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著 | 马瑞映、米文科、刘泉《关学及其文化精神》出版（附：马瑞映/代序）

作者：马瑞映 米文科 刘泉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页数：239

定价：68.00元

装帧：平装

ISBN：ISBN978-7-5695-2011-8

内容简介

作为儒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张载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启发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本书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关学及其文化精神研究”的最终成果，从张载其人、关学传承与流变、关学精神和时代价值等方面，聚焦千年张载，引领读者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关学文化探索之旅！

作者简介

马瑞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近史研究会副会长。

米文科，哲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泉，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兼任眉县横渠书院常务副院长、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编辑推荐

关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派，由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张载创立。张载一生忧国忧民，著书立说，鞠躬尽瘁，终成中华文明灿烂长河里的一座精神丰碑。其“横渠四句”以及《西铭》所弘扬的境界与精神，被世代传颂。影响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依然充满生机。

目录

绪论/　001

第1章 张载及其关学/　009

第1节 张载生平与著述/　010 

第2节  张载的思想/　018

第2章 关学的传承与流变（上）/　047

第1节 北宋关学的发展/　048

第2节  金元关学/　062

第3章 关学的传承与流变（下）/　071

第1节 明代关学/　072

第2节 清代关学/　124

第3节  明清陕西提学使与关学/　175

第4章 关学的精神和时代价值/　185

第1节 张载的“四为”精神/　186

第2节 关学的仁爱精神/　191

第3节 独立的人格气节/　195 

第4节  关学的实学精神/　198

第5章 关学著述提要/　205

第1节 北宋关学著述提要/　206

第2节 金元关学著述提要/　208

第3节 明代关学著述提要/　209

第4节 清代关学著述提要/　216

参考文献/　233

后记/　238

代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张载关学                     马瑞映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其时代价值，不断推进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呼唤。作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卓越影响意义的张载关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关学精神，汲取历史智慧，坚定文化自信，塑造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历史借鉴和文化支撑，成为张载千年诞辰之际，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时代要求和中国发展实际，对中华传统文化做了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谱写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运用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治国理政情怀的新篇章。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同样要求我们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从中汲取智慧和养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为弘扬儒学文化和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推动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指明了方向。他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019年11月16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上，王岐山副主席代表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讲话，重申了“中华文明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的重要观点。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多个场合，反复提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被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称为“横渠四句”的箴言。这既体现了总书记对张载思想精髓的高度重视和对其现代价值的有效阐发，也表达了对“横渠四句”所代表的张载关学展开研究的重要指引和殷切期待。陕西关中是关学的发源地。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关学具有崇高的地位。作为一个重要学派，关学大体经历了宋代的奠基、元明的多向发展、清代的复兴等几个历史时期。值得庆幸的是，从宋代开创直至清末民初终结，在绵延八百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张载关学学脉一直没有中断，持续被承传弘扬。从《关学编》及《关学续编》等关学学术史著作可知，关学统绪延绵不绝，关学“源流初终，条贯秩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关学的学术旨趣虽有所转化，但“横渠遗风，将绝复续”，关学精神，世代相承。在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上，关学学人以天下为己任，创建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道释多元互补的新体系，形成了立心立命、勇于造道、尊礼贵德、经世致用、开放包容、崇尚气节的精神传统。事实表明，关学是一个有本源根基、学脉传承、学术宗旨、风格独特而又开放包容的多元的地域性理学学术流派。从张载“勇于造道”到牛兆濂“存心继道”，薪火相传八百余年，关学形成了客观上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学术宗旨、价值追求和治学作风，创造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培育了独特的思想精神，为中国学术史、哲学史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关学学派的创立者张载（1020—1077），思想之精深，境界之高远，节操之高尚，堪称万世之楷模。张载除著书立说之外，还在家乡积极讲学传道，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有用之才，对关中乃至陕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为关学在三秦大地的普及，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在张载的影响和激励下，关学在三秦大地蓬勃发展，人才辈出，薪火相传。