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过去就曾指出,从二月到十月的俄国革命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是一次革命,是“一次革命的两个阶段”。不能把二月革命同十月革命截然分开。导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同一的。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一、沙皇专制制度是引发革命的根本原因
人们习惯于把革命前的俄国称为沙皇俄国,也简称沙俄。这个简略的称呼其实鲜明地反映了俄国历史的实质与特点。沙皇专制制度是旧俄国的基本制度。沙皇既是世俗皇帝又是俄国东正教的最高首领,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主宰。沙皇不仅凌驾于农民、贵族和群臣之上,而且也凌驾于法律和信仰之上。沙皇的个人意志、他的诏书和命令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他独揽国家的全部事务,不受监督,对法律、人事、经济政策、军事战略以及私人诉讼都有最后的裁决权。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强化的过程,到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尼古拉一世从思想理论上把东正教、独裁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实行严密的警察统治,禁止任何异议或不满的批评,书报检查十分严厉,严密监视大学,连哲学课也被禁止。政府还千方百计阻止国人出国旅游,来往旅客和出国留学都要严格审查。这种无限制地干预一切的君主专制制度完全变成社会发展的障碍,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以后,它就同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全然相抵触了。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1902年所指出的:“君主制是一种腐朽的形式”,这种制度建立在“企图阻止人类不断前进的痴心妄想”之上。②
对于沙皇专制制度,可以看到大量的研究论著。这里只想指出这个制度的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国家农奴制度。过去我们说过,俄国的封建制度不同于西欧的地方就是沙皇专制制度同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沙皇专制制度是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上层建筑,以人身依附为基本特征的农奴制度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这里还要指出,正因为这一点,俄国的农奴制度便是一种国家农奴制的形态。沙皇不只本身是最大的地主、是贵族农奴主的最高政治代表,而且以沙皇为主体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农奴主的庄园。构成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国家剥削和压迫的主要对象。国家不仅收取农民人头税,而且还管理着将近一半的叫做国家农民的农业人口。国家农民实际上也就是国家农奴。属于贵族的农奴不仅每周要给主子进行3～4天的强制劳动,而且国家用法令保护贵族对农民享有很大的特权。贵族甚至可以拆散农奴的家庭或将农奴送进监狱。俄国的农民完全被束缚在贵族的庄园和村社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进城要带证件,农民要成为其他阶级是很困难的,除非给国家服兵役取得了军功。
俄国有一种为国家服役的制度。贵族对土地和农民的占有要根据其为国家服务的情况来确定。贵族要被派到任何地方完成任何任务。俄国的贵族从来没有发展成为能够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受中央独裁政权影响的独立阶级。为国家服役的人不论是贵族或平民、军人或市民都不过是沙皇的小卒。所以,每个俄国人对沙皇不是献身就是献财。俄国政府经常垄断商业,从事银行和信贷活动。政府在某些工业企业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1861年以前,政府允许在工厂和商业中使用农奴。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部门中90%以上的劳动力是被指派的农奴。19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现的工商业者虽然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照样受沙皇政府的统治和制约。一旦他们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沙皇会不顾一切地将他们逮捕、下狱没收其财产。
这种把全国所有阶层的人都变成奴役对象的国家农奴制度,是近代国家中最落后的形态之一,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农民人数最多,最受压迫剥削,是历次革命的主力。随着近代工业而出现的工业劳动大军既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又受沙皇专制制度奴隶般的奴役,是接受革命思想最快、最容易动员和组织的革命中坚。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同沙皇专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沙皇专制制度则是俄国资本主义迅速自由发展的主要障碍。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在1905年革命中也提出了一个相当激进的纲领。即使贵族也对这种专制独裁的制度不满。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就是由一批贵族青年发难的,而这次革命实际上便成为俄国民主革命的开端。此后,不论是民粹派的革命运动,还是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都把推翻沙皇专制政权作为首要目标。应该说, 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都是全民反对沙皇政权、争取人民解放的大革命。
