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 || 石晓军：先师胡锡年教授旧译《日本近代史》再版序

【往來齋瑣語】
       最近一位朋友向我推薦圖文編輯軟件「美篇」，說是很好用，圖片文字容量很大。遂想一試。
       剛好這一段時間因電影《無問西東》上映，淸華大學及西南聯大再度成為話題，由此也讓我再次想起三十多年前讀碩士時的恩師胡錫年教授來。作為錢鍾書先生（1934年畢業）、季羨林先生（1936年畢業）的學弟，錫年師於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並於1938年畢業於昆明，堪稱是西南聯大的第一期畢業生。
       兩年前，某出版社凖備再版錫年師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譯述《日本近代史》，囑我作序。當時要得很急，說是馬上就要出版。但我按期將序文寄過去以後，卻宛如泥牛入海。後來聽說是因為要送有關部門審查，而審批一直未下來的縁故⋯⋯。
       鑒於是書出版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抑或已無問世之可能），加之考慮到八十年前的1938年2月先師之母校西南聯大在昆明掛牌，四十年前的1978年2月我則有幸跨入大學校門等因素，於是遂決定借着體驗「美篇」軟件編輯功能的機會，將兩年前寫的這篇拙序貼在下面，同時輔之以若干圖版，供關心此書此事此人的朋友們笑覽，並藉此略表學生對恩師的緬懷之情。

（2018年2月 戊戌年春節前五日謹識於往來齋）

胡锡年教授译《日本近代史》再版序
石晓军（姬路独协大学教授）

欣闻先师胡锡年教授旧译《日本近代史》一书即将重新排印出版，十分高兴。是书1947年由上海的正中书局出版，其后在台湾虽曾多次重印再版，但在大陆却是时隔近七十年之后第一次，因而格外值得庆贺。受出版方嘱托，我在此谨向读者们介绍一下这部著作的背景等相关情况。

（一）本书的书名以及内容

首先，对这本书的书名稍加解释。当看到《日本近代史》这一书名时，读者第一反应可能马上联想到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及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然而翻开书一看，除了第一章〈绪论〉讲江户时代以前之外，从第二章到最后一章，说的全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事情。其原因何在？这一点涉及到日本历史的分期问题，这里稍微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关于日本历史的分期，学术界虽然有多种意见，但在日本比较流行的一种划分法是将武士登上历史舞台以前的历史称之为"古代"（亦有人称之为"上代"），即主要指平安时代（794-1192）以前的历史；把镰仓时代（1192-1333）至室町时代（1338-1573）这一段历史称之为"中世"；而将距离现在最近的江户时代（1603-1867）称之为"近世" （大多情况下"近世"还包括之前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活跃的时期）。在广义上，"近世"和"近代"又有着同样的含义，因而过去人们又常常把这一段历史也称作近代史。这就是本书书名当时叫做《日本近代史》之缘由。

 当然，若按照现在通行的分期标准来说，日本近代史主要指的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目前即使在日本也已经很少有人将江户时代的历史叫作"近代史"，而只是称作"近世史"。因而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个书名的确有容易引起误解之处，或许应该称作《日本近世史》或者直接叫作《日本江户时代史》更为妥帖，但是旧著重刊的铁则是保持原貌，从中我们亦可以感受到七十年前的时代特色，这一点请读者体察并理解。

本书主要讲江户时代，那么江户时代在日本史上有何重要性呢？一言以蔽之，可谓承前启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迅速地完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一连串重大转换，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独立的国家，并且跻身于欧美列强的行列。这些固然主要可以说是明治维新以后一系列改革的结果，但是同时大家也都明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若要追寻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必须回到之前的江户时代。这不仅是日本史学界，也是国际上研究日本史的学者们的一个共识。相信通过本书，各位读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对此有所感悟。

（二）原著者栗田元次教授

其次，我想介绍一下原著者以及原著的情况。关于这一方面，本书〈译序〉里已有所介绍，我这里仅就其未及之处略加补充。

本书原著者栗田元次先生（Kurita Mototsugu1890-1955）1890年11月3日出生于日本爱知县爱知郡（今名古屋市千种区），1914年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毕业后，旋即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篡所从事史料编纂工作，其后历任位于名古屋的第八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广岛文理科大学教授、第八高等学校校长、名古屋大学教授等职，1955年12月1日65岁时因病去世。