除创始人张载之外，还有北宋时期的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蓝田三吕”）、苏昞、范育、李复等，元代的杨奂、杨恭懿、萧、同恕等，明代的吕柟、马理、南大吉、冯从吾等，清代的李二曲、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一直到近现代的刘古愚、牛兆濂等，他们用关学精神指引着一代代三秦儿女奋发有为，不断积淀着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正如明代大儒王阳明所言：“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关学作为传统儒学转型发展的重要成果，奠定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主导精神、核心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其直面“学绝道丧”的忧患意识，重建伦理纲常的使命担当，“性道合一、学政不二”的理论模式，万世太平的政治抱负，“天人合一”的致思取向，“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仇必和而解”的辩证思想，代表了理学的最高精神追求和价值境界，塑造了直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胸襟和志向，展现出重要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依此而言，关学不再是博物馆中被物化的陈列品，也不再仅仅是停留在民众脑海中零星的先贤记忆，而是在今天不断被研究与重构，充分展现其深厚底蕴并与现实紧密关联的源头活水。首先，关学所推崇的“民胞物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目标，与今天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通，对于启发个体做人的道德自觉具有重要意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为社会重建道德价值、为人民确立生命的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辟永久和平的社会愿景，开显了儒家的广阔胸怀。“太平”“大同”等观念，是周公、孔子以来的社会理想。他们认为，只有施“仁政”和“礼治”，才能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太平”“大同”社会。张载和孔子一样，非常向往“三代”那样行“仁政”和“礼治”的社会。在他看来，通过实行井田制，以实现“足民”“均平”的社会诉求，天下就会长治久安。所以张载一直以恢复“三代”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更重要的在于，张载以宽广深远的视野，把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推之于“万世”，以为人类谋求永久安定、太平、祥和，这种胸襟和气度，是和张载对儒家境界的深刻了悟、对儒家情怀的深切体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被历代所推崇的《西铭》指引出道学的宇宙意识，从思想整体上把高天和厚土结合在一起，顶天立地、天人合一，塑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远大志向和开阔心胸。从这个意义上说，横渠四句和《西铭》所开显的理想目标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善治目标无疑是相通的。而历代关学学人所付出的努力与我们今天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之举是息息相通的。思想家马一浮在《泰和会语》中表示：“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关学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旋起新知”“勇于造道”的独创精神，“民胞物与”“大心体物”的道德理想和宏大胸襟，重视节操、刚正不阿的人格追求，“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求实精神，博取兼容、不守门户的学术态度等，是我们汲取不尽的精神源泉。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人的道德自觉和个体的全面发展，我们应该继承关学之精华，摒弃其局限，在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中，加以改造、提高。其次，关学所蕴含的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兼容的优秀精神，与今天我们所力求建构的陕西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打造新时代、新陕西具有重要意义。在张载那里，儒家的忠孝伦理和仁爱精神，得到了明确的表达。其中蕴含着“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万物一体的哲学境界，引出了理学的宇宙意识，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此外，在《西铭》中他还坚守一种积极进取和乐天安命的生活态度。他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后人常用“贫贱忧戚，玉汝于成”来概括其含意。这些也得到历代学人的普遍关注和推崇。而关学那种“敦善行而不怠”、坚持真理、不畏权贵，不苟且、不合污的精神节操，“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理想信念，“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人生信条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一直使儒家的优良传统闪烁着熠熠光芒。特别需提及的是，在张载身上所凝结的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风骨，刚正不阿、崇尚气节的道德人格和节操，在历代关学学人身上依然鲜明地得以持守和光大，而这些品格和精神与我们立德树人的目标要求及个人修身养性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关学精神培育了雄浑而博大、崇高而坚实的关学气象。关学所蕴含的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兼容的优秀精神，对关中人有着重大的积极的影响。其不仅在历史上影响了一代代关中士人的风格、品行和节操，而且以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丰厚遗存和深刻影响，仍然在塑造和培育着当代关中人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培育着关中乃至陕西人纯朴、质实、耿直、坚韧、诚信的文化性格，也对关中人乃至陕西人形成求真务实、勇于担当、恪守正道、博取兼容的品格和精神风貌发生着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提出的“爱国守信、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务实进取”的陕西精神，就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弘扬张载关学的文化精神，对于我们端正社会风气，促进和谐社会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建设新西部、新陕西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再次，关学所推崇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思想与今天我们倡导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乃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交相辉映，对确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张载是一个有自觉学术使命意识的哲学家，他提出的四句名言，是对自己哲学学术使命的高度概括。“为天地立心”体现了张载宏大的理想、抱负，张载主张一切有社会担当和有责任心的志士仁人，都应顺应宇宙万事万物向上进化的要求，自觉肩负起为社会确立精神方向和价值系统的历史使命。