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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岳史学 || 朱本源：近两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
作者简介
朱本源，男，1916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省文史馆馆员、著名史学理论专家。朱本源先生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在长达40年的执教生涯中，主要从事世界上古史、苏联史和西方史学理论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从1979年起，朱本源先生任陕西师范大学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苏联史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生的导师，直到1989年因年老体衰而离休。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展开史学理论的探求，在一系列研究领域，提出了富有价值的观点。著有《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和《史学理论研究》等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近两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发展
的两大趋势
朱本源
两大趋势，两大模式
美国的历史家斯腾（F.Stern）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历史学日益趋向专业化或专门化；在本世纪，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专业内部发出了新的要求：历史学的领域必须变得更广阔些，内容更丰富些，更深入到人类经验的深层。英国历史家阿特金森（P.N.Atkinson). 认为十九世纪史学表现为“自主主义”的趋势，即历史学不断与其他学科分离而成为单独自立的学科；当代的历史学则表现出“结合主义”的趋势，即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相结合。显然，历史学发展方向的这种转变正符合西方科学发展的总的趋势：在十九世纪，各门学科向分化的、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在本世纪，则向综合学科或整体化方向发展。美国历史家斯托扬诺维奇（T.Stoianovich）别有所见地把两个世纪的两种趋势加以模式化，他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模式”（Paradigm，或译为“范型”）概念，把十九世纪的西方历史编纂学的主流称为“叙述的（兰克式的）或发展的"模式，其特征为建立在史料批判（相当于我国的考据学）上的历史事件的进化序列；本世纪的历史编纂学的趋向为“结构·功能”模式，其特征为抛开“讲故事的”历史，而着重于“解决问题”和系统的解释，它流行于本世纪后半叶，而以法国“年鉴派”史学最具有代表性。[1]
我们综合各家的旨意，把近两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纳人前后相继的两大模式之中：第一，兰克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式多；第二，“年鉴派”式的历史综合主义的模式。前者是十九世纪西方历史学的主流；后者奠基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而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十九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前期，是从第一模式向第二模式的过渡时期。两个世纪的西方史学在资产阶级的学术自由的风气中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各家各派各有其风格、旨趣和逻辑；对历史的题材、性质和方法各持不同的观点。我们对它们作出概括的历史考察以把握发展的大趋势时，不可能做到“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好在任何宏观的考察只能取精用弘，而且不免顾此失彼，甚至取舍失当。
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模式的特征
作为十九世纪西方史学主流的所谓科学的史学，是由兰克及其弟子奠定的。外国史学界泛称这一派为实证主义的史学。不过，兰克本人倾向于浪漫主义。但是，由于他在史学上的博学多识和精于考证以及经典性的著作，历史变成了严格的经验科学，而在其后继者中形成实证主义的史学流派。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的历史大家几乎都可归总为这一流派。他们都是自成一家之言的学者，我们不可能把他们如出一辙地纳人一个模式中。不过作为一个趋势而言，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如下的共同特征。
第一，由兰克确立的实证主义史学模式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历史家根据确凿的史实和通过自己的意识结构所重建的过去，完全符合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兰克根据这种信念提出了历史学的任务和方法。他在其早期著作《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历史》（1824年）的序言中说“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的利益而教导现在，本著作不指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希望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最后那半句话成为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史学的座右铭，被西方史学家照德语原文引用过成千上万次。