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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洛陽城不是半成品——兼论东西二京佈局差異
程 義
編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唐潮》雜誌編輯部主持的微信公眾號『唐潮雜誌』所開設的『西嶽史學』欄目，旨在推廣學院老師的各類學術成果，相關作者包括但不限於已經過世的、退休的、調離的、在崗的教師，以及優秀的往屆和在讀博士、碩士研究生及本科生。敬請各位學院的師生多多支持，詳情請在後臺留言獲取聯繫。
本文作者為程義先生，曾在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工作數年，後調入蘇州博物館，現任蘇州博物館副館長。本文為作者在西安工作期間的成果，發表於《唐研究》第十二卷，2006年。感謝程先生授權，引用請以刊物為準。
摘要：長安和洛陽是隋唐時期最著名的兩座國際性大都市，對於二者的研究已進行近半個世紀，基本復原出了各自的面貌。二者的差異非常明顯。對於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釋，一些人認為這是因為長安是京師，是高於洛陽一等的城市，這種差別是禮制的要求；另一些人認為洛陽是一座未完工的城市。本文在分析了雙方的基本論據後認為前者是正確的。因為無論從建都思想、禮制建築、實際政治活動、建都經驗、軍事力量、官員配置，還是對周邊國家都城的影響等方面來看長安都是真正的都城，而洛陽只是一座地位低於長安的巨型都市。兩者根本不是同一級別的城市。
關鍵词：洛陽 長安 半成品 禮制說
隋唐長安和洛陽因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有諸多的相似性，在當時就被稱為東西兩京。但二者的佈局差異之大，令人費解。諸多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仍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本文想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流行的幾種觀點予以評敘，提出自己的觀點，並求教于方家。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隋唐兩京一直是考古工作的重點，經過近半個世紀不間斷的努力，兩京的平面佈局、坊市的位置、形狀，均已顯現出來。隋唐長安城遺址位於今西安市。解放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此做了詳細的調查和研究並結合文獻記載對長安城進行了復原。隋大興唐長安城是由外郭城、宮城、皇城、里坊和市等構成。整個都城規劃整齊，佈局嚴密，是中國里坊制封閉式城市的典型。外郭城，又名羅城，平面呈橫長方形，城牆全用版夯，僅在城門處內外表面砌磚壁，城牆外側有與城牆平行的城壕。外郭城每面3個城門,城門的形制除明德門是5個門道外，其餘各門都是3個門道。宮城和皇城位於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宮城南連皇城，北接禁苑，平面呈長方形，正中為宮殿區，系天子正衙之所在。東部為太子居住的“東宮”，西部是掖庭宮，為宮女居處。皇城位於宮城之南,北與宮城相接，中隔橫街，無北牆。東西兩牆與宮城的東西牆相接，平面亦為規整的長方形，南面正中的朱雀門是正門，北對宮城的承天門，南為朱雀大街，直通外郭城明德門。這條大街是整個都城的中軸線。外郭城內有南北向大街11條，東西向大街14條。南北11條和東西14條的街道，縱橫交錯,將城內劃為110個坊（隋煬帝時稱裏，數字時有增減）。各坊分佈在宮城、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東西兩市分別在皇城的東南和西南，東西對稱。各坊面積不一，朱雀大街兩側的4列坊最小,皇城兩側的6列坊最大，坊四周都築有坊牆。隋唐兩代的東都洛陽城遺址，在今河南省洛陽市城區及近郊。隋煬帝大業元年(605),詔尚書令楊素、將作大匠宇文愷等於洛陽營建東京，次年春正月建成。城南對伊闕，北據邙山，西臨澗水，洛水貫穿其間。其規模僅次於都城大興城，而形制與平面佈局又與大興城不同。唐代皇帝暫時移居洛陽前後共40餘年，城市規制與隋無太大變化，僅乾封二年(667)在東都苑東部、皇城西南隅增建了上陽宮，長壽二年(693)增高了外郭城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1954年對隋唐洛陽城進行勘查；1959年重點探索了宮城、皇城及周圍諸小城的平面佈局；1960～1965年繼續勘查了街道、里坊及市場位置，同時在宮城內作了發掘工作。從勘查得知，隋唐洛陽城的外郭形狀略近方形。全城共設8個城門，東面和南面各3門,北面兩門,西面無門(宋時曾辟關門)。宮城、皇城在郭城的西北角。宮城在郭城的西北隅，南北略短，東西稍寬，城垣夯築，內外砌磚。東宮在宮城東南隅，自為一城。皇城圍繞在宮城的東、南、西3面,東西兩側與宮城之間形成夾城。宮城北面有曜儀城、圓璧城前後重疊,又有東、西隔城分列左右。皇城東面有東城,其北有含嘉倉城。郭城東北部及洛水南岸部分為里坊區。城內街道縱橫相交,寬窄相配,形成棋盤式佈局。城中設3市:隋豐都市,唐名南市；隋通遠市，後遷至臨德坊,唐名北市；隋大同市遷固本坊,唐名西市。北市在洛北,西市、南市在洛南，以南市最大。皇城之西南隅有上陽宮（唐上元（674－676）中司農卿韋機造，高宗時居此宮聽政）。洛陽城的建築規模略小於京城大興城，但宮城、皇城的位置選擇在郭城西北地勢高亢的地方，對安全防禦的考慮甚於大興城。城內三市的位置，都傍臨河渠，比大興城更多地考慮了工商業的繁榮。 1、 東都洛陽的宮城皇城和東城位於整個城市的西北角。而眾所周知，長安城把這個功能區置於北部正中，是南北向中軸線的北端基點。2、 洛陽城沒有明顯的南北對稱軸線，儘管有人提出洛陽宮的軸線就是對稱軸，認為把禁苑視為全城的一部分，從而達到“量的組合予以平衡”，但這並不符合中國古代都城的建制特點。3、 洛陽城把宮城置於諸小城的包圍之中，而長安則以南北相連的形式設置。4、 洛陽城在城市內部設計了倉城——含嘉倉，而長安之倉城均位於城圈之外。5、 洛陽城分佈有東西南三個集市，而長安僅有東西二市。6、 洛陽城里坊呈正方形，而長安城里坊呈長方形（皇城以南各坊除外）。7、 洛陽城宮城周圍還築有夾城，防禦設施顯然比長安城嚴密。其中宮城位置和中軸線位置是大家公認的不同之處，另外里坊形狀、市的數量也是大家討論的主要議題。大興城和洛陽城都是由高熲“總其大綱”，宇文愷具體實施規劃和建造，同出於一人之手的兩座城市，佈局卻差異如此之大，確實令人費解。對於形成個中差異的原因，不少學者都有過簡單的說明，但分歧很大，尚未形成共識。
