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彦震：胡风异物入中原 ——评《汉代外来文明研究》

作者简介：黄彦震，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研究方向：西北边疆民族史、中外交流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ZS068）

原载《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胡风异物入中原

——评《汉代外来文明研究》

黄彦震

汉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辉煌篇章，由“文景之治”发展到武帝而达极盛，北击匈奴，占领漠南与西域，南伐百越，统一西南、东南少数民族，东击卫氏朝鲜，占领辽东全境。“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也积极推动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最终形成。”[1]而在长期的两汉史教学与研究中，中外文化交流一直是薄弱环节，甚至在经典教材《秦汉史》[2]中，也仅是作为附录简单提及，没有在正文中作为论述部分。其中限于史料的多寡，自然无法与后世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成果相比，但是也可能是长久以来囤于史观的影响，未能够有所突破，而今恰有一部著作问世，填补了此项空白。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石云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于2017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11月25日在北京鼓楼西三联书店召开阅读分享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一、长安地域文化的新成果

古长安（今西安市）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在21世纪初率先提出“长安学”的学术概念，依托考古文献遗产资源，打造周秦汉唐研究高地，现已成为“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的闪光点，为当代中国树立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支撑和历史借鉴。文明的交流受到政治的影响很大，长安为西汉都城，东汉虽然将都城迁到洛阳，但是从西域传来之物大多先途经长安，故汉代外来文明在长安呈辐射状再传到全国各地。该书在全面掌握汉代考古和古今中外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综合研究汉代外来文明的传入过程和影响，动态地展现了汉代社会生活史，兼及汉朝的对外战争、民族关系、贸易往来，探讨文明的交流与政治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全书分为十章，分别从动物，植物，器物，毛皮与纺织品，香料、医药与医术，珠宝，人工饰珠，佛教，艺术，诗赋十个方面展开研究，总字数虽达到75.8万字，但是结构清晰并不感觉冗长。

石云涛教授潜心研究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史多年，在这一方向已出版了多本著作，形成了明确而系统的研究领域。《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学苑出版社2003年）对从史前到两汉时期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进行探索。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系统阐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状况，突破前人的看法，全书提出并佐证了“此时期中西交通和交流从未停止过，三至六世纪是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3]这一新观点。《丝绸之路的起源》（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纳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十二五”国家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得到学界关注[4]，并提出了丝绸之路的起点应分为空间起点和历史起点。“空间起点随着时代变迁会有转移，历史起点则只能有一个，任何事情只能有一个开始。当有人提出思路起点只能有一个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历史起点，正像一个人不可能有多个出生时间。”[5]这样就从学理上解决了洛阳、西安、南阳、安阳和青岛对陆上丝绸之路即沙漠绿洲之路起点城市的争夺，也解决了泉州、宁波、杭州、广州、合浦、香港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拼抢。《文明的互动——汉唐间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论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同样纳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十二五”国家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得到学界关注[6]，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该书贯通文史，将文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对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等中国著名佛教景观进行考察，将学术研究应用于文化旅游产业，发挥了学术服务社会的功能。在长期探索和诸多著作出版的基础上，石云涛教授以长安为中心，围绕着薄弱的汉代外来文明进行专题立项，重点突破，终于打造出这一长安地域文化的新成果。所谈这些，不是要冲淡本文所评论的对象《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一书，而恰恰是从作者的学术背景和选题缘起的角度来开启对该书的解读。

二、全球史观视角的中国史尝试

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由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交往史观、全球史观组成，与前三种史观相比，严格说来全球史观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并不是一种史观。“全球史的基本出发点是，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跨国的联系、交流与互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7]全球史观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批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殖民地的命运后，各国需要在史观上摆脱“欧洲中心论”，超越民族国家或地区的阻隔，摆脱孤立的历史研究。全球史观并不能与唯物史观在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上抗衡，然后所倡导的精神却并不是相互抵触。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的第一原则。”[8]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要用系统的观点看待世界，用整体观认识问题，整体并不是简单的部分之总和。“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统一整体，整体性是系统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处理和解决系统问题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9]

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史研究中也很突出。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左”的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影响，使得人们过分关注于矛盾的斗争性，而忽略了矛盾的统一性。而矛盾双方既有统一性，又有斗争性，二者不可分割，对立统一。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是典型的以论代史、脱离考据研究范式的集中反映，其中不乏有学术贡献和史料梳理，但是围绕着“欧洲中心论”而展开的讨论，中国处在被动和从属的一方，在中外比较的过程中，过多地关注于差异，而对中外的交往交流研究得很不够。

全球史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大多应用在世界史研究，而在中国史研究中较少使用，这固然有这一方法来自于西方的缘故，也有国内长期将世界史和中国史分割进行教学研究，如今在行政上归属于两个一级学科分别发展的行政导向有关。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意义重大，任重道远。在此背景下，《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一书立足中国史本位，运用全球史方法进行局部研究，显得弥足珍贵。普遍联系，中西互动，在丝绸之路大规模开拓时期，汉代外来文明经过长期的交流渗透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此“外来”的含义是汉代疆域边境内外的族群，即包括胡族和外国，比如西域与中亚，由此可看出“汉代确是亚非欧三大洲地区性局部交流的关键时期”[10]。