 栗田元次先生是日本大正时代至昭和时代中期日本著名史学家之一，尤其以江户时代史研究见长，相关论著尤其是其巨著《江户时代史》（内外书籍1939年初版，近藤出版社1976再版）至今仍是治江户时代者的必读论著，栗田也因此被日本史学界誉为江户时代研究第一人。并曾获得日本学术文化大奖"中日文化奖"。附言之，这里所说的"中日文化奖"与中国并无关系，而是由日本的著名新闻社"中日新闻社"于1948年设立的一个学术文化大奖。该奖每年颁奖一次，奖励那些在学术文化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或团体，2015年第68届大奖获得者中就包括前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名古屋大学天野浩教授，由此亦可见该奖之性质。1953年第六届"中日文化奖"栗田元次先生获奖时的颁奖词中明确写道，是因栗田先生"对于实证史学的贡献和对江户时代历史的杰出研究业绩"，这一评价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栗田元次先生在日本学术界的地位。

在栗田元次先生的有关日本通史的著作中，尤其以1926年至1928年间出版的《综合日本史概说》最为有名。该书由上下两册构成。其上册内容包括从远古到江户时代之前的安土桃山时代为止的漫长的时代，由三十九章构成（第1章至第39章）；而下册内容所叙述的只是江户时代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由十三章构成（下册接上册的排序，即第40章至第52章）。这套书出版以后曾多次重印，栗田还曾将其增订修改以《新修综合日本史概说》的书名重新再版（1943年），但上下两册所包含的时代范围并无变更。根据先师胡锡年教授的〈译序〉所述，本书正是译自于栗田的《综合日本史概说》的下册。前文提到，栗田元次先生以江户时代的研究而著称于世，因此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也可以说是栗田史学体系中最精华的一部分。

栗田元次先生专精于日本近世史的研究，除了前面提到的《江户时代史》以及《新井白石的文治政治》（石崎书店1952）等关于江户时代的研究专著之外，还著有《日本古版地图集成》（博多成象堂1932）、《奈良时代的特性》（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40）等专著以及大量的论文。同时他还是日本古代典籍、古地图蒐集整理研究方面的大家，1940年出版的《栗田文库善本书目》（中文馆书店）就收录了栗田自己所收藏的六百六十余种善本古籍。基于广博坚实的史学素养，在深入的专题研究基础之上，栗田元次先生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还陆续编著出版了《综合日本史概说》（中文馆书店 1926-1928）、《日本文化史解说》（明治图书1930）、《国史教育原论》（同文书院1930）、《国民综合日本史》（中文馆书店1932）、《新制综合日本史（初级）》（中文馆书店1933）、《综合日本史插图解说》（中文馆书店1934）、《青年学校国民日本史 本科卷5》（中文馆书店1935）、《综合国史研究》（同文书院1935-1936）、《女子综合日本史（高级）》（中文馆书店1936）、《历史性的研究：日本之特性》（贤文馆1937）、以及其去世后出版的《综合国史文献解题》（日本图书中心1982）等一系列面向一般读者群的日本通史著作。

（三）译者胡锡年教授

本书的译者胡锡年教授（1913-1996）生前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曾任中国日本史学会首届常务理事兼中日关系史分会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首届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等学术兼职。胡先生作为中国中日关系史以及日本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和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最早招收中日关系史专业研究生的两大导师之一。

我自1978年2月作为恢复高考以后的首届学生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开始，本科四年、硕士研究生三年、继而在历史系执教六年，在我离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之前，前后十几年间跟随胡先生学习与研究，尤其是从1982年初开始跟随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以后更是耳提面命，深受恩泽，当时每周数次在胡先生的书房面聆教诲的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跟随胡先生的十余年，是我的人生尤其是学术研究生涯里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奠定了我之后进一步深造以及研究的坚实基础，我也因之对胡先生的人生以及学问有了相当的了解。胡先生平素为人低调，其生平事迹很少为人所知。作为胡先生的学生，我想借此机会稍微多说几句，向读者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胡锡年教授。

胡锡年先生又名胡雪岩，作为浦漾胡氏长房的长男，1913年5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通元镇东南的浦漾村胡家场的胡氏老宅榆荫堂。虚岁八岁时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便被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著名商号"许泰隆"担任经理的叔父胡继瑗先生接到了海宁硖石生活读书，并因此与"许泰隆"的许舜华（1912-2006）、许国璋（1915-1994）姐弟结缘。在海宁期间胡先生先后就读于海宁第三小学、海宁诸桥蚕科职业学校，1929年又考入浙江著名的私立高中嘉兴秀州中学。从小学到中学，胡先生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发奋读书，在秀州中学期间，不仅国文和英文始终保持全优，并积极在校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同时还开始跟随来自韩国的两位同班同学自修朝语和日语，为其后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秀州中学毕业后遂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