兰克在该序言中把叙事作为史学的最高方法，他说：“严谨的事实陈叙——即使这些事实或许是偶然的和枯燥无味的——无疑地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律”。[2]在十九世纪，在自然科学（当时也称为“实证科学”）的光辉成就的启示下所形成的实证主义主要有两个含义。其一是：科学研究对象必须是“实证的事实”，所谓“实证的”是指可以在经验中观察到的、无可置疑的。因此，历史要成为科学，首先要有确实可信的史实。其二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完全不带有认识主体（科学家）的个人的成见或价值观念，因此，历史要成为科学就要消除认识主体的个性特征，用兰克的话说，就是“消灭自我”以达到“完全的客观性”。所以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的任务就是:历史家完全客观地、严谨地据事直书，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十九世纪的法国历史大家米什列也说，历史是“过去的复活”。
第二，科学的”历史学模式要求实证的史实作为历史的对象。但是历史事实不能作为历史家直接观察的对象，只能通过各种史料来认识。为了通过可靠的史料以确定史；，克史学的杰出贡献就在于制定了完整的“史料批判”的方法。因此，兰克模式要求搜集第一手资料并运用科学的史料批判方法以去伪存真从而确定事实，再从事实中得出结论。西方史学界所以称兰克式的史学为“科学的”，主要是就其史料批判的科学性而言。例如，1902 年伯里在其就任钦定讲座教授的演说中说：“博学（Erudition）现在已用科学的方法来补充，这一变化我们是受惠于德国人的”，于是他认为历史“就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 。
第三，把自然科学的模式作为历史科学的模式，除了要求史实的可靠性和历史家的客观态度以外，还要求把历史事件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所以兰克在其著作中有时把历史事件之间有意义的“联系”（Zusammenhang）看成是“因果系列”（Causalnexus）。不过，兰克是经验主义者，他不把历史的因果关系理解为自然规律那样的普遍规律，而仅理解为经验的常规性。1860年，他在《残篇》中说：“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一系列事件，它们一个跟着一个，而且彼此相互制约着。如果我说'制约着，，我决不意味着受绝对的必然性所制约着”。[3]实证主义史学一般不涉及历史的普遍规律，受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少数历史家，如英国的巴克尔(Buckle）、法国的泰恩(Taine）等，则试图发现自然规律那样的历史普遍规律，不过，他们的成就和影响都是不足道的。在十九世纪后期，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观念则对史学的影响较大，再结合着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的“进步观念”，于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许多历史家把历史解释为人类向一定的和可以期望的方向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剑桥近代史》的主编者在十九世纪末为该丛书的编撰计划所作的报告中，把历史称为“进步的科学“。
第四，兰克式的实证主义的史学模式在历史的主题和方法方面的特点为“事件的历史” ( 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这个术语是法国历史学家拉孔布所提出的）和“叙述的历史”。中外的传统史学都认为历史就是按年表记录下来的重大的政治（包括军事和外交）事件和杰出人物的活动。兰克史学也是以文献资料所记录的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而这些事件只能是个别的、特殊的、不再重复的，因此历史家只要严谨地叙述这些事件，就是历史。所以实证主义的史学不需要对历史事件作出解释和判断，不需要任何历史理论和哲学。如克罗齐所指出，在实证主义的历史家看来，“历史应当是历史而不是哲学”， “历史家的领域是事实的实在性而不是它的价值”。[4]
第五，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在学术发展的方向上是日益成为一种独立的、专业化的学科。历史首先不再是“神学的婢女”，继而和其他的人文科学如哲学、文学、社会学等等区别开来。在专业化的要求下，三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一一是历史家的天地；博学、批判（考证）和专题研究是历史家的三大法宝。在学院派的门罗主义下，历史学一方面孤立于其他社会科学之外，另一方面又在历史领域内分成许多小领地，以便专家竹深耕细作。这样一来，历史思想变得越来越狭隘，历史家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疏远。不过，这个史学模式经历了一个世纪，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剑桥近代史》的编成就是这个成就的一大丰碑。在这个模式下，历史家们以博学多识为基础，以严密的史料批判为手段，以发生学的方法为线索，以叙事为体例，从而描绘了西方主要国家从中世纪以来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法制等等方面的发展轮廓。
对兰克式史学模式的批判
从十九世纪后期起，西方的历史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家从各方面展开了对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模式的批判。对于这些“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各种批判论点，我们在这里只能作极其概括的叙述。
