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 | 臧振：《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

【作者简介】       

       臧振，男，汉族，祖籍浙江长兴，1943年8月生于四川乐山王通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师大工作的二十年间，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给本科生讲授过“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概论”、“文物保护与鉴赏”等课程。给研究生开设过“先秦思想史”、“商周考古”、“历史文献选读”等课程。曾两次获陕西师大教学质量优秀奖。曾主编《十三经辞典·尚书卷》，参与编写《中国古代史新编》等多部著作。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史学随笔约 10 篇。

《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

臧振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鲤谈《诗》的两段话。《季氏》：孔子问鯉“学《诗》乎？”鲤答：“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阳货》：孔子问鲤：“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 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还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不学《诗》就不会表达思想；连《周南》《召南》都没有读，那就好比面对一堵墙，对社会交往常识一无 所知。《诗》有兴、观、群、怨四种功能。不学诗，就缺少士大夫的共同语言，无法理解别人言谈中的引语譬喻（兴），就缺少见识，不能通过风俗察觉国过之盛衰（观）；就无法与同僚聚会，切磋探讨（群）；“更谈不到运用诗句发表政见，讽喩上司（怨）。不学《诗》，近不能事父，远不能事君，也缺少关于自然界的常识。

       拿今人的观念来读今人对《诗经》所作的注解，很难想像出不学《诗》会有孔子所说的那么严重的后果。然而孔子所谈的正是春秋时代的文化氛围。清人劳孝舆《春秋诗话》，由《左传》中 辑录岀列国公卿大夫宴享赠答赋诗者32例，言谈中为诗作解者34例，引诗为证者75例。引诗者不止公卿大夫，舆台贱卒乃至戎狄首领，皆能引诗以畅其旨意。由此可见，“《诗》为当时家弦户诵之书。凡周家之所以维系八百年之人心，酝而酿之，以成一代之风气，胥是物也（《春秋诗话》卷三）孔子评价《诗》在春秋思想领域的地位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孟子则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清僑王先谦解释孟子这话：“《诗》之与《春秋》，固相与维持世道也。”（《诗三家义集疏·序例》）意即春秋时期维持世道的是《诗》，战国时期维持世道的是《春秋》。由此可见《诗》在当时杜会生活中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这里不妨作个比喻：在“文革”中，不会背《语录》，别说打派仗，就是逛商店、乘公共汽车都会遇到麻烦。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文化风尚。《诗》句的特定涵义，是春秋时代 中原知识界的共识。不了解这种涵义，就不能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风貌。

       孔子时代，已开始了“礼坏乐崩”：经战国和秦火，用《诗》来表达思想的风气便从日常生活中消失。然而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诗》被懦家学派承传下来。《诗》古训，即春秋时代人们对诗句含义的理解，在学术思想界是继续得到公认的，去古未远的太史公就说：“《诗》三百篇，太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序》则说：“《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这就告诉我们，直到唐代，《诗》仍有“维持世道”的作用。我们今天在周秦汉唐文献典籍中见到的与《诗》有关的议论，都应当依据古人对《诗》的理解去诠释。