“为生民立命”，是张载要为民众提供做人的基本准则、精神方向和价值目标。“为往圣继绝学”，则是张载以崇高的使命意识和无畏的担当精神，承载起传承和弘扬儒家绝学道统的历史使命，通过“立大本，斥异学”，建立起“一天人，合内外”的足以与佛老相抗衡的新儒学体系。张载“立心”“立命”“继绝”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终极的社会理想：“为万世开太平”。总之，张载的“四为”句，涉及士人对民众生活原则、精神价值、生命意义、学统传承、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表达了张载宽广的胸襟与博大的情怀，展示了士人对人类崇高理想的向往和孜孜以求，也彰显了关学学人的文化使命与历史担当。关学的后继者们大都以此来自励。虽然他们在哲学思想上与张载未必一致，但在对自己学术使命的自觉上，皆不同程度地秉持着张载的精神，如吕大临的“教化人才，变化风俗”、吕柟的“对天心，通民志，兴太平”、冯从吾的“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李二曲的“明学术，醒人心”，都是对自己学术使命和治学志向的明确表述。正是由于有这种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关学学者们大都把个人的学术活动与国运民命、匡时救世紧密结合起来，以“主持名教，担当世道”为己任，使自己既成为学者，也成为社会历史价值的承担者，努力实现为学与经世、治学与做人的高度统一。这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发展要求上，交相辉映。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绵延传承八百余年间，无论是庄严而博大的精神气象，还是崇高而宏伟的人格情操，关学都为我们构筑民族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文化源泉和精神财富。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不同地域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会通，形成了中华民族“相反而相成”的思想文化局面。张载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他的思想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价值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赵馥洁说：“关学不仅是优化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精神品格和治学作风的宝贵营养，更是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宝贵资源。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应该继承关学的优秀精神传统。”为此，我们要从关学文化中充分汲取思想道德营养，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延伸阐发，既让关学特质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又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树深深植根于包括关学在内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之上。最后，关学发展所秉持的“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方法，与今天我们主张的开放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思致相因，对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先生曾说：“关学在历史上的不断发展不仅是对以往关中学术的传承，也是对全国学术思想的吸收、回应和发展，积极参与了各个时代主流思想的建构，是‘地方全国化’的显著例子。”关学既是一个地方学派，但又是一个超越地域、走向全国的重要学派。儒学的普遍性和地域性的辩证关系在关学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关学发展的历史实际来看，正因为不拘于关中一隅，先后与佛教、道教、洛学、朱子学、阳明学、西学等思想流派碰撞、交流和会通，才能够历经宋元明清八百余年之久而未中绝，在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自信发展中，将道统、学统、政统三者的关系于穷达以时中把握得当，不断赋予关学以新的生命力。正是缘于此，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表示，关学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地域性和一致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三大特点。“乾父坤母”的开阔视野，“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天人合一”的致思取向共同构成了关学“兼收并蓄”“开放包容”方法的理论根基。而这些方面也与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思致相因。张载把儒家仁爱、忠孝的伦理精神贯彻于社会生活中。他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是把孟子一直倡导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深化，强调尤其要关爱社会的弱势群体，要把天下残疾孤苦、受苦受难、无处申告的人，都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张载扩大了孔孟“仁爱”的范围，发展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思想。近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谈及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为基础的。而这些是与张载所追求的“民胞物与”“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伦理境界和价值追求相贯通的。可以说，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是今天在国际社会中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思想渊源。张载关学既是陕西历史上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自其诞生以来，对其价值的发掘，代不乏人。一代代先贤努力探索，构建了一部成果丰硕的关学研究史，为我们今天进一步发掘关学价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枝。”值此张载千年诞辰之际，我们专门编著了《关学及其文化精神》一书，亦可视为前贤工作之接续，以明薪火相传之志，为推进新时代关学研究略尽绵薄之力。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自序中曾讲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既展示了“横渠四句”的意义，也强调了我们共同的使命与担当。包括关学在内的陕西历史文化是陕西永续发展、阔步新时代的源头活水，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与时俱进，努力发掘关学的现代价值，创新模式，推动新关学的发展。在对不同区域文化进行比较、鉴别、吸收中，从积淀深厚的关学文化宝库中，汲取思想智慧，共同造福陕西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深知，发掘关学的新时代价值，推进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能一蹴而就，任重而道远！不忘“四为”，牢记使命，精思力践，砥砺前行！我们也热切期望关学的时代价值不断被国人、被世界广泛认知，在弘扬关学的路途上携手共进，积极推进关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贡献出关学智慧，显示出关学的力量！

