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 || 阿拉伯史地学家所记Khānfū地望考
阿拉伯史地学家所记Khānfū地望考[1]
李大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
中世纪时期，诸多阿拉伯史地学家曾记述中国贸易港口Khānfū。关于Khānfū地望，有“澉浦说”与“广州说”之争论。此两种说法彼此皆未能提供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自证或反证。通过将阿拉伯史地学家关于Khānfū之数则历史记载，与汉籍史料进行互证，则可清晰地证明Khānfū指“广府”，即广州。中西文献互证的方法，为考证与解决此争论提供了新的线索。阿拉伯史地学家对Khānfū与关于中国历史事迹之记载，显示由商人开拓的贸易之路，增加了人们对域外的认识，推动了欧亚各地风土人情、奇闻异事与历史讯息的传播。
关键词
Abstract
Key words
中世纪时期，诸多阿拉伯史地学家在对中国港口贸易城市的记载中，多次提及一处名为Khānfū的地方，并详略不一地记述了其地的状况与数则事迹。关于Khānfū地望，凡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Khānfū为今浙江省海盐县境内之澉浦——此说以裕尔（Yule）、考迪埃（Cordier）与潘光旦等为代表；其二，认为Khānfū为广州——此说以伯希和、桑原骘藏与张星烺等为代表。[2]此两种结论之得出，多源自于单纯地从对音或对中国古代港口历史等方面之考辨。[3]但是，Khānfū与澉浦或广州皆音近，且澉浦与广州在历史上皆为著名的港口城市，故此两种说法争论不休、难有定论，且彼此皆未能提供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自证或反驳对方。将中世纪时期阿拉伯史地学家关于Khānfū之数则记载，与汉籍史料进行互证，则可对Khānfū地望进行充分考证。
一、阿布·赛义德·哈桑所记班雪
9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an）以自己的贸易见闻，记述了当时从阿拉伯至中国诸地的海路贸易情形与各地风俗。苏莱曼的著作，被后世称之为《苏莱曼游记》或《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为最早记载印度洋，尤其是中国的阿拉伯著作之一。[4]916年，来自波斯湾著名港口尸罗夫（Sirāf）的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哈桑（Abu Zaid Hassan），[5]曾对苏莱曼的记述进行“审阅”，并加以补充，称：“我奉命审阅此书，为的是要对书中关于中国和印度海上交通诸事、沿海诸王和这些地方的状况，进行考证。同时，对此书没有述及而又为我所知的事情，加以补充。……此书谈到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6]阿布·赛义德·哈桑能够“奉命”勘定苏莱曼的著作，显示其应为此时代著名的阿拉伯史地学家，在历史地理方面积累颇多、学识深广——阿拔斯王朝应为推动海上贸易，而命令其勘定苏莱曼著作，以了解此时海路贸易状态。阿布·赛义德·哈桑在勘定苏莱曼著述之时，补充了当时海路贸易状态与各地的新情况；这些记述独立成卷，被后世称之为《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7]
阿布·赛义德·哈桑在《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中，曾记载了关于“班雪”之事迹，称：
中国的情形，全都变样了。从尸罗夫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这些都是起因于下述事件。在中国出了一位名叫班雪（Banshoa）的人，他非皇族出身，从民间崛起。此人初时狡诈多谋、仗义疏财，后来便抢夺兵器、打家劫舍，歹徒们追随如流，……他的势力终于壮大。在众多的中国城市中，他开始向Khānfū进发。这里阿拉伯人荟萃，位于一条大河之畔。回历264年,班雪攻城破池、屠杀抵抗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总计有十二万人被杀害。死亡人数如此确切，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人数课税。班雪将此地桑树全部砍光，阿拉伯人失去了丝绸货源。
洗劫Khānfū之后，班雪接二连三地捣毁其他城市……不久竟打到京畿，直逼名叫胡姆丹（Khumdān）的京城。皇帝逃到邻近西藏边境的穆祖（Mudhu），……致信突厥托古兹古思（Taghazghaz）王请求援兵。其王遣子率军，将班雪镇压下去。中国皇帝回到了胡姆丹，京城被破坏殆尽，皇帝意志消沉，国库枯竭，……豪强权贵便争夺霸权……强者一旦制服弱者，便捣毁一切……来中国通商的阿拉伯商人也遭到侵害，航行中国的海路阻塞不通了，灾难也殃及尸罗夫与阿曼等地的船长与领航人。[8]