     《诗经》的古训，保存在今文经齐、鲁、韩三家和古文经毛氏的《序》、《故》、《说》、《传》中。毛诗，经东汉郑玄作《潜》、作《笺》，唐孔颖达作《疏》，得以传留至今。三家诗，据《隋书·经籍志》 称，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惟韩诗存。唐宋人尚多据韩诗立说。入南宋，韩诗亦亡。宋末王应麟网罗遗轶，作《诗考》，开始了搜集三家诗遗说的工作。清人长于考据和辑轶，有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魏源《诗古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使今人已可略知三家诗原貌。三家诗和毛诗，颇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味道。我们认为，它们的分歧，只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已；它们对于研究周秦汉唐时期的文化，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到了宋代，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理学家们致力于创建新懦学，大多崇义理而疏考证。一些学者遂以新眼光审视《诗》古训。欧阳修撰《毛诗本义》，在尊重先儒的前提下，力求“得诗人之本志”。其态度还是平心静气的。其后郑樵作《诗辨妄》，恃其博学，傲视群儒，称《诗》古训为 “妄”；由此升数百年以臆测说《诗》之风。大儒如朱熹，也受郑樵影响，弃诗《序》不用，力图直接由《诗经》本文寻其“古始”。此风渐浸，一些学者不仅不理诗《序》，连毛《传》、郑毛《传》、郑《笺》一并攻驳。更有甚者，如朱熹三传弟子王柏著《诗疑》，竟指《国风》中不合己意者32篇为“汉儒窜入"，建议删去。清儒如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都是擅废古训而欲睹《诗》之真相。本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辨》派学者们推波助澜。如顾颉刚先生以“爬满古碑的蔓草和葛藤”喻“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乱说”（《古史辨》三，309——310页）。郑振铎先生则以“瓦砾”喻历代注疏，认为只有把这一切“爬扫开来而别起炉灶”，才能显出“《诗经》的真相”（同上，385页〉。到了当代古典文学家们手中，《诗》古训几乎一文不值了。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学者们努力寻找《诗》中的 “现实性”与“人民性”，古训当然可以不顾；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学史家仍有不少人在致力于“掸却《毛序》蒙上的灰尘”，要把《诗》“从《经》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恢复文学的本来面目”（1991 年中华书局版《诗经注析·序》）。以至今天的青年学子，往往不知《诗序》为何物，更不知毛氏故训传和三家诗遗说。靠这类新注阅读了《诗经》，若要了解周秦汉唐时期《诗》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要了解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那就难免如孔子所说的“正墙面而立”的尴尬。 

       试举数例证之。

     《召南·鹄巢》，《诗经今注》（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按今人观念，“鹊巣鸠占”，鹊自然不满的，便解此诗为“一个国君废了原配夫人，另娶一个新夫人。作者写这首诗叙其事，有讽剌的意味。《诗经注析》则说：“此诗言鸠居鹊巣，只作妇归夫室之喻，并无深意。”前后两注，均属臆说；用来读古书，都会“面墙而立”。《左传》昭公元年，“郑伯享赵孟。穆叔赋《鹊巣》。赵孟曰：'武不堪也’穆叔以鸤鸠比喻晋国正卿赵孟。若按前注，穆叔是在讽剌赵孟；按后注，是以妇归夫室喻赵孟为卿，“并无深意”。赵孟为何说自己“不堪也”呢？看毛《序》及郑《笺》，知此诗喻“夫人有均壹之德，而后可配国君”。意即能与众妾和谐相处，才能成为国君夫人。穆叔以夫人喻正卿赵孟，以众妾喻晋诸卿。如果我们对当时盛行的媵妾制及其中发生的矛盾有所了解，就知道这 “有均一之德”是何等重要，也就能理解赵孟谦词的深意了。春秋时期的媵妾制及其矛盾之中产生的诗歌，在《诗经》中还有不少。例如《召南》中的《小星》、《江有汜》都是这种环境的产物，它们在当时都有“维持世道"的功能。这样的道理今人是难以理解的。然而这正是我们了解文化承传与变迁的宝贵材料。如果把古人对《诗》的解说抛弃而以今人观念释之，今人可以喝釆，古人却是通不过的。例如“小星”已成为“妾”的代词，今注说那是“小官吏出差赶路”，古人就会不知所云。朱熹不信小序，仍解《小星》为“众妾美之”，“贱妾安于其命”，那是因为朱子那个时代，富人仍是妻妾成群的。

     《周南·汝坟》，其末章“鲂鱼桢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毋孔迩”，《诗经今注》解为“一个在王朝做小官的人逃难回到家中”，其妻烹鲂鱼给丈夫吃，安慰丈夫：“回家，就靠近父母了。”《诗经注析》解；“这章是诗人设想丈夫回家之后怎样劝他不要再去服役的话。”単从字面看，今人解释是可通的。然而如果读古书,就岀问题。《后汉书·周磐传》说磐“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周磐读了《汝坟》，就决计岀仕做官。以今人之注面对周磐之举，那就真如“面墙而立”了。试査毛《序》云：“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妇人劝丈夫效力于王彀室。《韩诗》云：“《汝坟》，辞家也。”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犹触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饥寒之忧，为此禄仕”（臧庸《韩诗遗说》卷上）。《鲁诗》云：“其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国家多难，唯勉强之，无有谴怒，遗父母忧。生于乱世，迫于暴虐，然而仕者，为父母在也。"（《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卷三）由此可知汉人理解的《汝坟》的主题，是勉励丈夫为王室尽力。再读《周磐传》，豁然贯通；且对于当时人们解决岀仕与尽孝的矛盾，有了新的认识。