全球史观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同时，也须反对自我中心主义，研治中国史，要避免“中国中心观”。该书在此方面可称客观，石云涛教授认为“西方学术和中国学术各有自己的长处和局限”，“我们不必去追求一定要超越西方学者，而应该思考如何发挥中国学术之长，在应该由中国学者作出判断的课题中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11]。这一原则体现在该书的详密考据辩证当中。

三、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

同人类学一样，史学研究也要正确对待异民族研究和本民族研究的差别，在区域研究中跳出地区的藩篱和学科的壁垒。该书涉及到动物、植物、器物、医药、香料、珠宝、毛皮、纺织品、佛教、艺术、文学等诸多知识，深入挖掘需要多学科背景做基础，难度很大。面对汗牛充栋的材料，如何处理、取舍、解读是摆在作者面前的一道难关。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一直是中国史学者的优长，研究中国史是在文献中做田野，只有深刻理解中国，才能在中国发现历史。通过考据的方法，该书在诸多领域指出了前人的失误，得出了新的结论，真正在应该作出判断的课题中发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

安石榴（即石榴）原产于波斯，后传入北非和欧洲。石榴树不是张骞通西域带回的，应为从中亚传入新疆，再至中原。中国文献典籍最早记载安石榴的是东汉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美国学者劳费尔提出石榴最初来中国的时间为三世纪后半叶，石云涛教授指出这是错误的，并用传统考据方法以证明。中国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汉代种植石榴的记载，如葛洪的《西京杂记》记载长安上林苑和骊山温泉宫种植石榴，李尤的《德阳殿赋》记载德阳之北种植石榴，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白马寺浮屠前也种植有石榴，品种优良。东汉蔡邕的《翠鸟诗》和曹植的《弃妇篇》也都提到了石榴。另外，考古材料也可证明。新疆尉犁县营盘15号墨山国墓发掘出石榴图案的锦袍。石云涛教授依据这些材料证明了石榴传入中国内地不会迟于三世纪后半叶。

胡麻（即油用型亚麻）是一种从丝绸之路上传入的植物。劳费尔否定陶弘景“胡麻本生大宛”的说法，得到了作者的肯定，但是作者又指出劳费尔的理由和论证方法不够科学。“胡麻本生大宛”不是陶弘景一家之言，而是中国传统说法。中国人不注重物种的原产地，只关注是从何地引入，其中体现出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模仿者与被模仿者之间存在一条天然的鸿沟，劳费尔毕竟不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没有长期的亲身感受，既不知道中国人之实用主义，也不懂得“胡”字的真正含义，把其仅仅理解为伊朗，这是不正确的。胡字应理解为“包括北方游牧民族、西域国家以及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12]。所以相对于中国来说，胡麻之来源地应泛指汉朝疆域中心之外，不确指是具体哪个国家或地区。劳费尔不能正确理解“胡”的含义，也有他的国家民族本位思想在作怪，如在论述胡桃的传入地时，他认为中国文献中记载的“羌胡”是羌人和胡人，即羌族和波斯，这是没有道理的。石云涛指出：“这种叫法跟粟特胡、波斯胡、天竺胡相似。”[13]已经很明显地说明了羌胡就是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另外，跟论证石榴的传入时间一样，劳费尔忽视了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东汉杜笃《边论》、东汉《神农本草经》等文献，也不可能注意到基层的考古报告，限于时代无法看到珍贵的《居延汉简》，汉学家的这种材料掌握的局限性正给了中国学者展示的机会。劳费尔的主观臆断，常常轻易否定中国史书的记载，如他将茉莉花和耶悉茗花混为一谈[14]，实为可笑。

限于篇幅，仅举以上两例证明石云涛教授深厚的材料积累和考据功夫，也可令中国青年学者不要盲目崇拜海外汉学家的成绩而忽视中国传统学问之路径。

总之，《汉代外来文明研究》是一部资料扎实、饶有趣味的汉代生活百科全书，弥补了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之不足。汉代外来物种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寓意，对中国人审美观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化中，狮子、犀牛、白象具有政治寓意，葡萄酒、石榴裙、翡翠、琥珀、玛瑙已成为历代文人歌咏的对象，琵琶、羌笛、杂技、魔术已经成为中国的艺术形式，

中国佛教已成为积极昂扬的人间佛教。中华文化走向博大精深，自然包括中华先民自身的创造，同时也不能忽略历代所吸收的外来文明。胡风异物兼容并包，盛世开放自信自强，也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

[参 考 文 献]

[1]李大龙：《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林剑鸣著：《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该书作为《中国断代史系列》，是中国古代史教材的经典之作。

[3]石云涛著：《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页。

[4]韩中华：《丝路起点研究的新视野——评石云涛<丝绸之路的起源>》，《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5]石云涛著：《丝绸之路的起源》，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6]张宜婷：《汉唐间丝绸之路与文明互动的图景——读石云涛<文明的互动：汉唐间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论稿>》，《中国文物报》，2015年7 月14日，第6版。

[7]刘新成、邹兆辰：《一个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刘新成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5年第10期。

[8]王伟光主编：《新大众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6页。

[9]王伟光主编：《新大众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25页。

[10]石云涛著：《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绪论，第5页。

[11]石云涛著：《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绪论，第7页。

[12]石云涛著：《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13]石云涛著：《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14]石云涛著：《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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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黄彦震

责任编辑/江炜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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