阿布·赛义德·哈桑所记Khumdān之词源，有Ch’angan（长安）、Kongtien（宫殿）、Khan Tang（汗堂）与“京都”等诸说，但无疑指此时唐朝都城长安，且此种称谓在阿拉伯文献中较为常见。[9]Mudhu位于西藏边境，与成都音近，极有可能指成都。Taghazghaz，即汉籍所记“九姓乌护”与“九姓回鹘”——Taghaz为九之意，Ghaz即乌古斯人，其源头为乌孙国，姑师、车师、乌孙、八滑、柔然、高车等皆属乌古斯部落。[10]
阿布·赛义德·哈桑所记班雪于回历264年间——回历264年即877年9月13日至878年9月2日，大肆征伐，并一度威胁京城，最终被突厥托古兹古思镇压之事迹，与唐乾符五年（878年）至中和五年（885年）的黄巢起义较为契合。
具体而言，班雪与黄巢皆起于乡野，非皇亲国戚，《新唐书·黄巢传》记载：“黄巢，曹州冤句人，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辨机，喜养亡命。”[11]班雪起事时间与黄巢类似：黄巢在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长垣起事后追随之，“（黄巢）与群从八人，募众数千人，以应仙芝。”[12]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死后，“推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878-880年）。”[13]
班雪起事之后，接二连三地捣毁其他城市，威逼京城，迫使皇帝出逃成都，并最终被突厥托古兹古思所镇压之事，与黄巢起义过程亦为一致，如《旧唐书·僖宗纪》记载：
黄巢转战江西，陷江西饶信、杭、衢、宣、歙、池等十五州，并于十一月辛巳据潼关……是日晡晚，贼入京城。……中和元年（881年）六月，僖宗（862-888年）逃往成都府。[14]
从京城长安逃亡成都之后，唐僖宗求助突厥沙陀部李克昌。李克昌派其子李克用出兵协助唐廷镇压黄巢起义。光启元年（885年）春正月己卯，唐僖宗还京，黄巢起义覆灭。突厥沙陀部，为西突厥一部，游牧于蒲类海（今新疆东北部巴里坤湖）一带。阿布·赛义德·哈桑记之突厥托古兹古思，应是将突厥沙陀部视为九姓乌护人，故而记之——回鹘建立之后，先后历经“十姓回鹘”与“九姓乌护”的统治，后因唐廷镇压逐渐转至漠北；8世纪，“九姓乌护”再次迁至东部天山地区（包括西天山北麓伊塞克湖以东及北部伊犁河上游地区）。黄巢起义之后，唐廷根基遭受巨大破坏，中央对藩镇的控制日益下降，因此出现了大量藩镇割据现象。阿布·赛义德·哈桑所记言“豪强权贵便争夺霸权。强者一旦制服弱者，便捣毁一切……”应是指此时唐廷藩镇割据之状况。
通过对阿布·赛义德·哈桑所记班雪事迹与汉籍所载黄巢起义进行比对，足以证明其笔所记之Banshoa，又作Bānshu，Banchu，应为黄巢的阿拉伯文转音或讹音，班雪即黄巢。10世纪，比阿布·赛义德·哈桑稍晚的另外一位阿拉伯史地学家马苏第（Al-Masʻūdī，？-956年），曾周游欧亚诸地，相继到达过印度、锡兰、中亚与东非诸地，甚至言称自己曾至中国。943年，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亦曾记载黄巢之事迹。与阿布·赛义德·哈桑不同的是，马苏第将黄巢讹称为Yânshû，称黄巢屠杀的伊斯兰教徒等商人总计20万人，并称此次战争之后中国各个地区的总督在其省中变得独立了，并一直延续至943年。黄巢起义乃9世纪末之事，阿布·赛义德·哈桑与马苏第应皆是从来往中国贸易的波斯、阿拉伯商人口中得知此事，或因口耳相传导致关于黄巢屠杀异域商人人数的差异。马苏第所言割据状态一直延续至943年，则是指唐廷灭亡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
二、 Khānfū与澉浦元世祖
（1215-1294年）至元十四年（1277年），立市舶司于泉州，又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终世祖之世，市舶司增立至七所，包括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与庆元。市舶司之设置，澉浦贸易港之地位得以确立。元代入华的马可·波罗（1254-1324年）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澉浦：
澉浦（Ganfu）其地有船舶甚众，运载种种商货往来印度及其他外国，因是此城愈增价值。[15]
马可·波罗笔下所记Ganfu，既为贸易港口，来往其地贸易之异域商人众多，且与Khānfū音近，非常符合阿拉伯史地学家所记Khānfū之情况。因此，以裕尔与考迪埃等为代表，认为Khānfū为Ganfu，即澉浦。[16]此为主张Khānfū为澉浦之说者依据之一。
潘光旦则认为，澉浦早在唐代已成为重要港口，有外国商人与货物进口，并称黄巢起义时曾前后两次到达浙西，一次是进入广州之前，一次为退出广州之后，第一次即乾符五年（878年）陷杭州，此与阿布·赛义德所记877年时间相近，故Khānfū应指澉浦。[17]此为主张Khānfū为澉浦之说者依据之二。
黄巢起义爆发于唐乾符（874-879年）初年，时山东大水、民不聊生，王仙芝、黄巢等聚众而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乾符二年，王仙芝聚于长垣县，其众三千进陷濮州，黄巢与群从八人，募众数千人，以应仙芝。[18]长垣起事之后，王仙芝与黄巢向南方发展。乾符五年二月，王仙芝攻江西，招讨使宋威（？-878年）出兵屡败之，并在洪州袭杀王仙芝，王仙芝余党悉附黄巢。[19]黄巢被推举为王，建元王霸，并继续率军南下。此时，黄巢在南方之战局，《新唐书·黄巢传》中记载尤详：