1933年胡锡年先生进入浙江大学时，恰逢当时胡乔木先生（1912-1992）也离开清华大学来到浙大外文系插班学习，并在外文系组织阅读马列原著等读书会，胡锡年先生因为积极参与相关活动，1935年暑假与胡乔木等十几个同学一起，被浙江大学当局除名。在这种情况下，胡锡年先生遂在暑假期间悄悄去上海报考了其他大学，在开学之前先后收到了清华大学外文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等四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后在得到叔父的理解及和资助下，胡先生于1935年秋天北上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次年，胡先生自幼的朋友许国璋先生也考入了清华外文系。

 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胡先生除了与许国璋先生一样继续深入研习英语及英美文学之外，还针对时局的变化，为正确认识了解日本，开始大力加强日语学习，并且开始尝试翻译日文论著。其后1943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日本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的名著《中国学术文艺史讲话》就是胡先生在清华读书期间完成的译著之一。与此同时胡先生对日本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本书〈译序〉可知，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胡先生不仅阅读了大量日本史的日文原著，而且开始着手多方收集资料，计划"自立一个系统，写成五十万字左右的日本通史"，为此"颇费一点功夫做札记，编纲要"。由此可知，胡先生对于日本史的研究当始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时期。

 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南迁，胡先生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年是在昆明度过的。1938年10月西南联大毕业以后，胡先生从26岁到32岁之间数年间辗转于昆明、上海、重庆等地，活跃于新闻传媒界。先在昆明的今日评论社、朝报馆担任编辑，1940年初进入上海的《中美日报》担任翻译的同时，与许国璋先生的姐姐许舜华女士喜结连理。在这一期间胡先生还曾兼任过一段苏联塔斯社的英文翻译，1942年至1945年期间胡先生到重庆任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并同时兼任美国新闻处的翻译工作。繁忙的采访、编辑等记者生涯之余，胡先生一直坚持对日本史的研究，读者手头这本《日本近代史》实际上就是完成于在重庆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5年秋胡先生获得了去英国深造的机会，赴伦敦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攻读国际关系史以及外交史，一起学习的同学中还包括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教授的田汝康先生（1916-2006）等人。经过两年系统学习之后，1947年9月至1949年12月之间，胡先生再度成为中央通讯社伦敦分社的记者。在这一期间，胡先生作为一名国际新闻记者，敏锐地运用所学到的国际关系史的理论来观察分析活生生的国际政治现实，又根据实际的国际政治关系来反思国际关系史以及外交史的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强化了对于国际关系史的理解，为其后系统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从1938年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毕业到1949年之间，除了其间有两年时间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读研究生以外，有九年时间胡先生一直作为编辑或新闻记者活跃于新闻传媒界，曾经历过国共重庆谈判，采访过来华访问的尼赫鲁等重要政治人物，在伦敦任记者期间更是亲历了第十四届伦敦奥运会以及四十年代晚期一系列重大国际政治经济变动。以至于坊间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据说有人在文章中提到胡锡年先生是中国唯一采访过1919年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曾有不少人就此事求证于我，我想借此机会在此一并作答：巴黎和会时胡先生只有六岁，这种说法自然是误传。我估计其原因很可能是有人把胡锡年先生与《大公报》的创办人兼总编辑胡政之先生（1889-1949）弄混了，四川成都人胡政之先生1919年曾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过巴黎和会。两人都姓胡，又都曾经做过记者，以至于造成混淆。

 新中国建国以后，1950年初37岁的胡先生携妻子及一双子女乘船从伦敦出发，经由香港抵达天津港，然后从天津回到了北京。回国以后先是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了一年的理论学习，1951年9月出任兰州大学英文系副教授，1953年1月调入位于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其后直至去世为止一直在陕西师范大学从事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研究与教学。直至1984年12月在日本讲学期间突发脑溢血病到，才退出了教学研究第一线，1996年9月16日病逝于西安，享年83岁。