二、研究现状及主要觀點
在過去的研究中，大家均以長安為藍本，以它作為標準來衡量和觀察洛陽城，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非對稱的佈局形態。對於形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種解釋：
1、賀業矩先生認為，洛陽城其實也是一種對稱佈局，他認為在洛陽城的總體規劃中是將宮城、郭城、禁苑視為一個整體，利用量的平衡概念來巧妙地配置，宮城南出大街既是宮城建築群的的軸線，又是整個城市的軸線，中軸線左側為建築密集、人口眾多的郭城，右側為空曠人煙稀少但面積巨大的禁苑。這是一種從量的組合上予以平衡的規劃方式。[2]
2、董鑒泓先生認為，洛陽城應該和大興城一樣，東西對稱，宮城居中，但因河南舊縣城和洛河河床的存在，對稱佈局才沒有完成[3]。李永強、刑建洛先生也基本同意這一說法[4]，並進一步指出大家討論的洛陽城對於最初規劃者來說只是一個半成品，還要待機向西擴建，擴建的原則是以定鼎門大街為軸線，增設坊市，從而建成一座和長安城佈局完全相同的都城[5]。
3、閻文儒[6]、馬得志[7]、俞偉超[8]等人認為，洛陽城的佈局是受具體條件的限制，不得不這樣處理的結果。閻文儒先生認為漢河南縣城舊址的存在導致郭城向東發展的局面；馬得志先生認為，洛陽城的設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條件的制約。例如：北面為邙山所限，所以都城不得不兼跨洛河之兩岸。外郭城西面南部的城牆因洛河而屈曲不直。宮城和皇城的位置，因瀍水而西移，乃至偏在全城的西北隅。總之，洛陽城的形制與長安城相異之處，除了由於政治上的原因以外，還存在著地理上的原因。而俞偉超先生則認為造成這種佈局的原因是為了使宮城的軸線對準伊闕龍門。
4、宿白先生認為這是有意區別於京城大興的佈局，准隋江都宮、榆林宮兩例，可知這樣的規劃是下京城一等的[9]。並進一步指出，洛陽有別于長安：最突出處是宮城皇城位於西北隅。而凡是只有宮的城，除京城長安外，也都沿用了洛陽建宮於西北的制度，如建有晉陽宮的北都太原和建有江都宮的揚州城[10]。
5、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認為隋洛陽城內，西北隅事先未規劃，宇文愷可能並不想把隋煬帝的皇城放在這個不尋常的位置上，然而，開始興建後，卻決定讓古墓原封不動的遺留在原本屬於洛陽城西半部的地方，並一勞永逸的讓豐富的水流向城內各地。[11]
以上五種解釋可進一步歸納為二種情況：一種為承認這種佈局的存在，但認為不合理，應該繼續向西擴展，從而達到和長安一致的佈局，董鑒泓、李建強等人的觀點最具代表性。閻、馬、俞諸位的解釋也是以洛陽應該和長安相同為出發點的，是對造成這種佈局差異的原因的說明。賀業矩先生以近現代建築美學的眼光去分析古代城市的方法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值得我們學習和重視。但這並不是古代都城這類大型系統工程所習見的規劃手法，對於國都這樣的標誌性建築，設計師力求莊重、均衡、齊整，從而產生一種秩序感，使人望而生出一種強烈的壓迫感。一旦進入其中就會聯想起君臣之分、君臣之禮，而那種“計白當黑”、“以少勝多”、“四兩撥千斤”的均衡法在一般藝術領域可以得到認可，在關係到國家象徵的都城時，顯然有些“奇技淫巧”的嫌疑。因而賀先生的解釋儘管頗具新意，但並不能說明規劃者的初衷；Nancy的觀點顯然只是一種假想，他似乎也認為宇文愷應當有一種更好的設計方案來建造洛陽城,只是受具體條件的限制，不得已而為之；另一種為承認這種佈局，認為這種不對稱的形式，是禮制的要求。宿白先生的觀點最具代表性，馬得志先生又用地形限制作為依據，對此作了一定的補充。
顯而易見，前者主張洛陽城是一個半成品，後者主張洛陽城的佈局是禮制的要求。為行文的方便，暫稱前者為“半成品說”，後者為“禮制說”。
三、“半成品”說的提出及依據
為什麼洛陽城是一個半成品？持半成品說的學者認為：第一，洛陽城三市的名稱和具體位置，名不符實。隋三市分別稱為東市、南市和北市，其位置和方位名稱不合，因而唐時改東市為南市，南市為西市。因此有理由認為隋東都設計者，最初要在城內設計東西南北四個市，這樣既與東都的繁華相符，從方位名稱上看也更合理。因而推斷，東都應向西發展。第二，隋營建洛陽時只築有短垣，唐時才增築而成。這也說明洛陽城的營建工作並未完成。另外洛陽城西南的里坊已過宮城西牆，已顯示出西擴的勢頭。第三，成周故址和漢河南縣城是建城的最大障礙，加之隋祚太短，營建工作太多，影響了洛陽的擴建。這三條是否能說明洛陽只是一個半成品呢？顯然不能。首先看市的位置。古代都市的集市和其他建築的定名是以宮城位置作為基點的。如大家常說的“前朝後市”，即是一個例證，西漢長安城有六市，均位於宮城正北，以宮城軸線為界分為東市和西市。若按地理位置定名的話，他們只能是北市而非東市和西市。另外，市場並不一定堅持以方位命名的原則，如東漢洛陽，金市位於西部，但稱之為金市，而不稱西市，馬市是在東部，只有南市是以方位命名的。北魏洛陽三市分別稱為大市、小市和四通市，根本就沒有以方位命名。