第一，首先从历史认识论方面对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提出批判的是德国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之父”狄尔泰（他在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科学人门》发表于1833年）。兰克的 “批判”矛头是指向史料的，狄尔泰把它转过来指向历史知识。狄尔泰的主要论点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对象是不同的，前者研究自然事件的进程，后者研究人类的精神活动；因而前者的研究方法为观察、理解和说明，后者主要是为“领悟”（Verstehen）——内心的体验或“生命的自我意识”，一种非理性的意识活动。所以不能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狄尔泰试图从认识论上动摇实证主义史学的自然主义的依据。继狄尔泰之后，德国的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家文德尔班、李凯尔德等人进一步从逻辑和方法论上把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严格对立起来。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是对可以重复出现的事物，抛开其个性特征，而作为“一般的东西”来探讨其普遍性的规律，历史是以出现一次的、不可重复的、不可逆转的特殊事件为对象。因此只能用个体纪叙法（Idiographism）来描绘个别事物的个性，没有规律可寻。李凯尔德还把历史的对象纳入价值体系之中，认为历史概念只有与价值联系起来才能构成。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是发现规律，而历史科学是作出价值判断。新康德主义的历史理论否定了兰克史学的根本信念——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实质上是把历史排斥在科学之外。
第二，从目标函数方面对兰克式史学的批判。兰克史学的目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为过去而研究过去。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就批判了这种史学任务观，他认为如实地重构过去并不是目的本身，历史的目的在于为现实生活服务。二十年后，意大利的历史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家克罗齐发挥了尼采的看法，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的惊震一时的口号。他的本意是说，只有对现在生活有兴趣才能使人们去研究过去；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复制或再现过去的实在，而是回答和解决由生活现实所提出的各种理论上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历史学应当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
第三，在本世纪的头三十年中，有三个主要的历史编纂学流派从历史的研究对象、主题和方法以及历史知识的真理性和客观性等方面，展开了对兰克史学的批判。这三个流派中较早的是德国历史家兰普雷希特（Lamprecht）的“新型文化史”派（其代表作《文化史的方法论》出版于1900年）。他主张历史的对象不应限于政治史，而应扩大到民族、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并且要以集体（社会集团或阶级）代替个人作为历史的主要活动者。他指出，兰克式的史学仅仅要求叙述过去真正是（gewesen)个什么样子，而他认为应当说明过去是怎样真正变化（geworden）的，因此应当用发生学的方法代替叙述的方法。
其次是法国历史家贝尔(H.Berr）所创立的“历史综合”学派（他的《历史的综合》出版于1911年）。他认为传统史学是“事件的历史”，只叙述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没有解决问题的明确认识并且仅仅重视从史料去研究历史，使历史学孤立于其他科学之外。他提倡以“历史的综合”为特色的“新史学”，要求历史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探索人类进化的问题。
第三，在本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美国兴起的“新史学”或称之为“现在主义”派，否定了历史事实和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宣扬历史的相对主义。这一派的著名历史家卡尔·贝克以反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而名闻遐迩，他在19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客观态度和历史著述》）的结论中说：“历史事实在任何历史家创造它以前是不存在的，而每一创造出来的历史事实必须加人了个人的某些经验”。另一个著名历史家查理·比尔德在其一篇论文（《撰写的历史是一种信仰的行为》，1933年）中认为，历史学本身是受历史家本人的信仰支配的，历史家则是时间、空间、环境、利益、偏爱和文化的创造物。把这一派的论点概括起来就是: 历史家不可能“消灭自我”地、如实地再现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只能根据自己的时代的、阶级的、民族的、审美的、道德的观点去重构过去，历史概念的形成出于当前的目的和需要。在他们看来，从历史的连续性说，固然“现在是整个过去的产物”，但是，从过去只能再现在历史家当前的意识结构中而言，则“过去是整个现在的产物” “每一个时代都重写它的历史”成为现在主义、相对主义的信条。
年鉴派的历史综合主义史学模式的特征