绪论

一、何为关学

什么是关学？关学的定义是什么？今天的学者对此或许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对古人来说，关学的概念及其发展演变是比较清楚的。“关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南宋初期，清初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记：吕舍人本中曰：“关学未兴，申颜先生盖亦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之俦，未几而张氏兄弟（张载、张戬）大之。”上述提到的吕舍人即吕本中（字居仁，1084—1145），是北宋末南宋初人。通过他所列举的申颜（北宋华阴人）和张载、张戬兄弟（北宋郿县人），我们能看出吕本中所说的关学的“关”指的就是关中。另外，比吕氏稍晚一些、生活在南宋孝宗时期的刘荀（字子卿）也提到“关学”一词，并明确说明了关学的含义，他在著作《明本释》中介绍张载时说道：名载，字子厚，居凤翔郿县之横渠镇，学者称横渠先生。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此书所记吕大临、苏昞、范育，皆其门人也。从刘荀说张载“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可以看到：首先，是张载创立了关学；其次，关学的“关”指的是“关中”；最后，关学的内容是“道学”，而不是什么别的学问，不是泛泛而言的“关中之学”或“关中学术”。事实上，张载曾说过：“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程颐也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显然，张载与程颐都认为自己所讲的学问是“道学”，而这个“道”即是指孔孟之道。北宋人说的道学，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理学。元代所修的《宋史》，专门立有《道学传》，收录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学说。到了明代，“理学”一词便代替道学并被广泛用来指称北宋以来形成的思想学术体系。

由此可见，南宋刘荀所说的“关学”明确指的是张载之学，当然也包括其弟子之学，其内容则是“理学（道学）”。

不过，到了晚明万历时期，“关学”一词的含义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万历三十四年（1606），长安学者冯从吾（号少墟，1556—1627）第一次以关学为名编成《关学编》一书，以张载为先，并在序言中说：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冯从吾明确以关中理学来定义关学，这一定义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的广泛认同，如冯从吾之友、凤翔的张舜典（号鸡山）在为《关学编》所作后序中说：《关学之编》，少墟冯侍御为吾乡之理学作也。……故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炳炳尔尔也；不论升沉，不计崇卑，而学洙、泗祖羲、文者，无不载焉。张舜典指出，《关学编》是冯从吾为“吾乡之理学作也”，即专为关中理学而作，所以书中不收文学、气节人物，不记录隐士，只记载理学人物。与冯从吾同时的江西婺源学者余懋衡也说：“其书以‘关学’名，为关中理学而辑。”清代，关中学者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人又不断续编《关学编》，其编选原则也都是“关中理学”。这样一来，“关学”的含义就从“张载之学”变为“关中理学”，从张载创立的关学学派变为地域性理学，时间也从北宋延续至元明清，但其中不变的则是关中与理学这两个基本内涵。不过，现代学者也注意到，虽然元明清以来的“关学”在思想义理上与张载之学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张载礼教为先、躬行实践、经世致用、崇尚气节的学风却被历代关学学者继承和发扬。如刘学智指出，关学是由张载开创，“其后在关中流传的与张载学脉或宗风相承或相通之关中理学”。林乐昌则从关学发展演变的“差异性”着手，将关学划分为“北宋关学”“明代关学”和“清代关学”，从而突出了不同时期关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综上所述，关学是张载在关中开创的，从北宋延续至清末的关中理学，它既具有一般理学的特征，又与张载学脉相承、精神相连。最后，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在清末时实际已经终结了，但柏景伟、贺瑞麟和刘古愚等晚清关学大儒的一些弟子仍在民国时期致力于传统关学的传播与研究，而关学的精神与价值更是延续至今。因此，如何在新时代继承、弘扬关学精神，发展“新关学”，是我们今天的使命担当。