隋大興城兩市分別稱為都會市和利人市，唐代改名為東市和西市，也是因為分別位於皇城宮城的東西兩側；洛陽城三市原名大同市（又稱西市），豐都市（又稱東市），通遠市（又稱北市）。至唐代把東市縮小，改為南市，這可能是因為地處洛河及宮城以南的緣故。至於隋代的東西南三市的稱呼可能是民間的俗稱，而非官方命名。再如把唐長安的大明宮、太極宮和興慶宮分別稱為東內、西內和南內，也是一個例證。如果按照李永強先生的說法，洛陽為了對稱，應當還有一個西市。那麼假想中的“西市”應該在哪里呢?從佈局結構圖上看，“西市”只能在宮城以西的位置，而那裏卻是谷水河谷。宇文愷作為隋唐兩代最有名的設計師，自然不會把這麼明顯的基本要素忽略不計。另外，長安只有東、西兩市，如果洛陽和長安相似，為什麼要有四市呢？這自然只能用二者不是一個級別，或不是同一種功能的城市來解釋了。再看只有短垣而無城牆的問題，隋代長安築有外郭城，而洛陽城僅有短垣。問題在於是沒有能力修建還是沒有必要修建？從工期來看，大興城開皇二年（582）七月規劃創建，三年正月“丙辰，雨，常服入新都”[12]。而洛陽城始築于大業元年（605）三月，“二年正月辛酉，東京成”[13]。洛陽城小，而費的時間反倒比長安多四個月，大業初年正是隋代經濟最繁榮的時期，可以用來修造的人力、物力自然比開皇初年的長安豐富。因此洛陽城沒有城牆的原因是沒有修建的必要，而並非為了以後的擴建；退一步來說，即使要擴建，也只擴建西半部，為何不先把東半部城牆建起來呢？這樣做與情、與理均不合。我以為大量的人力都被用於修建宮城皇城去了。宮城有牆，皇城又包圍著宮城，宮城北面還有圓璧等幾座小城，如果把他們的城牆長度加起來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再加上外壁的包磚，工程量自然很大。由此也可證明，隋煬帝根本就不打算修建和長安一樣的外郭城，而不是迫於經濟的壓力。隋煬帝起初把洛陽也稱為“京”，但是宇文愷並未按真正的都城來設計洛陽。據《隋書》記載“既營建洛邑，帝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裏北，起天經宮，以游高祖衣冠，四時致祭。於三年，有司奏，請准前議，于東京建立宗廟。”[14]可見在洛陽城中起初並未設計宗廟，帝無心京師後，才不得不按煬帝的意思重新設計了高祖的衣冠廟。兩年以後，即大業五年（609）正月（一說四年，見《元和郡縣誌》）改“東京”為“東都”[15]。其原因，據《太平禦覽》卷156《敘京都》引《兩京記》云：“初謂之東京，有詣闕言事者稱一帝二京，事非稽古，乃改為東都”。這是對洛陽的重新定位，即洛陽城屬於“都”，而不能和大興城一樣稱“京”。唐武德四年（621）平王世充，廢洛陽東都。貞觀六年（632）號洛陽宮，太宗的意圖非常明顯，只是把它當成一處重要的離宮來對待。顯慶二年（657）冬十二月丁卯，“手詔改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員階品並准雍”[16]。但眾所周知，“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為‘二聖’。”[17]高宗朝政出於武則天，她為了變唐為周，自然要做好準備，恢復東都，只是一個伏筆。光宅元年（684）改為神都，標誌著武則天以洛陽代替長安都城地位的開始。長壽二年（693）李德昭的增築，只是武則天定都洛陽以後的必然行動。因為以前的建築是“下都城一等的”，必須予以加強，尤其是過去的短垣更不符合都城建制的標準。據史書記載洛陽人口相對於洛陽的規模並不算多，還需要從長安等地遷入人口。大的遷移有兩次：大業元年“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18]；武則天天授二年（691）“徙關外雍同秦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19]。這兩次遷徙都和遷都有關，一次是煬帝時，一次是武則天時。既然要從外地遷移居民，安置移民的空間自然很充裕，移民問題根本不會成為西擴的一個障礙。當然帝王的喜好對大型工程的興建有一定的影響，但西擴的工程並不算太大了，有東半部的基礎，擴建是很容易的事。而宇文愷也知道“帝心在宏侈”，如果是未完成的工程，以常理推之，自然應當繼續擴建成更加宏侈的“成品”才能迎合煬帝口味，但並未見有任何續建的跡象。因此“半成品”說難以成立。李永強先生認為沒有向西擴建的原因 “當然是東周王城及其內的漢河南縣城的存在”。但在營建詔書中卻說“成周墟脊，弗堪葺宇”[20]，既然已不堪修葺了，還有什麼保留的價值呢？當然也就不存在“拆遷原建築”的問題。其實即便是沒有東周王成廢墟的存在，宇文愷也不會把東周王城故地作為新城的預留地帶。因為這裏是洛河和澗河的交會處，地勢低平，很容易受到洪水的破壞。據史料記載“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鬥，將毀王宮”[21]（《國語》記為周靈王22年）。東周時期的那場洪水其實是由於洛水對谷水(即澗水)的頂托而形成了較高的水位，並對王城造成了一定的威脅和破壞。這是地理特徵所造成的。自從洛陽王城遭受洛河水患後，這一問題受得了普遍的關注。東漢把城址東移，北魏還在城西修建了一些溝渠設施來防洪。[22]雖然漢魏洛陽離隋唐洛陽有15公里之遙，但對洛河水患的認識是一致的。若把城市規劃在東周王城廢墟上，難免會重蹈覆轍。儘管在設計上力求避開洪水的威脅，後來還是經常有大水沖毀廬舍的災難發生。據《舊唐書、五行志》不完全統計，壞人廬舍、甚至進入洛陽宮的的洪水就有9次之多(分別為貞觀十一年(637)、永淳元年（682）、神龍元年(705)、神龍二年（706）、開元五年(717)、開元十八年(730)、天寶十三載(754)、永泰二年(766)、貞元二年（786）)。尤其是開元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夜的洪水，“入西上陽宮，宮人死者十七八”[23]。這就直接證明瞭西擴是非常不合理的。韋機為了迎合高宗的願望，而置自然法則於不顧的做法，最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也恰好證明瞭宇文愷的先見之明。宇文愷作為當時最傑出的設計師不會不考慮到這一重要的自然因素，當然也不會不顧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因此我認為洛陽城根本就不是一個半成品，宇文愷一開始就沒有想把它設計成和長安一樣的左右對稱的結構。四、我的初步研究