巢兵在江西者，为镇海节度使高骈所破；寇新郑、郏、襄城、阳翟者，为崔安潜逐走；在浙西者，为节度使裴璩斩二长，死者甚众……巢大沮畏，乃诣太平军乞降，诏授巢右卫将军。巢度藩镇不一……即叛逃去，转寇浙东，执观察使崔璆，于是高骈遣将张潾、梁缵攻贼，破之。贼收众踰江西，破虔、吉、饶、信等州，直趋建州。……巢入闽，是时闽地诸州皆没，巢陷桂管，进寇广州。[20]
据此可知，黄巢兵在江西被镇海节度使高骈（821-887年）所败，在今河南之新郑、郏、襄城、阳翟者被崔安潜（？-898年）所驱逐，[21] 在浙西者则大败于节度使裴璩。在遭受重创之后，黄巢诈降，被授右卫将军，但又认定藩镇政令不一，遂即叛逃，转寇浙东，俘获浙东观察使崔璆，但被张潾、梁缵所败。之后，其残余势力汇聚江西，从福建北部之建州入闽，从而进入广州。此与《旧唐书·僖宗纪》与《新唐书·高骈传》所记相同，如《旧唐书·僖宗纪》记载：“初，骈在浙西，遣大将张潾、梁缵等，大破黄巢于浙东，贼进寇福建，逾岭表。”[22]《新唐书·高骈传》亦记载：“王仙芝之败，残党过江，帝以骈治郓，威化大行，故授骈镇海节度使；骈遣将张潾、梁缵分兵讨伐，……败走岭表。”[23]
《新唐书·僖宗纪》记载：“乾符五年八月，黄巢陷杭州。”[24]唐乾元元年（758年），废江南东道，将其所辖之地划归为浙江西道、浙江东道与福建道。其中浙江西道领升、润、宣、歙、饶、江、苏、常、杭（杭州）、湖十州，治升州，寻徙苏州，未几则治杭州；浙江东道领越、睦、衢、舄、台、明、处、温等八州，治越州。[25]上述所记裴璩在浙西大败黄巢，说明黄巢未能攻陷浙西；《旧唐书·僖宗纪》所记（高）骈在浙西派遣大将张潾与梁缵前往浙东讨伐黄巢，亦显示浙西仍掌握在唐廷之手。此时，浙江西道的治所位于杭州，黄巢不可能在大败情况之下，仍攻陷杭州，并大肆屠城。其可能是曾兵临杭州，但未能攻破城池即遭大败，便假装乞降，遂后转战浙东。因此，《新唐书·僖宗纪》所记“乾符五年八月，黄巢陷杭州”一事似并不确信。
黄巢在从广州北上之时，曾入杭州、攻临安，《新唐书·黄巢传》记载:会贼中大疫，众死什四，（巢）遂引北还，……（其十月）据荆南……赚掠江西，再入饶、信、杭州，……攻临安，戍将董昌兵寡，伏数十骑莽中；贼至，伏弩射杀贼将，下皆走；贼乃还，残宣、歙等十五州……广明元年，巢乃保饶州……侵扬州……悉众度淮……巢自将攻汝州……陷东都……陷京师。[26]
广明元年，即880年；“其十月”应指广明元年前一年，879年，即乾符六年。据此可知，黄巢从广州入杭州之时，因戍将董昌之伏击，并未攻克临安，而是败走，转向杭州以西之宣州与歙州，保饶州、北上侵扬州，最终渡过淮河，占领东都洛阳与京城长安。[27]因此，黄巢此次应亦未能占领杭州。
澉浦位于今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位于杭州东北，濒临沿海，乾元元年后属浙江西道苏州辖地。[28]即使黄巢在乾符五年攻陷了杭州，但因其旋即败退至杭州东南的浙东之地，浙东大败之后又从江西入闽，故其不可能到达并攻陷位于杭州东北的澉浦地区。若是如此，则与《新唐书·黄巢传》与《旧唐书·僖宗纪》所记之“黄巢转寇浙东”、“大破黄巢于浙东”之记载相去甚远。乾符六年，黄巢从广州入杭州之时，亦并未能占领杭州，且从临安败退之后转向杭州以西之地，并北上侵扬州、渡淮河，最终占领京城，因此若言黄巢占领澉浦，则与黄巢行军方向相悖。故据黄巢起义的进程判读，阿布·赛义德所记黄巢攻陷的Khānfū不可能为澉浦，裕尔与考迪埃以Khānfū为马可·波罗所记之Ganfu（澉浦），潘光旦以“乾符五年（878年）陷杭州”等为依据判断Khānfū为澉浦等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中世纪时期阿拉伯史地学家阿布肥达（Abulfeda，1273-1331年）在《地理志》中曾记载：
游历家归自中国者，略告吾人以下诸城邑：其一为Khānfū，又读如Khânqû，当今又称Khansâ。城北有淡水湖，名曰西湖（Sikhu），周围有半日程。[29]
阿布肥达所记Khansâ，与“行在”音近——行在，专指天子巡行所到之地，也称“行在所”。南宋时期，杭州被称为“行在”——南宋建都临安，世以恢复旧京（开封）雪耻为大业，故将杭州称为“行在”，并不称京师，《宋史·地理志》即记杭州曰“行在所”。[30]元[31]行在之名，直到后来被杭州重新取代，如《元史·世祖本纪》记之“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32]因此，Khansâ应指杭州，此与该城有Sikhu，即西湖，亦相对应。阿布肥达应是从元代早期的游历家口中得知“行在”之名，将其记之为Khansâ，并称Khānfū为Khansâ，即杭州。裕尔以阿布肥达所记Khānfū为杭州之记载为依据，进一步引申认为阿拉伯人应以澉浦（Khānfū）代指杭州，似没有理由将Khānfū的重要地位归到澉浦本身。[33] 但是，阿布肥达在记载Khansâ之后，又称：
泉州（Shanju，Shinju）当今又曰刺桐（Zaitun）。……Khānfū与泉州，皆为中国港口……有游历家数人云，当今之世，Khānfū为中国最大港口。吾国游历家至其地者甚多。据云，在刺桐东南，距海有半日程。[34]
