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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岳史著 || 温艳《民国时期陕西灾荒与社会》出版

唐潮杂志 2022-03-19

民国时期陕西灾荒与社会


温艳



“灾民苦,灾民苦,灾民苦楚向谁述?”20世纪前期,在自然与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陕西遭受了空前的灾荒,对陕西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从陕西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生态角度分析民国时期陕西灾荒的形成原因,并重点考察了灾荒之后陕西人口、农村经济以及城乡关系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探讨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种新型救灾团体的救灾活动及其互动;从区域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救灾制度现代转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民国时期陕西灾荒与社会》书影)

出版时间 2021年8月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自然灾害的生成机制:陕西自然和人文环境
第一节 自然环境
第二节 行政区划的变化
第三节 民初动荡不安的政局

第二章 无年不灾:灾害与灾情
第一节 民国之前陕西的灾荒
第二节 民国时期陕西灾荒情况
第三节 民国时期陕西的几次重大灾情
第四节 天灾何以成荒——兵匪与灾祸相乘

第三章 灾荒与人口变动
第一节 庞大的灾民数量
第二节 灾期人口变动
第三节 灾期家庭结构、各阶层比重变化
第四节 1928~1931年灾期人口死亡的考察
第五节 自然灾害移民问题
第六节 灾害对人口素质的影响

第四章 灾荒与农村经济变动、基层社会
第一节 农业歉收与减产
第二节 土地抛荒
第三节 地价降低与地权集中趋势
第四节 陕西省为解决土地问题而复兴农村的努力
第五节 灾荒与基层社会的失控

第五章 灾荒与城镇变迁
第一节 大量农村灾民流入城镇
第二节 灾荒与城镇商业
第三节 灾期城镇居民和灾民关系
第四节 城市市政设施的逐渐完善
第五节 灾荒与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
第六节 城市社会救济体系的逐步建立

第六章 救灾制度的构建:社会对灾荒的应对(之一)
第一节 中央救灾机构的演变
第二节 陕西地方政府救灾机构
第三节 赈务法律和规定
第四节 媒体对陕灾的关注与呼吁
第五节 资金筹集与分配

第七章 政府和民间团体的救济活动:社会对灾荒的应对(之二)
第一节 救命:实行急赈
第二节 积极组织工赈
第三节 蠲免灾民赋税
第四节 积极预防:植树与兴修水利

第八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救灾
第一节 灾荒赈济政策与机关
第二节 灾荒赈济的实施
第三节 义仓与备荒

参考文献



陕西位于中国西北部内陆,全省纵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承接中国东、西部,衔接西北和西南,是新亚欧大陆桥和中国西北、西南、华北、华中之间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国内邻接省区市数量最多的省份,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之便。陕西面积为20余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775万,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新时期西部开发的桥头堡。历史上,周、秦、汉、唐等王朝选取陕西关中建都,使陕西成为京畿重地,全国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隋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陕西的经济地位下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陕西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凸显,西安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而受到重视,抗战时期延安作为陕甘宁根据地的首府而备受关注。


陕西虽然战略地位重要,却自古以来饱受各种自然灾害的侵扰,远在公元前16世纪的殷商时代,就有“大旱七年,洛川竭”的记载。周、秦、汉代的“大旱”“丹江绝三日不流”“江河水少、溪谷水绝”等记载屡见不鲜。近代陕西灾荒的频次和烈度都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特别是大旱频繁,如1877~1878年(丁戊奇荒)、1892年、1900年(庚子大饥)、1921年(辛酉大旱)、1929年(民国十八年年馑)、1941年等,均为大旱灾年。其中1928~1931年大旱,全省无县不灾,连续三年六料无收,饿死300余万人,逃亡、死亡人口占到全省人口近一半,举世震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多年间,严重干旱也时有发生。其中,1959~1962年连续三年大旱,以1960年成灾面积最大,占播种面积的37.7%;1966~1973年持续8年发生伏旱。进入20世纪80年代,干旱仍时有发生,1985~1986年渭南地区严重干旱,受灾面积占全区耕地面积的80%以上。这些灾情,对陕西社会经济影响深远,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笔者以“民国时期陕西灾荒与社会”为选题,基于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就区域灾荒史而言,关于清代之前的陕西灾荒,已有学者关注并有较多成果面世,而关于民国时期的系统研究并不多。民国时期陕西灾荒不仅频繁且严重,更主要的是,此一时期,中国灾害的救治水平,包括救灾理念、救灾措施等都有了很大进步,救灾主体多样化。灾荒史专家夏明方先生认为,民国时期是中国救灾制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最关键时期。救灾水平的变化,在各灾区是如何体现的?陕西是民国时期两次最严重旱灾(1920年、1928~1931年)的主灾区,是否能够从陕西的灾荒救治中寻找到这种变的特征?希望通过对区域灾荒史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拓宽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研究视域。


选择本课题还缘于本人对灾害史的浓厚兴趣。笔者在攻读硕士学位阶段就开始接触、关注灾荒史,既关注历史上的灾害,也关注现实中的灾祸。十余年来以民国时期西北灾荒为主题做了一系列的探讨,并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平台。然而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西北五省虽然作为一个所谓的地理单元,在文化、经济等方面有一定的关联和贴合度,但是各省差异很大,特别是陕西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导致成灾因素、对灾害的关注度和救灾的成效等方面千差万别。因此笔者考虑还是先对民国时期陕西的灾荒以及与社会经济相关的问题做一细致考察,然后对其他区域进行系统考察。


2020年初,新冠病毒肆虐全球,造成大量失业,给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世界政治格局也会产生深远影响。一个个无辜生命的逝去更是触动笔者的灵魂,这些灾祸是否可以减少或者不再出现?随着社会的发展,灾荒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发生变化,人为的灾祸和新出现的未知的病毒也渐进入灾害史研究者的视野。正是对灾害史学的兴趣和关注,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使命感,对家乡的热爱和深情,促使笔者多年来关注灾荒史研究的发展和学术交流情况,多方搜集资料,在大西北的视野下,继续对陕西的灾荒进行研究。


自然灾害不仅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与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关系甚巨。民国时期,陕西的政治生态较为复杂,战乱不断,财政困难,时而发生的灾荒和军阀的苛捐杂税,使得民生多艰。灾荒也考验着普通大众的伦理、道德。在救灾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使得救灾呈现多面化。李文海先生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本书以理清民国时期陕西灾害的基本情况为前提,研究灾害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期冀从另一个视角来解读民国时期的陕西社会。


饥荒、灾荒对中国人来讲似乎是越来越远的记忆,但是局部自然灾害、灾祸如同梦魇时时刻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它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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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温艳

责任编辑/曾亚辉

审核/傅亭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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