否定了半成品說後，再來討論禮制說的正確性。禮制說最早由宿白先生于1978年提出，宿先生稱：“東都洛陽城的宮城、皇城位於都城的西北隅。……這樣的規劃是下都城一等的”[24]。1990年先生對此又作了進一步闡述和發展，先生指出：“（隋唐城址）第二種類型是都城，最典型之例是東都洛陽城。……而凡是置宮的城除隋唐京城長安外，大都沿用了洛陽建宮城於西北的制度，如建有晉陽宮的北都太原城和建有江都宮的揚州城等。”[25]另外還列舉了勝州榆林城和成都府城兩個曾經為都或為京的新例子。這一觀點基本得到大家認可，但先生只是提綱挈領地提出觀點，並未對原因予以詳細地說明。在此，我想提一點自己的心得，以做拋磚之用。禮制說的核心內容是洛陽城的佈局和結構是設計者的初衷，是擴大了的州府城，其原因是出於禮制的考慮。但有關古代都城建制方面的禮制，除了《周禮.考工記》外，沒有什麼系統的記載，因而只能以洛陽城和長安城的差異為出發點，作以推測。1、法天象地的建都思想限定了作為天子居處的京師只能有一個地點，不可能有兩處地位完全相等的都城。即詣闕上事者所謂的“一帝二京，事非稽古”。唐代都城長安是對上天的反映，對此逸人先生[26]、張永祿先生[27]、王維坤先生[28]、妹尾達彥先生[29]均有所論述。妹尾先生的研究尤為引人注目，妹尾先生指出：“長安，最好看成是把天空秩序投影與地上的宇宙之都，站在地上的一個人物，受上天之命作了天子，成為天命的代言人。對於受命於天的舞臺來說，國家禮儀是必不可少的東西”。因此，他把長安稱之為“秩序之都”。其實這裏的秩序之都，也就是“天體之都”、“陰陽之都”、“等級之都”的代名詞。既然是模仿天體模型而建，同一時期人們對宇宙的認識只能有一個，映射到都城建設上就只能有一個真正的都城。如果按法天象地的思想來衡量，洛陽、長安二者只能有一處，是唯一一處真正的“天子之所居”。這時人們已普遍接受了以北極星為天中的概念，天宮（紫微垣）在地上的投影（宮城）只能位於都城的北方正中，從二者的佈局來看，洛陽顯然不符合“天體之都”的規制，因而它是“下都城一等”的城市。2、從禮制建築方面看，自隋立國之初，便廢除了北周的禮制建築，興建了圓丘方丘、南北郊壇、五郊壇、宗廟社稷、日月壇等大量禮制建築于長安，而在洛陽基本沒有見什麼禮制建築。史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30]。以此標準來衡量，洛陽城沒有宗廟，自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都城。武則天以周代唐後，當然不願意以舊都為新王朝的都城，因而按照都城禮制的需要，興修了諸如明堂、武氏宗廟、武氏社稷等禮制建築，這也反證了以前洛陽並不是都城。神龍元年中宗登基，第二年便移居長安，回到了李唐王朝的京師，洛陽的都城地位自然也就隨著武周政權的覆滅而消失了。此後僅有唐玄宗欲在東都明堂舉行“季秋大享”之禮，卻為禮官以有乖典制，而阻攔。[31]其原因可能還在於這種重大的祭祀活動只能在京師舉行，而不能在陪都舉行的緣故。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晚唐，“大曆十四年（779），重修太廟，以迎神主。詔百官參議，紛然不定”“會昌五年（845），留守李石因太微宮正殿圮陊，以廢弘敬寺為太廟，迎神主祔之。又下百僚議，皆言准故事，無兩都俱置之禮。唯禮部侍郎陳商議云：‘周之文、武，有鎬、洛二廟，今兩都異廟可也。然不宜置主於廟，主宜依禮瘞廟之北墉下。’事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即位，因詔有司迎太微宮寓主，祔廢寺之新廟，而知禮者非之。”[32]由此看來，在人們觀念中，東西二京的差別直至晚唐都沒有消失，也就是說，到晚唐時人們心目中的都城依然是長安，而不是洛陽。任何把洛陽和長安等量齊觀的做法都是不合禮法的，必然會被“知禮者非之”。 3 、從實際的政治活動來看，除高宗、武則天、玄宗幾個皇帝外，有關國家的重大祭祀活動、宴享、接見外國使臣、立太子、加元服、獻俘、奏捷等均在長安舉行。武則天以洛陽為都，所有的政治活動當然在洛陽進行，而玄宗也是把洛陽提升為東京後，才準備在洛陽舉行“季秋大享”。儘管如此，還是受到非議而取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京城舉行重大政治活動是禮制的要求，是否舉行過重大活動反過來也就成了判斷城市等級的標準。最明顯的例子是選舉地點的選擇。史稱“設官分職，選賢任能，得其人則有益於國家”，選舉是一件意義重大的政治活動。隋唐兩代除特殊時期外，選舉均在長安舉行。“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於洛州，謂之‘東選’”[33] ，這只是個特例。由於經濟的原因，才讓東部選人在洛陽參加選舉。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寶應二年（763）九月，“尚書左丞楊綰知東京選，禮部侍郎賈至知東都舉。兩都分舉選，自此始也”。[34]而這也可能是為了減少政府開支的一種權宜之計。東都舉只相當於初試，選人還要到長安參加面試，以取得做官資格。選舉的主持者通常由長安派出，或由中央任命東都官員“知東都舉”。晚唐時期，洛陽已凋敝不堪，自不必論之。因此，從實際的政治活動來看，洛陽也是“下都城（長安）一等”的城市。4、從歷代建都的經驗來看，洛陽並不是首選的地點。當一個統一王朝地跨崤函時，一般都以關中為京城，以洛陽為陪都。