Shanju，Shinju，为泉州转音；宋元时期，泉州因广植刺桐树，也被称为刺桐城，即Zaitun。阿布肥达此处所记Khānfū则位于泉州东南。若以此而论，Khānfū与澉浦、杭州等相去甚远，不可能为澉浦。很显然阿布肥达关于Khānfū的记载，前后矛盾、混淆不堪，应是从入华游历家口中获取了不实的信息。裕尔以其“Khānfū为Khansâ（行在，即杭州）”之记述，推断“阿拉伯人以澉浦（Khānfū）代指杭州”，并不确信；且据黄巢进军行程判断，其应并未曾占领过杭州，更何谈屠杀城内异域商人。因此，阿布肥达所言Khānfū为Khansâ（杭州），显然有误。既然Khānfū既不是澉浦，又非杭州，那么裕尔之推断，显然有误，甚至是将错就错。
三、Khānfū与广州
黄巢在广州之经历，据《新唐书·黄巢传》记载：
（巢）进寇广州，诒节度使李迢书，求表为太平节度，又脅崔璆言于朝，宰相郑畋欲许之，庐攜、田令孜执不可。巢又丐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于琮议，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见诏大诟，急攻广州，执李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告将入关。[35]
据此可知，黄巢在进寇广州之时，曾让节度使李迢上书，求朝廷册封太平节度使一职，想以“南海之地，永为巢穴、坐邀朝命”，[36]却遭到唐廷拒绝，后又自表乞求安南都护、广州节度。因南海市舶利之利甚丰，为防止落入贼人之手，在右仆射于琮（？-881年）建议之下，授予黄巢“率府率”一职，以归降之。率府率，为太子侍卫长官，官署为率府，远不能与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相比。黄巢应是感到备受羞辱，便急攻广州，甚至“露表告将入关”。
关于广州陷落时间的记载各异：《旧唐书·卢携传》与《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之“乾符五年，黄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饶、信等州，自浙东陷福建，遂至岭南，陷广州，杀节度使李岧（迢）。”[37]新旧唐书僖宗纪与郑畋传则记之“乾符六年五月，黄巢陷广州。”[38] 乾符五年，黄巢至浙东；在区区数月间，应难以在张潾、梁缵等围追堵截的情况下，经岭南到达广州，并攻陷广州城，且《新唐书·僖宗纪》又记之：“乾符五年十二月甲戌，黄巢陷福州。”[39]这就显示乾符五年年末黄巢才抵福州，故应是在乾符六年攻陷广州。阿布·赛义德所记黄巢在Khānfū之经历，与其在广州极为类似。其一，其称Khānfū位于大河之畔，广州即位于珠江之畔。其二，其称Khānfū阿拉伯人荟萃，并有经商的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与拜火教徒等。唐代广州贸易繁盛，唐代时人多云：“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40]为管理来华贸易蕃商，唐廷在广州设市舶使管理之。黄巢应是因唐廷未能满足其归降诉求，选择以破坏广州贸易环境来报复，从而屠杀此地蕃商，并将桑树砍光，以断绝丝绸贸易。尽管，在汉籍中并没有见到有关黄巢屠杀蕃商的记载，但是此种掠夺广州之行为有先例可兹证明，如《旧唐书·代宗纪》记载：“乾元元年十二月甲申，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广州。”[41] 因此，阿布·赛义德所记黄巢此种行为应不是空穴来风。其三，阿布·赛义德所记黄巢攻陷Khānfū的时间回历264年（877年9月13日-878年9月2日），与黄巢攻陷广州的时间乾符六年（879年）尽管有所差异，但基本相近、出入不大。阿布·赛义德应是从入华贸易的波斯、阿拉伯蕃商口中得知此事。由于广州与阿拉伯两地相距遥远、古代口传不便以及伊斯兰教与古代中国纪年的差异，出现此种误差亦在情理之中，况且此时汉籍记载都出现讹误，阿布·赛义德作为异域人士对黄巢攻陷广州一事能记载到如此程度已是难能可贵。因此，据阿布·赛义德所记黄巢在Khānfū的所为与汉籍所载黄巢在广州的经历，进行文本互证，显示Khānfū应指广州。
9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与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邮驿与情报官、史地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hbeh，约820/825-912年）分别在《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与《道里邦国志》（al-Masalik w-al-Mamalik）中，记载了从波斯湾入华的海道，其中皆提到了Khānfū的具体位置。
苏莱曼将Khānfū记之为Khanfou，称：
Khanfou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与中国货物的集散地……中国官长委任一位穆斯林，授权他解决Khanfou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海舶经占婆……穿过“中国之门”，向涨海前进，……船只通过中国之门后，便进入一个江口，并在此处抛锚。此处即中国城市Khanfou。[42]