从十九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期，对传统史学模式的各种批判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需要新的历史理论、方法论或新的模式取而代之。于是法国的``年鉴派”便异军突起，荟萃各家之菁英而成一家之言。1929年，法国的两位青年历史家费弗尔和布洛克创办了一个史学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西方的一位历史家称赞道: “当时不过是象在广阔的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却使世界历史学改变了方向”。年鉴派的拥护者认为这个学派的出现是“本世纪唯一有意义的历史思想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是年鉴派第一代活动的时期；从二战结束起到六十年代末为第二代，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布罗德尔；1970年以后为第三代。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个具有社会学倾向的新的史学模式终于成为在法、美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流派。年鉴派的优点在于没有接受新康德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和现在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而是继承和发扬了经验主义史家的“历史理性”传统，探讨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从贝尔到布罗德尔都探讨历史因果关系中的三大范畴——偶然性、必然性和逻辑——的相互作用)；这一派还尽可能利用新兴的各种科学的成果，试图认识整体社会。这是它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兰克式史学模式的一个原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变的契机，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年鉴派的第二代大师布罗德尔写道：“不管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对历史专业的冲击是怎样小，但是它的渗透、它的引诱、它的影响无论如何是多方面的和显著的。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引为遗憾的事是缺少一本可以作为模式和振奋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作。这样的作品仍然在等待中。然而，这种巨大的影响在我们的专业的许多变化中却发挥了它的作用，这些变化一直迫使历史家打破了旧习惯和获得了新习惯，并迫使他们从他们的手艺传统，甚至从他们自己的个人成就中走出来。” [5]
年鉴派的三代学者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并无严格的统一观点，我们只能求同存异地谈谈年鉴派史学模式的特征。
第一，年鉴派模式要求历史是“整体历史”与“综合历史”，这与传统史学的专门化和独立化大异其趣。布罗德尔指出，“历史是一种社会研究，社会整体的研究，因此是对过去并且同样是对现在的研究，过去和现在是不可分的。费弗尔在他的最后十年中，不断地重复地说：'历史，是关于过去的科学，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6]年鉴派认为历史学要更科学一些，必须把整个社会和人类命运作为研究对象。历史是借助过去来研究现在，并且面向现在来解释过去。整体历史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是综合的、跨学科的史学。如布罗德尔所说，自年鉴派成立以来，历史家想成为并且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等等。于是以历史学为主，形成了“心理历史”、“地理历史”、“人口历史”、各种社会历史等等。
第二，整体历史观扩大了传统史学的领域，使历史研究对象成为多向度的、多层次的。
这种历史不仅意味着要克服片面性，并且要克服平面观：历史不是风景画，而是雕塑。就全面性而言，如布罗德尔所指出，历史既研究个别事件，也研究重复的事件；既研究事件历史，也研究非事件历史（指结构、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活动）；既研究意识领域的东西，也研究潜意识领域的东西；既沿着集体命运的道路前进，又以人文主义的文化敏感表达出那些在个人精神冒险中的特殊的、举世无双的成就，叙述那些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和历史命运、在人类知识和事业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尖子人物”，就多层次的或深层的历史而言，整体历史忽视事件而重视结构和系统。年鉴派第三代的著名历史家拉杜里(E.L.Ladurie）说，当代的历史学偏爱“结构的”、“整体的”、“系统的”、“可以数量化的”历史。他说“半个世纪以来，从布洛克到古贝尔（P.Goubert），最优秀的法国历史家，撇开系统化的体系而言，事实上都是结构主义者。有时他们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有时他们并未意识到”。[7]他认为布罗德尔的《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一本“结构的”书，而把战争和外交等事件放到次要地位。这本世界名著展示了三层次的结构，表层是“事件的历史”。它是发生在 “短时间段落”中的事件，主要指政治、外交等事件，它是“微观的历史”。中层次为“事态的历史”（Conjunctural History），是发生在“中等时间段落”的历史，是社会经济情势的“宣叙调”，如人口增长、生产的起落、经济危机等。最深层是“结构的历史”，即人与环境的关系，是长时间的，几乎是静止的永久重复的历史。不过，年鉴派的第三代中有人又要求恢复事件在历史学中的适当地位，主张“结构一一事件一一结构”式历史。就系统理论而言，布罗德尔在其《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年》中说，整体社会可以分为若干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四大系统，它们每一个又可分为若干子系统。整体历史主要研究这个系统本身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年鉴派不仅认为社会实在有层次，而且认为历史解释和“历史社会学的”理解也有层次。此外，年鉴派还提出了“系列历史” （Serial History）概念，把系列分析和定量分析统一起来。系列方法就是把在长时间跨度中重复出现的和每隔一定时间可以作比较的同类事件的资料纳入统计的系列中，因此计量方法和信息技术被引进历史研究中。特别在年鉴派的第二代中形成的计量史学，拉杜里称之为“量的革命”。他在六十年代中说：“展望八十年代的计量史学，明天的历史家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能够制定计算机程序”。[8]在结构史和系列史的要求下，年鉴派模式的又一个特点是重视历史中的重复事件。兰克式的史学以及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都认为历史只应当研究出现一次的、个别的、不重复的东西。布罗德尔独持异议，他说：“历史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差异中，存在于出现一次的，新奇的一一即无论如何不会发生第二次的——东西中。而且新奇的东西从来不是全新的。它与再现的、常规的东西携手并进。没有一种事实人们不能从其中区别出完全是个别的方面和从它的来龙去脉中得出的另一方面；区别出一面是偶然的结果和另一面是再现的因素”。[9]