例如：成王營建的洛邑是鎮扼東方殷商頑民的據點，其功能自然和成周、宗周不可同日而語；西漢初年，準備建都於洛陽，婁敬的一番解釋迅速改變了劉邦的想法；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推翻了舊王朝，也燒毀了長安城，光武帝在南陽地主的支持下建立了東漢，漢王朝進入了一個衰退的時期。因此，西漢一直是人們追念的典範時代，也是後代禮制的源頭及模仿對象。從歷史經驗看，隋煬帝及以後的唐代不可能不顧前人的經驗，而冒然以洛陽為京。李建強先生還指出：“若洛陽城再向西擴展，則其規模將超過大興城，也即董鑒泓先生所謂的‘規模更大的都城’……陪都的地位不一定非要亞於京都，東魏、北齊的別都晉陽就起著這實際上京都之作用，而真正的京師鄴城反而大為遜色，出現了喧賓奪主的現象。”[35]這條論據是否成立呢？筆者以為這種類比本來就不恰當，眾所周知東魏孝靜帝只是個傀儡，高歡才是真正的統治者。而隋唐均是新建的大一統王朝，當然不會模仿東魏、北齊那種偏安一隅的割據政權。陪都大於京城的現象，只是特殊時期的反常現象，並不合乎大一統王朝的禮制要求。因而用東魏、北齊的特殊現象來支持半成品說顯得有些牽強。5、從人口數量、官員配置、折沖府分佈來看，長安的地位遠遠高於洛陽。兩京人口史書未有明確記載，但據《長安志、西市》所記“長安縣所領四萬餘戶，比萬年為多，浮流寓寄不可勝記”來推測，長安的居民在八萬戶以上。洛陽人口的數量據《舊唐書、地理志》載:天寶元年，河南府領縣26，戶19萬4746。若除去天授二年遷入洛陽的“戶數十萬”，則洛陽原來的居民數量之少是可想而知的。即那時若沒有天授二年的遷徙，整個河南府的人口僅僅相當於長安城內的居民數，當然洛陽城內僅有兩縣，人口自然比長安城要少的多。從人口數量上可以看出長安的地位遠在洛陽之上，應當是真正的都城。據《唐六典》記載，隋代周，初置雍州牧，“大業三年，罷州置郡，京兆河南皆為尹，則兼牧之任 矣。皇（唐）朝又置雍州牧，洛州初為都督府，及置都亦為牧。”[36]從文意來看，洛陽的地位明顯低於長安，起初僅為都督府。除洛陽尹或牧以外，洛陽還置有東都留守，河南分司。這些官職多被用來安置被貶的高官，均沒有實權。例如：“（神龍二年七月）前左散騎常侍李懷遠為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東都留守”，而李懷遠早在四月就已“請致仕，許之”[37]。也就是說，李懷遠請求退休，並獲得批准後，再次被任命為東都留守一職，由此可見東都地位的高低。唐代在東都模仿長安的三省六部設有東都分司，但正如張國剛先生所說：“除分司禦史台尚存監察之職外，其他官員皆為閒職，一般用以位（安）置退位大臣”[38]，由此也可見洛陽的地位確實比長安低的多。從保衛力量的分配來看，“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號，而關內二百六十一”[39]，“精兵二十六萬，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40]，具體到京兆府和河南府，京兆府分佈有131府，而河南府僅有39府，尚不及京兆府之三分之一。古代都城是人口最多，防衛最嚴的城市，從以上分析也可進一步確證洛陽是下都城一等的城市。6、從對周邊國家都城的影響來看也可以反推出二者的差別。目前，周邊國家或政權的都城結構形制較清楚，有兩處，一為渤海上京，一為日本都城。 唐代渤海國都城遺址，在黑龍江省甯安縣東京城，為渤海國五京之一，因地理位置在渤海北方,故稱上京。天寶末年,文王大欽茂遷都到此，貞元初又遷往東京龍原府。貞元十年（794），又遷還上京,此後一直為首都，直至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天顯元年(926)滅渤海,此城廢棄。全城平面呈東西長方形，城牆用石塊砌築，外有濠溝。共設10個城門，南北兩面各3個，東西兩面各2個，位置對稱。城內有東西向大街5條，南北向大街3條，均成直線。居中的一條南北向大街，自正南城門通至宮城的南門，是全城的中軸線，將全城分為東西兩半。其餘各條大街縱橫交叉，將全城劃分為許多規整的長方形區域，其間設坊。各坊有石砌圍牆，大多數坊僅兩面臨街。坊有大小兩種,東西長度相近，但南北寬度頗有差異,大坊分佈在宮城兩側,小坊分佈在宮城以南朱雀大街的兩側。宮城在城的北部中央,平面呈長方形,周圍築石牆，四面各設一門，宮城的前部為官衙所在,宮城後部中央為王宮，平面呈方形，宮內有 5個大殿自南而北排列在中軸線上,俗稱“五重殿”。前兩殿為典禮和朝會之處,規模最大，兩側有許多院落和房屋，當為嬪妾、宮女和內侍等人的住所以及廚房、倉庫之類。王宮的東面為禁苑，王宮的北面和西面，則可能是衛兵和各種工役的所在之區。據王仲殊[41]、段鵬琦[42]等先生的研究，認為渤海上京城是以唐長安為範本設計的。它也是以宮城南出大街為中軸線，左右對稱分佈，宮城位於整個城市的北部正中。宮城的前部相當於長安城的皇城，宮城南部是規整的里坊區。這種看法無疑是非常正確的。長期以來，渤海和唐王朝保持者一種非常融洽的關係，渤海向唐稱臣納貢，唐給渤海以封號。兩國之間，使者不絕于路。因此，在建都時必然要以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都城為藍本。既然洛陽也是都城，渤海國為什麼僅以長安為藍本呢？所以，我認為只能用洛陽僅是陪都而不是真正的都城來解釋。從當時日本和中國的關係來看，中國屬於先進、典範、學習的對象，以常理推之，建設都城時，日本人只能模仿真正的京城而不會模仿陪都。因此尋找出日本都城原型也可從側面推論出洛陽和長安的關係。關於同時期日本都城，在這裏我想以早期的藤原京和平安京為例來說明日本都城的原型是中國的首都長安，從而進一步證明長安是當時唯一的都城。藤原京遺址位於平城宮以南二十公里處，從1934年開始，日本學術單位曾對藤原京遺址作過調查發掘。1966年以後，又進一步在遺址上開展調查發掘工作，終於確定了藤原京的具體位置和範圍，並根據對遺跡的研究，就都城的形制和佈局作了全面的復原。在這些工作中，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岸俊男先生作出了卓越的成績。據岸俊男先生研究，都城平面成規整南北長方形。全城以朱雀大路為中軸線，劃分為左京和右京。