据《唐律疏议》规定唐代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43]因此，入华蕃商之间的事务，便由蕃坊内的蕃长依据本族律法进行处置。苏莱曼所言，中国官长委任的穆斯林处置Khanfou穆斯林之间的纠纷，即是描述此种情形。唐代广州异域商人众多，尤以穆斯林为众。这些穆斯林生活在现存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周围，便形成了穆斯林蕃坊。广州穆斯林蕃坊即与苏莱曼所述Khanfou穆斯林情形一致。苏莱曼所述占婆，即历史上越南东南沿海地区之占城；“中国之门”指由南海进入中国的通道；涨海，即指南海。苏莱曼称经占城，由南海进入中国，首先便到达中国城市Khanfou；广州濒临南海，为唐代海路入华之首站，这就显示Khanfou与广州的地理位置相同。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对此时波斯湾贸易者入华所经之中国港口，记载尤详，称：由占婆至中国第一个港口鲁金（Lūqin），陆路、海路皆为100法尔萨赫。在鲁金，有中国石头、丝绸、陶瓷，那里出产稻米。从鲁金至Khānfū，海路为4日程，陆路为20日程。Khānfū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出产各种水果，并有蔬菜、小麦、大麦、稻米、甘蔗。从Khānfū至汉久（Khānjū）为8日程。汉久的物产与Khānfū同。从汉久至刚突（Qāntū）为20日程。刚突的物产与Khānfū、汉久相同。中国这几个港口，各临一条大河，海船能在大河中航行；河中有潮汐现象。[44]
其中Lūqin即为位于今越南北部之龙编——唐廷曾设安南都护府管交州（今越南北部等地），龙编亦归其管辖范围之内，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将鲁金称之为中国港口。Khānjū，据对音而言，应指唐代之杭州；Qāntū则与江都音近，指唐代扬州江都郡。唐代安南、杭州、扬州已有蕃商贸易，如《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二年（714年），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新唐书·田神功传》则记之“神功兵至扬州，杀胡商波斯数千人。”[45]因此，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应是从波斯、阿拉伯蕃商口中得知安南、Khānfū、杭州与扬州等地，并记载之。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Khānfū应是位于安南与杭州之间。唐代，在安南与杭州之间，有两个贸易港口，分别为广州与泉州——泉州所处闽越之间此时早已“岛夷斯杂”，唐廷因此在泉州置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46]上文阿布肥达所述泉州被阿拉伯、波斯人称为Shanju或Shinju，因此符合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地理位置者，唯有广州一地。
以阿布·赛义德所记黄巢在Khānfū之经历与汉籍所载黄巢起义进行互证，并结合苏莱曼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对Khānfū地理位置之记载，显示阿拉伯史地学家所记Khānfū指广州之地，阿布肥达则明显将广州（Khānfū）与行在（Khansâ，即杭州）混淆。《旧唐书·地理志》曾记载：“广州中都督府，隋南海郡……武德九年（626年），以端、封、宋、洭、泷、建、齐、威、扶、义、勤十一州隶‘广府’。……贞观二年（628年），以循、潮二州隶‘广府’。[47]”其中“广府”与Khānfū发音最为接近，故Khānfū应源自“广府”；伯希和即持此说。[48]上文阿布肥达称：“Khānfū又读如Khânqû”，其中Khânqû似应为广州对音，由qû/zh/ch音等互转而成。因此，唐代入华贸易的波斯、阿拉伯蕃商应是以“广府”称广州，从而被阿拉伯史地学家所记载之。
结 语
注释：
[1]本文系中央高校科研基金项目“唐代犹太人入华研究”（编号：18SZYB05）阶段性成果、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唐代犹太人丝绸之路贸易与入华研究”（编号：2018H03）阶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青年社科基金项目“唐代犹太人入华研究”（编号：19YJC770019）阶段性成果。
