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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伟大的时刻面前,“亚洲第一宇航员”的虚名又何妨?

扬基帧察站 扬基帧察站

【上期内容:彪炳战功,鲜血铸就:记国庆阅兵的100面功勋荣誉战旗·东战篇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5周年

纪念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着陆成功16周年




作为中国航天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神舟五号”的发射和返回窗口必然经历过千挑万选,最终选择在16年前的今天返航着陆,显然并不是刻意为了与共和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日子重合。不过,这种巧合在客观上还是给学历史的孩子们省了不少事儿,而这两件事之间,确实也有内在的联系。


本次阅兵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观阅的杨利伟少将(下)


共和国第一代实用化核武器的投送平台,主要是初代版“东风快递”,也就是钱学森等人当年提出的“八年四弹”规划的产物——从东风-2到东风-5的四型液体燃料战略导弹;而中国载人飞船目前为止唯一的发射平台长征2号F,其研制基础长征2号,本质上就是东风-5的民用版。



三次天安门受阅的东五家族,扛起的不仅是共和国战略核威慑力量


早在1966年5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就确定以在东风-4基础上加装第三级固体火箭的长征1号运载火箭作为发射平台。因此在1970年1月30日东风-4发射成功之后不到三个月,“东方红一号”就在长征1号的推动下成功入轨。而在“东方红一号”升空的当晚,一场持续七天的“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讨论会”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实际上,早在1961年,钱学森就在中科院举行了“星际航行”座谈会,会后中科院还为此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一个听起来非常科幻小说式的名字。而在这个委员会负责的1964-1973年中国航天发展的规划中,就提到要在卫星上天五年后,发射名为“大跃进”号的载人飞船。


“大跃进”就是“曙光一号”的前身,实际方案与美国的“水星号”类似


作为先导试验的一部分,1966年7月15日,我国从安徽发射了一枚探空火箭,随着24分钟后,返回舱内的搭载犬“小豹”从七万米高空安然无恙地返回,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为了把“小豹”安全送上太空并返回,探空火箭箭头返回舱直径加大到600mm


1967年9月,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载人飞船总体研究室完成了论证报告,此时“大跃进”已经更名为“曙光”。在逐渐细化的论证过程中,在钱老的建议下,飞船方案也从“大跃进”式的五人飞船,逐渐变为符合国内运载火箭水平等方面实际的两人式。


即使是今天,一次性载五人上天的飞船也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在“东方红一号”升空后,为了加快东风-5的研制进度,1970年5月,国防科委在北京地区组织了代号为“705会战”的大范围集中攻关工作,7月14日,国防科委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研制载人飞船和选拔宇航员的报告,经毛主席圈阅批准后,代号为“714工程”的中国第一代载人航天事业在经历了近十年的运筹帷幄后就此启动。


作为“714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970年10月初,中央军委决策从空军歼击机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由于当时把着陆场定在四川盆地(和我国首颗返回式卫星相同),因此飞船返回时的轨迹要比后来“神舟”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时更陡峭,导致在选拔航天员时甚至要求能承受12个G的过载。


1975年11月29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太空飞行3天后,安全返回到四川中部预定回收区域


所以在几个月的预选工作后,在全军1918名年龄、身高、体重等符合基本要求的预选飞行员中,最终只有19名达到了选拔标准,是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1971年5月14日,空24师师长薛伦(1955年被授予空军中校军衔)等7名精明强干的空军师团级领导干部奉命抵京报到,组建了由空军直接领导的“714办公室”,作为宇航员训练筹备组。


空24师为共和国两代载人航天事业,都做出过贡献


尽管缺乏相关经验,但“两弹一星”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鼓舞,仍然使得这26位前辈们干劲十足。“有什么装备打什么仗”,“714办公室”通过搜集国外资料分析,计划使用1965年末引进的图-124V客机改装后作为宇航员失重训练机,准备在当时修建中的四川西昌机场(1975年开航投入使用)展开训练;并与航天507、508等相关院所,北京航空学院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单位联系,组建一支精干的宇航员培训队伍,计划于1971年10月开始教学。


