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 || 王元军：书法研究琐谈
书法研究琐谈
王元军
接到中国书协理论部同志寄来的信，让我谈谈书法研究的一些感想。粗略算来，从写书法论文到现在，也有二十多个年头了，虽然发表了一些论文，专著《汉代书刻文化研究》也获得了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一等奖，但是说实在的，让我感到满意的并不多。当然在书学研究过程中，自己也有一些甘苦和体会，也有一些追求，不妨在此说说，求教于同道，如此而已。
第一、创新意识。创新是一切学术的生命和灵魂，一切学术如果没有创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读书中发现问题，又在读书中不断思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进而通过论证， 解决一些新的学术问题，应该算是学术创新了。学术的不断进步，就是由于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或者对旧有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而来。研究的题目要选別人没有注意到的，或者是从新的角度对老问题的新的探讨，或者是对旧问题的重新阐释。比如，在读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时，觉得有些问题存在疑问：韩愈一生排斥佛老，为什么要给僧人髙闲写一个序？这篇序仅仅是谈书法的吗？序中韩愈对髙闲的态度到底是褒还是贬？原因何在？这些问题引导自己不断去翻检史料，发现，韩 愈“不喜书”，也不“善书”，这是一篇“意在书外”的文章，表面看来，是贬低高闲，实际上是借此排佛，借高闲书法鼓吹他的“不平则鸣”的文艺主张。通过不断地追问，才能得到 “新”的认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 就是因为不断地超越以前的认识。如果写文章只是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不仅仅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是浪费別人的时间，浪费社会资源。
第二、竭泽而渔。有了问题，需要用大量的材料来论证，这是每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必须面对并且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史料应该是“大史料”的理念，不能因为是研究书学问题就仅仅查阅书法的资料。正史的，笔记的，地理的，谱牒的，碑志的，等等，只要是文献都应该是关注的范畴。书法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它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宗教、文化等问题不是书画研究的参考，有时候还是研究的必须。研究书法问题除了纯粹的书法艺术的探讨之外， 其他与书法相关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大的视野。我在写一些汉代唐代论文时，经常要重新补课。比如唐代的官制，唐代的教育制度等等，因而不得不查看大量的史学、文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资料，否则眼界不宽，思路狭窄，很难发现较为重大的研究题目，也难有深度的科研成果。有时候为了一条材料到处请教师友，有时候为了一个版本问题奔波于各图书馆。如果创新问题是学术的生命，那么史料便是学术的基本而又可靠的保证，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作。读学术大师的著作尤其关注他们的史料来源，进而探求他们寻找史料的方法，从而更加明白了文献学、目录学在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和无可取代的地位，也理解了竭泽而渔在学术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今天， 电脑的普及以及学术资源的数据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查阅史料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省却了一页一页翻检史书的麻烦，但是过度依赖数据化检索解决不了一切问题。一些重要问题还必须依靠细读史料中才能发现，爬梳材料看起来是笨功夫， 但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学术大厦很难建立。“板凳要坐十年冷”， 方可“文章不写半句空”。检验一篇文章写得是不是成功、有建树，一个重要的参考是看他征引的史料，从征引的材料便能看出他学术追求，学术积累，学术水平。一句话，书法实践在悟得点画结构规律后，很快可以写一手好字，但是学术研究成果没有相当的积累是很难经得起別人的推敲的，这也是艺术和科学的差别吧。
第三、矢志不渝。书法研究与书法实践不同。写字，很容易在笔墨聚形的过程中体会到快感，感受到笔墨带来的愉悦。书法研究却要在大量的积累的基础上经过一丝不苟的勤奋劳动，甚至要忍受寂寞、枯燥、彷徨、失败的折磨，之后才有可能收获成功的喜悦。有时候一个问题，一篇有质量论文的写成可能需要数年乃至十数年的不断思考，真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所以，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准备，没有不计功利的决心，没有牺牲的精神，没有矢志不渝的斗志，是无法做真正的学问的，很难在书学研究上取得好的成绩。特别是在今天，诱惑多多，生活节奏加快，急功近利思想的蔓延，坐得住冷板凳需要很大的勇气。再加上书法研究远远比不上书法实践受人重视，甚至于在高校，书法学术应该被重视的地方，其状况也不容乐观，这就更需要立志做学术研究的人付出更多。
书法复兴，是中华文化地位日益显现的结果。书法复兴，除了继承前人的艺术成就，还需要研究者全面地重新科学地审视已有的理论与文献。需要更多的人关注并投入到非功利的书法研究中来。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这个学科的发展和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