[2]裕尔与考迪埃之主张，详见（英）裕尔、（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第70页；潘光旦之主张，详见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8-21页。主张澉浦说者还有克拉普洛特（Klaproth）、雷诺（Reinaud）与李希霍芬（Riehthofen）等人，张星烺对该说有所罗列，详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卷），2003年，中华书局，第759页。主张广州说者还有勒诺兑（Renaudot）、德经（De Guiguea）、夏德、石桥、坪井与藤田等人，详见（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3年，第234页，第285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卷二，第759-763页；桑原骘藏：《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冯攸译，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第13-14页；《蒲寿庚考》，陈裕菁译，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1页。
[3] 关于先前诸学人对澉浦说与广州说之考证，将在下文一一列举、辨析。
[4]（阿拉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穆根来、汶江、黄倬汉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
[5] 尸罗夫位于今伊朗南部波斯湾畔，汉译又被称为“施那围”、“尸罗围”、“施那帏”与“撒那威”等；9至12世纪上半叶，一直作为波斯湾地区最大的贸易港口。汉籍对此地之记载，可详见（宋）赵汝适：《诸蕃志》，冯承钧校释，中华书局，1956年，第47页。（宋）岳珂：《桯史》卷一一《番禹海獠》，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页。
[6]（阿拉伯）阿布·赛义德·哈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日）藤本胜次译注、黄倬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95页。
[7]（阿拉伯）阿布·赛义德·哈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日）藤本胜次译注、黄倬汉译，中华书局，1983年。据法国汉学家雷诺（Reinaud）考订阿布·赛义德应是在916年受人之托审定苏莱曼的著作，并作续篇，详见（阿拉伯）阿布·赛义德·哈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日）藤本胜次译注、黄倬汉译，第31页。
[8]（阿拉伯）阿布·赛义德·哈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第96-97页。阿布·赛义德·哈桑此段的记载，也可参见李豪伟（Howard S. Levy）：《关于黄巢起义的阿拉伯文史料译注》，胡耀飞译，《西北民族论丛》，2016年第1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84-287页。
[9] 关于Khumdān词源，详见（阿拉伯）阿布·赛义德·哈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第141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卷二，第768页。关于Khumdān之记载，详见（阿拉伯）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裕尔与考迪埃等皆认为Khumdān即指长安，详见（英）裕尔、（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第24页。
[10] 关于穆斯林文献所记“托古兹古思”之考证，详见华涛：《穆斯林文献中的托古兹古思》，《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
[11]《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451页。
[12] 长垣县，位于今河南省东北部；濮州，古代州名，位于今山东、河南以及河北省境。以上记载，详见《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第1362页；《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94页。
[13]《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第6453页。
[14]《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第706页，第710页，第712-719页。
[15] 马可·波罗之记载，详见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572页。
[16]（英）裕尔、（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第70页。
[17] 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第18-21页。
