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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回顾 | 第十二届西安史学新潮论坛第四分会场下午场会议纪要

唐潮杂志
2024-09-13

第十二届西安史学新潮论坛第四分会场

下午场会议纪要

6月12日下午,第十二届西安史学新潮论坛第四分会场下午场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汇楼C-204室召开。本场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尤雅琪同学主持,14时整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共有5位同学进行论文报告,与会的侯亚伟老师和于海兵老师分别对学生论文进行点评和建议,以下是会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位报告者是来自兰州大学的梁佳毅同学,论文主题为《地方冲突的媒体书写:晚清〈申报〉“闹漕”报道研究》。首先,梁佳毅同学介绍了关于“闹漕”的学术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道光、咸丰时间段发生的漕案,多局限于具体事件的观察,而忽视对于地区长时段民俗、民情的考察分析。其次,梁佳毅同学先行将文章结论展示出来:立宪派在国家全面转型的大背景下,借助新媒体扩大声威和影响力,反观清廷对舆论的控制却日渐有心无力。最后,梁佳毅同学讲述行文逻辑与各部分的内容,对社会主流舆论对漕案发生、过程以及解决与善后的报道进行梳理分析,强调1900年后相关报道出现与以往相比的新变化,尤其在1905年以后,《申报》逐渐成为立宪派重要的发声媒体,漕案因此成为立宪运动的“燃料”,在对新变化产生的探源中得出上述结论。

评议同学朱相龙同学认为梁佳毅同学将上海单独拿出来分析,可能存在不妥,应与放在江浙地区的范畴中一同考察。朱相龙同学还特别欣赏梁佳毅同学对于主题的把握和阐述,夸赞其史学功底扎实、资料搜集较为详细。

评议教师侯亚伟老师指出论文中一些可改进之处,报道漕案的记者群体也值得进行讨论;报纸媒体在当时的辐射范围有限,是否可以反映整体情况还有待商榷;齐一性史料的真实性问题需要进行考量;主副标题的使用须慎重,语言可再凝练。


第二位报告者是来自杭州师范大学的朱相龙同学,论文主题为《“疗身”与“疗灵”:晚清杭州广济麻风医院的福音医学》。首先,朱相龙同学介绍了一些重要背景资料,如天主教与新教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教路线、新教的医疗宣教与麻风救济等。其次,按照文章叙事顺序进行讲解,通过梅藤更进入广济麻风医院后着手创办的“麻风庇护所”与“麻风之家”来论述其福音在“疗身”与“疗灵”所发挥的功能。最后,朱相龙同学将视野扩展到整个19世纪西方福音医学的发展——“全球化”与“在地化”,认为福音医学传入中国缘于全球化,梅藤更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宣传西医的过程中剔除传统中国麻风隔离的“强制性”,转而给予病人身体上的疗养和精神上的劝慰。

评议同学梁佳毅同学从观点、语言、史料等方面对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新冠疫情的大环境下,本篇论文存在一定的人文关怀,对当下新冠患者的心理治愈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指出文章缺乏中文史料对广济麻风医院的介绍,或许可以挖掘相关中文史料,进而展开中西对比。此外,文章没有使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古典时代的疯狂史》相关论述,可能会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评议教师侯亚伟老师认为朱相龙同学对于汉文史料的关注度不高,仅局限于外文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上。文章中的表格可进行删减,用文字可以描述清楚的内容便不必要用表格呈现。侯老师不太赞同文章中天主教与新教“两种路线”的观点,认为实际并不存在“两种路线”,只有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之分。此外,侯老师还认为文章由于英文史料较多,导致翻译体的色彩较为明显。


侯亚伟老师在评议


第三位报告者是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朱有俊同学,论文主题为《清季民初启蒙者吴虞的复杂形象——以吴虞非儒思想的再解释为例》。首先,朱有俊同学讲述研究问题提出的原因及研究价值:前人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研究较少涉及吴虞,而且大多局限于吴虞在五四运动事件中的作用,忽略其启蒙者的角色,导致研究与历史本相存在一定距离。其次,朱有俊同学以行文逻辑为线索展开论述,在横向扩宽视野和纵向时间线索的基础上,由浅入深动态把握吴虞非儒思想的缘起与发展,进而剖析其非儒思想的多重面相、深层内涵,揭示其启蒙者形象。最后,朱有俊同学得出结论:吴虞从受人启蒙到启蒙旁人,再到被启蒙者抛弃,个人命运的曲折性折射出近代启蒙浪潮的剧烈递嬗。其非儒思想带有的过渡特点反映出危局下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时代特征。

评议同学王思蕊同学提出三方面的建议,一是结构上,文章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所占篇幅略长,如能结合主题有侧重地进行整理能够使文章结构更加简洁清楚;文章经常性地涉及前人研究成果,使行文略失紧凑,或许可以尝试将这些内容放置于脚注之处;第四、第五部分内容可尝试合并。二是写作思路上,文章着意提及了罗志田教授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增加一些背景性阐述会使内容更加充实。三是史料运用上,可补充日记等相关一手史料,从而增强论证的说服力。

