时，携带实弹的邓仲卿王玉珂双机当时接到的任务是高空掩护P-51双机，时刻准备支援

第四分队（“蚊”MK26）僚机飞行员王玉珂（原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中尉飞行员），1949年12月3日，上级指派王玉珂到上海江湾机场试飞在当地缴获后修复的“蚊”式飞机。飞机起飞后，发生机械故障，王玉珂不幸牺牲，年仅25岁，是人民空军成立后牺牲的第一位飞行员。

英雄在人们的心中，永远年轻（感谢超大论坛@S大拿 前辈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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