[18] 长垣县，位于今河南省东北部；濮州，古代州名，位于今山东、河南以及河北省境。以上之记载，详见《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第1362页；《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第694页。
[19] 洪州，位于今江西省境内，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修水、锦江、潦水等流域和赣江、抚河下游地区。以上记载，详见《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第701页；《旧唐书》卷二二〇下《黄巢传》，第2592页。
[20]《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第6454-6458页。
[21] 新郑位于今郑州；郏应指郏县，位于今河南中部偏西平顶山一带；襄城，位于今河南许昌；阳翟，位于今河南禹州。
[22]《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第703页。
[23]《新唐书》卷二二四下《高骈传》，第6394页。
[24]《新唐书》卷九《僖宗纪》，第268页。
[25]《新唐书》卷六八《方镇》，第1903页。
[26]《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第6455-6457页。
[27] 宣州，位于今苏、皖交界之处，毗邻浙江；歙州，位于今安徽省南部、新安江上游地区；饶州，位于今江西东北部地区。
[28]《旧唐书》卷四〇《江南道》，第1586页。
[29]（阿拉伯）阿布肥达：《地理书》，详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卷二，第799-800页。
[30]《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第2105页。
[31]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第570页。
[32]《元史·世祖本纪》卷九，中华书局，1976年，第193页。
[33]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卷二，第763页。
[34]（阿拉伯）阿布肥达：《地理书》，详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卷二，第800-802页
[35]《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第6454-6455页。
[36]《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第5392页。
[37]《旧唐书》卷一七八《卢携传》，第4638页；《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中华书局，1977年，第809页。
[38]《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第703页；《新唐书》卷九《代宗纪》，第268页；《旧唐书》卷一七八《郑畋传》，第4633页；《新唐书》卷一八五《郑畋传》，第5402页。
[39]《新唐书》卷九《僖宗纪》，第268页。
[40]《旧唐书》卷一六三《胡证传》，第4260页。
[41]《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74页。
[42]（阿拉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穆根来、汶江、黄倬汉等译，第7-9页。
[43]（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33页。
[44]（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岘译注，第71-73页；其中法尔萨赫为古代波斯距离单位，1法尔萨赫约为5. 5公里。
[45]《旧唐书·玄宗纪》卷八，第174页；（明）陈懋仁：《泉南杂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新唐书·田神功传》卷一四四，第4702页。
[46]（明）陈懋仁：《泉南杂志》，第13页。
[47]《旧唐书·地理志》卷四一，第1711-1712页。
[48]（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第234页，第285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卷二，第759-7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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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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