左右兩京南北共十二條，東西各四坊(日本古代都城實行“條坊制”，全城由縱橫垂直交叉的街路劃分為許多方格，東西向的各排稱“條”，南北向的各列稱“坊”)。城內大路以宮城南側的東西向大路(稱“六條大路”)為最寬，朱雀大路次之，其餘大路的寬度大致都相等。由各條大路縱橫交叉劃分而成的坊，都成正方形，坊內有十字交叉的小路[43]。平城京遺址是日本奈良時代(710～784)都城遺址。位於奈良盆地北部,大部分在今奈良市境內。元明天皇和銅元年(708)，決定自藤原京遷都，命“造平城京司”負責在此地營建新都。和銅三年，平城京營建未畢，天皇及百官先行遷入。自此年至桓武天皇延曆三年(784)遷都長岡京,以平城京為都城凡7代70餘年。1928年，岸熊吉試掘平城宮東遺跡。1956年開始，主要由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主持，全面地、有計劃地進行發掘，並對其進行了復原研究。研究表明，全城平面呈長方形，宮城在北部中央。朱雀大路縱貫南北，將全城分為東西兩半，分別稱左京和右京，兩京各由許多東西向和南北向大路交叉劃分為南北9條，東西4坊。左京東面偏北另加南北4條，東西3坊，稱為外京。右京北部也有附加的“北邊坊”。和日本歷代都城一樣，平城京周圍不設城牆。南面正中設象徵性的羅城門，是都城的正門，門兩側有牆。據記載，門前有壕，上架3橋。羅城門與宮城的朱雀門相對,朱雀大路貫穿其間，是整個都城的中軸線。 由各條大路交叉劃分而成的坊呈正方形。庶民的住處離宮城甚遠，與此相反，貴族們的邸宅多在宮城附近。東市和西市分別設在左京八條三坊和右京八條二坊。平城宮是天皇的居處和政府衙署之所在，位於都城的北部正中，周圍築牆，牆外有壕。四面共開12門，南面正中的朱雀門是宮城的正門，兩側各設旁門。門外的“二條大路”寬廣僅次於朱雀大路，是舉行各種儀式、集會的場所。初期元明天皇、元正天皇時的朝堂院和太極殿，聖武天皇時改為“中宮院”。聖武天皇時興建的朝堂院和太極殿在宮城東部，壬生門內，為朝賀、儀典以及召見外國使節的場所。朝堂院有圍牆，院內左右對稱地排列著12座殿堂，中央為廣場。正殿太極殿在朝堂院北部。太極殿北面，即為天皇的宮室，稱為“內裏”。內裏的中心部分是由回廊圍成的180米見方的內郭,其前方正中有正殿及左右對稱的配殿，是處理朝政和舉行宴會之處，後面則為寢宮。“內裏”的外郭和內郭之間為宮內省所屬各機構，其中包括稱為“內膳司”的禦廚房和侍衛隊的值勤所。在宮城內，圍繞中宮院、朝堂院和內裏的宮寢，是二官八省的官署及其所屬機構、官營手工業作坊等[44]。關於中日古代都城的比較研究工作，迄今為止雖然已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學術論爭，但在中日曆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目前還尚未完全取得一致的意見。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種，一種為模仿長安說，一種為模仿長安洛陽說，另一種為模仿魏晉南北朝說[45]。日本學者岸俊男提出的魏晉南北朝原型說已被宿白先生[46]、王仲殊先生[47]、王維坤先生[48]所否定，在此不再贅述。目前爭議最大的是僅以長安為藍本，還是洛陽長安二者兼顧。主張以長安和洛陽為原型者得主要出發點是日本都城的形狀都是南北長方形，里坊絕大多數為正方形，這是洛陽城的特點。這兩點日本都城確實和長安城不一樣，但這並不是都城的主體。我認為從中日都城尤其從長安和平城京的比較來看，在大的方面如宮城皇城的位置，中軸線的設置，左右對稱的佈局等方面均和長安城如出一輒。而這一點正是中國古代都城設計中要遵循的主要思想之一[49]。對於平城京和長安的關係，王維坤先生已做了詳細的研究，“從地理位置上的選擇、里坊設計上的模仿、里坊區劃上的模仿、東西兩市配置上的模仿、寺院建築上的模仿、大學寮設計上的模仿、羅城門建造上的模仿、道路設施上的模仿、朝堂設計上的模仿、內裏和大極殿以及朝堂院設計上的模仿、朱雀大道設計上的模仿、羅城名稱上的模仿、大極殿設計上的模仿、越田池設計上的模仿、松林苑配置上的模仿等十五個方面對隋唐長安城與平城京進行了對比研究，認為:平城京的直接模仿原型只能是唐長安城，而不會是曹魏鄴北城、北魏洛陽城、東魏和北齊的鄴南城，六朝的建康城，更不會是隋唐洛陽城。”[50]這無疑是迄今為止最全面的論述，尤其是對平城京坊數和坊內結構的分析，解了前人之惑。正如王先生指出的那樣“是從這種實際情況出發，即從所需要的里坊數位元上加以考慮，有意識地取捨了興善寺以南“耕墾種植，阡陌相連”的部分里坊。這樣一來，除“外京”之外，平城京的里坊東西向為11排橫坊，南北向為10行縱坊。較之唐長安城的里坊來說，僅減少了南部東西向2排橫坊。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平城京不僅朱雀大路的左右兩側同為南北向4行縱坊，而且內裏、大極殿朝堂院的左右兩側也同為南北向3行縱坊。這種情況的出現，決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而是後者出於對前者的模仿。”[51] 日本史學家上田正昭先生也指出，“通過遣唐外交，日本從中國學習到了許多東西。但是，日本在學習、吸收外來文化的時候，並不是原封不動地、機械性的搬運，而是在適應於本國風土人情和歷史的基礎上嚴格地加以篩選。日本的律令和宮都制度的原型雖然說是唐，但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也加進了本國獨有的文化要素。例如，日本的平城京等都城，毫無疑問是模仿唐長安城建造的。但是，在修建外郭城(羅城)時，並沒有完全模仿唐長安城那種四周用磚起砌的高大城牆，而僅僅只在城的南側修建了一道外郭城牆罷了。”[52]任何一個國家在學習外來文化時都必須結合本國的實際，人口眾多的中國尚且不能把長安城的里坊住滿，日本在建都時自然會吸取這個教訓，人口少城市的規模自然要縮小。縮小城市規模，通過兩條途徑來完成，一方面減少南北里坊數，另一方面壓縮東西向寬度，在二者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南北長的郭城和正方形的里坊，但這並不能改變其模仿長安的實質。因此可以認為平城京是縮小和剪裁過的長安城。在討論清楚了日本都城的原型後，長安和洛陽的地位自然是一清二楚了。日本人沒有模仿洛陽的原因正是因為它不是大唐王國的首都。它不是首都自然不能和長安具有同樣的佈局，只能採用下都城一等的佈局。