第二,军事强国主义。历代沙皇几乎都是穷兵黩武,贪得无厌,不断向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和扩张。列宁称沙皇俄国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十分确切的。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沙皇俄国常常力不从心,而且要同其它先进或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进行交往和发生冲突。落后经常使它失败或达不到目的。沙皇政府就扮演了推行改革、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的倡导者的角色。它的目的就是尽力增强国家军事力量。因此,它总是以战争为动力,用政府的强制手段征集全国的资财,因而就大大加重人民的负担。军队耗费着很大一部分国家预算和资源。从1860年到1913年,俄国的军事预算占国家总预算的48%。这种军事强国主义和不断地侵略扩张,一方面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无穷的灾难,另一方面,随着对周边国家领土的侵略和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就使民族矛盾和冲突成为沙皇俄国的另一致命的赘瘤。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不顾帝国面临的严重危机,依然热衷于争夺新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战争,结果便引起了1905年的大革命和1917年的大革命。造成沙皇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就是战争。战争不仅使沙皇政权垮台,而且也使临时政府失败。战争造成的极度紧张是爆发革命的关键因素。
二、改革的障碍与改革所造成的条件
不错,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就向西方学习,不断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逐步使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改革也确实使俄国在国家管理、社会生产、文化教育和国防力量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亚历山大二世进行的解放农奴、地方自治、审判制度和义务兵役等四项重大改革,曾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使俄国在19世纪的后40年迅速进入了工业化的新时期。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连极端保守和平庸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革命的强大压力下,也发表了设立国家杜马的《十月十七日宣言》 ,进行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但是,改革为什么没能拯救这艘在风雨飘摇中的大船?这是因为,由沙皇及其大臣所推行的这些改革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历届沙皇的改革都是以维护和加强沙皇专制政权、增强国家军事力量为主要的。改革和革命所经历的途径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要达到的社会目标则应是一样的。改革同样要排除妨碍社会前进的阻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调动基本生产者的积极性,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解放社会生产力。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建立有序的集权制度,并没有触动俄国基本的社会结构。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开始触及俄国的社会问题,要用解放农奴、地方自治、改革审判制度等办法促进俄国工业的发展。但是,实际上仍然在加强君主独裁和他的精神权威。一旦碰上波兰起义和剌杀皇帝这两件对沙皇及其权威具有威胁的事件,改革便急剧放慢甚或半途而废。
其次,俄国的改革受沙皇个人的才智、性格和好恶的绝大影响。遇上一个有眼光、有才略并能知人善任的皇帝,改革就可能出台和实施,而遇上一个守旧、懦弱或鼠目寸光的皇帝,改革不仅无从谈起而且还会从已有的基础上后退。在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后,暴戾凶残、反复无常的保罗一世就使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晚年蓬勃发展起来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受到严重的摧残。至于在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庸碌、狭隘、反动的亚历山大三世和性格软弱、头脑迟钝、顽固的尼古拉二世所进行的“反改革” ,便是人所共知的例子。
第三,在俄国的发展中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在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中,虽然有2000多万农奴从私人地主手中获得解放,分到一小块土地(平均不到3俄亩),沙皇在这次改革中极力维护地主和政府的利益,不仅把原来由农民耕种的部分土地割给了地主,地主保留了份额大得不成比例的牧场、草地和森林,而且农民还要为自己的小块地付出很高的赎金。这次改革仅仅是为国家着想,不是出于对农民的关怀。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同其他人一样的法律地位。农民仍被束缚在村社中。政府授权村社维持治安,征收税款和赎金。为了保证税收的完成,村社一般不允许农民离开。村社实行定期重分土地的制度和耕作上的三田轮作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农民分得的土地越来越少,由于耕作制度的限制,分给农户的地块越来越小。