二、关学的地域性

如果说理学是关学的基本内涵，那么，关中便是关学的地域性特征。不过，这也只是就其主要范围而言，并不是说关学就仅限于陕西关中地区，更何况，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关中概念并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人所说的关中，绝非我们今天所说的关中。大致而言，历史上关中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东起河南灵宝西至甘肃天水之间的地区。西晋人潘岳在《关中记》中说：“秦西以陇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间，是为关中。”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市东北，陇关在今甘肃天水市清水县东北。二是指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四关之间的地区，范围东至河南灵宝，南至陕西商洛，西至陕西宝鸡，北至宁夏固原。南宋程大昌在其著作《雍录》卷一《关中》中引徐广语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其说是也。”武关在今陕西商洛市丹凤县东南，散关（习称“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的大散岭上，萧关则位于宁夏固原东南。三是指陇关、函谷关、武关、临晋关、散关之间的地区。《资治通鉴·秦纪三》注曰：“秦地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秦地居其中，故谓之关中。”临晋关在今陕西渭南大荔县东，亦即后来的蒲津关、大庆关。四是指千河、雍山以东至黄河、华山以西地区。《史记·货殖列传》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汧，即汧水，今千河的古称，发源于甘肃省东部，一说在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说在平凉华亭市境内。雍指雍山，位于宝鸡凤翔县西北。河指黄河，华指位于陕西华阴市的华山。以上是历史上关于关中地理范围的主要记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所说的关中概念并不一致，也绝非现在一般而言的“关中”之意，不是仅指今陕西关中地区，即“位于潼关和大散关之间，秦岭以北、子午岭和黄龙山以南的一块区域”，而是包括了甘肃的一部分，以及陕南、陕北的一些地方。由于古今对关中地域的理解不同，因而《关学编》和《关学续编》所收录的关学学人也并不仅限于陕西关中地区，如冯从吾的《关学编》就记载了甘肃兰州的段坚，秦州（今甘肃天水）的刘愿、张锐、周蕙、王爵，以及河州（今甘肃临夏）的何永达。清代王心敬的《关学续编》中则既有天水的蔡启允，还有今商洛市洛南县的杨尧阶、杨舜阶。李元春的《关学续编》中记载有延安市宜川县的刘玺、刘子诚、刘子，中部（今陕西黄陵）县的刘儒，肤施（今陕西延安）的赵应震，以及汉中市城固县的谭达蕴，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南郑区）的龚廷擢。另外，民国间张骥所编撰的《关学宗传》，虽然也是说“纂集诸儒仅以关中为限”，其他“纵讲关中之学，不是此邦之人”，也不敢收入，以示严谨，但张骥所说的关中也并非仅指陕西关中地区，《关学宗传》除收录《关学编》和《关学续编》所列甘肃及陕南、陕北的学者之外，还增补了甘肃肃州（今属甘肃酒泉）的郑安，天水的胡瑞，肤施的赵章、杨本源、姚衍中，安定（今陕西子长）的史赞袞，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缑燧、缑山鹏、缑家骏、罗焜，宽州（今陕西清涧县）的白补宸，榆林市吴堡县的贾天禄，洛南的薛馧等人。从《关学编》到《关学续编》，再到《关学宗传》，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明清至民国学者所说的“关中”与前述各种“关中”定义以及今天所说的“关中”含义不同；其次，在这些关学史文献著作中，关中的范围不断被扩展，从陕南的商洛、汉中到陕北的延安、榆林等地。这就告诉我们，作为地域性理学的关学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所谓关中理学只是就其主要范围而言。因此，我们对关学的研究也不能仅局限于今天的陕西关中地区，还要注意关学在今关中以外陕南、陕北、兰州—天水一带的传播与发展情况，研究的下限也不能仅限于清末，还要关注民国时期关学对关中地区的影响以及民国学者对关学的总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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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恺人

审核/胡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