由上观之，除了求学阶段之外，胡先生一生大致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为界，之前的约十年间主要作为记者，主业是新闻传媒，历史研究只是副业；而其后的四十多年则作为大学的史学教授全力从事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教学工作。青年时代的记者经历使得胡先生在史学研究上对问题的观察及分析十分敏锐。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和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基础资料研究方面都普遍落后于日本史学界，在这种情况下，胡先生却围绕古代中世纪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先后在中外相关学术刊物上发表了《隋唐时代中日关系中的二三事》，《古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相互了解程度的比较》、《Recent Chinese Scholarship on Japan》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对于诸如古代日本对中国是否也存在文化影响的问题、日本遣唐留学僧的人数何以多于留学生人数等历来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纠正了不少旧说。这些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史学界的日本史研究最高水平的论著，受到了包括日本学术界在内的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一些见解和结论至今仍为学界沿用。

 此外，胡先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投身于日本史研究领域以来，就一直痛感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的落后，整体水平与日本史学界完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在学术上无法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因此胡先生意识到必须从基础做起，当务之急是必须首先将日本有代表性的论著翻译介绍给国人。这本《日本近代史》就是这一想法最初的实践之一，是书194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以后，对促进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以及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后，五十年代到陕西师大历史系任教以后，胡先生又翻译了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的《对华回忆录》，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出版的这部厚达五百多页的著作，为近代中日关系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进入六十年代以后，胡先生的研究重点转入近代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为了给中国学术界提供一本能代表日本最高水平的通史性著作，遂又着手翻译日本著名史学家木宫泰彦的巨著《日中文化交流史》。木宫泰彦此书集日本史学界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之大成，被视为这一领域的必读文献。胡先生在翻译时还针对原著中的一些问题，将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及心得以"译注"的形式加入全书中，做了许多勘误考辨工作。原定六十年代末出版的这部凝聚着胡先生巨大心血的译著，因文革十年浩劫，导致稿件部分遗失。最终这部长达七十多万字的著作直到1980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出版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部空前完备的重要参考书，受到了学术界的一直推崇，极大地推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内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上述一系列论著和译著使胡先生享誉学界，被视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尤其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

（四）中译本的特色以及再版重印情况

 如前所述，本书原著乃是日本江户时代史研究大家栗田元次教授为一般读者所写的读物，虽然以叙述史实为主，然专业水准很高，分量也适中。而且原著在语言表述方面也尽量注意到了通俗易懂，一些比较难解的学术用语以及表达形式相对较少。而胡先生的译著则更是在原著基础上锦上添花，虽说是七十多年前的文字，今天读起来却仍然是通晓畅达，江户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跃然于纸上。这一方面想必各位读者阅读本书之后自有体会，这里不再赘言。

另外，本书由十四章加一个附录构成，但正如〈译序〉中所提到的，第一章〈绪论〉部分其实是由译者胡先生撰写的，第二章〈江户幕府的成立〉实际上是才原著的第1章（如前所述，即总排序第40章）。在中译本第一章〈绪论〉中，胡先生通过〈日本民族的起源〉、〈上古时代的日本〉、〈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实行征兵制〉、〈政权落入武人之手〉五个小节，概述了从远古到江户时代之前的日本历史概略，使得读者籍此能对日本史全貌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此外卷末的附录〈江户时代日本天皇及年号简表〉以及每章之后的注释也是胡先生特意为中文读者阅读方便起见所增加的。上述这些都中译本的显著特色，相信读过本书的人，不仅对于江户时代，而且对于整个日本史都会留下一个清晰而且全面的印象。

 当然由于毕竟是七十年前的出版物，是书行文中偶尔也可见个别疏漏或鲁鱼之误，譬如〈绪论〉第一小节〈日本民族的起源〉最后一个段落之中的"准人"一词，乃是"隼人"之误；第二小节〈上古时代的日本〉提及汉光武帝所赐金印内容"汉委奴国王"时，则漏掉了最后的"王"字等。但瑕不掩瑜，无论是七十年前还是在今天，我以为此书都可称之为是有关日本江户时代最好的入门书之一。

本书于1947年5月由上海的正中书局出版，繁体竖排，25开，总279页。1949年正中书局迁到台湾以后，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台湾曾数次再版或重印，但是在大陆却再没有重新出版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书店出版社曾影印出版《民国丛书》第1至第5编，共收书1126种。但因其收书的宗旨明确规定将翻译作品排除在外，因而也未收入本书。此外据说2013年北京翰文典藏文化有限公司曾有影印本问世，但似乎并非重新排印再版，因此这次以简体字横排重新出版，应该是1947年以来的首次在大陆再版。

 以上介绍文字，若能对阅读本书的读者有所助益，则不胜荣幸。是为序。  

 2015年冬于日本白鹭城下往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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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石晓军老师美篇账号“往来斋”

责任编辑/曾亚辉

审核/周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