评议教师于海兵老师在简单了解朱有俊同学的写作背景后,指出本科生论文写作需要将灵感沉淀,形成更加条理化、体系化的语言,而不要一股脑儿地挥洒激情。然而谈到具体方面时,于老师认为每部分不必要都使用主副标题,显得过于繁琐,并且赞同王思蕊同学上述在结构上的建议。最后于老师肯定朱有俊同学的选题价值,吴虞属于“熟悉的陌生人”,本科阶段对类似的人物进行研究是合适的,只是在具体阐述中没有区分戊戌启蒙和新文化启蒙,导致吴虞启蒙者想象的塑造不够鲜明突出。


第四位报告者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思蕊同学,论文题目为《清季废科举前后地方读书人的角色转换与身份困境——以〈张棡日记〉为例的考察》。首先,王思蕊同学对“废除科举制度影响”问题的学术史进行了回顾,并分析出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确定本文研究侧重。其次,王思蕊同学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包括清季浙江的科考状况,张棡的科举经历以及口岸乡村与新学新知的基本情况。再次,王思蕊同学对张棡寄身地方文教事业的耕耘与求索进行梳理,以废科举为界,前后两段时期张棡都对地方文教事业表现出极强的能动性,包括废科举前的阅读启蒙实践以及废科举侯的自主办学与学堂任教。再次,王思蕊同学深入挖掘张棡等传统读书人在整体制度变革与个体知识结构更新不同步的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身份困境,其间穿插张棡和刘大鹏两个个案对比研究。最后,王思蕊同学进行小结:读书人在经受外部挫折的同时也面临着内部的身份困境,这与近代西学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冲击和影响有关。遭受身份困境所带来的心灵困苦,影响着张棡等读书人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我们可从中窥见近代中国变与不变的图景。

评议同学王智莹同学认为王思蕊同学的论文层层递进、结构清晰,充分展现时间脉络下的空间阐释。以小见大,思考独到,同时对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以结构为导向的简单思维模式进行反思。王智莹同学也指出两个小瑕疵:一方面,注意到第四部分标题与主标题有重复之处,建议可以稍作调整;另一方面,绪论和结语的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很好地做到前后呼应。

评议教师于海兵老师直呼论文的内容、结构带给他不小的惊喜,能够在张棡这一“旧瓶”里装上“新酒”是值得表扬的。关于张棡方方面面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很深入,所以能够从其日记找到新的研究方向很不容易。但同时也指出,文章两条线索稍显冗繁、粗浅——时间线索方面,前后不连贯、略显割裂。结构线索方面亦不够充分,可以考虑以场域、惯习、阶层等层面展开论述。


第五位报告者是来自兰州大学的王智莹同学,论文主题为《社会教育与国民养成:清末民初〈少年丛书〉研究(1908-1919)》。首先,王智莹同学简要介绍了论文的摘要及基本情况,即通过对1908年至1919年间《少年丛书》传记读本的研究,结合清末民初特殊社会历史背景,窥探丛书出版背后的时代语境。其次,王智莹同学将史料来源略作列举,其中基础史料包括《少年丛书》全29册,其它史料有正史、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以及当时的报刊杂志、文史资料与档案。再次,王智莹同学按照论文主要框架结构展开阐述,从编者群体的身份、社会文化背景、体例与语言三方面阐释《丛书》形成之基础,继而着重笔墨研究《丛书》中“批评”部分,最终总结《丛书》塑造的“少年”形象之内涵。最后,王智莹同学向我们展示了研究结论与成果:《少年丛书》的出版与传播反映时代诉求,“少年”作为国家形象与国民形象的新符号,知识分子试图用少年精神来改造国民性。《丛书》中的内容借英雄人物传主的外衣宣扬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其中亦可看出中西文明的交流与碰撞。

评议同学朱有俊同学认为王智莹同学在研究过程中结合民国时期的教育救国热潮,充分体现现实关怀,还对论文的第三部分“梁氏文风”大加赞赏。同时,也指出论文当中的一些瑕疵:有些语言表达前后不一致(如“过渡时代”与“转型时代”),没有考虑到不同群体对国家观念认识上的差异等。

评议教师于海兵老师肯定了本文研究材料的价值以及将文风纳入研究范畴的做法。但于老师也指出,文章面面俱到,作为硕士论文来说可以展开论述,但作为一万字以内的小论文而言缺乏聚焦,此外第四部分关于《丛书》“批评”内容的研究不够深入等。于老师最后还给出建议,未来可以围绕各部分的同一性、内在联系思考这些内容何以汇编成《丛书》。


第四分会场下午场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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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李泽森、尤雅琪
责任编辑/王子烨
审核/胡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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