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著 || 李宗俊：《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北史研究》引言

引 言

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在唐史研究中，出土文献作为“新材料”的作用和价值尤为典型和突出。今天可以说，在唐史研究中，欲对西北民族与边疆史地进行一番研究，如果离开了敦煌、吐鲁番文献，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及价值都是要受到很大限制的。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大量唐代河西、安西、北庭的军事文书和官文书，还保存有许多古代地理信息的地志文书，以及大量关于唐代昭武九姓胡、龙家、仲云、突厥、回鹘、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史或反映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史的文书，对于我们研究古代边疆史地、中外关系，以及中国隋唐史，乃至西域、中亚史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正是因为敦煌、吐鲁番文献内容的多样性与广泛性，以及各个文书相对的独立性，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往往是专题性的，又是多样的，因此本著作涉及的内容就包括了相对独立的几个专题。大致来说，全书由十三篇文章构成，前四篇为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五、六两篇是对肃代之际沙州及河西军政局势的研究，七、八、两篇为西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九、十、十一、十二则是对沙州归义军史的研究，最后一篇是对三件签署姚崇官衔职任与姓名的文书的研究。但许多问题又是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其中很多就串联着历史地理、唐蕃关系、归义军史等问题。下面对各个专题包含篇章的主旨逐一作一介绍：

    对于敦博58号文书的研究，其价值不仅是弄清楚了该文书本身，更重要的是利用其提供的信息，解决了《通典》与新旧唐书《地理志》的州县数系年与户数系年问题。后者是唐史研究中的一桩学术公案，如果弄不清楚，唐代各阶段的行政区划、户数人口等问题就难以洞晓。之前学术界从王鸣盛到岑仲勉、翁俊雄等做了大量研究，个别学者几乎穷其一生主要的成果就围绕此问题，尽管个别有所推进，但整体是一笔糊涂账，甚至有些成果完全就错误了。关键的问题，就是前人研究缺乏一个可信的坐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材料的确是解开学术难题的金钥匙，笔者认为敦博58号文书为敦煌文献中最具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文书之一，它反映的正是天宝元年户部计帐的基本信息。依此，《通典·州郡门》所记州县建置的年代标准，并非“天宝初年”或“天宝元年”，而应该是天宝七载或八载为基准；《旧唐书·地理志》是以唐末的行政区划为基准，甚至下延到了唐景福年间及其以后的州县，而其所谓的“天宝领县”也并非是天宝元年的县数，而应该是王鸣盛等前贤前后倡导的系天宝十一载地理或其后不久者；《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县数与县名也是唐中后期者；《通典·州郡门》所载户数并非开元二十九年数，应该也为天宝七载或八载数。《旧唐书·地理志》“天宝领户”与天宝领县数的系年也是一致的，为天宝十一载及其后不久者。《新唐书·地理志》州郡领户数与人口的系年除个别因传抄致误外，就是抄自《旧唐书·地理志》天宝领户数。

    对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的准确判定，则是我们正确认识该文书与准确适用该文书的关键。该文书也为敦煌文献中重要的一份地志文书。通过它不仅可以管窥隋唐图经的编纂情况，而且可以详细了解到敦煌当时的河渠、道路、驿站、军戍等历史地理信息，以及了解到编撰图经背后的政治、军事与相关人物等信息。

   《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唐蕃道路，为研究唐蕃道路走向与沿途地理的基础性文献。但其错误也是贻误后世，已逾千年。近年来笔者根据考古发现的新资料，结合唐蕃战争的军事地理信息，在《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一文提出赤岭与石堡城皆在唐洮州的观点。但随后还是不断受到不同学者的质疑，为此本人在多次实地考察与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又相继发表了《道格尔古碑即唐蕃赤岭划界碑考辨》、《敦煌文书P.3885反映的吐蕃行军路线及神策军驻地、洮州治所等相关问题考》，前者应为赤岭划界碑的实物证据，后者则从敦煌文书中找到了与赤岭石堡城密切相关的吐蕃行军路线与紧邻石堡城之磨环川的位置等重要信息。考实了赤岭石堡城的准确位置，则《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其它地名的位置就必须重新审视。为此，笔者又撰写了《<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唐蕃道部分地名及南北道考》一文。对《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石堡城及其之后的尉迟川、苦拔海、素罗汗山、王孝杰米栅、莫离驿、公主佛堂、大非川等地名做了考证，对唐蕃道路的走向与《新唐书·地理志》之错误做了探究。有意思的是，就在此文发表并收入本书稿之后，最近笔者在新公布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中又发现了一直接证据。敦煌文书P.3885《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的作者康太和之墓志，竟然应时出世，而且还明确提及“洮州赤岭戍”，不仅为赤岭石堡城在洮州的观点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还为支持以上关于《新唐书·地理志》各地名的方位提供了新坐标。我为做学问的乐趣与冥冥之中的古今呼应所惊诧》。