     《小雅·鹿鸣》写的是宴飨宾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仁义陵迟，鹿鸣则焉”。知此诗亦有讽刺之意。按史迁曾向孔安国请教，孔为鲁申公弟子，知史迁之说来自鲁诗（见范家相《三家诗拾遗·源流》）蔡邕《琴操》说：“《鹿鸣》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倾，留心声色， 内顾妃后，设酒食嘉肴；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于色。大臣昭然独见，必知贤士幽隐，小 人在位，周道凌迟，自以是始，故弹琴以风谏，歌以感之，庶几可复。"（见《太平御览》卷578）邕书鲁诗石经，其《琴操》亦多鲁说《三家诗拾遗·源流》）。今人的《诗经注析》认为《鹿鸣》“剌诗" 说“与全诗气氛不合因而，“今不取十分武断。我们读《唐书》《郭山悍传》，中宗昵宴近臣，诏臣下各陈伎艺。“山恽奏：‘无所习，惟知诵诗”，乃诵《鹿鸣》、《蟋蟀》二曲，未毕，中书令李峤以其近规讽，止之。（《新唐书》卷109）“翌日，帝嘉山恽之意，诏曰：‘郭山恽……志在匡时，潜申规讽，謇謇之诚弥切，谔谔之操逾明，宜示褒扬"（《旧唐书》卷189）。若依今人，抛弃《鹿鸣》“剌" 诗之说，就无法读懂这段历史；对于山恽、李峤、中宗所作所为，就会莫名其妙。问题在于，古今文化氛围是不同的，今人读不出“刺”的“气氛”，不等于古人也读不出。由此可见，在文化史研究中，过分自信与不尊重古人的态度，才真是“不可取”的！

      《诗》古训在古代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即便是在著述中弃《小序》不用的朱嘉，也不能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如《子衿》，《小序》：“刺学校废也”；《菁菁废莪》，《小序》：“乐育才也”。若从字面上“就诗论诗”，《子衿》是一首地道的情诗，朱子《诗集传》就定为“淫奔之诗”《菁菁者莪》朱子认定为燕饮宾客之诗。但朱子在《白鹿洞赋》中，却又吟出“广青衿之疑问”，“乐菁普之长育"的诗句。门人问其故，朱子答曰：“旧说亦不可废”（见陈启源《毛诗稽古篇》）朱子没有说明“不可废”的原因。其实很明白，《诗》古训在中古文化界已是约定俗成的观念，尤其在诗赋中，不可能视而不见。又如唐人刘长卿诗句“蜀郡满青衿"，即以青冷指莘莘学子。若以今人注析解之， 长卿此句当译为“蜀郡到处有我的情人”，岂不令人哑然失笑！

     《诗经注析》在断言古人以《子衿》为教育性质的诗“是错误的"的时候，以此为例，说明对《诗经》有两条必须掌握的“原则一是“就诗论诗”，二是对《序》要“择善而从”。这两条所谓“原则”， 其实就是要以今人理解的字面意义为标准，抛弃古训。这一观点在目前古典文学研究者颇有代表性。我们的意见是，不论研究历史，还是研究文学，这种态度都是不严谨的、不负责任的。

       我们要研究周秦汉唐时期的文化精神风貌，不应当以今人对《诗》的臆说为标准，而应当重视《诗》古训的宝贵价值，认真借鉴清人如周若玻、毛奇龄、阮元、陈启源、陈奂、段玉裁、马端辰、 魏源、王先谦等治《诗》的态度和方法，吸取他们的成果。我们今天的文化史研究，不同于过去所 有的儒学研究。我们不是要从眼前的需要出发去改造经学，改造《诗》；而是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诗》，尊重古人，尊重古训，从中探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及其演化。有了这样的 基础，才谈得到进而寻找传统与现代化接轨的契机。对于今天的文化史研究来主，事情仍如孔子当年对鲤所说的那样：“不学《诗》（古训），无以言也”。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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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02期
材料整理 / 周恺人

责任编辑 / 潘芷茵

审核 / 张钰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