眾所周知，唐代洛陽城是僅次於長安的第二大城市，它比一般州郡級城市要大得多，即使後來有“揚一益二”之稱的揚州城和成都府城也未能超過它。尤其是它那種把宮城置於一隅的規劃模式被認為是禮制的要求，這一點在其他城市中也有表現，只不過是府衙或其他重要建築，而不一定是宮城。把主要建築置於何處，這和地形有關，但非常有趣的是沒有一處城址的主要建築位於整個城市的北部正中，這不能不使人聯想到有意識規劃的可能。顯然，洛陽城既是長安城東方的門戶，又是關隴統治集團控制中原的據點。每一處高地都被重要建築所佔據，是古代城市規劃最基本的常識，洛陽城也不例外。把倉城設計在離宮城很近的區域，也是出於便於固守的目的。至於“市”的數量，固然和經濟有關，但“市”畢竟是物資交流的場所，因而對交通的要求較高，洛陽城的三市也許與洛河的阻隔有關，與長安兩市的分佈關係並不太明顯。試想，若無北市，宮城內的採買只能到河南去完成，自然非常費時費力，因而北市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認為，儘管在隋煬帝和武則天時期洛陽曾有過短暫的建都歷史，但都是在舊城基礎上的改建，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城市的佈局。從設計者的初衷來看，洛陽和長安是按封建的要求而設計的兩座功能的城市，而不是受地形的限制，洛陽更不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本文的寫作是在導師王維坤教授的悉心指導下完成的，在此謹表衷心的謝忱）
[1]a宿白：《唐代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第6期；b馬得志：《唐代長安與與洛陽》，《考古》1982年第6期；c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第六章，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d齊東方：《隋唐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e秦浩：《隋唐考古》，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2]賀業矩：《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6年。[3]董鑒泓：《中國古代城市建設》，中國建築出版社,1988年。[4]李永強、刑建洛：《隋唐東西二京佈局分析》，載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遍：《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紀念文集》，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第683－687頁。[5]李永強：《隋唐洛陽城佈局在分析》，載洛陽市文物局編：《耕耘論叢——洛陽文物與考古》，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67－172頁。[6]閻文儒：《隋唐東京城的建築及其形制》，《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4期。[7]馬得志：《唐代長安與與洛陽》，《考古》1982年第6期。[8]俞偉超：《中國古代都城發展的階段性——為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而作》，《文物》1985年第2期。[9][24][46]宿白：《唐代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第6期。[10][25]宿白：《隋唐城址類型初探（提綱）》，載北京大學考古系編：《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1952——198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11]轉引自程存潔：《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11頁。[12]魏征：《隋書》卷1《高祖紀》,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8－19頁。[13]魏征：《隋書》卷3《煬帝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65頁。[14]魏征：《隋書》卷7《禮儀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93頁。[15]魏征：《隋書》卷3《煬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頁72。[16]劉昫：《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77頁。[17]劉昫：《舊唐書》卷6《則天皇後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5頁。[18][20] 魏征：《隋書》卷3《煬帝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63頁。