《盖嘉运任职北庭、河西时的两件判文与一封书信研究》一文论及敦煌文书P.3885所含的两件判文与一封书信，其中两件分别是《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和《前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盖嘉运判廿九年燕支贼下事》，它们的价值前文已经道及，对于印证赤岭石堡城位置及吐蕃行军路线及神策军驻地、洮州治所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对于探明开元二十九年吐蕃进攻唐河西大斗军及石堡城之战的前后都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而《前北庭节度盖嘉运判副使苻言事》反映的是唐朝与突骑施战事，为开元年间唐朝与突骑施之间的微妙关系与复杂斗争，以及突骑施苏禄向唐西域驻军发起进攻而天山军告急的严峻形势之下，唐朝西域各地驻军接受朝廷委命，彼此配合，协调作战的史实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敦煌文书S.4642三篇发愿文不仅纠正了已有学者整理中的疏漏，还探明了该文书反映史事的确切时代背景，这三篇发愿文内容涉及到唐肃、代之际河西、沙州的主要军政人员及部分重要史事，对于探明该时期沙州及河西局势价值颇高。对于探明杨志烈出任河西节度使的时间大有裨益。

 法藏敦煌文书P.2942（旧称《河西节度观察使判牒集》）为唐代吐蕃占领河陇之际的一份重要官方文书，为了解吐蕃占领河西前河西、西域之军政情况提供了珍贵档案，但对于文书几个关键人物的认识学界争议很大。笔者曾结合《崔汉衡墓志》有关信息，撰写并发表《法藏敦煌文书P.2942相关问题再考》一文，但随后关注到陈晓伟揭出的《胡文穆公文集》所录《李元忠神道碑》有关内容，发现本人前文应该是对错参半，于是在前文基础上做了修正，不仅修正了旧说不当之处，而且进一步坚持、完善了旧说合理部分。其中坚持的原观点，如对文书中被称“尚书”者，修正稿还是坚持为时以礼部尚书兼“河已西副元帅”的尚衡，但接受了杨宝玉等先生提出的长泉遇害“副帅”为杨休明的观点。不同观点，可能还需很长时间的讨论，对于正史文献不足的问题，新文献的发现与全面解读已有文献都十分关键，需要学界共同努力。

   《P.3201<王锡上吐蕃赞普书>的写作时间及相关史事考》一文考证得出，唐朝落蕃官王锡上吐蕃赤松德赞赞普的两封上书，正是顺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顺应了唐蕃急需和好的时代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锡乃是促成唐蕃清水和盟的幕后功臣。两份文书与唐蕃清水会盟前的史事背景吻合，它真实的反映了唐蕃清水会盟前吐蕃君臣和战两派之争的一些内幕，其写成年代应该为建中二年和建中三年（782）前后。此为唐蕃关系史的研究又考实了一份重要材料。

   《几份有关思结与回鹘的敦煌文书及相关问题再探》则是利用敦煌文书中关乎回鹘的一系列文书的考察和一一新解，不仅弥补了正史关于回鹘西迁的早期历史记载之不足，还推进了晚唐河西及西域的地方史、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其中涉及甘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的关系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问题、甘州回鹘占领甘州城的问题、回鹘王统的问题等。将一些列涉及民族关系史的文书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之下的新解读，也是对这些文书研究的推进。

   《晚唐张议潮入朝事暨归义军与嗢末的凉州之争再探》则是利用新出李行素墓志的相关记载，不仅探明了正史及相关敦煌文书缺载的晚唐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被迫进京入质的内幕，还为晚唐凉州的政局及该时期嗢末的族属等问题提出了新解。经研究，沙州归义军政权为控制凉州曾长期努力，今由李行素墓志可知，咸通八年在朝廷的和解斡旋之下，归义军被迫放弃凉州，凉州被嗢末部族所控制；李行素单车西使，说服张议潮奉笏入朝，实现了唐朝中央对他的羁縻控制，并通过分割凉州而实际削弱了归义军，并利用嗢末势力实现了掣肘和压制归义军的目的；也许正是因为嗢末具有与吐蕃民族近似的西羌文化特征和曾为吐蕃奴部、庶民的身份地位，所以李行素墓志才称其为“羌”，其主要成员构成应该与党项、苏毗等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直至晚唐五代，嗢末始终控制着凉州，强烈影响着河西走廊各部族政权的局势。

《唐<张淮澄墓志>跋》一文，对于近年西安出土的唐张淮澄墓志做了介绍，该墓志志主为晚唐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的弟弟，其事迹对于理清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家族的世袭传承很有帮助，对于张议潮、张议潭事迹亦有补正。

    《<曹盈达写真赞并序>反映的其与曹氏归义军的关系考》一文，也是对曹氏归义军问题的研究，因就曹氏归义军问题来说，曹议金家族是如何接替张氏家族而掌握归义军政权的，是一个未解的学术之谜。经笔者考证得出，P.3718《曹盈达写真赞并序》之颂主曹盈达乃张议潮的女婿，又是曹议金兄弟之父，曹氏家族兴起的鼻祖。

《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及相关问题再探》一文，所论问题前人多有研究，但与学界已有研究观点多有不同，其中提出曹仁贵非曹议金，曹氏归义军国母天公主本非曹议金夫人，以及S.6417V中“故男尚书”为曹仁贵与天公主子等观点。

    敦煌吐鲁番文书存有三件签署姚崇官衔职任与姓名的文书，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姚崇整个官履生涯的起落沉浮很有价值，对于相关史事的印证和补正价值亦很高。

     概括起来，以上专题研究都是将正史与出土文献结合，甚至还与最新墓志结合的成果。这些成果大部分已经发表，这次收入之前，对不当之处根据学界同仁的意见和建议做了修正，但仍有几篇未曾公开发表，而许多观点多有争议，一并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信息來源：李宗俊教授

拍照整理：胡耀飛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