当初引进两架图-124V的时候,本来还有测绘仿制的考虑,但引进后发现该机耗油率高,经济性差,上级最终仍决定仿制同期引进的安-24


然而一切还未真正上路,在“9·13”事件之后的1971年11月,作为一个完全由空军主导的单位,实际上已经有两个月无事可做的“714办公室”接到了解散命令,薛伦等人和19名飞行员均返回原部队继续任职。即使不考虑政治原因,在此前的高层会议中,钱老也已经发现,在国民经济较为困难的时候搞载人航天确实存在着极大的阻力,做好了将“714工程”转为技术储备的准备。


“曙光一号”1972年逐渐转入技术储备时,周总理还曾风趣地说,“我们不和他们(指美苏)搞比赛,我们先把地球上的事儿搞好”,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抚慰和鼓舞下,原本载人航天战线的科研人员们加入到了返回式卫星技术的攻关行列中


客观上说,在当时诸多技术水平、人力物力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国家决策暂时中止只是开了个头,未来势必耗资巨大,而且还无法直接提升大国核威慑能力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争不到“亚洲第一位宇航员”这点虚名之外,损失并不算太大。


这真不是咱们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亚洲第一位宇航员,是1980年7月23日乘坐苏联“联盟37号”飞船进入太空的越南空军飞行员范遵。而在当初《关于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新协议》这份于1976年8月签订,规定由苏联邀请并培训盟国宇航员,并把他们送上太空的文件上,签字国并没有越南。


上图向战友介绍击落B-52经验时的范遵


但随着越南此后飞速倒向苏联,作为苏联对越南“投桃报猴”的一部分,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后的1979年4月,苏越两国签署了《苏联为越南培训航天员协定》,正是靠着这份协定,范遵这位曾在苏联学习飞行,曾在越南战争中驾驶米格-21击落美军B-52的优秀飞行员才最终成为了亚洲第一位宇航员。


同为华约组织在亚洲的观察员国,蒙古尽管是1976年那份协议的签字国,但由于该国空军飞行员水平远不如越南空军等原因,其首位航天员直到1981年3月22日才乘坐“联盟39号”飞船升空。接下来,印度在1984年、叙利亚在1987年、阿富汗在1989年,都依托苏联的火箭和飞船实现了“飞天梦”。


在这些人中,曾一路晋升到空军上将,后来因反对阿萨德而流亡土耳其的叙利亚空军飞行员穆罕默德·法里斯的故事最令人感慨


总之,虽然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空军的飞行员们,其个人确实为进入太空而付出了一位合格航天员该有的自我奋斗,但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什么贡献。而当航天英雄杨利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梦想完成首次太空任务时,支撑着他的那套体系,已经在“曙光一号”下马后的三十多年里长成了参天大树。


在“神舟五号”任务中发挥重要任务的四艘航天测量船,其中三艘都参与过东风-5全程飞行试验(580任务)、首颗同步通讯卫星试验(331任务)。而托举“神舟”的“神箭”(长征2号F)的研制基础长征2号E(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长二捆”),更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航天工业克服“忍耐”困难时期,自行努力打通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换取宝贵资金的一项重要尝试。


长二捆创造了从批准立项到发射成功仅用时一年的奇迹,曾担任过东风-5副总师的王永志院士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回顾往事,不仅是向缔造了辉煌的“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这两个时代的先辈们致敬,更是值此时机向长征5号运载火箭致以最好的祝愿。随着70年大庆的热度逐渐褪去,历经坎坷的“胖五”身上“献礼”的包袱越来越轻,我们希望它能够更加顺利地解决问题;无论是从2020年之后航天发射需求的实用角度,还是从航天发射在国家宣传中极强的象征意义这一角度,每个人都期待长征5号会像它的前辈们一样,终将迎来苦尽甘来的时刻。


虽然这位兄弟看完今天这场球吧...心情未必会好,但我们相信你一定能看到长五的再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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