第三，年鉴派模式重视历史的解释和理论，主张历史多元主义。年鉴派认为历史编纂学的最大任务不是叙述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解决难题。费弗尔说：“历史只有从叙途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 [10]任何一种历史解释都是一种历史理论。所以布罗德尔把“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这个成语作为他自己的座右铭。在他们看来，历史，象其他科学一样，是合理的解释。布洛克说：“认为过去本身就成为科学的对象，这是可笑的观念”。[11]年鉴派的历史解释是多元论的。当代的系统论和其他综合科学都是多元论的，即系统中的各种因素表现为相互作用，所以布罗德尔说：“我们不能再相信用这种或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因素来解释历史。没有单线的历史。没有一个事物占有排他性的主导地位：不论是种族间的斗争(其冲突与和解被设想为形成人类的整个过去）;或是强大的经济节奏（即进步或毁灭的创造者或是长久的社会紧张;或是充沛的精神主义（兰克把它看成是个人的和历史整体的升华）;或是工艺学的统治;或是人口的增长（对于共同体的生活具有最后效果的植物性的增长）都不是主导因素”。[12]
第四，总的说来，年鉴派的综合历史的模式扩大了历史的领域，无论是在主题方面或在史料搜集范围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传统史学。后者一向以重大的政治、外交、战争等事件以及帝王将相、主教和革命活动家作为历史的主体，那么，与这些人物和事件有关的、稀世的档案和其他公家或私人的各种文献材料便成为最珍贵的史料。年鉴奠基人布洛克主张用社会学的方法，坚决地跳出历史事件、纯政治因素和杰出人物的框框，以便更好地抓住历史的动力，即成千上万的基层群众和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新史学特别注意研究广大群众的非事件的历史，即他们日常的、默默无闻的生活、劳动和精神活动，如婚姻、死亡、怀孕、疾病、爱情、迷信、信仰，等等。这样一来，被尘封的教区登记簿、税收清册、医院档案、膳食谱、普通家庭的遗嘱等等，凡是与人的存在、活动和生活方式有关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史料。把这些资料通过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加以处理，就可得出精确的统计。历史学如果能根据大量史料并且能够数量化，它就能成为一门较精密的科学。
以上，我们参兰克式的实证主义模式，概述了年鉴派的历史综合模式的几个特点。这个新的模式可以代表本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大趋势，因为今天西方史学的一些新潮流，如跨学科史学、计量史学、深层史学、“社会科学的史学”以及结构主义的、系统论的史学研究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年鉴派模式有联系。
从传统史学模式向新史学模式转变的原因
为什么十九世纪的传统史学模式被本世纪的新史学模式所代替呢？
首先，可以从西方世界历史本身的变化得到说明。从第一种模式向第二种模式的过渡时期（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正是西方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并且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危机。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第一次大战刚结束时，就发出了“西方国家的没落”的悲叹。法国历史家P-H ·西蒙感慨地说，在1914年的炮声中，对现实所抱的信心和对历史威力的信仰完全毁灭了。兰克在青年时代，在资本主义鼎盛时期，乐观地肯定的“坚固的历史基础”动摇了；兰克史学的基本信念——事实至上主义、客观主义和历史发展观念——受到了怀疑。过渡时期的史学批判中所表现出的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否定，正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神经衰弱症的表现。伟大诗人歌德说得好：“当时代衰微时，一切趋势都是主观的“。
从另一方面看，世界的动荡与灾难以及人类的整个命运是现实的问题也是历史的问题。狄尔泰早说过，人只能在历史中认识自己。于是历史家们不能再为过去而研究过去，要为现在而研究过去；不能再心安理得地躲在“博学”、“批判”（考证）和“专题研究”的微观世界中发思古之幽情，要宏观地探讨整个社会及其历史的问题。年鉴派应运而生，主张历史是关于过去的科学，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