这不仅影响了农民改善土壤和改进耕作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土地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1891～1892年的大饥荒引起了新的农业危机。在1905年的革命中,斯托雷平于1906年开始了新的土地改革。政府准许农民退出村社,巩固作为他们个人财产的分配地,并尽量把皇室和国家的土地转交给农民银行,以便出售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有25%的农户分得了土地。在俄国欧洲部分,截止1915年,从村社中独立出来的农户共约250万户,共有1690万俄亩土地变为农民私产。斯托雷平是要支持农村中的富裕户建立独立田庄,以便在农村中培植一个支持沙皇政权的中产阶层。结果分给农民土地的一半,通过各种途径落入富农手中。农村中的大多数农民因而更加少地和贫困。因此,在1917年的革命中,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把所有可耕地平均分配。土地问题就成为引起革命的重要根源。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问题在俄国的改革中也没有得到解决。亚历山大二世只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省和州设立了乡村议会,即地方自治会,对中央的政权机构并未改革,而地方自治机关后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日俄战争以后,国内要求公民权利、政治自由、按民主方式进行宪政改革的呼声高涨起来。1905年10月,在全国如火如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尼古拉二世颁布诏书,答应给人民以充分的公民权,并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上选出具有立法权的杜马。但当政府取得了镇压革命的成效以后,尼古拉二世反悔了,发布敕令规定:杜马提出的建议,必须经国务会议和沙皇的同意才能成为法律。杜马对国家预算的监督权和立法动议权也被缩减到最低限度。在杜马召开的前几天,颁布了新的“根本法” ,违反“十月诏书”的精神,规定沙皇仍然行使专制君主的至高权力。随后产生的几届杜马实际上成为沙皇手中的玩物。第一届杜马中,将近一半代表是农民。政府之所以给农民较多的名额是想让他们起一种缓冲作用。但农民代表在杜马会上强烈地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加之一些杜马成员要求建立责任内阁,由于沙皇丝毫不肯让出他的专制权力,杜马被解散。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有65名代表,左派力量加强。斯托雷平诬指社会民主党代表从事颠覆活动又解散了这届杜马。第三届杜马选举时,沙皇政府让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占了多数,实际上使这届杜马成为御用工具。最后一届杜马连经人民选举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因反对战争也被沙皇投入监狱和流放。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国家杜马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立法机关。
事实证明,改革主持者实际上也是改革的障碍。只要沙皇专制政权继续存在,就不会有人民的解放和政治民主化,俄国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人民从沙皇改革的现实自然会得出结论,只有推翻沙皇政权才是唯一出路。
从另一方面说,改革也为革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从实行地方自治人们很容易想到国家的立宪政体。事实上后来的立宪民主党人大部分就是从地方自治机关及其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立宪民主党早在1905年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就制订了一项比较激进的纲领,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同时还要求实行以有限赔偿没收私人庄园在内的社会改革。立宪民主党人在战争期间揭露沙皇政府的腐败无能,提出建立进步联盟的主张,不能说对二月革命的发生没有任何作用。国家杜马虽然是沙皇的装饰品,但杜马的建立以及它与沙皇之间的斗争就证明沙皇专制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在二月革命中是杜马成员策划和逼迫沙皇退位的。改革导致西方思想的传入和大批知识分子的产生与成长。知识分子是1917年革命的宣传鼓动者和革命的具体策划者。同时,沙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进入了军队,这些被组织起来的穿着军装的农民就成为1917年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三、从二月到十月的转变
既然沙皇专制制度是引起革命的主要根源,那么,二月革命已推翻了沙皇政权,转向十月的原因在哪里?还能不能说沙皇专制制度也是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
1917年二月革命是突然来临的。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担任俄军总司令的尼古拉二世正在莫吉廖夫的前线大本营。他控制不了首都彼得格勒的局势,革命迅猛发展。国家杜马委员会乘机对他施加压力,并派代表规劝其退位。革命比较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尼古拉二世退位了,但他的影响仍然在。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沙皇君主制度被打垮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摧毁”。③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代表几乎是乞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而连临时政府的总理及主要部长的人选也由杜马代表报他钦定。而且作为沙皇专制政权的主要支柱的军队仍然原封未动。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后还任命了接替他的总司令。