[19]王溥：《唐會要》卷84移戶條，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553頁。[21]班固：《漢書》卷27下之上，《五行志》第7下之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437頁。[22]顧炎武：《歷代宅京記》卷至8，洛陽中，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28－130頁。[23]劉昫：《舊唐書》卷39《五行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351－1364頁。[26]逸人：《漢唐長安城建築設計思想初探》，載陝西省文物事業管理局編：《1981年陝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彙報會論文選集》（內部資料），華縣印刷廠印刷，1982年。[27]張永祿：《唐都長安》，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7年。[28]王維坤：《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第一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29]轉引自王維坤：《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第一編。[31]參見姜波：《漢唐禮制建築研究》第七章，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32]劉昫：《舊唐書》卷18下，《宣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14頁。[33]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45《選舉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80頁。[34 劉昫：《舊唐書》卷11《代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76頁。[35]參見梁傳福：《中國古代陪都史上的特殊現象——東魏北齊別都晉陽略論》，《中國古都研究》第四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36]王溥：《唐會要》卷30，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514頁，。[37]劉昫：《舊唐書》卷7《中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2頁。[38]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編撰委員會：《中國歷史大詞典.隋唐五代卷》分司條，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張國剛：《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39]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卷1，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9頁。[40]王應麟：《玉海》卷138唐府兵條引《會要》。[41]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渤海上京條，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4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中國考古發現與研究》第六章，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622－3頁。[43]王仲殊：《關於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考古》，1983年4期。[44]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平城京條，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45][50][51]王維坤：《論20世紀的中日都城研究》，《文史哲》，2002年4期。[47]王仲殊：a《關於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考古》，1983年4期 ；b《論洛陽在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地位》，《考古》，2000年7期。[48]王維坤：《日本平城京模仿中國都城原型探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二》，西北大學學報,1991年2期。[49]劉慶柱，李毓芳：《中國古代都城建築的思想理念探索》，《西安文物考古研究——西安市文物考古保護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紀念》，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頁。[52]（日）上田正昭撰，王維坤譯：《古代日中關係史上的間題點——以隋、唐、渤海的交流為中心》，《 西北大學報》199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