第二次大战后，历史本身发生了更急剧的空前的巨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民族民主运动汹涌澎湃，殖民帝国开始崩溃，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瓦解。历史本身证明了马克思发现的历史运动规律的正确性。在另一方面，第二次大战中，作为西方文明的最高价值的民主主义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战后的西方世界出现了“超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这意味着西方的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一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革命”。[13]所以在第二次大战后，象汤因比那样研究全人类文明的历史哲学家就不象斯宾格勒那样悲观了：他一方面感到西方文明 “在考验中”；一方面又相信这个文明在“挑战面前”可以取得“应战的胜利”。年鉴派也出来应战了。布罗德尔在六十年代也说：“在今天，历史面临着难以对付的、挑战性的职责。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 '历史是她的时代的宁馨儿‘”。[14]年鉴派宣扬历史的综合主义，这综合也包括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因而它带有折衷主义的性质。历史现实迫使他们不能不肯定马克思主义，可是他们只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传统下，部分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费弗尔说：“任何一个历史家，即使从来没读过一句马克思著作……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思考和理解事实与例证。马克思表述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藏的一部分“。[15]布罗德尔说：“在重视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我相信我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牢靠的成就。” [16]但是，年鉴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譬如说，在历史解释方面，年鉴派的第一代重视社会心理的动机（即根据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的“集体意识” 学说）远远超过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笫三代的拉杜里明白地说道：“我们必须探索整体历史的动力，这种探索首先在经济中，在社会关系中多在更深的层次上则在生物现象中，而比在阶级斗争中要好得多”。[17]
其次，年鉴派模式的出现符合当代整个科学发展的方向。上一世纪科学主要向分化发展，在本世纪，整体主义( Holism）或综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年鉴派使历史科学向整体化前进，提出了“整体历史”和“历史综合”的口号，并把本世纪新兴的科学(如社会人类学、计量经济学、历史人口学、社会心理学、与电子计算机技术有关的某些数学的分支、甚至气象学等等）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大全”或“整体”。年鉴派是它的时代的产物，所以它成为取代旧的历史模式的史学“革命” 。
对两种史学模式的评价
我们已把西方史学在最近两个世纪的发展趋势概括到两个模式之中，以便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历史科学时有所借鉴。为此目的，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两个模式作出马克想主义的评价。
在这里，因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从原则上提出几个重点，以待进一步研究。
第一，我们评价的总的原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所作的历史理性的批判：一方面批判了经验主义的史学，另一方面批判了思辩的、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他们指出，只要从经验的、能力的生活过程出发，“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18]他们反对抽象的经验主义和思辩哲学，但是赞成真正的实证科学。他们说: “思辩终止的地方……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19]他们虽然反对思辩哲学，却肯定真正的理论思维（辩证思维）。恩格斯说“我们……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20]这也就是说，把经验的概括和理论思维（辩证思维）统一起来，就可得到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我们应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两大模式的主要得失。
第二，兰克式史学模式的运行过程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个过程就是依据史料批判以确定史实，从而客观地再现历史本来面目。总的说来，这个过程是符合实证科学原则的。恩格斯认为历史科学“必须从既有事实出发”，并从事实中发现内在联系，然后“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21]列宁说：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22]
但是，兰克式的史学从出发点到任务的完成之间缺少了最关键性的一环——即发现事件的内在联系或背后的本质；这一环节的缺少就使历史成为僵死的事实搜集或“趣闻轶事的搜集”，[23]这就不能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曾经批判庸俗的经济学家们的纯粹经验主义：这些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而把事物的现象“当做最终的东西”。[24]显然，历史学也只有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揭示历史的因果关系和客观规律，才能准确地再现历史的真实过程。其次，兰克式模式的又一缺点是忽视了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而要求事实上做不到的“消灭自我”。一方面因为历史对象是一个矛盾的整体，在相当长的时期以阶级对立形式而存在，这一特点使历史文献资料、历史认识主体和历史编纂学都具有阶级性（党性）。