其他如总参谋长、各战区司令依然由沙皇的将领各任其职。正是由于有这支军队存在,临时政府才得以坚持沙皇的战争政策。只要沙皇军队还存在,就时刻存在着革命失败和君主制复辟的危险。就在1917年的8月下旬便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将军企图以军事力量恢复专制的事件。而正是临时政府在前线进攻的失败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被粉碎,造成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十月武装起义中,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了首都卫戍部队和部分前线的士兵,为革命胜利创造了决定性条件。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还和沙皇的将领所领导的军队进行了近三年的国内战争。应该说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一直到内战结束才告完成。
广大俄国人民之所以投入1917年的革命斗争,是为了打倒专制沙皇获得自身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便人民有面包吃。但是,这些最紧迫的现实问题并没有随着沙皇的倒台而得以迅速解决。临时政府实际上是在革命洪流中捡了一个政权。它没有实力,因为一些成员同沙皇政权之间有着各种关系,而另一些成员则是靠哗众取宠成为不着实际的社会名流,就使政府缺乏革命政权应有的果敢与魄力。临时政府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把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到立宪会议去解决,而立宪会议的召开又遥遥无期。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期望于革命的东西都未得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抓住了形势的这一特点,继续用“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把广大群众动员到自己的旗帜下,推翻了临时政府。十月武装起义一胜利,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先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实际上仍是完成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任务。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残暴的沙皇恶贯满盈,犹如坐在一座火山顶上,下面是满腔怒火的俄国人民,一旦火山爆发,旧的法律和秩序即被摧毁净尽。严格说来,二月革命是无政府主义对专制主义的胜利。二月革命以后,俄国立即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不允许人民有任何自由与权利,人民因而缺乏自由与纪律的正确观念,也没有民主的素养和习惯。所以,当时自由得没有任何秩序,没有权威、也没有法律和规则,完全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光政府就有三个,除了通常说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上面已提到的军队司令部也是一个权力中心。随着沙皇的被打倒,俄国大地上一下子党派林立,各类组织不计其数。革命前就存在的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人民自由党以及社会革命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人数较少的劳动团都成为政治上最活跃的政党,而且这些党派又都分裂出各种派别。孟什维克就有占主流的中派集团、左派国际主义者、统一派等,还有近于孟什维克国际派的“新生活派”。社会革命党也分裂出右派、左派和最高纲领派。在立宪民主党中,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也分裂出一个社会活动家社。还有一个后来合并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区联派。群众性的组织和机构有:工兵代表苏维埃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士兵委员会、前线的军队委员会、舰队委员会、职工会、工厂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商业工会。还有全俄合作总社、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以及临时政府根据普选制选出的市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临时委员会也还在活动。还有一些金融寡头和工业贵族、地主的组织,还有教授、新闻记者的组织,军官联合会,哥萨克军队委员会,圣乔治武士团等等。
众多的党派和组织代表了众多的政见和主张。正像我们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看到的,俄国到处是人群,到处是机构,到处在开会,到处在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和争论,到处可以听到不同的消息和看到各种传单和宣传物。④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过多的政党和组织,又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法规,就变成为无序的民主、极端的民主,变成一种无组织、无纪律、无法集中的无政府状态。临时政府没有实际力量也没有任何权威,在不断的群众游行示威和反对声中,多次发生危机,不断改组。苏维埃的领导人经常摇摆不定,无所作为。除了布尔什维克党,其他政党大都形不成统一的意志。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利用了这种混乱局面,利用了当时的民主条件和无政府状态,发挥了自己队伍的长处,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得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