另一方面，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不可能被当时的文献百分之百地记载下来，这就需要历史家作出“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导的结论。” [25]这两方面的情况使历史知识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成份。但是这完全不同于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所认为的那样：历史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或“历史是历史家的经验”〈英国历史家奥克绍特语）。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认识中的这种相对性“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26]
第三，年鉴派史学模式对理论思维、历史综合和“整体历史”的重视，是完全正确的。恩格斯指出，要把“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依据内在联系加以整理，使之成为科学，必须依靠“理论思维”。[27]年鉴派主张历史理论化，认为“过去”本身不能成为历史科学的对象，这正符合历史科学化的要求。不过，年鉴派史学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的，马思主义史学的思维形式则要求辩证逻辑——辩证思维。恩格斯指出，辩证思维把人类社会“不看成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把社会结构和人的自觉活动联系起来而得出历史不断运动和前进的总体模式，结构的内部矛盾则是自我运动的动力。但是年鉴史学则把历史的深层结构看成是几乎静止的、不断重复的人和自然的对话，这是非辩证的。其次，年鉴派的历史解释是多元论的，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对历史现象作多因素的解释。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但是，这些因素“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28]年鉴派也使用社会经济的分析方法，但不是彻底的，并与社会心理分析（如布洛克等）或地理决定论(如布罗德尔）结合起来，因而使他们的历史观成为折衷主义的。
总而言之，兰克模式重视史料批判、忠于史实的要求是历史科学的起点，没有它，历史就成为虚构。刘知几说：“君子以博学多识为工，良史以直书实录为贵”，这是古今中外的史学的优秀传统。年鉴派模式主张多向度的、多层次的、跨学科的综合史学，强调历史的社会职能为现实服务，力求利用新兴的科学成就，从而扩大了历史学领域，增强了科学的历史认识的可能性。这条历史探索的路线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的。
注释：
[1]参看斯托扬诺维奇,《法国的史学万法：“年鉴派”模式》，美国伊大卡1977年版，第25一30页。
[2]兰克的这两段话引自斯腾编：《丰富多彩的史学一从伏尔泰到现在》(The Varieties Of History——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纽约1972年版，弟55一57页。
[3]斯腾编《丰富多彩的交学一一从伏尔泰到现在》，第60页。
[4]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0一231页。
[5]布罗德尔：《论历史》，英译本（F. Braudel, on Hisrory, tr, .by g.Mathew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6一77页
[6]布罗德尔:《论历史》，第69页。
[7]拉杜里:《历史家的心灵和方法》，英译本(The Mind end Method Of The Historian），芝加哥大学版社 1981年版，第5页。
[8]拉杜里:《历史家的领域》，英译本(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9][12]布罗德尔《《论历史》，第67、10页·
[10]费弗尔《历史的地理学的人门·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伦敦1932年版，第368页。
[11]布洛克:《历史的手艺》(The Historian's craft），曼彻斯特1954年版，第2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3——514页。
[14]布罗德尔：《论历史》，第6页
[15]费弗尔：《技术、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年鉴》1953年版，第621页。
[16]转引自托波尔斯基的《历史方法论》，英译本(Topoleki, Methodology Of History）·波士顿》,第163页。
[17]拉杜里:《历史家的心灵和方法》，第8页。
[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一216页。
[21]《马克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469、470页。
[22]《列宁选集》第1卷，笫30页。
[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3页，马克思对兰克的评语。
[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
[26]《列宁选集》第2卷，第136页。
[2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46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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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1986年第10期
材料整理/张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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